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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先生的博客  
在中国工作21年无住房。到加拿大后,5年内买房。社会制度不同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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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我的国家起源理论 2017-10-15 12:28:43

如果哲学家搞不清楚国家是怎样起源的话,他们就无法建构一个可信的和立于不败之地的国家理论。没有这样的国家理论,就不会有正确的政治学理论,或许也不会有靠谱的社会学理论或文化理论。从古到今,西方很多哲学家都探索过国家起源,但是,他们的说法或理论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也没有一个是基本正确的,有的是荒谬的,有的是片面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很难期待那里的哲学家会推出完整和基本正确的国家理论或政治学理论。

有的哲学家认为,国家起源于战争。其实,强调军事领导人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足以证明国家起源于战争。2015年中国学术界曾经举行一次国家起源学术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有中国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中国的国家起源于战争。认为黄帝和炎帝的时代战争频繁,是导致形成国家的原因。他们只是重复了康德很多年前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站不住脚。原始社会里经常发生战争。在北美洲,易洛魁人与休伦人就长期战争,但是,看不到有形成国家的迹象。

有的哲学家认为,国家起源于征服。一个武装群体征服一个地区以后,建立政权,于是形成国家。这是很多人的看法,包括英国哲学家休膜。也有一些哲学家表示接受这个观点,但是,没有更多意见,如赫尔德等。但是,我们也能找到很多个案说明国家并非起因于征服。圣经里说到,摩西率领希伯来人出埃及,到巴勒斯坦。然后,摩西以上帝的名义立法,建立希伯来人的国家。人们无法用战争论来解释当时的国家起源。后来的意大利、德国等国的形成也不能用战争来解释。美国的形成,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非洲国家的形成都无法用战争论来解释。

有的哲学家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如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但是,正如休膜批判的,在国家形成的早期,人都是一些粗人,没有文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权利和义务,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契约,只有暴力征服。古代很多专制国家都不是因为签订了什么契约建立起来的。

有的哲学家或社会学家认为,国家起源于农业社会的水利工程。认为组织大型工程需要社会组织,于是出现管理者,建立政权。这个论点也不足信。本人看到过很多驳斥这个观点的书籍。那些书籍里都有一些见解。本人只要一条理由就能否认这个观点。如果人们发现有一个国家不是因为水利工程的建立的话,这个理论已不攻自破。中国古代战国时期有很多国家。哪个国家是因为水利工程而建立起来的?人们在不同时代都可能建立国家。如果有人在干旱地区建立国家,怎样来解释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冲突和阶级压迫更是疑问太多。他强调统治阶级在建立国家中的核心地位,忽略了人民大众在建立国家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只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相合作才能建立国家。阶级冲突严重的话只能导致国家解体,而不是形成国家。那个所谓的理论完全违背逻辑和常识。

以上那些理论互相冲突和互相否定,谁也说服不了谁。

只有本人创立的国家起源于语言的理论能够完整和正确地解释国家起源。不管世界上的那个地方的国家,不管是古代国家还是中世纪国家还是现代国家,不管是城邦国家、还是封建国家或帝国或民族国家,本人的理论都能合理解释其起源。而且前人发表的有关国家起源的看法中只要有可取之处,都能间接证明本人提出的理论。所以,人们无法质疑本人的国家起源理论。只要根据逻辑判断,就可以知道人们很难否定本人的这个理论。

但是,奇怪的是,学术界还在重复那些过去的哲学家的错误理论,对新的理论一无所知。那些学术界的人士看问题太肤浅,视域太小,虽然有人钻牛角尖,研究没有任何可观前景。中国的学术界更是孤陋寡闻。中国学术界的人写出来的作品都是一般作品,研究往往只证明常识。还有很多做皇帝新衣的人,混饭吃。他们将我这个创造理论的人排挤出去,自己霸占教职,却什么创造也没有。那些灵魂丑恶的人只会贬低别人,吹嘘自己。他们都不是勤奋的人,都是懒惰的人。掌权者欣赏这样的人。还有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到美国去读博士,当了教授,成为博导,什么理论都没有创造出来。只写过一本书,就是他们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国问题,最多也就是介绍情况。那些人也快退休了。嘴上硬,没有实质成就。不公平在学术界到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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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是个谬误 2017-10-10 11:58:12

被灌输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中国人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是对的。没有人想过这个说法是错的。列宁还有过一个精辟的解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我看来,这些说法是错的。尤其是列宁的那个说法,听起来好像很精辟,其实毫无根据。那么我又有什么理论能说明他们的理论或说法是错的呢?读者需要有一点耐心。

我自己写的书(Xing Yu, Language and State: an Inquiry into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First Revised Edition)于今年5月再版。我自己创造了一套政治理论,我对此很有信心。如果有读者读过我的书,他们一定会对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产生疑问。于是,在再版的时候,我在后记的部分增加了对马克思的政治理论的批判。其中,主要批判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马克思在其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里面说,由自然科学主导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影响着人们生活中的法律,政治、文化以及精神。例如,人们的财产权会有一个法律的表述。他基本上认为,人类的物质生产主导了社会的管理和人的精神构造。比如,国家的管理权总是掌握在在生产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手中。而人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受到特定生产关系的影响。人的精神生产也是其物质生产的反映。人们后来将其概括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认为,他的这个理论有结构性的问题。那么,我先从这个角度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如果人们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话,我也能论证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固然,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类先从事生产满足其物质需要,人类才考虑其社会的管理和其精神建构,但是,反过来说也一样成立。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一个民族的精神的高度决定了其社会发展的高度。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写过一本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出版后也成为经典。这本书论证信奉新教的地区的生产力发展优于信奉天主教的地区。欧洲北部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明显地好于欧洲南部地区。简而言之,可以认为,就是论证了人们的精神构造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韦伯了解马克思的理论,于是,他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互相影响。这样,这个解释就沦为二元论,成为一种循环论证。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有人追问到底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相反,恩格斯说互相影响,但是最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马恩在此已经陷入二元论证。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换一种角度来论证。也就是说,有时人们的思维会陷于一种互相否定的状态。这个时候,是人们的思维路径走错了。应该要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而不是继续争论哪个在先,哪个在后。

我个人认为,马克思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盲点。他自己不知道,所以,越弄越错。一个主要表现在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不周延,有漏洞。没有发现这个漏洞的时候会认为这个论断没错。发现这个漏洞的话,就只能修改这个论断,甚至放弃这个论断。那么,这个漏洞是什么?如果人们用历史事实来验证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的话,就发现问题。这个论点没有普世价值。换言之,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马克思在自己的那本书里说,如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会导致社会革命。这是他的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可惜,这个说法无法得到有效验证。马克思说到社会革命,人们很快会想到法国大革命。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距离法国革命不远。于是,人们觉得马克思的说法有道理,深刻,也有系统理论提供支持。但是,如果我们将眼光从欧洲移开而转向亚洲,我们会很快发现这个说法不对。比如在中国,经历过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但是,如果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常性处于矛盾之中的话,那也仅仅导致农民造反或起义,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革命。因此,至多可以说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有影响,但还没有到“决定”的程度。换言之,经济基础是一个影响因子,但可能不是唯一的影响因子。那么,为何在欧洲能爆发社会革命,除了法国革命以外,其实其他国家也曾经爆发革命,而在中国没有爆发革命?我个人的看法是,欧洲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一批启蒙主义思想家,这些人士鼓吹自由和平等,影响了这个社会。由于他们成功地说服了那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人民起而革命。在中国,没有出现那样的思想家。中国或许出了王阳明、顾炎武这样的思想家,但是,中国的思想家基本承袭孔孟学说或者道家学说,在追溯远一点,出现过儒家或法家思想家,但是,所有中国的思想家都致力于维护既有体制,没有人提出革命性的思想。所以,社会革命一定是在一种新的思想影响之下发生的。如果说社会革命推动历史进步,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人的思想的进步推动历史的进步,甚至能解放生产力。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但是,这样论述仍然会陷入二元论。因此,本人提出一个三元论述方法。

我在创立自己的社会理论的时候提出,人类在使用语言的情况下建立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三者合体成为国家。在这个国家内,政治、经济和文化互相影响,但各自有其独立性。政治与文化应该分开,而不是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均属于上层建筑。无需采用基础或上层建筑的说法,而只是说三个共同体互相影响和制约,并且合为一体。这三者的互动能说明为何人类社会有时会爆发社会革命。关键的一点是,政治与文化要分开。我自己的划分方法就是,人类的政治生活的背后都有一个语言通讯过程,这个语言通讯过程是一种政治语言通讯过程;人类的文化生活的背后都有一个语言通讯过程,这个语言通讯过程是一种社会语言通讯过程。社会语言通讯的距离长于政治语言通讯的距离。当然,经济生活中也有一个语言通讯过程,这是一个个人/社会语言通讯过程,通讯的距离最短。在人类社会的运行过程中,长期发挥作用的是文化。这种文化的运行和发展就是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过程。社会的正义、自由和平等最终取决于文化,而非政治。换言之,人类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政治生活是一种分配利益的过程,如果既要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能够保证社会的和谐和平等,最终取决于一种语言解决方案,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端赖于文化共同体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希望在于发展一种先进的文化。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在此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如果你有兴趣了解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怎样实现的,语言解决方案又是怎样的方案,你当然需要读我的书。在此方面,只有我一个人创立了一个理论。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人。

拷贝以下的链接可看到Google网站上登载本人的书籍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序言部分和第一章的一部分。该网站从出版商那里得到了这本书的电子版,即电子书,但是,因版权原因,不能全部登载,只登载一部分,做广告。序言部分就是简单说明国家是怎样起源的。在序言部分也批判了以前的哲学家关于国家起源的观点。以后正文解释人类是怎样在语言通讯过程中建设国家的。第一章的前面的部分说明原始人的部落的图腾是怎样被后来的人们的家庭的姓氏取而代之。也就是语言取代了符号。这是一个共同体内人的血缘关系(或亲属关系)瓦解的过程。当然,也是人们的语言通讯关系延伸的过程。人的语言通讯的结构就是文明社会的体制。各种语言解决方案就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工程的施工图。西方人提出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主张,但是,人们基本上看不到他们的一个整体的表述,因此,人们也无法从一个原初的基点来系统地论述他们的那些成为价值观的诉求。因此,他们的论述大多也就是一些经验性的描述,而非真正的理论。语言学的介入是建构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系统理论的关键一步。它使人们建构一个有关文明进步的总体理论成为可能。学术界的人士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我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https://books.google.ca/books?id=OW7MDgAAQBAJ&printsec=frontcover&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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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议人类社会进步法则——我的探索 2017-09-15 10:20:57

如果人们无法知道人类社会是怎样进步的话,人们就不能确定哪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正确。在此情况下,国家的领导人也很难制订自己国家发展的蓝图。如果制订了这个蓝图,并且走有关的道路,最后可能迷失方向,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人再说有道路自信的话也一定底气不足。

那么,人类社会是怎样进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马上又会想到:什么是进步或社会进步?为了不在这个定义上纠缠,我只能化繁就简,认为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提高,社会中公平与正义是主流,并且文化繁荣就体现一种进步。所谓进步,就是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并且文化事业不断推进。现在,我们再简化一步,如果认为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公平与正义也会相应提高,而且文化事业也一定发展,我们就简单地说,只要社会生产力水平能够不断提高,就意味着社会进步。于是,我们就追问:什么样的方式最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

过去,马克思在提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说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要相互适应,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他的这个观点有一定价值,但是,他提出改变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论述还是不能说服人。他和恩格斯说,一切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的目的是要改进生产关系,从而解放生产力。但是,我认为,他提出的改变人与人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的观点并不能解放生产力。他认为,雇佣劳动者当了主人翁以后就会积极劳动,就会创造巨大社会财富。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了资本家,工人还是雇佣劳动者。国家当了资本家。国家的经营并不比资本家经营更有效率。工人也没有表现出格外突出的生产劳动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效率甚至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并没有解放生产力。

那么,怎样解放生产力?首先要看生产方式。马克思讲过很多生产方式,包括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是,不管他怎样论述,他的思路总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就如同他说的,生产关系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我认为,他的这个思路走偏了。重要的不是改变人与人的生产关系,而是提高人类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人类的思想家提出各种各样的生产关系都不能提高人类的生产劳动积极性的话,就无法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社会就不能进步。那么,如果我们承认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史上的确发生了社会进步,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进步?个人认为,用一种非常粗略的概括来说,人类社会五千年仅仅实现了一个进步:就是用市场竞争方式生产财富替代了用抢劫的方式获取财富。

也就是说,在人类文明社会的五千年中,人类长期以来的生产方式是掠夺,就是靠抢劫别人的财富为生。在历时最久的封建时代,经常会有一伙人拿着刀,骑着马,杀将过来,霸占一个地方,然后命令当地百姓交保护费。以后逐渐出现国家。有人认为,国家最初的时候就是一个黑社会。但这样论述国家起源是不对的。本人在此暂且按下不表。我只是说,人类社会里,长期以来,抢劫就是一种生产方式。马克思论述其理论时忽略了这种现象,导致了他的重大误判。这里,我们也先放下不说。但是,我们的视角肯定与他的论述不同。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五千年的演化过程中,不管是采用奴隶制或封建制或共产制生产方式,本质上都是抢劫的生产方式。怎么生产?就是先用武力夺取政权,然后用武力强制攫取社会财富。在封建社会里,武装团伙先用武力控制百姓,然后将社会的财产划归为自己所有。那时,最主要的财产是土地。掌权者会将土地划为条块,分配给自己的亲属或仆人。掌权者成为领主,获得土地的人成为封臣。然后,这些封臣继续将自己获得的土地划为条块,再分封给自己的封臣,于是形成封建制。根据英国历史学家Paul Vinogradoff1905年出版的一本书的描写,中世纪英国的土地最终归属于国王一人。国王是一个国家的巨无霸地主。在中国古代,也一样,有一句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由于社会上有人抢劫,没有人愿意生产劳动。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直接写到,生产者担心自己今天生产的劳动成果会在明天被人抢走,他就不敢生产。这说明,抢劫的生产方式严重挫伤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当然,人们还是能做一些小生意。比如,在中国东汉时期,关云长可以卖豆腐;在北宋时期,武大郎可以卖烧饼。封建主不会来抢人家养家糊口的一点小钱。但是,如果在封建时代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经营者富可敌国,肯定会有巨大风险。抢劫的生产方式是导致那个时代生产力无法提高的基本原因。换言之,专制主义是中国长期存在小农经济的原因。人们无法进行社会化大生产。中国无法自生资本主义。只有欧洲才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那么,为何抢劫的生产方式没有效率?抢劫实际上就是战争。一般而言,个人是无法通过抢劫谋生的。如果一个人天天抢劫,官府就会将他抓起来。但是,武装团伙的抢劫会使官府难以应付。也就是说,经常会有人组织军队,来实施抢劫。结果,战争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这就是很久以来人类的最主要生产方式。也就是说,人类在最初的时候如同动物,靠抢劫为生。用武力夺取政权,然后攫取财富。经常发生战争。战争的结果就是社会财富的所有权发生转移,但是,社会的总财富没有增加,甚至会减少。战争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经常导致社会财富减少。战争时,农田被毁坏,房屋被烧毁。还有很多珍贵文物毁于战火。例如,中国历史上就有项羽火烧阿房宫的传说。巍峨的皇家宫殿被付之一炬。在欧洲,如果你沿着莱茵河游览,你或许可以看见好多游览的名胜是一些断崖残壁的中世纪建筑。它们都是被战火摧毁的残迹。另外,战争经常导致一个社会的人口的大量减少,等于减少了劳动力。一句话,战争时,生灵涂炭。但是,自从17世纪,欧洲国家建立私人财产所有权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抢劫,改为市场竞争,人的毁灭性的冲动化为无形,而市场竞争则激发了人类的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奥地利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说,中世纪的时候人们建筑大量城堡,就是防止有人来抢劫。发展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以后,那些城堡都废弃不用了。有的地方,人们干脆拆除了那些城堡。

那么,市场经济是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水平的呢?我的看法是,一旦人们通过商品交换获取财富的话,他们就通过市场竞争获取财富。这样,人们一定要对社会做出贡献,否则就不可能获得财富。如果商人要赚钱,就一定要占领市场。占领市场就意味他出售了许多产品给消费者。他赚的钱就是他的贡献的回报。而且他生产的越多,假设没有市场饱和,他获得的财富就越多。那么,他就有生产的积极性。过去,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仑说,以前人们进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后来,企业家为了市场而生产,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用来自己消费的,而是贡献给市场。他们有追求地位和荣誉的需要,他们会互相攀比。他们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生产规模越来越大。正是这种市场竞争的方式激发了人类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以及创造力。社会才进步。相反,抢劫的方式会抑制人们生产的冲动。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缓慢?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惊人?我的看法是,专制主义抑制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市场竞争则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进而推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专制是一个民族的自残行为。专制主义是一个民族自残的理念。

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共产制。共产制的本质也是一种抢劫生产方式。例如,在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政。后来,在1957年开始公私合营,就是剥夺了民族资本家的财产。1958年,宣布建立人民公社,将原本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重新收归国有。这些举动其实就是抢劫。共产党一夜之间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资本家和中国唯一的一个巨无霸大地主。中国的工人成为共产党的雇佣劳动者;中国的农民成为共产党的佃农。不管人们怎样劳动,劳动果实被共产党拿去了,然后再分配。如果分配方案公平,我们无需指责它。但是,不知为什么共产党的分配方案其实从来都没有公平过。工作多的人吃亏,干的少的人占便宜。于是,很多人装病不上班。上班时则磨洋工。工作不出力。干好干坏一个样。有的人干脆躺倒不干了。这个生产方式严重挫伤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苏联东欧国家就是这样垮台的。中国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也快要崩溃了。用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的话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上台后,知道按照过去的方法管理中国已不能奏效。他希望采用另外一种方法。他首先想到,不能再被过去的教条式的理论束缚。于是,有人揣摩邓小平的意思,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陈云说,摸着石头过河。采用市场经济方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于这个局部调整,让抢劫的生产方式局部失效,才部分实现提高生产率的目标。

那么,市场经济为何有那么大的魔力?我是从人使用的语言与游戏规则的关系来说明这个问题的。我的解释是,人是使用语言的动物。一旦人使用语言,他们就会做出承诺,于是,他们签订契约。只要人类能签订契约,他们就能够制定游戏规则。只要所有人同意遵守这个游戏规则,人类就能够建立有序社会,改变过去的野蛮竞争方式,促使人们互相激励,互相学习,力争上游,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具体而言,人通过战争方式决定物质财富的分配的方式具有极大的破坏力。人们进行战争时,采用一切方法,只谋求获胜。就是两军对垒,楚河为界,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包括使用奸计。《孙子兵法》就是教唆人们如何掠夺的典籍。但是,一旦人们制定游戏规则后,通常都具有建设性。那个游戏规则往往规定只能用一种方式竞争,于是,人类的竞争就不再具有破坏力,而具有建设性。比如,人们下象棋对垒,虽然也模拟战争,但已变成一种智力竞赛。智力竞赛有助于提高人的系统思维能力,锻炼人的心智,陶冶情操。还有,人们制定比赛规则后,可以举行体育比赛。比赛能促进人们锻炼身体,提高人民体质。还有更多比赛,如诗歌比赛、跳舞比赛、钢琴比赛,朗诵比赛、作文比赛、知识竞赛、桥牌比赛、围棋比赛、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辩论赛、健美比赛、选美比赛、服装设计比赛、室内装潢设计比赛、建筑设计比赛等等。这些比赛都会促使人们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或技能。在经济领域里,人们也通过制订游戏规则来提高经济效益或利用社会资源。比如,出售乐透彩票,开放股票投资,进行项目招标或拍卖商品或艺术品等。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就是将通过战争产生国家领导人的方式改为选举方式。选举时,有选举规则。所有参加选举的候选人都在选举前承诺,如果对手获得的选票多,就承认对手拥有执政权。这种方式比通过战争选择领导人更加科学和合理,成本更低。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年代里,那些具有军事天才的领导人往往更加优秀。他们经常就是战略家,高瞻远瞩,从而指挥军队夺取政权。但是,他们不一定是治国理政的能手。有的人在马背上打仗行,但是,一旦从马上下来就不行了。例如,在中国,毛泽东是战略家,领导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但是,他并非是管理国家经济的能手。反而,刘少奇在这方面展示了才能。当国家的主要任务变为发展经济时,就是要解决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毛泽东被逐渐边缘化了。于是,毛泽东通过指责刘少奇走资并发动文化大革命才重新全面掌权。但是,在有选举制度的情况下,人民可以马上更换领导人。在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后,英国人民立刻用工党的艾德礼替换了打赢战争的保守党人丘吉尔。但是,在没有选举的情况下要更换领导人就难了。换言之,选举有规则。如果你不行,人民马上可以换掉你。而且更换领导人的成本很低。用战争方式更换国家领导人的代价高昂。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更换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的代价也不低。

关键是掌权者或政治家要愿意遵守一个规则。这是一个博弈规则。只要领导人或政治家愿意遵守这个规则,就会建立秩序。要专制也不可能了。中国北京的中央党校的教授们认为,共产党本来就代表人民,既然选举是选人民的代表,而共产党又是人民的天然代表,就可以不要选举了。他们提出一个无选举民主制的说法。他们不了解选举制。我认为,选举制度只是一种形式。只要人们能够采用一种低成本方式更换国家领导人的话,人们能避免专制。专制说到底就是用武力抢劫财富。如果不是用武力抢劫财富,人们就不会专制。选举制止了这样的武力抢劫财富的生产方式。如果武力抢劫生产方式不能实行了,人们就只能采取市场竞争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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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共产党人重视国体而非政体 2017-09-05 13:45:14

中国近代政治和社会历史演化的主轴是从封建帝制走向共和,但是,这个历史演化过程似乎没有走完。走到中途突然停顿下来。有时,似乎要往前走几步,其后,又倒退回去。从一个不太准确的意义上说,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演化仅仅是为了改变国家治理体制中的核心机构——政府——设立的结构,即政体。简而言之,就是将清末还留存的专制帝制改为共和民主制。似乎,要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还比较容易做到,改变这个政体却非常困难。从这个仅仅一百多年的短暂历史过程看,中国人民要走向共和民主的最有利的时候是清末民初那个时期。以后,历史老人关闭了那个机遇之窗。为何这样说?清末民初的时候,西学东渐,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思想曾经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一般多赞同实行共和和民主。他们都强烈地反对封建帝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成员都有这样的强烈愿望。不仅仅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还是在中国读过私塾的那些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子,当时都是一面倒地支持共和和民主,反对封建专制,特别是想终结帝制。五四时期人们喊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就是一个证明。清帝退位后,国民党内的不少中坚人物推崇议会民主制。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其实都在心底里强烈地主张共和与民主。那个时候,人们关心的最大国家政治就是建立议会民主制。

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段的后期出现的共产党人似乎并没有像当年的国民党人或民主人士那样更加强烈地反对帝制(尽管国民党内有人忘记了政体的重要性)。共产党人也出国留洋。比如,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人留学法国。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学到法国人的民主思想,反而学到了马列主义。他们不是在德国或俄国学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而是在法国学到了那些思想。就国家的政府的组织而言,马克思主义重视国体,而非政体。所谓国体,基本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独有的政治概念,指哪个阶级在国家内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重要的是国体,而非政体,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会就政体提供某种论述。但是,形式上有,实质上无。也就是说,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一个国家的宪法体制或政治制度的话,马克思主义先要问是何种国体。例如,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的时候,认为虽然当时的政府中有不少人是新闻记者或律师,马克思仍然认为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虽然马克思也谈到巴黎公社实行普选制,马克思自始至终关心哪个阶级掌权。所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人中的老一辈领导人不太重视建立国家的政体,而往往仅关心国体。而这些人又影响了他们的后代人。因此之故,现在的共产党接班人仍然重视一个国家的国体,而非政体。例如,如果有一个亿万富翁在一个大国当选总统,中国共产党人会马上指出这个人出身不好,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代表大资产阶级。他的阶级成分决定他不可能为工人阶级某福利。但是,在几乎没有国体概念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关心国家的宪政体制和政府制度的人通常关心政体,就是不关心国家领导人的阶级出生,而关心他是否合法当选。还关心国家的体制能否限制他手中的权力。人们还会关心司法系统是否能够独立运行。另外,中国的共产党人看待西方民主制度时,他们对西方的民主政体不屑一顾,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是形式上的民主,实质上的资产阶级专政。但是,西方人则不这样看。他们往往只专注政体。他们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主要看是否实行自由选举,人们是否有言论自由,是否司法独立等。

由于共产党人只关心国体,而无视政体,他们建立的国家的政体不断变动和变形。例如,在中国,有时是一个人独揽大权,有时是几个常委集体领导;有时有一个幕后的最高掌权者在操纵政府的运行(如邓小平实质掌权时期);有时,政府内部明显出现不规范的帮派互斗(如文革后期)。共产党领导人不太重视建立一个稳定的政体的必要性。他们没有通过细密的立法严格规定政体的运行和结构。所以,有的领导人当政时期,权力分散;有的领导人当政时期,又权力高度集中。他们不像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也不像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家那样对政体具有高度敏感性。这种情况给中国的政治发展留下一个隐患:如果有人想建立最高权力的终身制或世袭制,也可能不会受到强烈抵制。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世世代代都没有过去人们具有的那种共和民主思想,不重视政体建设。如果有人要重新设立帝制,或许也不会受到很多人的反对或抵制。也可能开历史倒车。朝鲜的政体演变就是一个例子。在某种意义上说,朝鲜的情况与中国类似。朝鲜人没有强烈的政体意识,如果领导机构进行宣传,人民也会拥护世袭制。在朝鲜,国家最高权力已传承二次,实现三代世袭。虽然那些领导人具有主席或最高领导人的头衔,他们其实是国王或皇帝,因为按照政体的学说,权力世袭就是一种封建专制形式,掌权者就是国王或皇帝。朝鲜人民衷心拥戴这样的国王或皇帝。为什么人们不抵制权力世袭这种过去时代的僵尸?人们没有强烈的政体意识。因此,人们也不理解西方的民主理念。在一种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人们一般认为,西方国家即使实行民主制也是资产阶级专政。人们只认所谓国体,而不认政体。国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而政体才是民主制的核心。由于马列主义的影响,由于共产党领导人根本无视政体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在某一个时候中国有人恢复封建帝制也有可能。走过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国还在原地踏步,倒退回去也有可能。因此,不摒弃国体的概念,不将政体的概念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话,中国人就永远也不会实现民主。看看朝鲜就知道,领导人实际上是国王,国家的名称还是所谓民主主义共和国。概念的倒悬犹如黑白颠倒。在中国也一样,明明是专制国家,还要挂一个民主国家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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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奴隶国 2017-08-03 23:43:45

本人1971年参加工作,在核工业部下属的一个巨型工厂当工人。1978年高考后去上大学,1982年又去读研究生。当时,我是带薪上大学。走出大学后当大学教师,一干13年。如果不算上大学的工龄,也总共工作20年。但是,却分配不到住房,一直居住在50年代建造的一个昏暗潮湿的集体宿舍里。我向系领导提出分配房屋,那个副系主任反而给我瞪眼睛,一脸的不肖。他这个人有套房居住,从来没有恻隐之心。但是,他有意给我脸色看,将房屋分配给比我年龄小十几岁的青年教师,不分配给我这个中年老教师。从这一点上,我就知道这个人心坏了。我们通过劳动,本应该有住房,但是,我们的劳动成果被那个公有制占有了,其实就是被那些掌权者占有了。掌权者愿意给谁就给谁。这个制度根本就不是按劳分配。根本就不是他们说的社会主义。一个劳动者长期劳动的果实就这样被别人无端占有了。这是什么制度?分明就是一种奴隶制度。不仅人没有自由,也无法保有自己的劳动果实。这是个极其黑暗的社会制度。不老实的人占有老实人的劳动果实。掌权者蹂躏无权者。不管这个国家经济上多么强盛,不管有多少大数据证明所谓崛起,这个国家永远是个侏儒,永远不会成为巨人!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国家不能做到社会公正,你是个黑暗的奴隶制地狱!不要奢谈什么生存权。正直老实人在中国无法容身。在中国只有强盗有生存权,统治者奉行强盗逻辑。不让人讲话,欺负那些弱小的人。你这个国家永远不光彩!你再有钱,也是占有老实人果实的强盗!你这个国家比过去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不知道黑暗多少倍!够了,你这个国家永远是无耻的小人!鄙视你们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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