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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先生的博客  
在中国工作21年无住房。到加拿大后,5年内买房。社会制度不同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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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从中国人治学态度看与欧洲人差距 2019-02-13 23:39:01

         中国的很多学人看见同行发表文章展示一些学术研究的心得或成果,心里就不服气。写文章专门发难,指出哪里 说的不对或有错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只有自己正确,而且语言也不文雅。学术胸径狭小。给人的感觉就是素养不够。就是说,他们评论他人的学术成果的唯一目的是挑毛病,自己很多地方也错了还不知道。其实,根本就没用搞清楚作者的观点。这一点与欧洲的学者的治学态度正好相反。欧洲学者针对他人的学术成果的评论是专门挑选文章或书里有价值的部分来谈。他们会多方理解和挖掘有价值的观点,以便于吸收,从而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和智识。对于他们认为没有价值的部分,包括他们认为是不对的部分,甚至认为是荒谬的部分,他们通常根本不会提及,而是过滤过去。为什么?他们看他人的成果的目的就是吸收他人有价值的观点和发现。这才是真正的学习。

         中国的学人,所作所为正相反。挑别人的毛病为所有之企图。如果挑别人的毛病提出有价值的观点,其意义也不及挑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原因是社会需要那些有价值的观点。学术社会需要指出一个学人的认识问题永远不如找出学术研究中的成果的意义那么大。但是,中国的学人就是这样捡起芝麻,丢掉西瓜。学术界能够不断地将学人的有价值的理论、思想和观点挖掘出来并且深化研究和发扬光大远比挑别人的毛病更有意义。欧洲学人就是这样做的。

         我举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伊尼斯是加拿大的一位历史学家。他写的加拿大的历史书公认在加拿大学术界属于一流。他晚年的时候想起他的老师乔治米德以前和他说的话,研究历史,也要研究文化。他后来写了两本有关媒介的书。这两本书中有一本试图通过世界通史写作指出媒介在文明进步中的作用。那个通史非常简单,似乎可以看做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实习作品。里面谈到的媒介也是从历史书里收集的材料,内容也很简单。例如,他讲述美索不达米亚人用黏土当材料,发明楔形文字。说明人们是怎样将文字写在那样的黏土上,那些文字涉及法律、文学和市场交易(如记账)等。此外,书中写到中国人蔡伦发明造纸术。简单介绍蔡伦造纸的方法。那些内容都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些历史书里找来的材料。但是,由于是学术界第一次专门关注媒介的历史上的作用,而具有独特价值。那本书的书名是《帝国与通讯》。还有一本书的书名是《通讯的偏向》。研究历史上一些媒介的演化。两本书其实是个半成品。里面的好多论述是是而非。有的人读那两本书可能会认为没有多少道理或过于牵强或者过于简单。这两本书没有传播到加拿大以外国家。至少在国际上没有影响力。但是,加拿大学术界还是充分肯定伊尼斯的贡献。原因就是伊尼斯的作品有少量的独特见解。例如,他说人类在石头上刻字,由于石头能经受风吹雨打,能进行长时间的通讯。人类在纸上写字,纸比较轻,能携带,能进行大空间范围的通讯。所以,如果古代国家依靠石头来通讯,其国家规模小,但不易变化,所以,社会思想保守是特点。如果国家依靠纸张来通讯,国家规模大,但是,人的思想变化快,国家短命。这就是他说的时间的偏向和空间的偏向。他的书,其实,就是这么一点有价值的部分。这就是贡献。这就是他的发现。这个发现很伟大。学术界从来没有专门去挑伊尼斯书里的毛病。就是说,伊尼斯的书里的问题远远多于有价值的部分。人们对于他的书里的问题根本就不肖一顾。

         还有一个例子。西方学术界早就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中有很多不成立的观点,但是,西方学术界还是没有全面否定马克思的理论在社会科学事业上的贡献。原因就是马克思的理论里面还有一些有学术价值的内容。虽然问题很多,但是,只要其中有价值的部分不能否认的话,人们还是采取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一个学人。

         所以,我奉劝那些喜欢挑别人学术观点毛病的人,向欧洲的学者学习,专门挑选别人学术论文或专著里面有价值的部分来评论。指出 你认为的别人的观点中的毛病不是主要的需要。主要的需要是能否发现别人的观点里有价值的部分。否则,挑别人学术观点的毛病最后就是谁也不服气,不断地争吵。这样,你也未必能创造出新的理论或观点或概念。如果你没有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丁点能够系统化的理论或思想的话,还是谦虚一点。特别是学术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理解过去的学人的经典著作里的观点的人,大量引述别人的论断可能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按照前人的思路去研究,往往就失去创造力。你那些引述都是众所周知的内容,人们基本上都读过,有所了解。不断提及已经没有多少意义。那是老生常谈。专门寻找别人有价值的观点才是正确的治学方法。举例而言,中国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在国际学术界有一点影响力,虽然是很小的影响力,但是,与国内的其他学者比,别人没有国际影响力,只有他拥有一点。原因就是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解释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不是马列主义的看法,也不是西方自由派的看法,而是他自己发明的说法。由于是自己发明的说法,那些看法有一点独特性。所以,国际学术界就感兴趣。其实,他也没有任何系统的理论,其看法也未必成立。例如,他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动员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取得成功。他不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中国有特殊国情。中共将马列理论那种普遍性的理论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结合创造了中国的近代历史。西方知识界知道汪晖在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辩护,只要他的说法有独特性,他们就有兴趣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只要你提出的观点具有独特性,他们就好奇。

         你批评我的观点,我也想看看你的论说中是否有独特的内容或观点。我没有看见有独特的观点。如果你的文章中有独特的内容或观点,我也不会反驳你。我仅仅吸收你有价值的观点。但是,你没有。所以,我要指出治学的态度问题。

         就是说,应该向欧洲人学习,专找别人的有价值的观点吸收过来,提高自己,为自己在学术上的进步打下基础。

         如果我说的不对,欢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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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语言通讯结构论社会哲学简述 2019-02-08 12:50:14

         本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致力于探索新社会科学理论。本人率先从人与语言的关系、语言与媒介的关系以及媒介与人的关系的角度研究人类怎样组建文明社会。我想从我的语言通讯结构论来谈谈社会是怎样进步的。我不是从汉语的通讯结构来看中国或世界,而是从人类的语言的一般的结构来看世界。认为人类的语言通讯结构的积极变化是主导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

         我认为,人类使用语言互相通讯是为了建构自己的社会。语言通讯本身能建构一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结果,我们能将语言通讯划分为各种不同类型。主要有五种类型。第一,提供信息的语言通讯;第二,解释事物/事务的语言通讯;第三,表示态度的语言通讯;第四,做出承诺的语言通讯;第五,发布命令的语言通讯。如果只具备前四种语言通讯结构,人类组成社会。如果具备全部上述五种语言通讯结构,人类建立国家。

        就第一种语言通讯结构而言,人类的社会行为可以分为搜索信息、报告和公共通讯。就其中的一种社会行为而言,搜索指社会里的每个人需要搜索新的信息。在原始社会里,人们不需要搜索信息。所有的社会信息都在视觉和听觉抵达范围以内。在文明社会里,共同体规模扩大,人们需要他人提供二手信息。于是,需要搜索信息。就报告而言,指人们向政权提供信息。政权获取信息后,具备管理社会的能力。政权掌握信息的数量多于普通个人掌握的信息才能有效管理社会。就公共通讯而言,指一种开放式的语言通讯,通报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所有信息。在古代,书籍、诗歌、戏剧是公共通讯的方式。在现代,出现了通过报纸杂志和广播等的公共通讯。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公共通讯形式。在此省略。如果由于技术原因政府控制一部分有关社会或国家的信息不让民众知道是人们经常看见的现象。各个国家都有这种特征。但是,因为政治原因政府控制一部分信息不让民众知道则是专制国家特有的现象。专制国家倾向于因为政治原因不让民众获得全部信息,例如,控制新闻报道。在提供信息的语言通讯问题上,中国仅仅发展到第二阶段,没有发展到第三阶段。第三阶段指自由的公共通讯,包括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等。

         就第二种语言通讯结构而言,人类的社会行为是解释事物或事务或任何客观对象。就组成社会和国家而言,人类解释知识、价值观和公共事务。人类组成文明社会和国家以后,出现大规模共同体。与过去的部落相比,这是一个陌生的共同体。由于共同体结构复杂化,人类不完全了解它。于是,需要解释。先解释知识,例如,国家的历史或地理。这类解释是实然描述。获得知识的人积极参与社会与国家的组织和建设。然后,解释价值观。例如,解释道德。就是道德教育。这是应然描述。社会里会出现不同价值观。但是,在思想自由条件下,各种价值观会互相比较和较量,通常是一种价值观最终占上风,形成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主流价值观一般是统一的。由于人们具有统一的价值观,社会实现主观统一。主观统一就是人们会对如何组织国家和管理社会达成一致,有一个统一的原则。这个价值观是建立文明社会和国家的思想基础。最后是解释公共事务。即使人们的知识结构相似和价值观统一,人们仍然会在公共事务上持有不同看法或见解。由于公共事务往往涉及利益分配,人们看法不同。于是,需要政府提供解释。如果人们接受政府的解释,人们就在公共事务上达成一致。第一阶段解释知识;第二阶段解释价值观;第三阶段解释公共事务。解释知识最容易。解释价值观次之。解释公共事务最难。换言之,人们在解释知识问题上最容易达成一致。解释价值观有一点难度。解释公共事务最难。在中国,政府解释知识一般遇到阻力最小。解释价值观在知识分子中间就不一定很成功。解释公共事务在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中间也并非总有效。在西方国家,这三个等级的解释都基本有效。

          就第三种语言通讯结构而言,人类的社会行为是表示态度。表示态度的语言行为基本上有三种。第一种是给与荣誉。如果人们或社会或国家给与某个个人荣誉的话,他们表示了一种态度。就是赞赏的态度。给与荣誉的社会学意义是社会需要所有的人为集体做贡献。一个人获得荣誉说明他为集体做出贡献。给与荣誉具有社会学的意义。只有使用语言的时候人类才能具有荣誉感。该给与荣誉的时候不给与荣誉会挫伤人们的工作劳动积极性。人类能通过惩罚的方式强迫动物加倍为自己劳动,但是无法通过给与荣誉的方法激励动物更加努力工作。理由是,动物不使用人的语言。第二种是表示忠诚。忠诚是人类社会组织过程中的上下级合作。只有下级表示忠诚,上级才信任下级,并交给重要任务。表示忠诚必须使用语言。例如,宣誓效忠需要使用语言。不忠则是偷偷摸摸进行的,不需要使用语言。理由是,人类合作时需要使用语言。不合作是就不必使用语言。第三种这类社会行为是人们对政府的法律或政策表示支持或反对。如果政府仅仅允许人们表示支持,不允许表示反对,表示的支持多半也是虚假的。这三种表示态度的行为也有三个等级。在西方国家里,人们实现了三个等级的表态过程,而在中国仅仅实现两个等级的表态过程。第三个等级的表态完全没有实现。

         第四种语言通讯结构是作出承诺和接受承诺的社会行为。第一,人类签订契约。签订契约的目的是确保合作。这类合作包括商业交易、制定游戏规则和确定人类社会组织的原则和方法。签订契约的行为涉及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各类活动。人类都是依靠契约而逐渐建立社会和国家。第二,人类不时订立誓约。誓约其实也是一种契约,但是一种特殊的契约。其特点是加入了一个仪式,并且是在订立契约的一方要求下提供誓约。誓约的目的是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但是,誓约也经常是人类在一个具体场合保证能够强化社会或国家的组织或运行。所有的誓约都强化了道德、法律、宗教的权威。第三是一种集体承诺现象。就是政权给与民众的承诺以及民众给与政权的承诺。社会契约论者认为这是社会契约。但其实,仅仅是一种集体承诺现象。就是,政权承诺为民而管理社会或国家,人民承诺服从。双方的承诺基本上是对等互动。一方放弃承诺,另一方也可以放弃承诺。历史上,洛克的政府理论就是这样的逻辑。在中国,第一种承诺很常见。第二种承诺已少见。第三种承诺几乎没有定期的语言表述。或许,统治阶层在内心里有这种承诺,人民不知道。但是,没有语言表述,就不能认为存在这类承诺。

         第五种语言通讯结构是发布命令的语言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有三种命令:赤裸的命令;制度的命令;法律。所谓赤裸的命令,可以简单说,就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命令。赤裸的命令完全依赖武力或强制力推行。没有任何解释。例如,警察在广场上驱散集会的人群。制度的命令指人们服从制度的权威。这种命令通常伴随解释。人们通过解释而加强人们服从的意愿,从而增强命令的效能。例如,一个职员服从上级的指令,是因为整个公司的制度的要求。一位官员就职时举行一场仪式就是让将来他发布的命令制度化。人们不是服从一个官员,而是服从一个制度。如果人们认为那位官员是合法的,人们就会服从他。法律也是一种命令。法律是人们预先同意服从的命令。法律其实也是一个契约。人们认为法律是公平的,人们就会自觉服从它。人类的命令具有不同的质量。赤裸的命令是质量最低的命令。其次是制度的命令。而法律是质量最高的命令。在中国,由于没有实现法治,法律没有发挥其最大能量。

         从本人的语言结构论可以看出,中国在实现第三等级的语言通讯的时候,都遇到问题。

        人类的这些不同的语言通讯结构也是人类社会的文明建构的基础。语言通讯的结构与文明的结构同构。

         具体而言,提供信息的语言通讯过程导致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历史的本质是一个提供信息的语言通讯过程。就是一种语言本体论的历史哲学。如克罗齐所说的,没有语言表述的历史不是历史。尽管过去的事情发生了,如果没有语言表示,不被记载下来,它就不是历史的一部分。我的看法是,任何历史都必须提供信息,如果提供假信息,如被歪曲的历史,就不是质量很高的历史表述。就不是真正的历史。人们可以解释历史,但没有哪个历史不是提供某种信息的。人们可以一边提供信息,一边解释,但是,提供信息是基础。如果将解释当基础,就不再是历史。

          解释的语言通讯过程导致人类创造哲学。不是所有的解释都能成为哲学。如果解释人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系统论述能够长期被人接受的话,解释有可能演化为哲学。解释的时候可能提供一种知识,也可能阐述一种价值观,也有可能仅仅是一种理解。由于人类个体对世界的理解能力不一样,有些人士具备更多的理解能力,就出现解释的现象。德国哲学家创立的解释学强调对文本的解释,而本人强调解释在普及一种知识、价值观或看法的作用。解释是面对解释者需要的。解释被接受意味解释者和被解释者达成一致。任何言说,如果不能提升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的话,就不可能是哲学。如果一本书仅仅提供信息,它就不是哲学书。哲学不追求信息,而是追求理解。哲学还追求人类社会理解能力的平均化。也就是说,理解是一种自我解释。

          表态的语言通讯过程导致人类创造自己的文学和艺术。托尔斯泰说,正如人类使用语言交流思想,人类使用艺术(和文学)交流感情。其实,人类也用文学和艺术交流思想。交流感情是社会生成的一个形式。如果人类没有社会性,就不会交流感情。交流感情时,人类也可能交流思想。但是,文学与艺术在交流过程中并不担任解释的任务。例如,小说家写小说可能传播一种人道主义思想,但是,他通常不做系统解释。小说家也不是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通过文学和艺术提供一种对生活的体验,通常具有一种感情的流露,表示自己的喜怒哀乐。其实就是表示态度。就是表示自己的好恶以及各种带有情感反应。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目的不是提供信息或进行解释。他们表示态度,例如,表示他们热爱生活的态度。

          承诺的语言通讯过程是人类创立宗教的基础。在人与神的互动过程中,语言通讯必不可少。固然,某一方可能提供信息或进行解释或表示态度,但这些语言通讯都不是宗教的本质特征。其本质特征是承诺。上帝对人做出承诺,人也对上帝做出承诺。上帝同意拯救人类,而人类同意遵照上帝的旨意行事。这是人一生的承诺。中国人熟悉的佛教也有类似逻辑。所有宗教都有一种相同的语言通讯结构。人因此而有永久的精神寄托。没有承诺,任何提供信息的行为、解释世界的行为和表示态度的行为都不会是宗教。

          命令的语言通讯行为最终导致人类发明法律。法律代表的语言通讯还要以一种强制力为后盾。但是,以法律的形式来推行一种强制力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几乎是最重要的一环。一部法律很可能也包含提供信息的意图,进行解释,表示态度和做出承诺,没有命令的语言通讯模式,它就不成其为法律。如果提供信息,进行解释,表示态度和做出承诺,那都是为命令服务的。发布命令的时候,发布命令的人与接受命令的人是不对等的。其他前四种语言互动都以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为基础,唯有命令的语言通讯没有平等关系。但是,在命令的各类通讯过程中,法律是最趋于平等的互动关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法律是最高质量的命令。

          从中国的文明进步看,中国人仅仅在第一种语言通讯结构中取得突出成就,就是说,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构造中,只有提供信息的语言通讯过程最先进,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我主要指的是历史编纂史。有人说中国的文明没有中断,大概是指历史的叙述没有中断。但是,中国人在结构比较复杂的语言通讯中都逊色。解释的语言是哲学,中国并不强大。中国的哲学没有走向世界。孔子的思想仅限于中国和中国周边几个国家。世界上出哲学家的国家基本都在欧洲。表态的语言也不突出傲人。中国没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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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对民主制的理解 2019-02-02 18:04:51

谈谈我对民主制的理解

        自从近代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主权在民理论以后,整个人类渴望民主的浪潮一发而不可收。随即,现代民主制超越古典民主制的规模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并展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与此同时,有关民主制的解读也可谓铺天盖地。如果说一般普通老百姓可能对民主制是什么知之甚少,不管你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是知识分子或者受过一定现代教育的人,都能对民主制的基本特点说出一点所以然来。但是,如果详细解读,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人们对什么是民主、民主制和民主理念等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民主制。人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民主制。有的人说,美国的政治制度可以称为民主制,但是,中国有些人不承认。反之亦然,有的人说中国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制,很多美国人否认。即使在华人中间,有关民主制的看法也不同。如果人们的看法呈现多样性,或许都有其合理内核,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人类社会不仅有相对真理,并且有绝对真理的话,可以说,解读民主制的正确结论只能有一个,而错误的结论会有很多种。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同理,有关民主制的正确认识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人们会有同一个看法,错误的认识会各种各样,并且不被所有人认可。显然,在什么是民主制这个问题上人类并没有从认识论的迷茫中完全走出来。正确解读民主制还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当务之急。想到这里,我打算写一篇文章来谈谈我对民主制的理解。

        虽然自古以来就有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阐述他们的民主理论,他们对民主制的解释并不完整、系统、彻底和准确。有关民主制的理论并不整全。很多人都从某个角度解释民主,而忽略民主制的各个不同的维度,结果是失之聚焦,无法抓住要害。所谓民主制,指一个国家内人民自我管理的一种制度并加惯例。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决定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构成这个国家的多数人的手中。在形式上说,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在所有国民手中,但是,实际操作的过程是多数人决定制,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试图解决民主理论里的一个问题:多数人是否代表人民?根据卢梭的主权在民的思想,国家的权力属于全体国民。那么多数人不能代表所有人。多数人也是一部分人。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为了分辨人民的意见倾向,就必须决出多数和少数。如果不分多数和少数,人们很难了解人民实际上在想什么。有的人说,当年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是民心所向。那我们就要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有的人会说,当时我们村庄里的人都在言行上倾向共产党。那还用问吗?妇女们整天忙着缝制军衣和军鞋送给解放军。男人们杀猪宰羊慰劳解放军。那不是明摆着的吗?从理论上说,人们支持某个党派或政治集团,一定需要有一个语言表达过程。特别是有一个可以量化的结论。然后,人们依靠数学代表的逻辑力量来证实人民的意见。如果不是这样,人们仍然会针对民心做出不同的解读。共产党说我代表人民,国民党也会说我代表人民。结果就只能战场上靠武力来决定国家政权的归属。即使一方打赢内战,那也不一定证明赢的一方就代表多数人的民意。没有人民通过语言的明确表达,任何一方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作出片面解读都没有合法性。

        所以,选举是民主制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内人民举行自由选举,我们一般认为那一定存在一个民主制度。这个看法错吗?不错,但不全面和不完整。我的看法是,如果一个国家实行民主制,有三样内容不能缺少:选举、法治(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这三个内容都是语言解决方案,都是第三者仲裁制度。举行选举时,由人民(选民)充当第三者对竞选各方进行裁决;进行司法裁判时,由独立的法官对有争议的各方进行裁决;实行言论自由的时候,各种不同的意见接受理性法庭的裁决,就是有理的一方获胜,无理的一方败诉。这个理性法庭实际上就是公众舆论。公众舆论一般而言是正义的,除非公众受到操控或胁迫。这三个内容互相关联,不可或缺。少掉一个,其他两个就不健全。通常,在一个典型的民主国家内,人们看见,只要有自由选举制,也一定有言论自由,当然,也有司法独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解释是,如果允许自由选举,各种各样的候选人都会出现,人们的意见肯定不一样,人们会争论。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人们就无法争论。如果人们没有不同意见,人们就不会产生纠纷。产生纠纷,可能就要走司法程序。如果司法程序能解决问题,那它一定公正。不公正,它就不能解决问题。

         虽然事实上是如此,人们在解读民主制度的时候采用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在理论思维中割裂这个几个概念。例如,在人们论述民主制度的时候,有人会说你的那个选举制度是假选举。例如,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大资产阶级操纵民主选举。虽然所有选民有投票权,但是,选举的结果被扭曲,反映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我的看法是,由于选举制度是一种制度安排的集体行动,由于采用非人格化的选票当媒介代表选民发表意见,选举的过程实际上具有超验性质。所以,对于马克思的解释,人们拿不出实际可行的验证方法提出一个反驳的意见。马克思说,你们国家的选举被拥有大量经济资源的上层资产阶级所操控,你能拿出可行的证据显示马克思说的不对?其实,仅仅就马克思的这个断言而言,并非没有道理。例如,上个世纪60年代犹太人垄断财团掌控美国的新闻媒介。人们仍然可以怀疑某些大资产阶级集团影响了选举过程。马克思的话有错吗?不一定错。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到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支持者都是这样看的。西方的学者也很难反驳。但是,他们不接受这个说法。他们不接受的原因是,凭感觉,民主制度是自由的保证,这个制度没有本质问题。所以,他们不接受,但是,也无法反驳。在网络上,写博客的人也各执一词。但是,我要指出,马克思忽略了一个问题。当人们能够举行自由选举的时候,人们享有言论自由,一旦人们享有言论自由,知识分子就会说话。就会出现很多公知。公知是社会正义的保障。公知是社会良心。这一点恰恰是关键。为什么这样说?

        我提出一个西方学者(当然也包括中国学者)从未提出过的一个观点。我在我自己写的书Language and  State: An Inquiry Into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Revised Edition2017年在美国出版)(此书中文名:语言与国家:一个有关文明进步的研究)里面专门系统研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语言通讯的特点和结构,指出政治家只能从事短距离语言通讯,而知识分子总是进行长距离语言通讯。这是人类建设文明社会和国家的结构特征。只要文明社会和国家存在,你无法改变它。具体而言,所有的知识分子(或文人)都进行长距离语言通讯。要说明这个情况,还是让我举例说明。还是具体描述比较可行。一位诗人写诗歌干什么?他要抒发自己的感情。也想借此表示自己对大千世界和人生处世的感悟。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诗人写诗的时候会选择那些优美词汇,会注意押韵和排句。每一首优美的诗歌里面都杂糅着一些艺术成分,提供一种美感。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只能从社会学的角度上解释诗歌。人类原本生活在原始社会里。社会里的人口有限,人与人之间具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自从使用语言以来,人类开发媒介,扩大共同体规模。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淡化。人与人关系疏远,成为陌生人。但是,为了维系社会的统一,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为了强化交流,特别是感情交流,人类利用媒介。美学表达方式就是这样一种媒介,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是我本人的美学发生学理论。中国古代的作品《礼记乐记》里说,舞动其容也,歌咏其声也,诗言其志也。诗歌代表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所以,我们今天的人还在读唐诗宋词。推而广之,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包括音乐家)、宗教人士和法学家都在进行长距离语言通讯。人类社会的文明其实都是知识分子创造的。

         于是,我们能看到另一个现象。由于知识分子能进行长距离语言通讯,他们能对社会问题发表看法。由于他们不能强迫社会接受自己的观点,如果他们想让自己的作品受到社会的欢迎,能够赢得尽可能多的读者或观众的话,如果他们想让自己的思想影响社会的话,他们就一定要尽可能尊重、靠近和满足社会最大多数人的价值判断。否则,就会被社会厌恶和排斥。举例而言,一位作家写作品一定会多少有一些有关人类社会善恶的判断和伸张正义的内容,如惩恶扬善的内容。这样才会受到社会的欢迎。这样才会在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产生共鸣。这样,他们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善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也不能欺骗社会。历史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会骗人。意大利哲学家倍内德托克罗齐就说,没有哪个艺术家不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注入自己的真实的情感,没有哪个文学家不在自己创造的作品中吐露自己发自内心的真实体验。如果他们骗人,那一定在生活中与他们的事业无关的情况下发生这样的事。但是,从事他们自己的职业的过程中,他们不会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欺骗社会。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知识分子在创造自己的作品的时候骗人,那就毫无意义。但是,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总是表现积极生活态度,做有益于社会的事,他们会得到社会的褒扬。所以,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有全局观念。知识分子通常不会代表一部分人反对另外一部分人,除非他们有了政治动机。但是,一旦知识分子有了政治动机,他就不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而成为政治家。

         当然,仅仅是这一点看法还是不够的。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位。按照我的研究,知识分子进行长距离语言通讯。进行语言通讯的距离越长,其内容越容易暴露。如此,他们表露的心声一定是公开的,不是暗藏的,不是可以隐瞒的。一旦他们的想法在社会上公开,他们的想法就要受到公众的检验。如果他们的想法不符合公众的价值观,他们就没有市场。同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希望自己的表达、看法和理念被社会接受,被最大多数人接受。而公众是支持正义的。就是说,在公众舆论场,公众不会是邪恶的,除非公众受到操纵。为什么这样说,我借用了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个小小的发现:决策程序公开情况下,就实现正义。反之,如果一部分人将决策过程隐瞒起来,黑箱操作,就没有正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康德借用了卢梭的一个看法:人民是不会腐败的。为何人民是不会腐败的?卢梭没有解释。我的看法是,如果人民中间的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任何一个利益分配方案都不能牺牲任何一个个人的利益。只要能通过,就是符合正义,因为能形成共同利益。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边沁的观点其实也能成为对卢梭的那个看法的解释。边沁说,在选举的时候,如果每个选民都极端自私,不考虑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每个人的私利都会与其他人的私利冲突,于是,就不会被其他人接受。于是,每个自私的人的建议或看法就不会被通过。只有既兼顾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建议会被通过,或者所有无私的建议会被通过,这就是正义。同理,知识分子发表有关社会的意见的时候,他们都处于一个公开程序之内,并且其意见要能被所有人接受。于是,知识分子发表的意见都会迎合公意。虽然知识分子内部也有不同看法,这样的看法要被社会大众接受,也要互相妥协,最后趋于符合大众的意见和价值判断。

        所以,在民主制度下,保证人民的利益不被侵犯的最后屏障是知识分子,不是政治家。政治家不能进行长距离语言通讯。政治家可能进行幕后交易。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在民主制下,当选的政治家代表人民,他们就是人民的利益的保证人。人们希望如此,但他们不是人民利益的最后保障。中国人民将政治家当作自己的大救星是搞错了对象。就像我以前说的,政治家具有双重人格。他们既是一个私人,也是一个公共人。他们来自自己的家庭,有家庭利益。他们来自某个社会阶级,有阶级背景。有阶级利益。于是,国家领导人行使国家的权力的时候处在利益冲突之中。例如,美国总统既要为全体美国人民服务,也要为他自己代表的政党及其支持者服务,二者互相冲突。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要为美国人民服务。但是,他也要顾及他自己的政党共和党的利益。共和党的利益不完全等同于全体美国人民的利益。所以,就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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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加拿大的结构冲突及其影响 2019-01-22 15:42:30

中国与加拿大的结构冲突及其影响

自从去年12月初加拿大政府当局根据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引渡要求而扣留过境加拿大的中国通讯行业巨头华为公司的副总裁兼财务长孟晚舟女士以来,中加关系急转直下。从中国方面看,朋友后面捅一刀,而从加拿大这方面看也没有预料到一夜之间加拿大一个中小国家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中国方面扬言,不无条件释放孟晚舟女士,加拿大要承担严重后果。后来,中国方面抓捕两名身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国际社会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方面的报复。两名加拿大人成为人质。由于美国有意引渡孟晚舟女士,中加关系进一步严重恶化的可能不能排除。中国与美国的冲突也可能加剧。这对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而言肯定不是一个积极的动向。更重要的是,孟晚舟事件可能预示中国与加拿大甚至所有西方国家之间正在开启一种结构性冲突的新时期。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我所谓的结构性冲突。自从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趋于和缓。经济合作取代了过去的备战政策。和平与发展成为中国的主要政策走向。内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外部则是发展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由于进行经济合作必须以双方互利为原则,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是友好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每年都与美国或欧盟举行经济和战略对话,寻找彼此之间合作的机会并协调各自的立场和政策。从事经济合作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是放在一边的,是隐藏在背后的。由于从事经济合作双方有利,虽然有时也谈人权问题,没有影响双方合作的大局。从中国的角度看,可以做到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对外开放,搞改革,另一方面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就是外界所说的政经分离。经济可以自由化,可以改,但是,政治体制不能动,坚决不改!就是原来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给中国领导人的启发:经济开放,政治则自搞一套。实际上,就是中国那种经济上开放,搞改革,政治上则不搞改革的发展策略的结果。以前,这种策略没有遇到问题。现在,遇到了问题。就是出现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结构冲突。

就是说,出现了体制冲突。以前,经济是润滑剂,不涉及体制的冲撞。现在,开始出现体制冲撞。  加拿大根据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孟晚舟,中国要求放人。加拿大表示,加拿大扣留人是司法过程,政府不能干预。加拿大是法治国家。就是说,政治归政治,司法归司法,不涉及政治。其实,任何法律都有可能与政治关联,例如,国会制定法律的时候也可能有政治考量。但是,一旦进入司法程序,政府或政党就不能干涉。在中国,司法程序随时可能面临政府的干预。彼此的司法制度不同。同样,中国政府扣留两名在中国的加拿大人。加拿大也呼吁中国政府放人。但是,中国也要求加拿大尊重中国的司法制度。其实,中国的所谓司法就是政治操作。现在,两种体制发生冲突。还有很多细节。加拿大表示,孟晚舟在加拿大获得保释,允许支持孟晚舟的人示威,但是,中国政府不允许加拿大人获得保释,也不允许支持加拿大人的人示威。体制差异凸显。也是一种结构冲突的表现。

还有,中国是一党专政国家。私营企业一定要服从一个政党领导。华为发展5G技术,进行国际合作。西方国家很担心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他们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华为将西方客户的信息资料提供给政府,华为难以抗命。于是,西方主要国家开始防备和围堵华为。西方国家的看法是,西方的通讯技术供应商可拒绝政府的类似要求,为客户保密,于是,不存在泄密问题。但是,由于中国是个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而且中国谋求世界主导地位,西方国家很担心。根据中国的意识形态宣示,将来要将共产主义红旗插遍全球。将来美国也要建立类似中国那样的政治制度。就是一党专政。没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没有选举。没有法治。当然,中共领导人或智库现在也未必这样想,但是,西方国家也有担心。不知道中国将来想干什么。你们还会实施共产主义吗?人们由此担心。所以,有评论说习近平的政治倒退导致华为被世界各国围堵。

总之,这样的体制冲突可能改变原来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影响中国的发展战略。就是那种政经分离的策略可能难以奏效。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就是新加坡的模式。由于中国是个大国,在国际上影响广泛,体制冲突的可能性更大。一旦这样的体制冲突长期化,中国的开放政策必然受阻。于是,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发展不顺利成为一个时期的特点。就是说,一旦与西方和其他国家合作的话,外国会有疑虑,会消极对待。比如,一带一路的战略可能受到抵制。这可能逼迫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对中国走向自由化是个积极动向。毕竟,自从近代中国打开国门以来,每次变革都是外部压力的结果。中国人内部缺乏变革的动力。如果没有外部的冲击,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不会出现。所以,这种结构性的冲突,特别是体制的冲突,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拐点。有些坚决不改的,可能也要改。人们可以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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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正义莫过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增补版) 2019-01-19 17:19:59

我以前曾经在这个博客上登载过本文。但是,那时此文章并未完善。以后,又进行修改和增补。希望文章能成为精品。本人经常将写过的文章再次拿出来阅读和品味。所以,这次再将增补的文章张贴出来。欢迎感兴趣的读者再次细读。


人间正义莫过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增补版)

 

         在长达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思索建立处处平等的人间社会。他们憧憬人间理想社会的最高境界莫过于人人平等。没有等级秩序,没有高低贵贱,没有贫富差别,没有主仆尊鄙。人们甚至喊出要消除人间一切不平等的口号。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不绝的农民造反几乎都有一个永不变的关键词:均贫富!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社会进步抵达近代的最高阶段也少不了人人平等的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最具代表性的法国大革命的诉求中平等的价位甚至一度高于自由。至于社会主义者,那就更不用说了。平等就是一切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平等是多么神圣!

          但是,恕我直言,在善良的人们渴望平等和睿智的思想家们设想的平等中,真正能实现的不多。有的人主张,平等就是同工同酬。有的人主张,平等就是男女平等。有的人主张,平等就是法律定义下的自然人的无差别待遇,等等。然而,经过多少年的文明进步,人类社会里真正实现了多少平等?在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有腰缠万贯的亿万富豪,也有入不敷出的一般平民。他们之间平等吗?有的人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人人平等。那么,我要问:中国社会主义阶段内实行的大锅饭待遇是平等吗?中国长期实行的户口制度是人人平等吗?我个人认为,中国的老百姓针对平等没有一致看法。西方人看待平等的方法也不尽相同。思想家们设想过的各种平等总是多于能够实现的。事实上,在人类社会里,不平等要远远多于平等。但是,那些不平等绝大多数是合理的。不平等多于平等是自然现象。理性的人应该欣然接受。我举一个例子。

         在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内,总有行政管理。实行行政管理,总有上级和下级。上级发布命令,下级负责执行。理所当然。上级和下级之间肯定有一个等级秩序。但是,人们一般都接受这个等级秩序的存在。原因就是,如果没有行政管理,那就等于说没有政府。如果没有政府,就没有真正有能力的人来管理社会。这样,社会就会失序。谁也无法承担失序的后果。人们一般认为,在一个国家内,无论如何都应该有一个政府。于是,人们接受行政系统内的那个不平等的秩序。它对每个人有利。人们就不将这种不平等当回事。还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在军队里,军官系统内有严明的等级秩序。尉官、校官和将官处在不同的等级之上,绝不是一回事。军官与列兵也绝不是一回事。但是,人们都欣然接受。道理不言而喻。

          在人类社会里,有好多的不平等其实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就像我以前所说的,人类会制定各种游戏规则,让社会中的各种人都来参加比赛。我相信在此阅读我的作品的人士在他的一生中也经历过至少一次比赛。比如,人们会安排进行体育比赛或文艺比赛,如诗歌比赛、朗诵比赛、跳舞比赛或知识竞赛。一旦人们举行比赛,就一定会决出名次。第一名和第二名一定不平等。我们根本不需要谴责这样的不平等。比赛是一个人生激励机制,目的是促使每个人都努力,为社会做贡献。它对社会有利。我们就不会对那些各种各样的不平等那么介意,尽管有的人会妒忌别人。就像我以前一直在说的,人类社会永远都不会平均地分配荣誉。荣誉总是垂青于少数人。这些人是出类拔萃之辈。如果我们嫉妒那些获得荣誉的人,认为别人获得的荣誉应该属于自己,那我们其实就犯了自己永远也不能原谅的错误。人类社会里,经常举办各种颁奖会。其实,颁奖就是在制造不平等。我们对此却乐此不疲。如果没有这样的不平等,也就不会有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奖。

         还有,在人类社会里,总是有很多人经营生意。两个人都投资5万元从事不同的生意。结果却两样。一个发了大财。另一个不得不倒闭。这很正常。如果有人假定人们做生意结果都一样,所有的人都发财或所有的人都一无所获,那他一定脑子工作不正常。在商场上,有的人成为巨贾,有的人最多做一点小本买卖。两个人的社会地位不一样。一个人被评选为杰出企业家,而另一个默默无闻。但是,人们都用平常心看待。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曾经听见一位同事说,他已经年届退休。几年前,中学同学举行聚会。有的同学当了著名企业家,有的人是国营企业下岗职工,生活困难。人们惊叹,人与人的差别太大。但是,人们还是平常心看待。

          结论就是,人类社会中不平等无时无处不在,但是,平等却较少。社会的发展会自然造成各种各样的不平等。那是自然现象。但是,要实现平等,通常都要借助于社会或政府的力量。人们对此要小心谨慎。原因就是,社会中自然形成的不平等其实是正常的,而人为地制造平等则不正常。其后面的原因就是,人们一般认为的平等其实是不平等。而人们通常认为的不平等其实是真正的平等。不平等往往是自然生成,而平等往往是人为的设计和根据某种思想安排的结果。如果我们接受卢梭当年提出的看法,认为在原始社会里,社会是平等(包括人人平等)的话,针对文明社会里出现的不平等,我们或许还要在为什么人类会建立文明社会这个根本问题上找到解答。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需要一个系统的理论当作基础,来深度解析人类社会的平等问题。

        这样说吧,如果我们无法说明人类的文明社会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就无法认清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的起源,从而也就无法认清人类社会中的平等是怎样形成的。幸好,本人研究人类社会文明的起源。我能够从文明的起源的角度谈谈人类社会怎样才能实现平等。我的看法是,不平等往往是自然形成的。产生不平等的原因非常多。我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例如,人类社会需要管理。行政管理体系内部会形成等级秩序。但是,人类社会能够形成平等的条件则非常少。用一句不太规范的语言说,出现不平等现象很容易,但是,实现平等的机会则很少。很多人都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有很多平等。个人不这样认为。人们说的平等其实是不平等或者被某种假象掩盖的不平等。例如,过去国营企业内部实行的大锅饭制度看起来平等,其实不平等。有一个说法:干好干坏一个样。就是说,干活不一样出力,但是拿一样的工资。很多人认为这不平等。人们并没有真正落实按劳分配的原则。我在这里不具体分析。

         我要说的是,我们要从学理上来看待平等的问题。那么,我的看法就是,人类是因为使用语言才形成文明社会的。一旦人类使用语言,他们就能够创造和利用媒介。媒介延长语言通讯距离。然后,人们能在较大范围内进行通讯。很多人都能够进行通讯。人们能够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有共同的传统观念和宗教信仰。人们能进行社会交换,包括产品和服务的交换。由于社会也需要管理,人们建立政权。最后,形成国家。由于相对而言,国家是个大规模共同体,人口较多,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淡化,原来的部落解体。所以,我的看法是语言导致国家形成,导致文明社会的成型。语言也导致原始社会的终结。人与语言的互动、语言与媒介的互动以及媒介与人的互动是文明社会形成的基本原因。特别是媒介发挥的作用就是社会形成的机理。人类社会的每次进化都是媒介发挥作用的结果。马克思先生认为,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他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所起的作用。这个观点不错,但从社会学的学理上说,是个片面的观点。一旦进行理论推理,会很快暴露其理论演绎的缺陷。我在这里暂且按下不表。我们还是来看平等。

          就平等而言,人类只能通过一种特殊的语言通讯过程才能实现平等。人类只有采用一种或少数几种语言解决方案才能实现平等。离开语言解决方案的一切平等都是虚幻的。我在我自己写的书Language and State: A Theory of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2018年出版)里专门写了一章,论述平等。那一章的题目就是《论平等》。我在这一章里面写了3节,分别论述书籍、法典或普通法和选票。在论述《书籍》那一节里,阐明人们因为创造和利用知识而获得平等,其中也包括中国人经常说的考分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典或普通法》一节里,我解释为什么人们能够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选票》那一节内,我说明人们在选票上的平等。这三种类型的平等都代表一个特殊的语言通讯过程。它们都利用了一种媒介:材料。我在那本书的最前面的一个部分里面写了一章专门论述材料,包括地质材料(石头、黏土和金属材料)、动物材料(包括动物骨头、象牙、丝绸、牛皮纸和羊皮纸)及植物材料(包括竹子、木片、莎草纸和纸等)。那一章的标题就是《论材料》,说明人类为了利用这些材料的目的而开发文字,发明书面语言。书面语言导致国家形成。而这些材料是人类社会实现平等的基础。除此之外,人类不可能实现具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社会平等。例如,在中国,中国古代东汉人蔡伦发明造纸术是中国社会实现平等的基本条件之一(可惜由于缺乏其他条件,除了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方面发挥作用外,纸张在促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作用不明显)。另一个条件是人们的平等意识。但是,没有纸张,社会无法实现平等。也就是说,人类只能依靠媒介来实现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象就能证明这个观点。

          下面转入正题,论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在《论平等》一章的第二节《法典或普通法》里指出,能够帮助人类实现社会平等的少数几个途径之一是法律。法律是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法律也是一个命令。指出法律是一个命令不是我本人的发现。霍布斯、边沁和凯尔森都多次指出法律是命令。但是,倒过来说则不成立。我指出,命令则不一定是法律。原因就是,人类社会里,还有其他命令。我在这本书中间部分里写了一章《论命令》,专门研究命令涉及的语言现象。其中指出,人类社会里还有其他命令,包括军事命令和行政命令。军事命令适用的范围最小,通讯距离最短。行政命令适用范围较大,通讯距离较长。法律则适用于最大范围,其通讯的距离最长。在这里,我们无需纠缠于命令。如果有读者对了解有关命令的理论演绎感兴趣,请直接阅读本人的书。我在这里仅仅指出长距离语言通讯是法律的生命。法律则是实现正义的基本手段。为什么这样说?立法者制定和公布法律。他与民众实现通讯。由于法律要长期实行,往往是立法者去世以后还在实行,这个法律就无法为了立法者的利益而存在。既然这个法律无法为立法者谋利,它就为公众谋利。于是,法律就是一个伸张正义的表述。根据它的意图或精神来管理社会,就能实现正义。同时,法律背后的那个长距离语言通讯也是人类社会实现平等的基本途径。

          第一,由于法律执行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适用这个法律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这个语言通讯过程越长,遇到的复杂情况越多。亚里士多德曾经说,立法时,无论立法者怎样设想能够料想到的情况,他们也无法穷尽各种细微的具体差别。因此,需要法官根据具体情况应用法律。由于这一点,人类制定的法律其实都是一个抽象的表述。就是说,无法具体到位。尽管法律的表述尽力做到明确无误,不会引起误解,其表述,无论是成文法或不成文法,都是抽象的。人们只能作一般的陈述。这样,就有一个统一的尺度来应用法律。在执行法律时,法官无法考虑当事人的背景,包括家庭出生、收入状况、社会地位等。换言之,这个语言特性保证法官能应用一个统一的标准适用法律。这与印刷机的结构相同。印刷机是个媒介。它复制同样的语言通讯过程。这也与无线电广播实现的通讯的结构相同。就是说,在应用法律时,由于采用一种批量处理的方法,只能一视同仁。就是说,法律是主观的正义。法官落实法律时令法律成为客观的正义。但是,法官需要忠实于法律,而法律的尺度是抽象的。法官要向法律看齐。虽然法官会酌情处理,但是,法官的酌情裁量权在所有的掌权者中是最小的。抽象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地位。这为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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