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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鸥:从执政大周期看十九大人事 2017-08-10 03:41:05

一,关于中共“执政大周期”的补充

 

笔者在上一文《中共正在形成新一个执政大周期》中,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继毛时代的建国周期和邓时代的发展周期后,中共又在形成新一个执政大周期。这个大周期以治理话语为意识形态,以完善国家治理能力为手段,以适应中国社会要求价值实现的普遍需求为指向,从治理合理性层面证明中共的政治合法性。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执政党,中共在制定国家大政方针时,必须得面面俱到。比如说,毛时代虽然以政治建构为中心内容,但也得兼顾经济发展,中国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邓时代虽然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内容,但也有政治制度方面的发展,比如说领导层退休制和代际政治的建立。同样的道理,在中共新的执政大周期中,国家治理能力的优化固然以满足社会价值实现这个最主要的社会需求变化为重点,但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也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对中共施政重点的分析,有时必须跳出宣传部门面面俱到的政策论述,而应该抓住其实质。这个实质就是,中共施政重点的确立,必须是以社会最主要的需求为指向,这是中共建政后执政基本成功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共如果不能灵活适应社会主要需求的变化,在每个执政大周期,中共就不能证明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就没有社会民意的支持。

以习总为核心的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所开创的执政大周期能否完整实现,也要看中共的执政重点能否适应这种社会需求的变化,这是最基本的前提。否则,不管习总的个人权威有多高,政治雄心有多大,都不能有效的凝聚党心民意,一切雄心壮志都将是空中楼阁。

以中共第一代核心毛泽东为例,在其执政晚期,由于其没有明察中国社会的主要需求已经发生变化,并把施政重点调整到符合这种社会需求上来,因此在其晚年,即使拥有帝王般的权威,并以“你办事,我放心”的方式明确指定了接班人,但这个接班人还是在其病故后一推就倒。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之所以能成功上台执政,就在于他们能觉察和适应社会主要需求的变化,从而在政治上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中共的人事安排原则

只要留心中共在近几届的人事安排结果,就可发现中共的人事安排原则实际上是有迹可循的。

在代际政治已形成制度,并稳定运行了近二十年的背景下,中共的高层人事尤其是最高层人事安排,有两个原则。

一是政治性原则,所谓“政治大局”,指的是人选是否有利于中共体制的稳固和大政方针的落实;二是技术性原则,主要是指人选的个人背景能否符合工作岗位的需要,比如身体年龄、性格能力、政治阅历、学历背景等。

在这两个人事安排原则中,政治性原则是第一位的,技术性原则往往服从于政治性原则。

先看政治性原则。笔者前文已经提到,十九大的最重要政治背景就是中共正在形成新的执政大周期,这就是一个政治大局,新的人选必须符合这个政治大局,这是第一个政治性原则,此处不再赘述,

第二个政治性原则是,人选必须有利于中共体制的巩固。中共体制的巩固,一是党内团结,二是体制优化。

党内团结对巩固中共体制的重要性无需多言,它是中共首要的政治伦理,或称之为“政治规矩”。一个一盘散沙的政党是没办法巩固自身体制的,中共能长久执政至今,首先在于其能够团结一致,至少对外团结一致。

中共体制自我巩固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体制优化。中共体制作为一个集权体制,相对于民主这样的分权体制,也不能避免集权体制固有的两大弊端,那就是接班人体制不稳定和官场腐败。

中共十四大,邓小平以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权威,为中共开创性的发展出了退休制度和代际政治,使中共和平有序的代际接班成为可能,中共接班人体制不稳定的弊端得到了很大的改进,这是个历史性的进步。

中共十八大后,第五代领导集体声势浩大的反贪腐行动,则从整治官场腐败方面来弥补集权体制的另一大弊端。当然反贪腐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前文提到的,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使中共的执政大周期能适应社会价值实现的需求。

因此,从政治性原则的角度。一方面,习总在已经确定一定的党内权威的情况下,从政治大局出发,经过党内协商后,可能会有打破一些原有人事规则,因为不打破一些原有规则,有可能会影响形成新的执政大周期这一政治大局。以习总目前的权威,预计有能力和意愿做到这一点。

但另一方面,习总还必须继续遵循大部分原有的人事规则,因为这些人事规则经过几届人事更替,被证明是成功的,比如领导层的代际更替。如果不遵循这些党内人事规则,意味着中共体制的重大倒退,很有可能造成党内分裂,导致体制不稳。习总目前的权威虽有,但还没达到无视党内原有人事规则的程度。

再看人事的技术性原则,首先就是人选的年龄,这就是外界所说的常委人选的“七上八下”的年龄限制。笔者认为,这个党内人事惯例虽然没有中共官方的公开证实,但确实是存在的,因为中共各级官员都有明确的退休年龄规定,不可能在最高层却没有限制,而且分析近三届以来的常委人选,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个惯例。

至于人选的其他个人背景,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在下文再具体分析。

 

三,中共十九大常委的可能人选

从以上十九大召开的政治大背景和中共的人事安排原则,结合第五代领导集体尤其是习总的意愿和权威,笔者预测,中共十九大可能的常委人选如下:

1,从政治性原则角度,有四人几乎可以确定入常

习、李、王三架马车的政治结构不会变。十八届常委中,以这三人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力最大,其他常委则各司其职,主要起到辅助作用。

这三架马车中,习总是核心,起把握和引领全局的作用,李在行政系统,王在党内监察系统,构成习总推行政治愿景的最得力助手。

在这三人中,习李二人继续留任没有悬念。前几年海外舆论大肆炒作习李不和,习要换李,笔者当时就指出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李若中途下台,意味着十八大的高层权力分配格局被颠覆,立即祸起萧墙,对中共体制的破坏性影响将是难以估量的,事实也证明这一传言是子虚乌有的荒唐炒作。

有争议的主要是王,因为按照常委“七上八下”的党内人事惯例,以王的年龄,王应该到点下岗。

但笔者认为,一方面,新一个执政大周期和弥补集权体制的贪腐弊端,这是中共两个政治大局。纪委书记作为“党鞭”,同时负责新筹划的“国家监察委”的试点,将起到影响全局的作用,习总需要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在此关键位置上予以助力,这一点党内无人能与王岐山相比。

另一方面,王以中纪委书记的身份,成为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贪腐的主要操盘手,取得了非凡的政治业绩,虽然积累了极高的政治声望,被民间昵称“老王”,但他有极高的政治自觉和政治智慧,在政治上从无越位之举,因此能够取得习总的信任。

可以这么说,王岐山是目前出任纪委书记的最佳人选。其最主要的障碍是年龄超过“七上八下”的党内惯例。但笔者认为,这个惯例属于人事安排的技术性原则,而非政治性原则。从政治大局出发,习总应该希望王继续留任,毕竟习想有所作为。以习总目前的权威,如能以“下不为例”来临时打破这一惯例,是能够取得党内共识的。

因此,笔者认为,十九大后,习续任总书记,李继续担任常委并续任总理,王续任纪委书记,三架马车的政治架构不变。

2,胡春华以接班人身份入常。这也是个政治大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共的接班体制是否稳定。这一点如果在本届党代会上遭到破坏,则意味着中共体制的重大倒退,党内和民间就有理由怀疑习总未来是否有恋栈不退的政治私利;中共的党内博弈将加剧,党内团结也无从谈起,习总的个人形象和政治权威将面临难以弥补的损害,对习总个人和中共体制的政治风险太大。

胡在十八大上以接班人姿态入常,也许确实非习之所愿。但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习总在个人权威受到党内外普遍认可后,即使二十大如期退位,仍然可以效仿当年邓的方式,通过执政一代、监政一代、指定一代的路径,来确保自己开创的执政大周期得以完整实现。所以,胡上位,并未越过习总的政治红线。

因此从现实政治角度,习总不会打破这一接班规则,胡入常应该没有悬念。

这里插一句,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突然去职而入常无望,只是打破十七大时习李双接班的规则,而非打破党内的接班规则。因为十七大的双接班体制目前看来只是个权宜之计,看不出有制度上的必要性。这一点,外界应予以理性区分。

如无意外,胡将以接班人身份入常,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并接任国家副主席,以积累资历和威望,为二十大接班作准备。

2,从技术性原则预测剩余三个常委的人选

七常委体制最关键的四个位置的人选,按政治性原则确定后。剩下三个位置,即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和常务副总理的接任人选,可能会更多的从技术性原则来考虑,即人选的身体年龄、性格能力、从政阅历、学历背景等个人因素。

首先来看人大主任的人选,这个位置十分考验该人选的政治意识。一方面,依法治国也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内容,所以最好有法学背景的专业人士去推进相关立法,比如说,由于政治原因而迟迟无法落实的《新闻法》,在新形势下,已十分紧迫;另一方面,立法又得符合党管立法的政治原则。

所以人大主任这个人选既要求有技术性的专业背景,又得有极佳的宏观政策把握能力,否则这个位置又得空耗时间,不利于中共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笔者认为,符合这个位置要求的人选,首推王沪宁。

一方面,王以学者身份从政,其专业能力毋庸置疑;另一方面,王多年以党内首席智囊身份参与大政方针的制定,其对宏观政治的把握能力,党内无出其右。且其担任过一届政治局委员和一届相当于政治局委员的书记处书记,党内资历不成问题。因此,王将是人大主任的最可能人选。

第二看政协主席的人选,政协是中共建政前统一战线在建政后的延续,其性质就是联络和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精英,使之能成为中共执政的助手,“参政议政”。

这个位置对个人魅力有所要求,最佳人选应该经验老到、擅于言辞、眼界开阔、思路灵活、善于沟通。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有两个人选最为合适,那就是韩正和李源潮。

韩正的从政经历基本上都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个人能力和形象能够适应这个位置的要求;李源朝则是胡总时代的得力干将,精明强干,官声民望都不错,十八大后,虽然有负面传闻流传于海外舆论,但是真假难辨,其最不利的因素还是在政治上,就是作为胡总的得力干将,在工作上与令计划交集较多,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因此,综合比较,还是韩正略微占优。

第三,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人选。这个人选最有可能是汪洋,汪洋曾是胡总时代的政治明星,当年曾与薄熙来有一时瑜亮之称,当过两届政治局委员。从技术性原则角度,汪洋此次入常的可能性极大,且由于其已担任过一届副总理,在经济管理方面经验丰富,能力出众,是常务副总理的最佳人选,“以资熟手”。

汪洋最大的问题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其年龄很敏感。因为汪到二十大时才刚满67岁,按照七上八下的惯例,其还可续任一届,这样不但跨届,更要跨代了。以汪洋的性格能力和上代常委的资历,届时第六代接班人将极难驾驭,不利于党内大局。因此,汪洋本次入常,恐怕还要跟“组织上”有所交代,那就是保证二十大时主动退位。此举也可算打破“惯例”之举,与王岐山的留任恰好互为对应关系。

因此,按照笔者的观察,十九大常委的最有可能人选是: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王沪宁、韩正、胡春华、汪洋。

 

四,结语

必须指出的是,笔者对十九大人事安排的预测,无任何高层内幕消息为依据。对中共高层,笔者也无任何的个人好恶。笔者所依据的只是长期以来观察中国政局所形成的一套观察方法和心得,虽然难免带有主观意识,但是基本上做到了以事论人的原则。

笔者经常会听到一种言论,那就是由于中共制度太不透明,因此中国政局是难以分析和预测的,应该说,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但是,中共体制纵然有进一步透明化的必要,却不代表其政局就是没法分析和预测的。因为中共作为执政党,其内部体制的变化信号,必须要以一定的方式向社会释放,否则就无法取得社会民众的配合,只不过这种信息的释放往往是模糊,零碎的,这就需要政局观察者长期的去关注和积累。所谓“留心处皆学问”,这是观察中共政局变化的最重要指南。

观察和分析中共政局的另一个重要指南是,不能把争权夺利、亲亲疏疏等一些庸俗眼光作为分析中国政局的主要依据,从而把中共政局庸俗化和故事化。

因为自中共执政以来,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伦理,那就是事情能够“摆上桌面”,这个能“摆上桌面”的事,必须能符合党内公认的政治传统和政治原则。从人性角度,高层官员也难免有争权夺利、亲亲疏疏之心,但如果违背这个政治伦理而“摆不上桌面”,那就起不到任何作用。

所以写此文,一是想借此来检阅笔者多年来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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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鸥:历史会如何评价刘晓波? 2017-07-16 00:52:05

要评价刘晓波,就得先评价《零八宪章》。

从价值理念的层面,《零八宪章》并无任何出彩之处,其追求的宪政、普选、三权分立等一系列政治主张,可以换算成一个热门词汇叫“普世价值”,这是中国思想界长期争论的一个话题。这场争议延续至今,在如何看待“普世价值”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者(右派)在与威权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统称为左派及新左派)的思想论战中,不管在学理层面还是在社会影响方面,都未占据上风。

也就是说,《零八宪章》所体现的价值理念,本身并未在中国社会取得共识,因此,其在中国追求建立符合这种价值理念的政治制度,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的普遍期待,是个未知数。不管自由主义者如何为之脸上抹光,都不能改变这个现实。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零八宪章》的传播被中国官方所压制,但是中国知识界普遍知晓这份文件的存在,如果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确实具有振聋发聩般的引领性作用,并符合中国社会的普遍期待,那么在其后的几年中,尽管刘晓波被捕,这份文件也不会被知识界和中国社会所普遍忽视。

从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层面,《零八宪章》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以何种手段实现宪章所设想的政治愿景。这一点,别说其他学派学者对此有异议,就是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毫无疑问,《零八宪章》是纯粹理性主义的政治建构设想,它根本没顾及到这种政治设想如何和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现实的衔接问题。

以经验主义的视角去分析,这是十分危险的,具备激进主义的思想特点,那就是纯粹的理性建构,缺乏社会经验的支持,并具有彻底性和不可调和性。比方说,以这份文件为衡量标准,别说当今中国,就是目前号称正宗民主国家的西方世界,即使政治制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实践中能完全达到这份文件所宣扬的价值标准的国家,恐怕也不多。

笔者在《零八宪章》发布时,曾对其序言部分作出过评论。笔者当时就认为,该序言部分把中国近代以来所产生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归结于“普世价值”的缺失和宪政民主制度的缺位,是典型的价值至上主义和制度决定论。因为它缺少另一个关键的视角,那就是激进主义对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政治发展的伤害。历史的看,从清末洋务运动到君主立宪到辛亥革命到国民党执政,一直到中共建政,它固然体现中国社会变革的制度短板,更体现激进主义不断战胜保守主义的历史过程,由此才有中国灾难性的近现代史。《零八宪章》号称具有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雄心,却看不到这一点,无疑是十分偏颇和短视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从现实政治的层面,《零八宪章》是一份政治纲领性文件,具有政治反对派的政策宣示作用,其联名签署的方式以及呼吁民众支持这种政治纲领的内容,都说明这份文件的发布,已经不是言论层面的思想探究,而是明显带有行动层面的政治意图,这一点是其签署者和支持者所无法否定的。

因此,刘晓波以此获罪,从普世价值的角度,对中共的各种指责都不无道理,却不能说刘“因言获罪”。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这种政治性宣言是很难区分言论和行动的界限的,只不过不同国家体制的容忍度有差异。而国家体制的不同是一个现实存在,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别忘了《零八宪章》发布时,前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余波未了,“阿拉伯之春”也正在酝酿之中,这些国家所面临的社会动荡,其背后都有类似的政治纲领性宣言在起作用。但后果呢?是这些国家普遍陷入无止休的政治动荡甚至战乱中。

换成中国,如果《零八宪章》确实起到了动员社会大众,并形成一呼百应的局面,那么现在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的中国?没有人能负责任的回答这个问题,包括刘晓波本人。而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还是抱着一种理想图腾,而不顾现实限制,无头无脑的去实践这种带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政治前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那就不是刘晓波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剧了,《零八宪章》历数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乱象根源,恰恰是这种悲剧造成的。

据说一个六四事件,已经让刘晓波的下半生几乎都在忏悔中渡过,由此才有其人性的升华和人格的完善,才有其目前这种“殉道者”的道德形象。如果《零八宪章》在中国社会引起一场远超六四事件的社会动荡,甚至引发国家和民族的又一场灾难,作为这份文件的执笔者,那时将变成引领这场运动的政治领袖,刘晓波又该如何面对这一切?作为思想者的刘晓波可以追求思想和价值的纯粹性,但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的刘晓波,就得直面中国历史上暴烈的极端主义和血腥的建政传统。

如何评价刘晓波?作为个人的刘晓波,他也许是一个好人,许多人都被他的个人人格所折服,这应该是真实的;作为一个思想者的刘晓波,虽然在思想上有争议之处,但其不乏对中国现状的深刻洞察。其对中国社会和体制的批判,不无启发意义,并很有知行合一的思想者的风范。

但是,又该如何评价作为一个政治反对派的刘晓波呢?对一个政治人物,只能说,以不同的价值体系去评价他,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刘晓波作为一个政治异议者,要想在中国得到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不是取决于他的思想同道们可以理解的道义拔高,也不取决于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一如既往的想象,更不取决于他身上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光环,而是取决于将来中国会是一个怎样的中国。

这个未来中国到底是宪政民主体制下的中国,还是兼顾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性价值的中国,又或者是毫无改进的中国,一切都尚无定论。因为那时的中国,将是千千万万民众和国内国际各种势力从各种方向作用下的结果,这个结果有各种可能性,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中国的最佳结果是中国社会通过实践一点点积累出来,而最差结果就是,被一个或几个先知般的群体根据某种价值所设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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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贵爆料事件没有赢家 2017-06-28 05:02:32

记得郭文贵爆料初期,某位海外华文时政网站的负责人说过这么一段话,大意是,我们要为郭文贵这样受到中国政府指控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的发声平台,使他能够自由公开的为自己辩护。说实话,笔者起初也对此抱有很高的期待,期待这种方式能够拓展中国司法体系普遍缺失的程序正义的空间。

但是,事态的发展显然滑向这种美好初心的反面。当一个原本只是司法层面的公开自辩,被赋予反对政治这个更宏大目标后。一个内在的规律在起作用,那就是,中国的任何事情一旦扯上政治,总会扭曲其初始的本来意义。权谋、厚黑、算计、私利和谎言等中国政治的阴暗传统总是顽固地显现,放大人性的弱点,使一个个看似能够使中国社会一点点积累寸进之功的努力破功,成为满足民众庸俗需求和八卦口味的闹剧。

当郭文贵及其他相关方笨拙的拔高爆料事件的政治意义时,爆料原本最需要的真实性被置之脑后,谎言被为郭辩护的各类借口视为理所当然,爆料事件原本应有的道义正当性,已经随同郭文贵编织的一根根搅屎棒,被一起扔进了政治的粪坑。

郭文贵爆料事件是一出黑色幽默。几可断定,本事件不会有赢家。别忘了,民众的口味固然有低俗和猎奇的一面,但回归常识理性后,人们最希望看到的,还是事实的真相,它也许永远不会是全面的,但至少应该是合理的,经得起常识的评判。

郭文贵本人当然不会是赢家。爆料视频经常出现的毫宅、游艇等奢侈品的画面,以及其掩饰不住的对与高官交往的炫耀,成为其舌灿莲花高呼公平正义的讽刺性背景,并一次次加深观众对其财富来源的质疑,为其对自身的无罪辩护添加有罪的注脚。

海外参与炒作的华文媒体也不会是赢家。郭所爆之料,要么语焉不详,要么证据的可靠性漏洞百出,其低劣程度经不起一般逻辑的检视。但是,观众在这些“媒体”身上,看不到起码的质疑和核实。这种状况,只能让人作如下的判断:1,这类号称“媒体”的机构本身就不是媒体,因为他缺少媒体应有的追求事实的新闻伦理;2,此类“媒体”本身就是郭的同盟者,因为它缺少媒体应有的独立性和中立性;3,此类时政“媒体”缺乏对中国时政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成为郭文贵予取予求的工具。对比之下,美国之音在郭文贵爆料事件中的前后表现,十分意味深长,它意味着,在海外这个难得的自由舆论空间中,某些华文“媒体”是如何挥霍这种自由的。

海外的民运人士更不会是赢家。面对中共这么强大的对手,作为与之抗争的民间势力,海外民运优势是什么?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下,政府这个“必要的恶”的道义劣势是天然的,反过来说,民间异议人士的道义优势就是天生的。这种道义优势本来可以成为推动中国进步的重要力量,也可为他们自己保存对中国政局走向的仅有一点影响力,尽管这种影响力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们随着郭文贵的指挥而上蹿下跳时,当他们一次次为郭的谎言当补锅侠时,当他们公开声明“郭爆料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爆料起到的震撼中共政局的客观效果”时,他们主动陷进郭编织的政治幻想中不能自拔,既显示出自身对中国政治的无知,更显露出为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政客嘴脸。这种政客嘴脸是如此的丑陋,从而使他们身上仅有的面对中共的道义优势荡然无存。为什么海外民运会式微如此?是一个个类“郭文贵爆料事件”让他们自残,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可有可无的省略号。

中共也不会是赢家。尽管郭文贵所爆之料基本上是一派胡言,对中共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中共要反思的是,为何海外民众在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心理状态中,将这种无厘头闹剧弄得如此沸沸扬扬?它说明,中国官场存在普遍性的腐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并深深影响海外华人群体的认知。十八大后,尽管中共在反腐问题上作出了空前的努力,但是,在政治层面,由于制度性反腐的缺失,如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迟迟不见落实,民众开始对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运动心生疑虑,由此而削弱中共推进反腐措施的正当性;在司法层面,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中关于法制的理论和实践缺乏说服力,从而在与西方宪政体制中法治话语的较量中,屡屡败下阵来。郭文贵爆料中,关于徐明在狱中被当众掐死的说法,是多么的荒唐可笑,这样的漏洞居然被大部分海外民众所忽视,说明海外民众对中国司法体系是多么缺乏信心。

以上几方,不是赢家,但严格来说也不是输家。郭本来就处于中国政府的红通状态,那些热衷于政治爆料的海外华文媒体也本来就靠这个谋生,海外民运更本来就已经边缘化,而中共体制也本来就饱受质疑却依然稳固,说起来,这几方都是失无可失,虽然不是赢家,却也没什么实质性的损失。因为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声誉以及因为声誉而产生的道义担当始终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而一个政党,一种制度,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要想建立清明的政治生态,恰恰需要这样的人文环境,因为人心就是政治。

如果要说唯一的输家,那就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正在探索的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应是促进未来中国进步唯一的也是成本最小的途径。

中国体制的变革需要体制外的民众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参与,中共也在探索一种体制外的互动方式,比如中共正在建立的反腐的民间举报制度。但是郭文贵极其同盟者在海外证据牵强的爆料,以及对中共高层毫无底线的抹黑,无疑给这种官民互动方式蒙上一层深深的阴影。

它一方面加深体制对民间的疑虑,另一方面也在民间自身制造混乱:如果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的互动方式可能会如此丑陋和恶毒的话,那它对中国进步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将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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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多维了 2017-06-26 06:49:15

没原因。

原本也不想说,后来想,有老多维的朋友们想一起回的,大家一起回去热闹些。其他朋友有好去处的,也可推荐一下,多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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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万维编辑:万维有政治正确么? 2017-06-23 17:06:56


 

本人《围绕郭文贵的黑色幽默》没上导读,有网友“新天狱博”抱不平,说是因为文章不符合万维的“政治正确”,本人原来不以为意,是这样答复的:

这万维么,也就那么回事,但比起那些政治八卦网站,又要好上不小。万维小编水平水平不咋样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老夫脾气不好,很瞧不起万维那些所谓时政大博们的胡说八道,对小编也不怎么放在眼里,经常要去捏他们的马脚,挖苦他们,因此就这样了。谁在乎?跟万维的“政治正确”关系应该不大。

后来想想不对,这事事关重大,要问个清楚,因此问你们一个问题:万维有政治正确么?标准是什么,请回答。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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