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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先生的博客  
在中国工作21年无住房。到加拿大后,5年内买房。社会制度不同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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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为什么西方对中国“说三道四” 2019-09-16 21:59:15

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经常就中国发生的一些据称是侵犯人权的事情发表评论,要求中国注意尊重人权。西方人发表这样的看法针对的事情大多是宗教自由问题、言论自由问题或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中国政府总是非常气愤,说西方人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教训中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还认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我认为,中国当局的一个看法并不正确。当局认为,西方人针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发表批评意见出于政治动机。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所以,从制度之争的角度看待西方人的意见。有时,西方人发表的意见是善意的,当局也不这样看。久而久之,出于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西方人也越来越少。

西方政治家(可能也包括新闻工作者)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发表看法未必具有政治动机。他们也未必有什么长期战略要搞垮中国的社会主义专制制度。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专制制度崩溃了,他们会乐观其成,但是,他们未必就有什么计划要搞垮中国。 他们不认同中国的社会制度,更对中国的极权主义专制制度嗤之以鼻。但是,出于礼貌,他们一般也不会没事找事,来与中国当局过不去。但是,听见或看见中国侵犯人权和践踏人的尊严的时候,他们有时不得不站出来,对中国当局的所作所为提出尖锐的批评。我认为,那是出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心理反应。西方人接受了人权、自由和民主的观念。看见中国当局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时,他们会有心理反应。中国当局镇压人民的粗暴行径让西方人心里非常不舒服。那样的行为就是对他们的价值观的一种践踏,一种藐视,一种侮辱,一种冒犯。如果他们不站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是自我安慰说,反正我也没有看见或听见,他们自己的良心会受到谴责。他们珍视自己的价值观,他们要尊重自己的良心。这个时候,他们就冒险站出来批评中国政府。 他们明明知道这样做会冒很大风险。但是,他们义无反顾。

以前,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分别会见过来访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例如,若干年前挪威首相会见达赖喇嘛。中国对挪威实施经济制裁。挪威遭受经济损失。西方人出于道义而会见达赖喇嘛。他们并不认同中国政府的解释,而是认为西藏在1959年被中共武力占领。如果他们不对达赖喇嘛做出一点表示,他们自己的良心会受到谴责。 这就是一种高等文明对另一种低等文明作出的反应。反之,低等文明不会对高等文明作出这样的反应。以前曾经发生过在美国有人焚烧美国国旗的事件。政府机构提出公诉,而法院认为焚烧国旗无罪,是一种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中国人听说这件事情后,会感到不可思议。但不会产生多大的社会心理反应。但是,处在高等文明中的人会对低等文明中发生的冒犯其价值观的事情做出激烈反应。这就是一种文明冲突的现象。但是,在此背景下,西方人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作出一种社会心理反应,倒不是西方国家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战略要搞垮中国。 我知道我这样说可能会冒犯一些人。我希望不要谩骂。我只是写出我自己的一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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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的社会学理论 2019-09-11 12:07:06

谈谈我的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理论可以分为基础社会学理论和非基础社会学理论。所谓基础社会学理论,我的理解是,研究社会的形成的理论。只要了解社会是怎样形成的,人们大致了解社会会怎样组织和运行,这样也大致了解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归宿。非基础社会学理论就是研究社会的某个方面的学问,比如知识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等。有人称其为二级学科。只有基础社会学理论有可能对人类自己的社会的认识产生根本影响。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产生了三位古典社会学基础理论奠基人: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他们都是研究基础社会学理论的学者和开拓者。可以用一句话说明他们怎样解释人类社会的形成。

马克思认为,人类在组织生产劳动过程中形成社会。涂尔干认为,人们自发形成的生产劳动分工导致形成社会。韦伯认为,人类群体需要管理而形成社会。

他们都受到政治经济学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涂尔干可能也受到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的影响。韦伯也显然受到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的影响。

他们都是欧洲人。马克思和涂尔干都是犹太人。韦伯是德国人。当然,马克思也是德国人。涂尔干是法国人。

当然,历史上还有一些知名的法国社会学家,如圣西门和孔德。人们说,社会学起源于法国。但是,后续的德国社会学家也做出很大贡献。

我自己也提出一个独立的社会学理论。我的看法是,人类在使用语言和创造和利用媒介过程中形成社会。与以前的古典社会学家奠基人的观点不同,我避免了目的论。人们可能会提出问题。人们可能会问:使用语言和媒介如何形成社会?我的解释是,人类不管是从事物质生产劳动或精神生产劳动,他们都只能在语言和媒介的影响下达到自己的目的。人类在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既具有主动性,也具有被动性。人类使用语言和媒介,同时,语言和媒介也使用人。人类使用语言和媒介的过程就是社会形成的过程。人类通过语言和媒介塑造了自己的社会。

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都没有创造一套完整的社会学理论。马克思专精于人类的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但没有有关精神产品生产的系统理论。由于过分强调经济生活对人类管理活动和精神生活的影响,马克思没有成功地说明他所谓的“上层建筑”。涂尔干的理论是碎片化的作品。由于在他之前,斯密已经第一次系统解释市场交换条件下的劳动分工,他的劳动分工论的原创性都大打折扣。他对自杀的研究和原始人的宗教生活的研究都有其独特价值,但没有系统论述社会形成削弱了他的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力。韦伯有很多真知灼见。他对人类宗教对其经济生活的影响独树一帜。他创立合法性的概念并加以详细论述。他研究了官僚体系的科层制的发展和演化。但是,在论述经济与政治生活的相互关系方面,他的理论似乎并没有取得实质进步。

本人提出的语言和媒介的理论第一次展示全面论述人类社会形成的可能性。媒介塑造了人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这样的研究会避免片面性,不会只研究社会的某个方面,而忽略社会的其他方面。而且,本人的理论跳出了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影响,在原创性这个指标上明显超过前面那三位。有关语言和媒介的理论能成功解释人类社会形成的所有方面,不会有遗漏。比如,在人的物质产品生产和精神产品生产方面,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互为媒介,它们是一个整体的两个互相依赖的方面,而非彼此不能相互依存的对立面。本人相信,这个理论在理解人类社会方面比以前的古典社会学家的理论走得更远,其解释更准确、更加系统化。它有针对人类社会的独特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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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曙光:我终于找到一位愿读我书的人 2019-09-06 20:07:48


我是一个个人单独专研学问的人。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我想写一写我在加拿大从事独立研究的一点亲身感受。简而言之,说不尽的甜酸苦辣。寒窗苦有多少人知道?漫长的苦读书和写作经过多少风风雨雨。我自己写的书的出版会带来一阵兴奋。但是,要推广我写的书则非常艰难。这是本人目前所处的境况。我究竟做了哪些事?一个人一生究竟能做什么事?

我主要从事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我特别钻研政治社会学。但是我从人与语言的关系、语言与媒介的关系以及媒介与人的关系来研究人类社会。我从事跨学科研究。从2013年开始,我就开始出书。我总共写了两本书,书名几乎相同,但副标题和内容不同,两本书互相解释。如果一本书是A,另一本书就是B。我写A的时候,总是留下一部分内容不写,而在另外一本书里进行解释。虽然每本书都能独立存在,这两本书互相依存。我不断修改那些书。让那些书不断完善。不断出再版书。

我用英文写书。我渴望与英语学术界交流。特别喜欢进行跨文化交流。渴望高水平的学术交流。虽然我写的书在美国出版了,我的学术观点独特,很难被学者理解。我想找学术界的同行来看一看我的书。但是,说句真话,找到一位学者来读我的书似乎比我自己写书还要困难。我找不到人来读我的书。我自吹自擂没有人会相信我的书值得读。人们总会想到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事情。没有第一位愿意读我书的人,我的书内的理论或观点就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这样,再过若干年,学者可能还会重复我的研究过程也说不定。我自信完成一些理论发现。如果不是我说,人类可能永远也不知道。

我要实现的突破就是找到第一位愿意读我书的学术界同行。有了第一位读我书的人,就会出现第二位读我书的人。由于我在中国早就被踢出学术界,而且我对中国学术界的那些人的认知让我也不会去找那些人。我只能在加拿大或美国或英国去找这样的人。这样的人都是陌生人。我仿佛是在沙漠里的空旷空间呼喊,却见不到任何人的身影。

2018年,我偶然遇到一位自称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她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我送给她两本书。还给她做了一次非正式学术辅导。她自称是中国西北一所大学的教师,在加拿大温哥华一所大学当访问学者。她还说,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后会去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当访问学者。我让她读一读我的书,提供一个评论或看法。她满口答应我。我庆幸找到第一位愿意读我书的人。可是,自从她走后,我写电邮催促她读一读我的书后,她就消失了。我的希望也就落空。

最后,我走上这样一条路:请专业杂志给我写书评。如果写书评,就一定会有人读我的书。我在加拿大、美国和英国找到大约10多家专业对口的杂志社。但是,大多数不对我的书评申请作出回应,但也有一些杂志社作出回应。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英国社会学杂志)是英国社会学协会主办的杂志,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些老师编辑。但是,这家杂志社不接受作者的申请,而仅仅接受出版社的申请。我立刻联系我的出版社。出版社向这家杂志社提出申请,并寄出书的样本。但是,收到书以后,编辑又给我电邮说,我的书是再版书,不能做书评,这是杂志社的政策。我反复劝说编辑做特例处理,对方也不通融。我也只能作罢。那位编辑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老师。她只是承认,我写的书体系庞大。

看到她的回复,我自然心情不好。直接感到找第一位读者很困难。不过,出乎我预料之外,今天我收到通知,加拿大的一家官办专业杂志已同意给我的书写一个书评并计划登载在他们的专业杂志上。这个杂志是加拿大一所大学的老师编辑出版的。这样我找人来读我的书找了一年多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其实,我找人来读我的书已有很多年。只是我认为我的书写的不够好,找人读也没有多大意义。只是去年出版的书相对比较完善,我就更加积极地去寻找人来读我的书。毕竟,我认为我的书创立一套理论,而其内容则没有哪本书能比。这让我心里感叹:学术界从事学术道路艰难,但也有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加拿大的一家专业杂志社愿意替我打开一个窗口,将我的理论介绍给加拿大学术界。我这个外来的移民,曾经长期以清洁工作为谋生手段的人,母语不是英语或法语且几乎是一个长期边缘化的没有英语国家大学文凭 的中国土学者,开始看到一线曙光:能通过西方社会里的一些学术媒体进入西方国家的学术界,谈谈我自行创立的理论。我也开始获得一个话语权。失望之余又看到希望。看来,不能丧失信心,而应该勇往直前。

我也想看一看我自己创造的理论究竟能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界产生什么反响。这是我感兴趣的事情。我的理论绝没有重复前人的观点。我的理论展现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独特思维。我不像很多北美洲的华裔学者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专长,而是研究人类社会长期演化规律的理论探索者。我想知道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人是否能找到求索知识的共鸣。平时,我只是在网络博客里胡扯,现在要用一种正式的学术语言来和西洋人的知识界沟通。我想知道的是我的理论能在北美和欧洲产生多大的影响力。我期待有一个结果。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如果非欧洲裔人不能在世界的人文和社科知识和理论的创造过程中占有一个位置,他们在精神上就永远无法自立,就永远是人类精神的单向获取者和追随者,而非能反馈的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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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抗议看马克思理论缺陷 2019-09-03 13:06:41

香港民众抗议引渡中国条例并提出双普选要求已有三个月光景。目前,没有看到这场民众的抗议运动在近期沉寂的可能性。人们无法预料这场风起云涌的人民抗议浪潮的结果。虽然很多人认为北京当局最后会镇压民众抗议,北京要用暴力手段下手也有顾虑:此举将引发国际社会的普遍抗议和痛斥。但从弱小的香港民众自发抗议对抗武装到牙齿的专政机器犹如鸡蛋撞铜墙铁壁的背后,我们从事理论思维的人可以看到另外一幅图景。

拥抱自由理念的人与专制制度的武力之间的奇妙对抗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背景下发生。我总是在想:为什么拥有绝对强大武力的北京当局不能展示仁慈的面目从关心香港民众的真想法的角度采取宽厚包容的对策而化解冲突呢?

我这个读过很多马列著作的人认为,马克思的理论里面有一个重大缺陷。马克思研究现代人类社会的时候仅仅考虑经济利益和考虑经济利益的政治上层结构,而没有考虑文化在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来看,他强调人们首先要从事生产劳动,然后才从事社会的管理。社会的一切问题来自于收入分配不均。解决政治上层建筑的问题,就能解决经济生活中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只要解决这个问题,生产力会大发展,人类会走向光明未来。甚至认为各个民族的文化的差异不会影响实现世界大同。为了实现这个光明未来,被压迫阶级要斗争,哪怕暴力革命造成流血也在所不惜。在马克思的眼里,斗争推动历史进步。哪怕这种斗争是血腥的屠杀,是殊死的搏斗,是社会大乱,是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是江河破碎,是生灵涂炭,也是正义之举。他没有想到文化在人类社会的建构中的作用。

那么,文化起什么作用?我在这里只能简单表述。文化是人类用来交流感情的形式。交流感情将人们团结起来。人类组成自己的社会总有自己的文化。文化没有阶级性。如果有人采用文化激发阶级意识,那也不是主流。拥有相同文化的人组成一个社会或共同体。例如,杨白劳要过春节,黄世仁也要过春节。地主阶级的文化与农民阶级的文化是一样的。不像马克思声称的,法国的工人阶级会与德国的工人阶级组成一个国家,因为他们是阶级兄弟,或者,法国的资产阶级与德国的资产阶级会组成一个国家。如果用文化的观点看国家,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国家理论都不能成立。但是,马克思是不能系统研究文化的。一旦研究文化,其理论就破产。

那么,有人会问:你拿文化说事,能和香港人民抗议扯上关系吗?我的回答当然是:能。如果马克思研究文化,他就一定会研究人类文明,因为人类文明基本上都来自于文化母体。科学技术、人文科学等都来自文化。虽然文化不一定完全代表文明,文明几乎与文化无法分割。一旦研究文明,人们就会想到道德、人道主义、市民社会、人的尊严、人的生命价值、人的理性等价值观。由于马克思不研究文明或片面地理解文明,所以马克思肯定暴力斗争、殊死搏斗、血流成河、你死我活、大破大立。在马克思的书里,看不到有关civil society的话题。所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列宁苏维埃曾经血腥镇压白俄的反抗。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建政以后镇压处决中国200多万地主。64天安门事件发生时,中共的军队用机关枪和坦克镇压学生和市民。同样,面对如今香港学生和市民的抗议,中共也准备进行镇压。至少将镇压当作最后手段。如果我们说马克思的理论在中国还有影响力的话,如果马克思提倡文明的价值,镇压也就不会发生。

自从欧洲近代政治经济学发展以来,其缺点显而易见。它忽略了文化在人类社会的基础作用。社会科学需要研究西方国家的人民坚持普世价值背后的社会运行机理,需要加强针对文化的研究。提倡人类的文明价值观。这种文明价值观包括人道主义、人的平等意识、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的理念和尊重传统的意识等。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共的专制主义来自于其理论导师的理论缺陷。专制主义的所作所为带有其理论导师的残缺基因。本人的社会科学研究纠正了这个偏向。相信我的理论将会影响整个世界的未来进程。

我认为,人类因为使用语言而创造和利用媒介,然后建立文明社会。是语言和媒介帮助塑造了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三者一并形成文明社会或国家。三者互相影响。文化起到基本作用。那种认为只要掌握了政权,就能改变收入分配,从而走向理想社会的理念忽略了文化的作用,忽略了文明的价值,结果造成今日中国的乱象:往往需要武力镇压才能维持稳定。那种不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专制主义的有缺陷思维,也是专制主义不断延续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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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019-08-29 21:57:35

中国专制政权的香港傀儡政权将香港民主运动标志性人物黄之锋投入监狱的罪名是主张港独。黄之锋自己就声明他不主张港独。中共政权为了镇压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就安装一个不合适的罪名。这样,他们似乎就可以名正言顺抓人了。以前,中共政权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也声称林彪和江青是反革命。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江青都是紧跟毛主席的领导人,并且非常革命。结果,审判他们的时候安装了一个反革命的罪名。以前,判处林昭的时候,也是反革命罪行。后来,判处张志新的时候,也是反革命的罪行。反正,就像中共政权里的人说的,说你有罪,你就有罪,甚至连法律条文也不去核对,就凭统治者意志随意加之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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