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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先生的博客  
在中国工作21年无住房。到加拿大后,5年内买房。社会制度不同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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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从巴拿马与台湾断交说开去 2017-06-15 10:32:50

612日晚8时,中美洲南部的美丽国家巴拿马的总统胡安卡洛斯巴雷拉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与台湾的中华民国中断一百多年经久不衰的外交关系。随后不久,有中国消息报道,巴拿马副总统兼外交部长圣德马洛已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签署建交公报并换文。消息传来,台湾错愕。因掌控著名的巴拿马运河驰名的巴拿马是台湾的重要盟邦。去年,台湾总统蔡英文还去巴拿马访问,有意巩固邦宜。此次与台湾断交,是台湾外交的滑铁卢。有人估计此次断交可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让台湾再失去几个盟邦。有台湾外交官表示,中国大陆可随时与再多的国家建交,台湾实在没有多少应对的办法。原因就在于,台湾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大陆要在国际社会里贯彻一个中国的原则。

显而易见,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中国大陆卡住台湾外交脖子的一根绳索。如果不贯彻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说国际社会里可以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中国大陆不要求与其建交的国家与台湾断交,相信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会与台湾建交。毕竟,台湾是世界上的第二十大经济体。只是中国大陆贯彻一个中国的原则,如果有哪个国家与台湾建交,中国大陆就与之断交。权衡利弊,许多国家在与中国大陆建交的同时只能与台湾断交。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就不能再与台湾保持官方关系。面对这种情况,台湾没有太多的办法。由于中国大陆经济实力雄厚,台湾经济实力有所不济,被外交围剿是必然结果。如果在国际社会空前孤立,台湾就越来越不像一个主权国家,而成为一个地区政治实体。最后一定是被孤立,越来越像一个一国两制的国家的一个异质部分。

个人认为,其实,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一个中华民族是否可以建立两个国家?谁说一个民族只能建立一个国家?根据本人创立的政治理论,人类是因为使用语言而导致部落解体和国家的形成。语言是导致人类离开原始社会而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奥秘。但是,虽然说语言是形成国家的基础,使用语言时媒介也发挥作用。就建立国家而言,民族是个媒介。为何说民族是个媒介?因为同一个民族的人往往有同样的文化观念,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彼此之间比较了解,于是,同属于一个民族的人倾向于联合起来,建立国家。所以,在现代,地球上的各地人民都以民族为单位建立国家。这些国家都成为民族国家。过去,美国学者安德森称民族国家为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太模糊。我提的看法就是,语言与民族结合后互动,促使人们建立民族国家。按照这种想法思考国家的人就是我本人定义的“民族建国主义者”。他们奉行民族建国主义。认为一个民族只能建立一个国家。或称为“一个国家原则”。而根据本人的理论,与语言互动的媒介不止一个民族,还有理念。理念也是一个媒介。就是说,拥有相同理念的人彼此之间具有共同语言,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特别是在建国的方法上往往有一致看法,于是,拥有相同理念的人也会携手建立一个国家。认为这个看法有道理的人会承认“理念建国主义”。一个民族建国也可以走理念建国主义的道路。世界上最早的主要理念建国主义的国家是美国。美国并非按照民族建国主义而立国。美国的殖民者最初来自英国。后来北美独立。以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汇聚在一起建设美国。美国人靠自由平等的理念建国。美国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大熔炉。最后形成美国民族。但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凝聚力是理念。还有一个主要的理念建国主义国家是过去的苏联。但是,由于苏联的理念不成功,国家解散,各个组成部分又退回到民族建国主义的道路上去了。现在,欧盟正在走理念建国主义的道路。欧洲人在淡化民族建国主义,而依赖一种理念将各国人民联合起来。理念建国主义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民族主义自大,避免民族主义膨胀滑向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包括领土和领海扩张主义。民族建国主义还可能导致战争。民族建国主义国家往往还带有封建宗法国家的胎记。虽然现在还看不到民族建国主义的衰落,理念建国主义却很有道理,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

台湾可以走理念建国主义的道路。由于现在台湾人民的理念与中国大陆人民的理念不同,他们完全有理由走自己的独立发展的道路,而无需顾及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按照理念建国主义的理论,持有相同理念的人有自决权,可决定自己的命运,甚至可独立建国。如果将来台湾人民的理念与中国大陆人民的理念趋于一致,可以再考虑二者合并。固然,民族建国主义有其道理,但是,也不应该违背理念建国主义。若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理念不一致,怎么组成国家?除非这个国家是个民主国家,可以容忍不同理念。如果是一个专制国家,实行理念的一元化,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或自由按照自己的理念决定自己的前途,实践理念建国主义。可惜的是,台湾的政治家没有理论,没有自己的思想武器,只能被民族建国主义困扰和折磨甚至围剿。

如果有读者想了解为何持有共同理念能导致国家形成,思考什么叫民族建国主义,什么叫理念建国主义,可参考本人写的书:Language and State: A Theory of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出版年代:2015,作者Xing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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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社会科学理论发现简介 2017-05-30 17:10:55

 

我这一辈子写了如下两本书:

 

作者:Xing Yu

书名:Language and State: a Theory of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出版商: UPA

出版年代:2015

页数:566

ISBN: 978-0-7618-6640-4

 

作者:Xing Yu

书名:Language and State: an Inquiry into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Revised Edition

出版商: Hamilton Books

出版年代:2017

页数:506

ISBN: 978-0-7618-6903-0

 

         以上的第二本书是2013年出版的第一本书的修订版。最近,这个修订版在美国出版。我将这个修订版的出版看作学术生涯的非常关键的一本步骤,原因是在此书2013年出版后发现里面的英文表述有很多缺陷,包括有语法错误、有的地方的用词错误,甚至有的地方的内容需要重新表述或改善。尽管这本书在世界各地卖出不少,我不愿意推广这本书。虽然目前的修订版本的版面排版有点问题,原因是我的电脑技术不熟练,而且出版社的电脑系统也不稳定,我已说服出版社的编辑收回已经印刷的书并且重新印刷消除那些错误的书,书的内容已经臻于完善,我对书里的内容感到满意。在我的我自己称为《理论》(Language and State: a Theory of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的那本书于2015年出版后,我开始修改我的第一本书,即我称为《研究》(Language and State: an Inquiry into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的那本书,花费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重新修改和校对我的第一本书,大约校对了20遍。书总共有500多页长。每次校对时,都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仔细斟酌,以便避免错误。当我的书稿交给出版社后,编辑审查我的书稿,包括引用文的规范、文献回顾的规范以及内容是否健康。过去,出版社的编辑不检查内容,现在他们也要检查内容。我估计,他们希望避免宗教极端主义的内容出现在学术书内。当然,我写的书,没有宗教极端主义。只是编辑发现我的书在第136页上有个短语不对。她让我修改。我修改后问她是否可以接受。她回答“Excellent!” 现在,此书已经出版,我才在心里感到踏实。现在,已经能够在book.google网站上看到我的书的部分章节。我写的两本书都已经放在google网站上,可浏览其一部分内容。虽然2015年的《理论》那本书的英语表达也有许多问题,但比2013年出版的《研究》那本书的版本要好了很多,能够阅读。此书在世界各地的销售量也明显大于2013年出版的《研究》。

        出版这两本书,已建立一个理论体系。我对此有充分信心。我说已建立一个理论体系的原因是,我坚定地认为我的书不仅系统描述我研究的对象和我的观点,论点可信而且具有独特性。我从事学术研究时总是尽最大努力追求那个独特性。独特性就是独一无二的特性。具有独特性的作品是有关内容的唯一作品。只要它是有关内容的唯一作品,那就是原创的作品。从古到今,此作品为原创。如果一个作品内的内容或者形式是大众一般都能够想到的,或者说是看起来一般的内容,那么,它就缺乏独特性。如果一个作品缺乏独特性,并非是独一无二的,那就证明以前也有人写过类似的作品,那么,作品就失去原创性。如果不是原创,尽管此书里描述很好的理论,也不能说这本书创造了一套理论,原因就是,有人先于此书创造过类似的理论。过去,中国的科学家钱学森说,老是搞不出独特的东西来,就是说老是搞不出原创作品来。由于本人的书籍里讲述的内容符合逻辑,论点能够成立,内容全新,而且自成体系,于是,本人可以明确说本人已创立一套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本人的理论是独特的,是这个地球上的人类从古到今从来没有想到的。也是当今的知识界从事研究的人做梦也万万想不到的。如果研究者能够想到,哪怕是梦里想到,那我的作品也会失去独特性。只有提供一个有道理的、有巨大社会价值的和独特的理论,人类的思想才能实现一次进步。否则,人类的思想就总是在原地踏步。而具有独特性的作品代表的就是一种创造。那么,如果我说的那个作品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次创造,至少长达两千多年亚洲人没为人类创造过一套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时代已经结束。

         那么,怎样来保证一个人创造的理论具有独特性?学术界的人士可能会对独特性持有不同看法。看法肯定是多样化的。我个人的看法是,首先,学术作品里的见解要独到。如果一本书里前前后后到处都是独到见解,那么,这本书就是一本见解独到的书。这本书就叫独特的书。但是,如果这本书里的独到见解并不能系统地阐述人类社会的组织或运行方式的话,那么,也无法建立一个理论体系。如果无法建立一个理论体系,所有的独到见解只能提供各种各样的洞见。但是,如果人们无法建立一个理论体系,所有的独到见解无法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巨大穿透力和广泛启发性系统解释的话,这些独到见解就无法成为创立一个理论体系的基础。人们会渐渐地忘却这些独到见解。虽然不排除人们会潜移默化地将这些独到见解融化在自己的研究中,它们没能成为建构一个新理论的基础一定是一个巨大损失。这告诉我们,只有那些能够成为建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的基础的独到见解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样的独到见解就是发现。所谓发现,就是寻找未知事物的积极成果。所谓发现,就是从未知的此岸抵达已知的彼岸。所谓发现,就是让人的心智得到启蒙必需经过的那个关键过程。发现是建立一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发现也是历史上所有哲学家或思想家写就成名作的一个基本前提。换言之,历史上有一些哲学家或思想家为人类留下不朽的著作,其原因是他们的书籍里完成了某个或若干个发现。只有书里的发现才能保证一本书具有独特性。也就是说,没有哪个特性能够比发现这个人类探索活动的最高境界更能保证一本书具有独特性了。如果你写的书里面没有发现,即使里面有一些独特的观点,你也不能万无一失地确信或保证这本书就一定百分之百独特。换言之,如果没有发现,你笔下的内容其实都是前人写过的内容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你只是延续了以前人说过的话。如果形式不同,读者也能体会到以前的某个思想家曾经写过此类内容。不管你怎样变换标题,人们也不会认为你的作品独特。所以,学者们从事研究的时候最需要关心的是要提出独到见解。如果可能的话,要从事发现活动。只要有发现,肯定具有独特性。

         我个人认为,过去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能赞同我的观点。他们的切身经历也说明这一点。也就是说,历史上的那些知名的哲学家或思想家都是或多或少依靠他们的发现来奠定自己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地位的。他们完成的思想旅程最耀眼的亮点就是那些发现。因此,我们评估他们的作品或思想的时候,我们实质上在评估他们的发现。如果我们没有发现里面有什么发现,那也就没有什么值得评估的了。如果我们要评估一个社会科学的作品,我们会首先查找里面是否有任何发现。如果发现里面没有发现,我们肯定失望而归。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加拿大有个历史学家叫Harold A. Innis。他生于19世纪,大概是在1952年去世的。他写了很多长篇加拿大的历史书。他主要研究加拿大的经济史。他用一种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写加拿大的发展史。他写的书历史资料详实,书写非常规范,也能清楚描述和梳理加拿大的发展过程。读过他的历史书的人都有一个印象: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可以说,他是加拿大学术史上一流的历史学家。但是,奠定他加拿大的著名学者或思想家的历史地位的并非是那些历史书,而是少量的基本理论体系并不完整,论点经常似是而非而产生很多争论的少数几本薄薄的有关媒介的书。原因就是在他晚年关注的媒介的过程中有一些初步的发现。虽然这些发现还不足以成为建构一个理论体系的基础,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就是这些不成熟的发现具有不朽的价值。是他的那些初步的或原始的探索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和一些加拿大学者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流。我们讨论过Innis。加拿大的学者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那些评论都与Innis的那些媒介或通讯的理论有关。没有人提及他写的加拿大经济史。现在,多伦多大学的一个学院就叫伊尼斯学院。

        个人认为,就我们所关心的社会政治理论而言,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过去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创作的主打著作中都有规模和意义大小不等的发现。这些发现就是他们的著作的核心内容或理论内核。正是那些被后人肯定的发现成为他们理论论述的基础。我在下面举几个哲学家或思想家的例子说明我的观点。

         托马斯霍布斯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论述的社会契约论是一个理论发现。他认为,在个人与政府之间存在某种契约关系。与过去的人关于政府的看法有别,他认为,由于个人在原初状态中处于自然法的保护之下是没有政府的。现在出现了政府,那就意味着个人将原属于自然法授予的权利让渡给了政府。结果,政府在个人面前负有某种义务,而个人在政府面前享有某种权利。虽然霍布斯的看法未必符合人们的经验主义的论证,未必总是能够经受实证的检验,其理论为后来的公民社会提供某个理论来源。我们从后来的洛克和卢梭的有关社会契约的论述中可以看到霍布斯契约理论的社会影响力。他实质上从某个独特的角度探明了政府的起源之一。

          夏尔塞孔达孟德斯鸠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里提出三权分立的学说是一个理论发现。虽然孟德斯鸠并没有在完成他的有关论述后建构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他的有关论述事实上成为后来的人论述法治的一个理论基础。他实际上论证了在政府内部建立过去人类在远古时代就已盛行的人与人发生冲突时由第三者仲裁的制度的可能性。在人们提出分权学说以前,人们认为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的唯一办法就是造反。但是,造反者掌权以后还是会滥用权力。孟德斯鸠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可能性。他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合一时,人们就可能滥用权力。当行政权和司法权合一时,人们就可能滥用权力。当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一时,人们就可能滥用权力。当所有这些权力合一时,一切都完了。他第一次明确论述法治政府。

          亚当斯密   英国哲学家和思想家斯密在他的不朽著作《国富论》里论述了他的劳动分工论,认为发挥专长的工匠将自己生产的产品送到市场上去交换,就整个社会而言,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原因就是,当人们各自发挥自己的专长的时候,他们提高了自己的生产效率和能力。按照此逻辑,当各个国家的人民都用自己发挥专长生产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换时,也能够提高世界的总的生产能力。他的这个理论完成了国际贸易合理性的证成。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发现。还有,他还论述每个人在市场上交换都是出于利己的目的,但是,由于能够发挥劳动者的专长而提高总的社会生产力而导致有利于所有人。这个理论合理化资本主义的经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肯定这个理论。

         卡尔马克思  德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的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左右了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他认为,人类在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的进步需要有适合于它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代表衡量文明社会进步的一个尺度。他的这个论述成为他的唯物史观的一个关键内容。尽管他的这个论述未必能够在世界各地展示同样的解释能力,尽管人类社会的文明具有多样性,他的那种简化的论述仍然不失为一种独特的分析方法。他的那种独特的解释仍然具有独特的价值。本人不赞同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剩余价值的理论。相反,本人创立了一个新的剩余价值的理论,深化了和提升了斯密的理论。但是认为他的唯物史观里的某些论述包含某些合理成分。在此不再赘述。

         我自己也完成不少理论发现。如果没有理论发现,我就不会在这里写这篇文章了。除了无数零碎的发现以外,我完成了四个主要的发现,比前面讲过的那些思想家完成的理论发现要多很多。

         首先,我在我自己写作的两本书里反复证明,人是社会动物。人群居。在人群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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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谢选骏先生的思想主权论 2017-04-20 21:52:41

旅居美国的谢选骏先生提出思想主权论。他将他的《思想主权论》比喻为他自己全部著作的塔尖。他似乎认为,一切主权都是受到限制的,只有思想不受到限制。动物、人和生产力都是思想的产物。人的思想不如上帝的思想。所有生命都遵从思想主权。思想主权创造国家主权。于是,一切主权最终须归于上帝。本人在网络上阅读了其中一部分。篇幅较长,论题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谢选骏先生的一些独到见解透射他的思想光芒。他有广泛的阅历,也在进行独自的思考。他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也是我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涉及的学术领域大概是政治理论、政治社会学或政治哲学领域。当然,还有他对民族、历史、经济和社会的看法。但是,他的论述都是一段话,没有系统的阐述。各个段落之间不一定有关联。个人觉得,如果他能够将自己的观点串联起来,并且按照逻辑一步一步地推理并建构一个理论体系,将作出很大的学术成就。但是,根据他的阐述,个人感觉,他没有找到一个庞大的叙述体系的一个理论硬核。我是指,一句话或一两句话,表示一个判断,然后根据这个判断进行逻辑推演,从而建构一个理论体系。至于怎样找到这个理论硬核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所以,个人认为,这一点是他的学术成败的关键所在。

至于思想主权论,这倒是一个新的说法。谢选骏似乎认为,上帝本身就是思想家,上帝因为他有思想而行使主权。似乎,思想主权是外衣,里面的内容是上帝主权。本人不太认同。所谓主权,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是一个国家对其管辖的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法国思想家让博丹最先提出国家主权的概念。通常,行使主权者必须是人,如教士、君主或人民。怎么能说上帝行使主权?如果说上帝也是人,怎么能理解上帝造人的说法?如果将上帝排除在人的概念之外,上帝如何行使主权?不可能吗。而且,如果说由上帝行使主权,不信上帝的人士是否接受上帝主权?一定不接受。那么,是否要强行行使上帝主权?如果是,那就难免出现宗教迫害。这样,社会又会倒退到中世纪。例如,在16世纪的法国,胡格诺教派受到迫害。在17世纪的英国,受到迫害的清教徒不得不远渡重洋到美洲。想让上帝行使主权肯定不是一个进步的思想。正如本人在自己的书里面写到的,只有在世俗政府的统治下人们才有可能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处在任何一个教派政府统治之下的人们是无法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近代以来的历史趋势是世俗化。上帝主权的想法显然就是反世俗化。这与历史的潮流背道而驰。

那么,如果我们不说上帝主权,而仅仅说思想主权,怎样能够说思想行使主权?思想仅仅是人的思维的产物。思想本身不能行动。怎样说思想行使主权呢?如果说按照思想来行使主权,这不一定没有道理。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按照思想家的思想来行使主权,而不是由个人按照自己的一己意志行使主权,理性能够在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发挥一点作用。或许,谢选骏先生有这样的想法。这一点是有道理的。但是,一定要由人来行使主权。行使主权时,人们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按照自己国家的利益或需要行使主权。必须由现实世界内的人来行使主权。如果说应该由思想家来行使主权,人们也要解决许多理论问题。最基本的问题是,怎样界定思想家。例如,有人说鲁迅是思想家,也有人说鲁迅不是思想家,或者说鲁迅还不配戴思想家的帽子。人们怎样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如果说,应该由活着的思想家来行使主权。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是活着的思想家?有人说,那些公知是思想家,也有人否认。如果人们对此争论不休,让思想家来行使主权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关键的一点是,人民是否同意让思想家来行使主权?思想家是否是人民的代表?如果是,是否需要通过选举来确认思想家?落选的人是否同意让其他一部分被选上的思想家来行使主权?

个人认为,如果确定人民主权的原则,实行自由选举,思想家就已经能够对人民发挥影响力。固然,人民行使主权的时候可能会犯错误,思想家行使主权的时候也可能犯错误。有些思想家阐述他自己的理论和思想的时候也在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人们不能假定思想家犯的错误一定比普通老百姓更少。有时,普通人根据常识作出判断反而不太会犯一些低级错误。从中世纪到现代,思想家们思想的一个持续不断的偏向是将掌权者与普通人的利益对立起来。固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之间有利益的冲突,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共同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基本上是合作共存的。只是在利益冲突尖锐时,国家才开始动荡起来。这时,人们看到两者之间的对立。我个人认为,当国家尚存在并能够正常运作时,应该看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是互相依存的。就像黑格尔所说的,lordshipsubmission是互相依存的。有的人要统治,有的人愿意服从统治,原因在于,从长远看,没有哪个统治者不为被统治者提供哪怕一点点公共服务。即使在思想家发挥影响力的时候,他们既影响人民,也可能影响统治者。在古希腊时代,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当了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统治者也不拒绝思想家对他们发挥影响力。但是,真正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思想家通常都是那些已故的思想家。怎样让那些思想家行使主权?我个人怀疑谢选骏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不曾想过人们会对他的想法提出疑问。他的思想主权论可能仅仅是他思想过程中的一个半成品。

如果按照我自己创建的一个理论来看,我只是将思想视为一个媒介。所谓媒介,是指任何促进人与人之间进行通讯和互动以至于联合起来的各类形式、过程、方式和存在。思想是人与人互相交流、互动和联合起来的媒介。举个例子说,持有相同思想的人彼此理解,容易联合起来。思想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媒介之一。因此,行使国家主权者应该是人,而不是媒介。至于人与媒介之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关系,至于人类社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人类社会是怎样实现文明进步的,读者可以参考本人写得书。本人的书展示一个描写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总体理论,除了本人以外,现在的人可能永远也想不到。

 

本人写的两本书如下:

作者:Xing Yu

书名:Language and State: a Theory of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出版商: UPA

出版年代:2015

页数:566

ISBN: 978-0-7618-6640-4

 

作者:Xing Yu

书名:Language and State: an Inquiry into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Revised Edition

出版商: Hamilton Books

出版年代:2017

页数:506

ISBN: 978-0-7618-6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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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思想推动人类社会前行 2017-04-17 17:28:57


最近,中国的豆瓣网刊出本人在2015年10月在美国出版的一本学术书。但是,不知道中国人怎样看待本人写的这本书。本人提供了一个中文的说明如下。


Language and State



作者:  Xing Yu
出版社: UPA
副标题: A Theory of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出版年: 2015-10-11
页数: 566
定价: USD 100.00
装帧: Hardcover
ISBN: 9780761866404



该书论述人类使用语言后开发媒介。开发媒介延长通讯距离和扩大通讯范围。通讯的扩张扩大人类共同体,导致部落解体和国家形成。该书通过论述人媒介、物媒介、行为媒介和意识媒介描述国家形成。然后,该书论述人通过提供信息、进行解释、表示态度、做出承诺和发布命令的方式组建国家。最后,该书论述语言与自由、语言与平等、语言与和平、语言与民主以及语言与正义的关系论述国家组织的合理化。该书通过论述语言与国家的关系原创一个新的国家理论。该书致力于创建一个独特的政治理论。为学术界重新认识国家和政治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与现有的国家理论和政治理论决然不同。百分之百原创




作者:旅居海外的独立研究人





Contents
Prologue ix
Part One Language and State Communication 1
Introduction 3
Chapter One Humans 5
1. Power Holders 5
2. Businessmen 15
3. Cultural Workers 23
Chapter Two Materials 37
1. Geological Materials 37
2. Materials from Animals 46
3. Materials from Plants 55
Chapter Three Behavior 67
1. Behavior as an Example 67
2. Behavior as an Indication of Identity 76
3. Behavior as a Ceremony 87
Chapter Four Consciousness 97
1. National Consciousness 97
2.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107
3. Social or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116
Part Two Language and State Organization 131
Introduction 133
Chapter Five Information 135
1. Learning 135
2. Report 143
3. Public Communication 153
Chapter Six Interpretation 165
1. Knowledge 165
2. Value 176
3. Public Affairs 191
Chapter Seven Attitude 203
1. Honor 203
2. Loyalty 216
3. Support or Opposition 232
Chapter Eight Promise 249
1. Contract 249
2. Oath 258
3. Promises Made to and by the Masses 272
Chapter Nine Command 285
1. Naked Command 285
2. Systematic Imperative 294
3. Law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 304
Part Three Language and State Rationality 317
Introduction 319
Chapter Ten Freedom 321
1. Speech 321
2. Thought 330
3. Religious Belief 341
Chapter Eleven Equality 355
1. Book 355
2. Code or Common Law 367
3. Ballot 378
Chapter Twelve Peace 389
1. Social Exchange 389
2. 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398
3. Ruling in Turn 409
Chapter Thirteen Democracy 421
1. Demonstration 421
2. Poll 431
3. Election and Referendum 439
Chapter Fourteen Justice 453
1. Appointment 453
2. Procedure 462
3. Trial 471
Conclusion 483
Epilogue 501
Acknowledgements 519 Bibliography 523
Index 529
About the Author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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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落入极权民主制陷阱 2016-06-16 11:34:56

如果我们说人类文明社会里的国家组织形式最终会由民主制取代独裁制,我们可以认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民主化过程。尽管各个国家的历史演化不尽相同,甚至千差万别,摆脱专制,实现民主似乎是各个国家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但是,各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也有差异。有些国家在封建社会的专制君主政体瓦解或名存实亡之际及时转型为自由民主政体,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在摆脱封建专制主义以后建立极权民主政体。本人认为,极权民主政体是从封建专制政体向自由民主政体演化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但是,这个中间阶段可能会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原因就是,极权民主制度里的掌控者通常时时刻刻牢牢地掌握国家的强力机构,包括警察、秘密警察和军队,还严密管控舆论工具,包括新闻媒介在内的宣传工具。一方面在人民表现出希望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挑战当局的时候,当局会动用强大的暴力工具予以镇压,另一方面当局能够愚弄民众。于是,要摆脱这个极权民主制度相当困难。于是,从极权民主政体过度到自由民主政体就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艰难旅程。就像有些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国家提升为中等收入国家以后再要提升到高等收入国家非常困难。这些国家长期地被定格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落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同样,在民主化过程中,也有一些国家落入极权民主制的陷阱。中国是一个典型。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原本应该及时转化为自由民主国家的中国却在专制与民主的拉力赛中停顿在极权民主的阶段。中国要退回到封建专制制度去已不可能。民国时期,袁世凯尝试过,失败了。后来就再也没有人尝试。要前进到自由民主政体也面临许多困难。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中国已经进入极权民主制度阶段。到了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时代,极权民主制度已登峰造极。但是,要进一步提升到自由民主制度阶段难度也很大。极权民主制度这个非典型政治制度其实非常值得研究。

极权民主制的画像

过去,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分析古代希腊各种政体的时候将政体划分为三种形式: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这三种政体又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一个人统治国家的政体、少数人统治国家的政体和多数人统治国家的政体。在现代,这样划分政体的方法已不适用,原因是专制君主政体其实已基本消失于地平线之外;贵族已经不复存在,当然也就不再有贵族政体,即使有时有人将现代国家里出现的寡头政体等同于贵族政体,这个看法并不妥当,原因是寡头已经一律出生于平民。自从卢梭提出他的民主理论以后,人们一般理解的民主政体也与亚里士多德所述的民主政体不一样。亚里士多德指多数人统治的政体是民主政体,而卢梭所说的民主政体是全体人民统治国家的政体。而后面所说的差异是我们理解极权民主政体的一个关键。我们在下面再谈。

换言之,现代人一般将政体划分为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两种对立的政体。同时,这些政体代表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可以说,二者的形式泾渭分明。但是,极权民主制度是个奇异的制度。人们无法用黑白两分法来定义它。它有民主的表述、民主的口号,有民主的形式(包括有形式上的选举),有实现民主的理想,以实现民主为终极目标,同时这个制度内的掌权者对人民的诉求有所回应,能对人民进行政治动员,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或在一个时期内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但是,掌握政权的政党或领导人主张和坚持只有这个政党或领导人代表人民,坚持只有自己坚持的政治理念才是唯一正确的理念,实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一个主义的基本原则,排挤、打击甚至镇压其他的政党、政治人物,压制其他的政治理念。垄断真理和政权。于是,在这样的国家里,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结社自由,没有合法的反对党。对政府的政策不满的人没有合法途径向政府请愿。同时,当局对人民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密不透风的管制。政府的权力没有任何实质的限制。人民内部对这个政治制度的看法往往出现两极化现象。不少人公开表示热爱这个制度,而另一些人则可能寻找机会表示对这个制度的不满。

国家领导人也具有非常突出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们高举民主或人民的旗帜,他们有时是革命的领导者,声称为人民谋幸福,他们被自己的人民视为英雄、大救星,他们是具有超凡魅力的民众领袖(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型民众首领),甚至得到人民的崇拜,但是,他们在牢牢掌握国家的权力的同时,不愿意听取其他人的意见,独断专行,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压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国家的独裁者。法国历史上的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物。他继承早先雅各宾当人的某些理念,在欧洲各国输出革命,他编写拿破仑法典,给予法国人公民权,建立法国国民军,让法国成为欧洲数一数二的大国。但是,他又是一个政治上专断的人物。他统治法国的时期不允许法国的政治反对派合法活动。他关闭了法国的所有报馆,只允许4家报馆存在。这4家报馆全部是政府喉舌。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领导人希特勒鼓吹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屠杀犹太人,对外侵略扩张,发动欧洲的侵略战争,对内则用暴力手段消灭反对派,实施残暴的独裁统治。另一方面,他是经过选举而获取政府权力的政治人物。在他当政之前,德国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之下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处于极具动荡的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英法为主导的欧洲战胜国通过苛刻的凡尔赛条约迫使德国支付高昂的战争赔款,限制德国的武装部队的规模,严密监视德国的一举一动。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被刺伤。于是,声称要使德国摆脱经济危机和使德国再次强大的希特勒获得众多德国民众的支持。在俄国和苏联,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党则以推翻压迫和剥削人民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基本诉求,主张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俄国将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提出土地和面包的口号,赢得工人和士兵的支持。随后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热情能说明这些领导人得到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列宁和斯大林又无情地打击反对派。列宁当政时期的肃反残酷镇压了那些支持旧政权的人。斯大林则毫不犹豫地清洗了党内的竞争对手。他们不仅仅对阶级敌人实施严厉的专政,在统治集团内部也实行个人独裁。在中国,毛泽东领导社会底层的农民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让那些贫苦的农民和城市的普通市民阶层获得一次翻身解放的机会。让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旧中国脱胎而成为一个声称已消灭剥削制度的新中国。他被他的人民视为大救星。但是,自他掌权以后,从镇压反革命开始,到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都反映革命政权专制主义的一面。新政权不仅对所谓的剥削阶级实施专政,也打击那些凭自己的良心说话的知识分子,接着又在党内进行一场清洗运动,最终确立其个人独裁的政体。在中国,有不少人对他赞美有加,称其为革命领袖、共和国缔造者,也有人指责他是暴君和当代秦始皇。

同时,几乎所有的极权民主制都有一套理论。这套理论通常代表着社会的某个或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诉求。这套理论通常并非处处毫无道理,能被一部分人理解。于是,至少国家内部有一部分人受到这个理论的感染。至少有一部分人卷入这个理论指导的政治运动之中。极权民主制度能依靠这个理论进行政治动员。但是,也会树立敌人。在拿破仑时期,拿破仑坚持法国大革命时期传播的一部分理念。拿破仑曾在雅各宾专政时期担任法国军官。拿破仑在欧洲各地打仗的时候也在传播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当然,这个理论有自己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就是那些为欧洲的保皇党辩护的理论。德国纳粹主义崛起的时候,鼓吹种族优越论,认为雅利安民族是唯一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民族。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认为在世界上各个民族互相竞争、优胜劣汰,主张通过战争扩大生存空间,建立世界霸权。这种理论通过优等种族论争取人民的支持,同时又树立一个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就是异族,例如犹太族。这种理论无法与其他社会政治理论兼容并蓄。于是,与其他社会政治理论冲突。马克思列宁主义则坚持一种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与压迫和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需要通过斗争,特别是暴力革命的方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家,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施财产公有制,直至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理论是动员雇佣劳动者的思想武器,但也将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和专政的对象。过去的苏联和今日的中国都用这套理论建立极权民主制。这种理论无法争取所有人的认同和支持。用这种理论建立的政治制度就只能是一部分人支持和一部分人反对的政治制度。具有两面性。就像过去毛泽东对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解说的那样,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

人民的参与和民主

如果说现代的极权民主制度是一种专制制度,它与前现代的君主专制制度已不可同日而语。君主专制统治是一个家族对国家的统治,或者说是一个家族对一个民族的统治。极权民主制并不意味一个家族对一个国家的统治。如果说极权民主制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我个人认为,只能在某种意义上接受这个说法。准确地说,极权民主制是利用一种不被所有人接受的理念对国家进行全面管制的制度。这种制度最终造成给予一部分人过分的自由,同时有限制和剥夺一部分人原本应有的自由。在君主专制之下,国家的权力是家族私有的;而在极权民主制之下,国家权力已不再为家族私有。其实,在前现代,君主制度之下的国家权力并没有规定为私有或公有。在法律上说,权力不分公私。国家与统治家族合二为一。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中说,中国古代的皇帝管理他的国家如同管理一个大家庭。他的最大责任是维持天下太平。其实,国家就属于统治家族。到现代,人类已经不能再用家族统治的方法来统治国家。英国哲学家贝特兰·罗素曾经说,在过去君主专制的时代,人们的眼睛总是盯着君主,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并且崇拜君主。直到君主专制制度被人民推翻以后,人们将内心里寄托的对象从过去的君主身上转移到在造反或革命中一跃而起的民众首领的身上。显而易见,在造反或革命中涌现的民众领袖通常都代表人民或至少一部分人民,他们具有超凡魅力,即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型民众首领,有的还被视为弥撒亚式的救世主,拯救民众于水火。这说明,在现代,如论如何,统治者都要诉诸于民意才能掌权。国家的组织方式已发生根本变化。我个人认为,这个转变也是国家的组织形式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化过程的一部分。

以往的社会学家认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是导致君主专制政体瓦解和人民民主制度形成的决定性的因素。他们认为,市场的交换导致人们产生平等意识,冲击了过去的封建等级秩序。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建立民主制度创造条件。换言之,他们认为,经济的发展决定国家组织的民主化进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导致君主专制政体衰落的原因。本人认为,这个判断不准确。人们不能说,在农业社会里国家的组织形式一概是专制制度,而在工业社会里,人民就普遍地建立民主制。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建立的社会就是一个农业社会。那个时代人们也建立过城邦民主制。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不是导致国家的组织方式变化的根本原因。本人一生致力于研究语言与国家的相关关系。本人发明了一套用语言通讯距离延伸来解释一切国家进步的理论。本人认为,人类在使用语言以前,已经是社会动物。人类那时已形成社会。在社会里的人互相通讯。他们用行为互相通讯。通讯中的行为是人类社会里每个人与他人进行通讯的原始媒介。如人们摇头或摆手来互相通讯。自从人类使用语言以后,人类能够开发媒介。人类不再仅仅用行为互相通讯。人类能够在面对面的通讯范围以外进行通讯。由于人类互相通讯的目的是进行劳动合作、交流生活和生产经验,传播知识和观念以及信仰,人们会组建更大的共同体。于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建立的部落被以语言通讯关系为基础建立的国家所取代。自从建立国家以后,语言通讯距离的延伸也是国家内部组织方法变化的基本原因。语言通讯距离的延伸是国家组织方式民主化的基本原因。换言之,不是资本主义现代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主化,而是语言通讯距离的延伸推动了民主化。这是本人与世界上所有研究民主制度的学者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人们会问,语言通讯距离的延伸就能解释一切国家民主化的原因吗?在这里,本人不得不再做一点解释。我个人的研究能证明,一旦人类使用语言,他们就会开发媒介。一切语言通讯都必须依靠媒介。人们通常理解的媒介只是物媒介。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认识的媒介都是一些平面媒介。当然,在电子化的时代,人们也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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