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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先生的博客  
在中国工作21年无住房。到加拿大后,5年内买房。社会制度不同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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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关于幼河的博文的一点感想 2018-05-18 09:39:10

幼河网友写了一个博文《中国大陆作恶成本低》。本人感慨很多。我想从另外一个方面谈谈。从我个人的经历看,在我日常交往的人士之间,也感到道德水平越来越低。就是说,在我认识的人之间,道德水准也在下降。我个人是个内向性格的人。性格比较温和。当然,也比较懦弱。并非是豁达的人,或者说不善于口头表达。心理素质不很好。童年时代,我的父亲的性格可能对我产生影响。我父亲的性格也是温和的,但是,一旦生气,脾气比较冲。作为小孩,我是不敢反抗的。久而久之,本人很少敢于与他人正面争论。 由于这个原因,经常受窝囊气。即使有理,也被认为无理,因为我不去讲理。此外,由于70年代后期上大学,走上学术道路。平时,一心想专研学问,而对社会上的凡事不多过问,也不感兴趣。对搞人际关系不感兴趣。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更是嗤之以鼻。不拘小节。不贪财。也根本不想发财致富那样的事。

渐渐地,我发现本人越来越不合群。和别人不一样。很多人都会争夺经济利益,包括在工作单位的福利分配或家庭财产的划分,本人总是让步再让步。由于天性支配我的性格,我没有得到任何经济利益。我只能在我本人独自劳动过程中挣得一点生活费。与周围的人相处也越来越困难。朋友越来越少。最后,就没有朋友了。下面我举几个例子。

移民到加拿大后,我也曾经尝试交几个朋友。结果,都没有成功。我在学英语的学校里发现有某位人士能说上话,于是,尝试交朋友。就是在一些交往过程中主动送礼。对方也回礼。可是,有一次,我使用的电脑坏了。对方是个电脑技术人员。我就打电话请教如何修复电脑。由于刚到加拿大,一切都很陌生,心里很慌。一旦电脑出现问题,就更加慌张了。说话也不正常了。结果,对方就开始嘲笑我了。一旦对方嘲笑我,朋友的气氛就没有了。以后,中断联系。

我想尽一切办法交朋友。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认识了一位从浙江来的小商人。他移民到加拿大后,在本地开了一家家具店,专门售卖从中国进口来的家具,但是,却贴意大利商品的标签。比如,在中国出品的沙发背后贴上意大利商品标签。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搞来的意大利商品的标签。我有时到他的商店里去看看。熟悉以后,他还是信任我的。希望我在他的家具店当店员,卖家具。后来这事没成。但以后,我渐渐地发现,他和我交朋友的主要目的就是中国货进来后需要有人帮他卸货柜。我是好几次被叫来替他卸货柜的人。有一次,他将一个沙发售给一个客户,客户的要求是以旧换新,旧沙发被扔在那个客户的家门口。他一个人搬不走。就到我家说,你没有沙发,我送你一个沙发。其实,我不需要沙发。但想到是朋友,就去和他一起去搬那个沙发。看见沙发后才知道那是个很旧的沙发。我是不想要,因为很脏。但是已经去了,就将那个很重的旧沙发搬到我家。不久,我也要搬家。我想请他帮我一起将这个旧沙发搬走。他却拒绝帮我搬走那个旧沙发。这个举动就表明,我们已不是朋友。我也就被利用了。

在工作单位中,有时也能认识一些人。久而久之,有的人可能成为朋友。但是,在本人工作过几个单位里,都没有找到朋友。而且觉得,找到朋友很困难。就是,没有彼此能够融洽相处的朋友。有一次,在一个单位,我一直在工作中采取积极态度,工作很辛苦,我也任劳任怨。应该说,管理我的上司会满意。这样,也会彼此有好感。可以逐渐成为朋友。但是,我的上司似乎不太喜欢我。可能不欣赏我的性格。我不是强势的人。处处让人。替别人着想。这反而不见得对自己有利。由于那个工作属于自雇。我在家里工作。工作有多辛苦,只有自己知道。我的上司似乎又怀疑我工作偷懒或者有其他想法,有意找茬,言语变得不近人情,非常刻薄。而且不让我解释,其恶毒语言像连珠炮一样,用最高的声调压低我的讲话声音,就是用恶毒语言骂我,不让我有回嘴的机会。我最后只得辞去了工作。那个工作就是一个中文网站的编辑。我每天工作14个小时,7天不休息。工资是1200加元一个月。远远低于加拿大卑诗省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由于找不到工作,那样辛苦的工作也在做。后来,被那个上司赶走了,而且还遭到羞辱。后来,老板让我的那个上司来做我的工作。那个人只做了一个月就辞职了。为什么?那个工作特别辛苦,无人能承担。

从我个人的经历看,我无法交朋友。可能是我自己变了,也有可能是中国人的社会变了。是否与人的道德水准下降有关?也有可能。幼河网友说,在陌生人的交往中,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下降了。我的感受是,陌生人之间的道德水准下降,影响还是轻的。如果在同事、朋友、邻居、亲戚等人士之间的道德水准下降了,那更加可怕。原因是,我们发现已经很难融入社会了。熟人之间的社会也变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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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言的观点看马克思的政治理论 2018-05-16 17:55:25

     最近一些天,网友非常关注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对社会进步的影响。人们的看法分歧。本人研究语言通讯和媒介在国家和文明社会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人类使用语言以后,必然要创造和利用媒介。口语通讯以声波振动为媒介。书面语通讯以材料为媒介。当然,还有很多媒介,比如人媒介、组织媒介、意识媒介、行为媒介、文化媒介等等。语言与媒介的互动是社会演化和进步的法则。文明社会里的任何存在都是一个潜在的媒介。甚至太阳和月亮也可能成为媒介。每当一个媒介运行的时候,它受到语言与媒介互动法则的制约。正是这个法则制约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演化。举个例子说,资本是个媒介。资本就是一笔用于经营的资金。这笔资金能够调动社会资源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技术资源。它就是人们方便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形式。马克思说,不要资本,而是社会生产资金。市场是交易场所,也是一个媒介,因为人们容易在那个地方交易。它促进生产资源的流通。马克思说,不要市场,要搞计划经济。货币是个媒介,斯密早就说过,生产者不必以物易物,而是到市场上用货币交换。马克思说,不要货币,要搞供给制,买东西凭粮票、布票、糖票、副食品票。马克思要消灭这些媒介。他的这些观点是反生产力的。马克思说,资本导致剥削。其实,在古代奴隶制下,剥削最严重。但是,奴隶主并不比现代资本家富有。在现代资本主义时代,如果有剥削,也是最轻的。劳动者有很多权益得到法律保护。还有人白领福利。可是,企业主却非常富有。这说明企业主的所得主要来自于社会化大生产,而非盘剥工人。工人也会斗争,争取不被剥削。企业主靠剥削致富不可行。小企业主可能会盘剥工人。大企业靠盘剥工人的工资是没有出息的。在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企业内,雇佣的工人已经很少。工人的工资只占企业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对于大企业来说,都只能从深化社会化大生产方面寻求发展。一方面改善工人待遇,另一方面自己获得财富。

    马克思认为,一切社会权力来自于经济。于是,谁掌控经济,谁拥有社会的一切权力。这是个极端错误的看法。本人认为,一切社会权力来自于媒介。任何人只要能成为媒介,他就拥有社会权力,尽管形式可能不同。比如,社会名人可能成为一个媒介。由于拥有知名度,受到公众关注,讲话有人听。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有居民有冤情,政府不与解决问题。他们就给当时的电影明星赵丹和王丹凤写信诉苦。赵和王被感动。在新闻媒介报道的时候,提到某些居民遭受的冤屈。形成社会压力。政府才不得不出面解决问题。文化名人都是媒介,包括诗人、画家、音乐家等。他们也有某种社会权力。政治社会组织的领导人也是媒介。他们拥有社会权力的原因是他们拥有组织资源。媒介产生社会权力。可马克思说,所有社会权力来自于资本。于是,所有社会权力都是资本的权力,所有拥有社会权力的人或组织都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将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帽子戴到所有拥有社会权力的人的头上。社会权力来自各方。比如创造文化作品的人有社会影响力,他们促进人民自我通讯或感情交流,是人民委托创造文化的人士。他们是媒介。很难说他们代表资本。有的文化人还批判资本。由于马克思认为,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所以文化都是统治阶级的文化。这完全搞错了。文革期间,毛泽东号召批判封资修文化,结果批判的是民族的文化。文化无法代表统治阶级。文化是一个民族共有的形式。不管是上层阶级或下层阶级,人们的文化观念是一样的。马克思将一切都归因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虽然其理论体系庞大,视角却狭隘。他不知道其他的社会运作形式,就一切归于他擅长的经济分析。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基础。其要害是以偏概全。没有找准社会运行的根本动因。由于人们不知道还有什么能产生社会权力,批判马克思的理论确实有困难。人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看问题,证明社会权力不一定来自资本,还有其他途径。于是,国家的权力就不能说一定由资本所控制。国家的权力是各种权力来源博弈的结果,就是各种媒介互动的结果。

    以文化为例,文化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将文化视为媒介,或者一个超级复合媒介。文化注重表现形式。《礼记乐记》里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人们以具备美感的表达方式来进行感情交流,维护社会的统一。不管是哪个阶级的人都欣赏同样的文化。故宫里的文物过去是统治阶级的玩物,现在劳动人民也在故宫里观赏这些文物。甚至可以说,杨白劳过春节,黄世仁也要过春节。人们对文化的理解都是一样的。在保存民族的文化方面各个阶层都有共同利益。这样,文化就是维系一个民族的媒介。换言之,人们互相进行通讯和交流不够,人民是一盘散沙。但是,文化将人民的精神世界统一起来。18世纪波兰被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瓜分。卢梭给一个波兰贵族提供指教:虽然波兰已不复存在,波兰民族可以通过强化本民族的文化来维系自身的凝聚力。例如,可以隆重纪念传统节日,永远缅怀民族的历史英雄或文化名人,增强波兰民族的历史记忆。这样,波兰人就不容易被同化。只要时机成熟,波兰民族仍可复兴。马克思很少系统论述文化。一旦他研究文化,深入研究就会与他的阶级斗争理论相抵触,甚至可能将其阶级斗争理论至于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其实,工人有祖国。世界大同难以实现,一个根本原因是各个民族难以放弃自己的文化。文化不能相通,民族国家就有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文化是文明社会的人民拥有共同利益的基础。台湾人说他们与大陆人同文同种,这就是促使他们与大陆人复合的一个条件。文化是促进语言通讯的媒介。例如,诗歌通过押韵和修辞提供美的感受,目的是增强人们的记忆,其实,就是延长语言通讯的距离,包括延长语言通讯的时间和扩大语言通讯的空间。所以,到今天唐朝的诗人还在与我们通讯呢。比如说,历史也是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所以,在古代,人们用写诗歌的方法写历史。法律也是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所以,古代人用写诗歌的方法写法律。这些都是16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科笔下活生生的叙事。这就是文明。这也是国家的精神的建构过程。但是,同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人在文化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分歧。

    此外,文化还有继承性。马克思在他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里也承认,那个(革命)时代的(法国)人是穿着罗马时代的服装和喊着罗马时代的口号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的。即使在一个国家里发生革命,文化仍然可能代代延续。正如维科所说,人们是在既定的文化条件下创造自己的文化。文化塑造了人类的文明社会。但是,我们怎样理解文化在社会形成和国家成长中发挥的作用?尽管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不时提到一些与文化有关的观点,马克思在论述国家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文化内涵的。而我们所要探讨的国家有大量的文化内涵。我们所说的国家指祖国。祖国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和历史概念。如果我们从语言的角度来解释国家,我们将会把文化包括在内。

    另外,如果我们能够用语言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进步的话,我们似乎能证明,越是向高级社会发展,暴力的冲突的频度和烈度将越来越低。在动物世界,永远是用暴力手段分配物质利益。人与动物不同的是,人使用语言。然后,人类可以通过语言通讯过程的设计来避免暴力冲突,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他们的国家内部的分歧。这些通讯过程可以成为语言解决方案。用语言互动代替物理互动,从而减少暴力冲突对人类自身的危害。宪法、选举、法治、言论自由、集会、程序等等就是这类的语言互动。通过语言互动来抵御出现物理互动的自然冲动。而且只有在语言互动中才能实现正义。比如说,言论自由就是允许人们进行公开的讨论和辩论。一旦进行这样的讨论和辩论,公众必然要检视谁说的更有道理。道理就是无形的理性法庭的最高原则。只要人们可以公开讨论和辩论,正义一定会取胜。暴力是言论自由的天敌,也是正义的天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人类一切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他没有区分不同社会阶段暴力的影响的差异。他似乎认为人们可以尽可能通过暴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个人感觉,人类实际上是通过使用语言而进入文明社会的。我们的社会活动都处在语言与媒介的相互作用的影响之下。语言和媒介是设定文明社会生成与演化的固定条件。可马克思忽略了这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存在条件。本人认为,语言和媒介早已预设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整个过程。这应该就是文明的基础。当然,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没有媒介的概念。他自然不知道媒介。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如果换一个角度审视马克思,比如,从语言通讯的结构来看看社会是如何进化的话,马克思的绝大部分的理论都不对了。所以,我们要向马克思提出问题,要求他回答这些问题。当然,他已经离世。但是,那些认为马克思是对的人应该站出来替他回答这些问题。本人有兴趣看看他们是怎样解释这些问题的。期待他们交一份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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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语言的观点看马克思的政治理论 2018-05-16 17:03:38

我在创立我自己的理论过程中,也经常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马克思的理论。所以,我在我写的一本书Language and State: An Inquiry into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Revised Edition的后记部分加上一段本人的说法与马克思的政治理论的比较,也算是对其错误理论的批判。如果感兴趣,能读懂英文的网友可看。本人的英文不太好,但中国人应该能懂。


Epilogue

 

This monograph postulates that humans speak and write a language, extending the distance of, and expand the scope of, their communication, culminating i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tribes of the primitive society and the birth of the states of the civilized society. It postulates that a tribe is a small living community formed because of kinship while a state is a large living community mainly formed because of language. As humans use language, they develop and utilize various media in support of their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performed to help men associate together. They finally form their state and dissolve their tribes. Then a change takes place in the organization of human community. In a tribe, men tend to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face-to-face. As men are not large in number within each tribe, their direct mutual interaction is the method of forming their society. If we say that blood relationship is an inborn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 and another in a tribe, such blood relationship represents immediacy between one and another. People form their tribe without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unity of the tribe. As Charles Roberts Aldrich wrote, “Among primitives, it is to be remembered, the unity of the group is primarily and almost exclusively an unconscious value, just as the herd-unity is a concern of unconscious animals.”1 Yet, after humans expand their community in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it is often impossible for people to perform face-to-face interaction. Self-organization of human society fails with all being un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all even though men use language. Then the society expanded in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needs to be organized by a powerful man who can issue orders and have men carry out such order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ociety.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unity of the society is required. Then people promote their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the common memory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common idea of people, etc. The state is born.

      In other words, by postulating that language underli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tribe, this monograph is intended to elucidate the operation of three juxtaposing communities—political community, economic community and cultural community—in the building of a theory of the formation, growth and future of the state. It does not intend to differentiate these three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identify one as a base and other two as superstructures. It treats these three communities equally because it holds that language is a base of all such three entities. It does not intend to adopt the theoretical mode of mu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itially ideated and conceptualized by Karl Marx when he constructed his social theory. This is becaus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setting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 as a premise, one inevitably needs to view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equally. If one does not set this premise while studying the building of the state, he is apt to find out whether politics determines economy or culture or economy determines politics or culture or culture determines politics or economy. This is because they determine each other mutually. The method of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deated and conceptualized by Marx falls into the trap of circular argument. For example, in Marxist theory, human society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base and the superstructure, used as metaphors. The base comprises th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which include employer—employee relation, while others such as leg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deology, culture, ritual and government constitute the superstructure. As it considers culture to be part of the superstructure, it holds that the base determines the superstructure if in the last instance. Marx wrote in the following in his work,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1859 that:

 

In the social production which men carry on they enter into definite relations that are indispensable and independent of their will; thes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correspond to a definite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their material powers of production. The sum total of thes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constitutes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society—the real foundation, on which rise legal and political superstructures and to which correspond definite forms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The mode of production in material life determines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processes of life. It is not the consciousness of men that determines their existence, but, on the contrary, their social existence determines their consciousness. At a certain stage of their development, the material forces of production in society come into conflict with the existing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or—what is but a legal expression for the same thing—with the property relations within which they had been at work before. From the forms of development of the forces of production these relations turn into their fetters. Then comes the period of social revolution. With the change of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the entire immense superstructure is more or less rapidly transformed. In considering such transformation the distinction should always be made between the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condition of produc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with the precision of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legal, political, religious, aesthetic, or philosophic—in short ideological forms in which men become conscious of this conflict and fight it out. Just as our opinion of an individual is not based on what he thinks of himself, so can we not judge of such a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by its own consciousness; on the contrary, this consciousness must rather be explained from the contradictions of material life, from the existing conflict between the social forces of production and the relation of production.2

 

Marx clearly pointed out his view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se and the superstructure. According to him, men’s social existence determines their consciousness. Yet one can also argue that men’s social consciousness determines their existence. Men sometimes design their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ir idea. According to him,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condi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perstructure. Yet one may also argue that, in some sense, the superstructure can determine th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Men sometimes reform their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re is a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se and the superstructure. I believe that such argument can become circular. Circular argument can shed light on nothing. If we argue about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we can find 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media. As language serves as a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is the course of the growth of the state, language determin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 Language underlies the birth of civilized society. Therefore, language underlies all constructs in the state. This monograph tries to prove this point of view. Then, considering language to be a base for all forms of societal organization, I present my argument concerning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mmunities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concern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I argue that people originally live in the tribe. The tribe is a self-organized human community. Kinship is the basic element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tribe. After humans commence to use language, they extend the distance of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and expand the scope of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gradually. They enlarge the scale of their community. Then along with an increase in population, kinship attenuates. Then language plays a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civilized society. Then, all need to speak and write the same language in order to form the state. Then there appear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medium. As men need to perform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on a large scale, they need a medium. They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directly so as to discuss the matter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 in a very large community—the state. Then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discuss the matter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 because it is easier for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to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than for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to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A handful of people seek power in control of the state. They may get power without consent from ordinary people. They seek their own interest. But as they also need to provide minimum public service in order to keep power, and perhaps need to seek ruling legitimacy, they can also be deemed as a medium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 They seek their own special interest while they seek power. Yet such special interest can also serves as a medium. Without this medium, they may not seek state power. Thus, throughout human civilization history, it is always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that organize the government and then organize the state.  There are several different way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

      Firstly, a horde of people who found a military group or an armed gang, establish a regime through conquest. Then they build the state. The people who are dispersed are unable to get together to directly organize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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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言的观点看马克思的政治理论 2018-05-16 16:58:16

最近一些天,网友非常关注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对社会进步的影响。人们的看法分歧。本人研究语言通讯和媒介在国家和文明社会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人类使用语言以后,必然要创造和利用媒介。口语通讯以声波振动为媒介。书面语通讯以材料为媒介。当然,还有很多媒介,比如人媒介、组织媒介、意识媒介、行为媒介、文化媒介等等。语言与媒介的互动是社会演化和进步的法则。文明社会里的任何存在都是一个潜在的媒介。甚至太阳和月亮也可能成为媒介。每当一个媒介运行的时候,它受到语言与媒介互动法则的制约。正是这个法则制约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演化。举个例子说,资本是个媒介。资本就是一笔用于经营的资金。这笔资金能够调动社会资源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技术资源。它就是人们方便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形式。马克思说,不要资本,而是社会生产资金。市场是交易场所,也是一个媒介,因为人们容易在那个地方交易。它促进生产资源的流通。马克思说,不要市场,要搞计划经济。货币是个媒介,斯密早就说过,生产者不必以物易物,而是到市场上用货币交换。马克思说,不要货币,要搞供给制,买东西凭粮票、布票、糖票、副食品票。马克思要消灭这些媒介。是反生产力的。马克思说,资本导致剥削。其实,在古代奴隶制下,剥削最严重。但是,奴隶主并不比现代资本家富有。在现代资本主义时代,如果有剥削,也是最轻的。劳动者有很多权益得到法律保护。还有人白领福利。可是,企业主却非常富有。这说明企业主的所得主要来自于社会化大生产,而非盘剥工人。工人也会斗争,争取不被剥削。企业主靠剥削致富不是一个最好的途径。最好的途径是深化社会化大生产,改善工人待遇的同时,自己获得财富。

马克思认为,一切社会权力来自于经济。于是,谁掌控经济,谁拥有社会的一切权力。这是个极端错误的看法。本人认为,一切社会权力来自于媒介。任何人只要能成为媒介,他就拥有社会权力,尽管形式可能不同。比如,社会名人可能成为一个媒介。由于拥有知名度,受到公众关注,讲话有人听。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有居民有冤情,政府不与解决问题。他们就给当时的电影明星赵丹和王丹凤写信诉苦。赵和王被感动。在新闻媒介报道的时候,提到某些居民遭受的冤屈。形成社会压力。政府才不得不出面解决问题。文化名人都是媒介,包括诗人、画家、音乐家等。他们也有某种社会权力。政治社会组织的领导人也是媒介。他们拥有社会权力的原因是他们拥有组织资源。媒介产生社会权力。可马克思说,所有社会权力来自于资本。于是,所有社会权力都是资本的权力,所有拥有社会权力的人或组织都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完全搞错了。社会权力来自各方。比如创造文化作品的人有社会影响力,他们促进人民自我通讯或感情交流,是人民委托创造文化的人士。他们是媒介。他们很难说代表资本。有的文化人还批判资本。由于马克思认为,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所以文化都是统治阶级的文化。这完全搞错了。文革期间,毛泽东号召批判封资修文化,结果批判的是民族的文化。文化无法代表统治阶级。马克思将一切都归咎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视角狭隘。他不知道其他的社会运作形式,就一切归于他擅长的经济学。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发展基础。他根本就搞错了。由于人们不知道还有什么能产生社会权力,他们也无法批判马克思的理论。本人找到了一个视角证明社会权力不一定来自资本,还有其他途径。于是,国家的权力就不能说一定由资本所控制。国家的权力是各种权力来源博弈的结果,就是各种媒介互动的结果。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暂且说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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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议思想家为历史负责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2018-05-11 22:02:21

思想家是创造思想的人。思想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有的思想仅仅对社会产生短暂的影响,但也有一些思想对社会产生长期影响。一谈到思想,人们通常认为思想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思想引导社会前行。人们大多肯定思想具有进步作用。但是,也有这样一种情况: 一种思想在一开始看起来产生积极影响,但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人们又发现这种思想的影响是消极的。如果一种思想没有对社会的进步产生积极影响,人们通常会渐渐忘却这样的思想。但是,很少看见人们责怪有关的思想家。最近,我看见有一些中国人给德国的政治人物写信责怪马克思,似乎认为马克思应该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民遭遇的种种苦难负责。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马克思能为二十世纪人类的历史负责吗?

个人认为,思想家为历史负责很难。思想家与政治家不同。如果政治家犯了错误,或许能负责,比如辞职下台,以示负责。思想家活着的时候,他的思想在传播,但是未必在实践。等到实践以后检验其思想或理论之际,他通常已经过世。如果要求思想家对历史负责,那么,已故的思想家怎样负责?如果一个国家设立先贤祠的话,对人类历史产生进步作用的思想家可以进入先贤祠。西方国家有一个叫做Hall of Honor的地方,大概是荣誉厅这样的意思。如果是有贡献的人,就可能被放入荣誉厅。西方国家还有Hall of Shame的地方。中文的翻译是耻辱柱。其实,它应该叫耻辱厅。从未听说过,有哪位思想家被后人钉在耻辱柱上的事情。

之所以没有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人类很难要求思想家负责任。如果要求思想家负责任,那就会做出一些规定,指出思想家能怎样思考问题,不能怎样思考问题,那这样一定会限制思想家的思想活动,有损于思想自由。所以,人们很难规定思想家怎样思想。有人曾经指出,思想家思想的时候,他就是他自己的大脑里的独裁者。如果设定若干限制,思想家就不能思想了。

要思想家为历史负责很难。思想家的思想固然对社会产生影响,有时也可能对社会的进步产生消极影响,造成任何历史的悲剧或灾难或痛苦的原因乃是多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原因是,某些政治人物出于某些动机片面解释了思想家的思想。这样,某些政治人物也是要负一定历史责任的。普通百姓无知和愚昧也可能是偏听偏信的一个原因。普通人民群众自己可能也要负上一定责任。如果国内国际的条件不成熟,不适合实践某种思想,而导致一种思想的社会实践失败也可能是一个原因。在此条件下,很难有人能负责任。

据我所知,历史上,有一些德国的知识分子曾经暗示近代德国一些思想家应该为后来德国纳粹统治时期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负上一定责任。在德意志民族形成过程中,那种抵制法国拿破仑侵略的民族情感曾经促使很多德意志人接受一些哲学家鼓吹的民族主义意识。但是,德意志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化以至于最终出现种族优越的意识,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火上浇油。但是,后来这种批判的思维不久就无声无息。原因之一可能是,思想家活着的年代与后来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之间的时间跨度太大。造成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很多。相对而言,思想家的思想所起的作用就被淡化了。

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肯定与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竭力推广有关。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也有关系。其实,一种思想的传播不是问题,问题是各种思想都应该能传播。如果只允许一种思想传播,而压制其他思想,问题就来了。如果只有一种思想传播,而其他与之竞争的思想不能传播,人们就会偏听偏信。在此情况下,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在欧洲,马克思的思想也在传播。但是,人们也传播其他思想。各种思想竞争。人们接受合理的思想。由于各种思想互相竞争,合理的思想就会凸显,不合理的思想就会被人摒弃。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小。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曾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后来也接受自由民主思想。存在思想自由。人们可以抵制有消极影响的思想。但是,在中国,只有一种思想流行,其他思想被禁止传播。专制主义是必然现象。而且,马克思的好多思想是其想象,是荒谬的。结果,实践证明此路不通。如果有思想自由,人们有可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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