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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先生的博客  
在中国工作21年无住房。到加拿大后,5年内买房。社会制度不同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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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奴隶国 2017-08-03 23:43:45

本人1971年参加工作,在核工业部下属的一个巨型工厂当工人。1978年高考后去上大学,1982年又去读研究生。当时,我是带薪上大学。走出大学后当大学教师,一干13年。如果不算上大学的工龄,也总共工作20年。但是,却分配不到住房,一直居住在50年代建造的一个昏暗潮湿的集体宿舍里。我向系领导提出分配房屋,那个副系主任反而给我瞪眼睛,一脸的不肖。他这个人有套房居住,从来没有恻隐之心。但是,他有意给我脸色看,将房屋分配给比我年龄小十几岁的青年教师,不分配给我这个中年老教师。从这一点上,我就知道这个人心坏了。我们通过劳动,本应该有住房,但是,我们的劳动成果被那个公有制占有了,其实就是被那些掌权者占有了。掌权者愿意给谁就给谁。这个制度根本就不是按劳分配。根本就不是他们说的社会主义。一个劳动者长期劳动的果实就这样被别人无端占有了。这是什么制度?分明就是一种奴隶制度。不仅人没有自由,也无法保有自己的劳动果实。这是个极其黑暗的社会制度。不老实的人占有老实人的劳动果实。掌权者蹂躏无权者。不管这个国家经济上多么强盛,不管有多少大数据证明所谓崛起,这个国家永远是个侏儒,永远不会成为巨人!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国家不能做到社会公正,你是个黑暗的奴隶制地狱!不要奢谈什么生存权。正直老实人在中国无法容身。在中国只有强盗有生存权,统治者奉行强盗逻辑。不让人讲话,欺负那些弱小的人。你这个国家永远不光彩!你再有钱,也是占有老实人果实的强盗!你这个国家比过去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不知道黑暗多少倍!够了,你这个国家永远是无耻的小人!鄙视你们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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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晓波治病看中国的社会与国家 2017-07-12 08:15:03

最近一些天新闻媒介多次报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在监狱里身患肝癌至晚期的不幸事件。虽然在这个时刻,中国患肝癌的人士一定不止刘晓波一个人,到肝癌晚期的患者也一定不止一个,刘晓波身患绝症的特殊性再次成为中国社会里的一个敏感事件。原因在于,一个专制的政府监禁一个发表不同意见的人至身患绝症。人们或社会舆论,特别是世界舆论会将中国政府置于道德的审判台上。为了避免出现这种被动局面,中国有关当局决定将刘晓波保外就医,请医疗专家会诊,还特别邀请外国医学专家来为刘晓波治病,声言出于人道主义。专制主义与人道主义又一次奇怪地结合在一起。关于这件事情,中外已有大量报道。本人在此不再赘述。我只是想从刘晓波治病这件事情来谈谈中国的社会与国家。也就是想从这件事情来看中国社会和国家的本质。一般的读者可能并不能看到这个本质,所以,我想来谈一谈。

我想要说的是,刘晓波因为发表不同政见而长期受到监禁的现象只是在一些共产主义或极权主义国家才存在。在西方国家里一般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根源是近代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后来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或基本理念或最高原则已达人类思想的最高境界。虽然人类的思想还会进步,但是,从目前的阶段看,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思想能够挑战那些思想的高度。那些思想的最基本特性就是其思想的彻底性。那些思想已经几乎穷尽了人类思想家所有努力,以至于他们提出的思想具有无可比拟的说服力。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其思想影响的普遍性。简而言之,他们提出的那些思想都是一般人难以批判或挑战的思想。例如,天赋人权的思想都是每个人所能接受的思想。天赋人权强调一些人的生存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于是,几乎所有人出于利己主义和理性的双重目的承认人权的合理性。那些基本理念里面包括主张人人平等。没有人能反对这个理念。如果有人反对人人平等,那么,就意味着他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样,社会里就一定有一部分人反对这样的理念。还有关于自由和民主的理念也一样。由于没有人有理由反对它们,人们就只会接受它们。于是,当一个国家用这些理念当作建国和治国的最高原则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挑战其思想权威。于是,以此建国的国家就获得一个理论或道德上的无法挑战的权威。于是,在那些国家里,尽管人们也经常为一些政策问题或法律问题争吵不休,发生冲突,但是,人们总不会向国家的建国原则发起挑战。于是,国家就稳定下来。西方国家从此也不会发生国家动荡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建国的原则不具有普遍性。那些原则背后的理念或思想只能让一部分接受,于是,就会有另一部分人经常向其发起挑战。例如,中国本来就有宪法,刘晓波还要提出08宪章。而且,由于那些理念会贯彻到各项政策或法律之中,社会内部发生的任何动荡都会直接或间接地触动那些建国的叙事。所以,任何社会矛盾都会变成政治问题。例如,因为拆迁而上访会成为社会敏感问题。有公民上街示威要求官员公布家庭财产会被认为向国家权威发起挑战。律师帮助客户维权会被认为是社会不稳定的动向。任何事情都可能上纲上线。处理任何公共事件是都要讲政治或政治挂帅。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立国者没有设立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建国理念。简单说,如果中国采用一个没有人能够反对的价值观或理念作为建国和治国的原则的话,就不会发生刘晓波治病这样的事情。在那种情况下,或许刘晓波是位政治家。但是,即使他得癌症到晚期,也不会成为敏感事件。如果刘晓波有不同意见,那也是针对某些政策或法律而言。比如,他可能认为某些福利措施还不足以解决一部分的-贫困问题。但是,他不会反对国家的最高治国理念。所以,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说,如果中国能够置换它的最高价值观或理念,它就能摆脱现在这样的被动局面。但是,我还是要说,在目前的中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能理解其背后的原因。

当然,我本人也不奢望中国的掌权者能按照我的想法行事。我只是说,刘晓波治病的事件充分说明中国社会和国家还没有进步到人人都有最基本的自由的那个境界。刘晓波争取的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自由。国家理应给与其成员自由,但是,很遗憾,在中国,国家无法给与人民自由。我的看法是,每个人来到人世间后,他首先进入社会,然后再进入国家。但是,社会永远是一个专制的共同体。每个人出生后就要遵守社会的习惯、风俗、戒律、社会的各种文化和理念等等。他无法选择这些社会的意识形态,他只能被动接受。在此情况下,人是没有自由的。就是说,人可能会有自己的意志,但是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志,他本身作为一个个体是无法改变社会现实的。所以,在社会里,人是不自由的。人生而不自由。例如,每个社会里都有道德观念。每个人出生后他就被动地接受这些道德观念和规范。虽然社会道德是每个人需要的,道德理性也最终有利于每个人,人不能自由地选择道德戒律。所以,专制与人的利益并不一定总是相悖。例如,在宗法制度下,专制主义并非一定要损害每个人的利益。但是,人类建立国家则是为了获得自由。理由是,人们通常无法选择社会,但是有可能选择国家。为什么这样说?我的解释是,人类是可能通过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建立一个他们所需要的国家。例如,人们通过造反或革命重新建立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这个时候,他们是自由的。所以,我的看法是,人类建立国家的目的是摆脱社会的专制而寻求自由。国家给与人们这样的自由。以道德为例,当国家用法律为道德背书的时候,法律就使每个人从道德的专制中走向国家给与的自由,原因就是,在国家里,人们有行使自由意志的能力,国家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是,这主要是指那些真正的共和制的国家。在那些真正的共和制的国家里,有那些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或基本理念或最高原则。由于那些价值观或基本理念或最高原则都是一些没有人能够反对的价值观或理念或原则,那么就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或理念或原则。于是,那些价值观或理念或原则就是所有人的一致意见,如同卢梭所说的公意(general will)。由于公意是所有人的意志的集合,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原因就是,公意就是人们的自由意志的集合。但是,在中国,由于价值观或理念或原则不具有普遍性,于是,人们就没有形成公意,所以,在中国,人们无法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所有人都不是自由的。当然,我在这里说的是普遍的自由意志。因此,在我们假定社会本来是专制的情况下,任何专制国家其实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它们仅仅是一个社会。就是说,在社会里会存在社会的不平等,人们在社会里有各种不同看法,人们的基本理念也不一定统一。但是,在真正的国家里,人们的基本价值观或理念是统一的。从此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还是一个社会。

康德在比较道德和法律的时候肯定道德和法律都具有相同的职责,但是,社会里的个人能够保证行使道德,法律则需要国家伸出援手。虽然我们说道德是专制的,但是道德又具有普遍性。换言之,道德本身具有不证自明的特性:如果不具有普遍性,道德就不成其为道德。道德的普遍性其实也是理念的普遍性的另一种反证。就是说,当理念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个理念一定符合道德。如果人们的理念不具有普遍性,所有理念或其中一部分理念就与道德相悖。当一种理念与另一种理念发生冲突时,人们可能会行使暴力。一旦行使暴力,人们就不再讲道德。例如,在专制国家里,人们无法用道德观来约束专制者。行使暴力时,人们常常处在一个你死我活的境地,人们此时是无法讲求道德的。康德认为,道德与政治无法兼容。康德的这个看法具有一个历史的局限性。康德的这个看法还停留在马基雅弗利的时代。在人们的理念具有普遍性的情况下,政治就是在实践道德。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社会里,掌权者根本不注重道德,原因就是,在理念还不具有普遍性的情况下,政治生活里是没有道德的。虽然掌权者表面上看他们也要表示对道德的敬意,但是,为了维系专制,他们本身就是道德的敌人。因为在国家里道德要求人们遵从那些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或理念或原则,专制者却做不到。所以,只要中国的掌权者不采用那些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或理念或原则的话,他们就永远是逆道德而行事的社会主宰,而并非是国家的管理者。例如,刘晓波已病入膏肓,要求出国治病,当局也不允许。当局当然有自己的想法。就像外国医生说的,决定怎样给刘晓波治病的人并非医生,而是安全部门。事实上,在一个国家里,道德和法律都具有普遍性。这是社会正义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在中国,阶级的观念完全破坏了道德和法律的普遍性。于是,人们很难形成一致的看法,人们总是喜欢走极端,如果是左派,人们倾向于极左,如果是右派,人们倾向于极右。中间调和的观念很少受到欢迎。原因就是人们忽视了形成公意的重要性。而公意则是人们获得自由的基本保证。当然,本人不赞同卢梭的那个强迫人们自由的观点,因为一旦一个人被他人强迫做事,他就不再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就不再是自由人,但是,没有社会的公意,人们就永远不会自由也是一个事实。刘晓波治病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中国将来采用那些无人能反对的价值观或理念而不是批判它们,中国也不会再有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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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仇恨、暴力和专制 2017-07-02 20:04:13

前些日子我收听了一个加拿大的基督教会广播电台的一个专访,谈及极端伊斯兰教恐怖主义对世界的危害。被采访者谈到一段话引起我的思考。这段话的大意是,极端伊斯兰教宣扬宗教仇恨,必然导致暴力,认为就像当年的法西斯主义鼓吹的种族仇恨和马克思主义鼓吹阶级仇恨导致暴力一样。这段话说,伊斯兰教、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宣扬仇恨你的敌人,只有基督教主张爱你的敌人。被采访者说,极端伊斯兰主义者正在移民美国,准备将来将美国伊斯兰教化,完全接管美国。

于是,我开始思考仇恨与暴力的关系以及暴力与专制的关系。先来谈谈仇恨与暴力的关系。

一个人仇恨他人时,他的血管膨胀,眼睛怒目可憎,想骂人和打人,甚至想杀人。仇恨实际上意味一种气场在人的身体内部激烈运动,如果不采取暴力的举动就不能释放那个气场。换言之,如果有关的人不通过暴力的举动来发泄心中的仇恨,他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会感到很难受。他往往会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他不是歇斯底里就是怒气冲冲。他很可能与他人打斗。他可能会杀人放火。他也可能采取其他卑鄙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仇恨。

一个人仇恨他人有正当理由吗?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如果一个人因为嫉妒他人而产生仇恨,我们一般说这个仇恨没有理由。如果一个人受到欺负而产生仇恨,我们会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个人之间产生矛盾时人与人之间产生仇恨比较常见。但是,在不同的宗教群体之间或不同民族之间或不同阶级之间产生仇恨则很有问题。原因就是,在群体之间,人们通常没有直接接触。如果有仇恨,那也很可能是被人煽动起来的。所以,人类社会的思想家思考如何解决人类社会发生的各种矛盾的时候应该冷静,而不是鼓动那种个人心理活动产生激烈反应的仇恨。思想家要从制度上和思想上考虑让人类摆脱暴力的危害,应该考虑到那是人类社会发展驶入歧途后才产生的那种令人不安和烦恼的问题。煽动人的情绪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事实是,鼓吹仇恨的思想家也鼓吹暴力,鼓吹暴力的思想家和鼓吹专制。在这里,我一直在思考马克思这个人。马克思鼓吹阶级仇恨。他在他的著作《资本论》里就有带有某种仇恨的语言。他也主张暴力革命。我们无法否认他的思想里面具有违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那些野蛮的阴暗思想。在他的思想的指引下夺取国家政权并建设国家的那些人都无一例外地在阶级仇恨的鼓动下倾向于使用暴力来解决社会矛盾。那些人建立的国家无一不是专制国。

使用暴力是否具有正当理由?有时有,有时没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要依靠暴力来决定国家的发展方向绝对不是一个文明国家应该采取的原则。当人们使用暴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不会说理。不讲理,就很难说一个国家的政策会符合理性。当人们为国家的发展问题发表不同意见的时候,总是用暴力制止那些发表不同意见的人,比如,将发表异见的人投入监狱。在此情况下,人们很难说暴力有道理。暴力本身是无法区分合理或不合理、正义或非正义的,进步或落后的。使用暴力的人总是采取一种简单化的方法凭一己意志来掌控全局。唯一的后果就是,使用暴力的人会犯错误。怎样避免错误?应该采取讨论的方法,让各个方面进行论证,让理性来进行裁决。这才是摆脱暴力的唯一方法。不是说用暴力来制止暴力。有的人会说,我们可以用正义的暴力来制止或防止非正义的暴力。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永远肯定他认定的正义是正义的。一个人或许说他使用的暴力是正义的,但是,这个论断不保险。人类历史多次证明使用暴力的各方都认为自己使用的暴力是正义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我自己的书里面提出来的那个方法,就是语言解决方案。就是通过各种语言通讯过程的设计让人们通过语言互动而不是物理互动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这才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大方向。通过语言互动能让人们相互理解,能让思想闪光,能让人类消解仇恨。我说的语言解决方案就是民主。民主能让人走出仇恨导致暴力,暴力导致专制的怪圈。比如,在中国,台独问题、香港的民主化问题,中国的异见人士被监禁的问题,都与一种暴力解决问题的思路有关。如果你主张要对想象的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你一定不反对使用暴力。那么,你也一定主张专制。仇恨和爱的对立,就是暴力与语言互动的对立,就是专制与民主的对立。早年法国思想家提出的博爱思想是多么伟大!爱是love, 爱是Armour,还记得那首歌吗?鼓吹仇恨还是鼓吹爱就是走暴力和专制道路还是走语言互动和民主的道路的问题。人类思想家不能鼓吹仇恨应该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教训。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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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拿马与台湾断交说开去 2017-06-15 10:32:50

612日晚8时,中美洲南部的美丽国家巴拿马的总统胡安卡洛斯巴雷拉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与台湾的中华民国中断一百多年经久不衰的外交关系。随后不久,有中国消息报道,巴拿马副总统兼外交部长圣德马洛已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签署建交公报并换文。消息传来,台湾错愕。因掌控著名的巴拿马运河驰名的巴拿马是台湾的重要盟邦。去年,台湾总统蔡英文还去巴拿马访问,有意巩固邦宜。此次与台湾断交,是台湾外交的滑铁卢。有人估计此次断交可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让台湾再失去几个盟邦。有台湾外交官表示,中国大陆可随时与再多的国家建交,台湾实在没有多少应对的办法。原因就在于,台湾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大陆要在国际社会里贯彻一个中国的原则。

显而易见,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中国大陆卡住台湾外交脖子的一根绳索。如果不贯彻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说国际社会里可以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中国大陆不要求与其建交的国家与台湾断交,相信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会与台湾建交。毕竟,台湾是世界上的第二十大经济体。只是中国大陆贯彻一个中国的原则,如果有哪个国家与台湾建交,中国大陆就与之断交。权衡利弊,许多国家在与中国大陆建交的同时只能与台湾断交。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就不能再与台湾保持官方关系。面对这种情况,台湾没有太多的办法。由于中国大陆经济实力雄厚,台湾经济实力有所不济,被外交围剿是必然结果。如果在国际社会空前孤立,台湾就越来越不像一个主权国家,而成为一个地区政治实体。最后一定是被孤立,越来越像一个一国两制的国家的一个异质部分。

个人认为,其实,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一个中华民族是否可以建立两个国家?谁说一个民族只能建立一个国家?根据本人创立的政治理论,人类是因为使用语言而导致部落解体和国家的形成。语言是导致人类离开原始社会而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奥秘。但是,虽然说语言是形成国家的基础,使用语言时媒介也发挥作用。就建立国家而言,民族是个媒介。为何说民族是个媒介?因为同一个民族的人往往有同样的文化观念,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彼此之间比较了解,于是,同属于一个民族的人倾向于联合起来,建立国家。所以,在现代,地球上的各地人民都以民族为单位建立国家。这些国家都成为民族国家。过去,美国学者安德森称民族国家为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太模糊。我提的看法就是,语言与民族结合后互动,促使人们建立民族国家。按照这种想法思考国家的人就是我本人定义的“民族建国主义者”。他们奉行民族建国主义。认为一个民族只能建立一个国家。或称为“一个国家原则”。而根据本人的理论,与语言互动的媒介不止一个民族,还有理念。理念也是一个媒介。就是说,拥有相同理念的人彼此之间具有共同语言,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特别是在建国的方法上往往有一致看法,于是,拥有相同理念的人也会携手建立一个国家。认为这个看法有道理的人会承认“理念建国主义”。一个民族建国也可以走理念建国主义的道路。世界上最早的主要理念建国主义的国家是美国。美国并非按照民族建国主义而立国。美国的殖民者最初来自英国。后来北美独立。以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汇聚在一起建设美国。美国人靠自由平等的理念建国。美国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大熔炉。最后形成美国民族。但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凝聚力是理念。还有一个主要的理念建国主义国家是过去的苏联。但是,由于苏联的理念不成功,国家解散,各个组成部分又退回到民族建国主义的道路上去了。现在,欧盟正在走理念建国主义的道路。欧洲人在淡化民族建国主义,而依赖一种理念将各国人民联合起来。理念建国主义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民族主义自大,避免民族主义膨胀滑向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包括领土和领海扩张主义。民族建国主义还可能导致战争。民族建国主义国家往往还带有封建宗法国家的胎记。虽然现在还看不到民族建国主义的衰落,理念建国主义却很有道理,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

台湾可以走理念建国主义的道路。由于现在台湾人民的理念与中国大陆人民的理念不同,他们完全有理由走自己的独立发展的道路,而无需顾及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按照理念建国主义的理论,持有相同理念的人有自决权,可决定自己的命运,甚至可独立建国。如果将来台湾人民的理念与中国大陆人民的理念趋于一致,可以再考虑二者合并。固然,民族建国主义有其道理,但是,也不应该违背理念建国主义。若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理念不一致,怎么组成国家?除非这个国家是个民主国家,可以容忍不同理念。如果是一个专制国家,实行理念的一元化,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或自由按照自己的理念决定自己的前途,实践理念建国主义。可惜的是,台湾的政治家没有理论,没有自己的思想武器,只能被民族建国主义困扰和折磨甚至围剿。

如果有读者想了解为何持有共同理念能导致国家形成,思考什么叫民族建国主义,什么叫理念建国主义,可参考本人写的书:Language and State: A Theory of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出版年代:2015,作者Xing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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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社会科学理论发现简介 2017-05-30 17:10:55

 

我这一辈子写了如下两本书:

 

作者:Xing Yu

书名:Language and State: a Theory of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出版商: UPA

出版年代:2015

页数:566

ISBN: 978-0-7618-6640-4

 

作者:Xing Yu

书名:Language and State: an Inquiry into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Revised Edition

出版商: Hamilton Books

出版年代:2017

页数:506

ISBN: 978-0-7618-6903-0

 

         以上的第二本书是2013年出版的第一本书的修订版。最近,这个修订版在美国出版。我将这个修订版的出版看作学术生涯的非常关键的一本步骤,原因是在此书2013年出版后发现里面的英文表述有很多缺陷,包括有语法错误、有的地方的用词错误,甚至有的地方的内容需要重新表述或改善。尽管这本书在世界各地卖出不少,我不愿意推广这本书。虽然目前的修订版本的版面排版有点问题,原因是我的电脑技术不熟练,而且出版社的电脑系统也不稳定,我已说服出版社的编辑收回已经印刷的书并且重新印刷消除那些错误的书,书的内容已经臻于完善,我对书里的内容感到满意。在我的我自己称为《理论》(Language and State: a Theory of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的那本书于2015年出版后,我开始修改我的第一本书,即我称为《研究》(Language and State: an Inquiry into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的那本书,花费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重新修改和校对我的第一本书,大约校对了20遍。书总共有500多页长。每次校对时,都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仔细斟酌,以便避免错误。当我的书稿交给出版社后,编辑审查我的书稿,包括引用文的规范、文献回顾的规范以及内容是否健康。过去,出版社的编辑不检查内容,现在他们也要检查内容。我估计,他们希望避免宗教极端主义的内容出现在学术书内。当然,我写的书,没有宗教极端主义。只是编辑发现我的书在第136页上有个短语不对。她让我修改。我修改后问她是否可以接受。她回答“Excellent!” 现在,此书已经出版,我才在心里感到踏实。现在,已经能够在book.google网站上看到我的书的部分章节。我写的两本书都已经放在google网站上,可浏览其一部分内容。虽然2015年的《理论》那本书的英语表达也有许多问题,但比2013年出版的《研究》那本书的版本要好了很多,能够阅读。此书在世界各地的销售量也明显大于2013年出版的《研究》。

        出版这两本书,已建立一个理论体系。我对此有充分信心。我说已建立一个理论体系的原因是,我坚定地认为我的书不仅系统描述我研究的对象和我的观点,论点可信而且具有独特性。我从事学术研究时总是尽最大努力追求那个独特性。独特性就是独一无二的特性。具有独特性的作品是有关内容的唯一作品。只要它是有关内容的唯一作品,那就是原创的作品。从古到今,此作品为原创。如果一个作品内的内容或者形式是大众一般都能够想到的,或者说是看起来一般的内容,那么,它就缺乏独特性。如果一个作品缺乏独特性,并非是独一无二的,那就证明以前也有人写过类似的作品,那么,作品就失去原创性。如果不是原创,尽管此书里描述很好的理论,也不能说这本书创造了一套理论,原因就是,有人先于此书创造过类似的理论。过去,中国的科学家钱学森说,老是搞不出独特的东西来,就是说老是搞不出原创作品来。由于本人的书籍里讲述的内容符合逻辑,论点能够成立,内容全新,而且自成体系,于是,本人可以明确说本人已创立一套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本人的理论是独特的,是这个地球上的人类从古到今从来没有想到的。也是当今的知识界从事研究的人做梦也万万想不到的。如果研究者能够想到,哪怕是梦里想到,那我的作品也会失去独特性。只有提供一个有道理的、有巨大社会价值的和独特的理论,人类的思想才能实现一次进步。否则,人类的思想就总是在原地踏步。而具有独特性的作品代表的就是一种创造。那么,如果我说的那个作品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次创造,至少长达两千多年亚洲人没为人类创造过一套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时代已经结束。

         那么,怎样来保证一个人创造的理论具有独特性?学术界的人士可能会对独特性持有不同看法。看法肯定是多样化的。我个人的看法是,首先,学术作品里的见解要独到。如果一本书里前前后后到处都是独到见解,那么,这本书就是一本见解独到的书。这本书就叫独特的书。但是,如果这本书里的独到见解并不能系统地阐述人类社会的组织或运行方式的话,那么,也无法建立一个理论体系。如果无法建立一个理论体系,所有的独到见解只能提供各种各样的洞见。但是,如果人们无法建立一个理论体系,所有的独到见解无法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巨大穿透力和广泛启发性系统解释的话,这些独到见解就无法成为创立一个理论体系的基础。人们会渐渐地忘却这些独到见解。虽然不排除人们会潜移默化地将这些独到见解融化在自己的研究中,它们没能成为建构一个新理论的基础一定是一个巨大损失。这告诉我们,只有那些能够成为建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的基础的独到见解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样的独到见解就是发现。所谓发现,就是寻找未知事物的积极成果。所谓发现,就是从未知的此岸抵达已知的彼岸。所谓发现,就是让人的心智得到启蒙必需经过的那个关键过程。发现是建立一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发现也是历史上所有哲学家或思想家写就成名作的一个基本前提。换言之,历史上有一些哲学家或思想家为人类留下不朽的著作,其原因是他们的书籍里完成了某个或若干个发现。只有书里的发现才能保证一本书具有独特性。也就是说,没有哪个特性能够比发现这个人类探索活动的最高境界更能保证一本书具有独特性了。如果你写的书里面没有发现,即使里面有一些独特的观点,你也不能万无一失地确信或保证这本书就一定百分之百独特。换言之,如果没有发现,你笔下的内容其实都是前人写过的内容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你只是延续了以前人说过的话。如果形式不同,读者也能体会到以前的某个思想家曾经写过此类内容。不管你怎样变换标题,人们也不会认为你的作品独特。所以,学者们从事研究的时候最需要关心的是要提出独到见解。如果可能的话,要从事发现活动。只要有发现,肯定具有独特性。

         我个人认为,过去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能赞同我的观点。他们的切身经历也说明这一点。也就是说,历史上的那些知名的哲学家或思想家都是或多或少依靠他们的发现来奠定自己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地位的。他们完成的思想旅程最耀眼的亮点就是那些发现。因此,我们评估他们的作品或思想的时候,我们实质上在评估他们的发现。如果我们没有发现里面有什么发现,那也就没有什么值得评估的了。如果我们要评估一个社会科学的作品,我们会首先查找里面是否有任何发现。如果发现里面没有发现,我们肯定失望而归。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加拿大有个历史学家叫Harold A. Innis。他生于19世纪,大概是在1952年去世的。他写了很多长篇加拿大的历史书。他主要研究加拿大的经济史。他用一种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写加拿大的发展史。他写的书历史资料详实,书写非常规范,也能清楚描述和梳理加拿大的发展过程。读过他的历史书的人都有一个印象: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可以说,他是加拿大学术史上一流的历史学家。但是,奠定他加拿大的著名学者或思想家的历史地位的并非是那些历史书,而是少量的基本理论体系并不完整,论点经常似是而非而产生很多争论的少数几本薄薄的有关媒介的书。原因就是在他晚年关注的媒介的过程中有一些初步的发现。虽然这些发现还不足以成为建构一个理论体系的基础,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就是这些不成熟的发现具有不朽的价值。是他的那些初步的或原始的探索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和一些加拿大学者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流。我们讨论过Innis。加拿大的学者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那些评论都与Innis的那些媒介或通讯的理论有关。没有人提及他写的加拿大经济史。现在,多伦多大学的一个学院就叫伊尼斯学院。

        个人认为,就我们所关心的社会政治理论而言,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过去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创作的主打著作中都有规模和意义大小不等的发现。这些发现就是他们的著作的核心内容或理论内核。正是那些被后人肯定的发现成为他们理论论述的基础。我在下面举几个哲学家或思想家的例子说明我的观点。

         托马斯霍布斯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论述的社会契约论是一个理论发现。他认为,在个人与政府之间存在某种契约关系。与过去的人关于政府的看法有别,他认为,由于个人在原初状态中处于自然法的保护之下是没有政府的。现在出现了政府,那就意味着个人将原属于自然法授予的权利让渡给了政府。结果,政府在个人面前负有某种义务,而个人在政府面前享有某种权利。虽然霍布斯的看法未必符合人们的经验主义的论证,未必总是能够经受实证的检验,其理论为后来的公民社会提供某个理论来源。我们从后来的洛克和卢梭的有关社会契约的论述中可以看到霍布斯契约理论的社会影响力。他实质上从某个独特的角度探明了政府的起源之一。

          夏尔塞孔达孟德斯鸠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里提出三权分立的学说是一个理论发现。虽然孟德斯鸠并没有在完成他的有关论述后建构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他的有关论述事实上成为后来的人论述法治的一个理论基础。他实际上论证了在政府内部建立过去人类在远古时代就已盛行的人与人发生冲突时由第三者仲裁的制度的可能性。在人们提出分权学说以前,人们认为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的唯一办法就是造反。但是,造反者掌权以后还是会滥用权力。孟德斯鸠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可能性。他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合一时,人们就可能滥用权力。当行政权和司法权合一时,人们就可能滥用权力。当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一时,人们就可能滥用权力。当所有这些权力合一时,一切都完了。他第一次明确论述法治政府。

          亚当斯密   英国哲学家和思想家斯密在他的不朽著作《国富论》里论述了他的劳动分工论,认为发挥专长的工匠将自己生产的产品送到市场上去交换,就整个社会而言,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原因就是,当人们各自发挥自己的专长的时候,他们提高了自己的生产效率和能力。按照此逻辑,当各个国家的人民都用自己发挥专长生产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换时,也能够提高世界的总的生产能力。他的这个理论完成了国际贸易合理性的证成。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发现。还有,他还论述每个人在市场上交换都是出于利己的目的,但是,由于能够发挥劳动者的专长而提高总的社会生产力而导致有利于所有人。这个理论合理化资本主义的经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肯定这个理论。

         卡尔马克思  德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的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左右了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他认为,人类在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的进步需要有适合于它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代表衡量文明社会进步的一个尺度。他的这个论述成为他的唯物史观的一个关键内容。尽管他的这个论述未必能够在世界各地展示同样的解释能力,尽管人类社会的文明具有多样性,他的那种简化的论述仍然不失为一种独特的分析方法。他的那种独特的解释仍然具有独特的价值。本人不赞同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剩余价值的理论。相反,本人创立了一个新的剩余价值的理论,深化了和提升了斯密的理论。但是认为他的唯物史观里的某些论述包含某些合理成分。在此不再赘述。

         我自己也完成不少理论发现。如果没有理论发现,我就不会在这里写这篇文章了。除了无数零碎的发现以外,我完成了四个主要的发现,比前面讲过的那些思想家完成的理论发现要多很多。

         首先,我在我自己写作的两本书里反复证明,人是社会动物。人群居。在人群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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