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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先生的博客  
在中国工作21年无住房。到加拿大后,5年内买房。社会制度不同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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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北京制定港版国安法的理解 2020-05-24 22:19:27

香港的基本法是在法律上确认北京中央政府与香港之间关系的原则。一切有关北京中央政府与香港关系的事务都受到基本法的规范和制约。它是处理内地与香港关系的根本大法。现在,北京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要制定港版国安法,不再受到香港基本法的规约。此例一开,以后北京就可以随时绕过基本法为香港立法,并要求港府执行。远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很难再在法律出台前与香港人民协商。这等于废除了香港基本法。

在北京专制政府眼里,他们可以随时废除自己制定的法律。他们不尊重法律。认为法律是人制定的,可以随时修改。这是对法律的误解。法律的本质就是要避免人随时修改它。在这个情形下,一国两制框架已经不复存在。不管北京有多大理由,没能兑现50年不变的诺言应该是事实。

如果这届领导人继续遵循邓小平的路线,就像以前的江泽民和胡锦涛做的那样,北京不至于提前终止一国两制。习近平修改了邓的路线,包括废除领导人任期制,修改针对文革的定性,加紧对媒体和学术机构的监控,在香港事务上更加一意孤行。

西方世界肯定要做出反应。美国很可能对中国的一些经济部门实施制裁,不再承认香港的特别关税待遇,动员外资撤出中国大陆,重组世界贸易组织,将中国赶出国际贸易组织,与中国大陆脱钩。如果北京做出强硬反应,西方国家还有后续动作。不排除提升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在一个中国政策上退后,给与台湾准外交关系。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不排除西方国家与中国关系破裂,转而采取两个中国的政策或一中一台的政策。进入冷战状态。中国外长王毅指责美国开历史倒车。其实,中国已开历史倒车在先,包括废除领导人任期制。西方人觉得,接触的政策没能让中国向西方靠近,反而更远。北京以为,西方的接纳只是为了经济利益。当然,不止这些。西方要中国接受普世价值。中国没有接受普世价值,反而批判普世价值。西方低估了中国领导人对西方世界的敌意。

西方国家打算举行G7 会议时讨论对策。估计不久就会拉开中国与西方的战略博弈的历史序幕。中国与西方合作的关系可能会终止。中国将步前苏联的后尘。其结局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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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个怪相 2020-05-23 14:17:59

谈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个怪相

最近,本人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做了一个题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动员报告,大意是号召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同仁努力创造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记得去年这个时候谢伏瞻也做过一个类似的报告。估计他要每年都做一个这样的报告。

以前,从未有这种景象。自从20165月中共主席习近平召开了一个加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座谈会后,这就成为中国经常看见的一景。这其实是一种政治动员,但是,奇怪的是,这是动员中国的研究员和教授们去创造哲学社科理论。由于中共主席习近平深知,由于中国没有哲学和社科理论,在国际场合面子不好看,有时还挨骂,习总书记希望中国学术界创造理论。

但是,这与学术创造的客观规律不符。创造理论依靠的是学者个人的一种求知欲和好奇心,一种学术和理论探索的兴趣和志向。这种人类社会的行为从来都是个体行为,而不是组织行为。但是,共产党习惯上喜欢动员人民,于是,倾向于搞人海战术,创造理论。以为人多力量大。只要全民参与,不相信不会出现几个人创造理论。我个人认为,这是痴心妄想。原因如下:

打仗的时候,军事指挥官需要做打仗动员,以便指挥战士打仗。但是,搞文学创造或哲学社会科学创造则是另外一回事。那都是个人行为。从来不是组织行为。过去,德国的皇帝从来没有号召过创造哲学,康德和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都是个人努力,而不是什么组织的号召。中国的这种管理行为非常奇特和怪异。这样做,就如同打仗的时候,指挥官要求士兵凭兴趣打仗,有兴趣的士兵冲锋在前,没有兴趣打仗的士兵可以逃跑。读者可能感到很奇怪。我只是说,中共号召研究员和教授创造理论的作为就是这样一种荒谬的逻辑。能创造出理论来吗?

记得1958年中共搞大跃进的时候,也是这么搞的。例如,有一个宣传用语是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 “一县一个梅兰芳,村村都要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

中共的做法完全违反客观规律。搞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和创造通常都是个人的努力,而且个人需要在充分自由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发挥自己的独立思维能力进行社会科学的发现,从而创造理论。如果国家的主事者拿着鞭子驱赶研究员和教授们齐上阵,动笔头,绞脑汁,那他们就失去了学术自主性,而没有学术自主性,根本就不可能创造任何理论。中国的做法就是制定计划,要求按时创造理论。还说,只要有钱就能培养思想家。中共完全不懂得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中共不容忍学者的个人努力,而是要在政治指挥棒下出思想成果。根本是缘木求鱼。

所以,即使是中国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也是无法创造理论的。那么,在习总书记压力下,他们能做什么呢?如果什么事也不做,习总一定会怪罪下来:你们拿着国家给的丰厚的薪水却什么理论也没有创造出来!那么,像谢伏瞻这样的研究员就只能开会做报告动员其属下创造理论,或者写文章号召其属下创造理论。他们的属下能做什么呢?也只能如法炮制,做报告或写文章,号召其下属创造理论。于是,大学校长号召文科学院院长创造理论。文科学院院长号召教授创造理论。教授号召副教授创造理论。副教授号召讲师创造理论。讲师号召助教创造理论。助教号召学生创造理论。最后, 没有一个是有担当的人勇于创造一套理论。没有人会主动献身创造一套理论。习总书记的希望当然会落空。

其实,就是下属有样学样学上级,结果沦为空喊口号,什么理论也没有创造出来。相反,如果有个别人有一颗真心,愿意努力创造理论,而且能看到某种迹象,能创造理论,那些有权的人也会千方百计设圈套,下毒手,把那些愿意勤劳钻研的人赶走。原因是如果真有人创造理论会威胁他们在学术界的权力地位。所以,你看见中国的那些教授和研究员就都是不会创造理论的人,但他们最会喊口号。而且他们都是什么资深教授和研究员,还有各种各样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头衔。习总书记也不会怪罪他们,因为习总书记也是这类人。大家都做表面文章。所以,口号治国是中国的一绝。最终,什么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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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最佳状态应是一个独立的自由港市 2020-05-23 00:13:16

香港的最佳状态应是一个独立的自由港市。在英国治理香港一百多年以后,香港的贸易和法治传统都是它的特色。国际贸易和司法独立是香港繁荣的基础。回归中国后,应该继续允许香港发挥自己的传统角色,中国大陆也会受益。

现在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执意要让香港和内地一样,企图像管理大湾区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样管理香港,香港将不再会发挥往日的那种特殊的链接中国与世界的窗口的作用。中共当局似乎也不在乎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会恶化与西方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出现一个战略性的拐点。

正值一个商人担任美国的总统,我怀疑美国是否能够应对这样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世界变局。西方世界早就应该调整自己针对中国的战略。经贸合作反倒让一个准备挑战西方价值观的马列主义专制国家不断壮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被中国透露出来的假象做蒙蔽。如果再不醒悟,西方将付出更大代价。

调整战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朝着过去的政策相反的方向推进。停止将先进科技输入中国应是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其次,是调整贸易格局,减少与中国的贸易,将高科技生产产业链迁出中国。再次,发展经贸关系要与人权状况挂钩。政治与经济要挂钩,而非脱钩。

过去,美国战胜苏联的一个原因是,苏联的经济发展始终赶不上美国。经济落后最能对统治者产生影响。同理,最近几十年中国经济崛起依靠西方的援助。一旦西方切断援助,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拉开距离,中共就要付出代价。这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单单是谴责,不会有多大作用。单单是威胁,也不会收效。西方国家应该采取行动,在经贸方面去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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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宏大理论在美国遭到冷遇 2020-05-03 01:06:28

我的宏大理论在美国遭到冷遇

在政治社会学领域里,最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是国家或文明社会的形成和演化,最需要创造的是那种能够系统和完美地解释国家或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宏大理论。如果我们长话短说的话,如果我们运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方法总结一下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学者们创造的这类理论的话,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理论极少。如果要说有这样的理论的话,大概有如下三个宏大理论。

第一,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坚称人类最初受自然法规约,仅凭一己之力维护自己的生存和财产。然后,人们联合起来将自己的一部分自然权利让渡给一个主权者,以求主权者保护其生存权和财产权,于是,人们建立政府。最后,形成国家。提出这个理论的人主要是霍布斯、洛克和卢梭。

第二, 阶级斗争论。中国人最熟悉这个理论。这个理论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逐渐透过市场交换,发展劳动分工,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最后,出现以职业为特征的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导致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建立政权,表面上维护社会秩序,实则进行阶级统治。于是,国家诞生。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个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第三,语言决定论。学术界对这个理论很陌生。这个理论认为,自从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以来,他们不断开发媒介和运用媒介,进行相互通讯。媒介延长通讯距离。人们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通讯。人们产生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观念和宗教信仰。人们还进行市场交换,从事生产劳动。人们联合起来建立更大的共同体。部落解体,国家诞生。使用语言导致原始社会解体和文明社会形成。各类媒介运行建构国家。政府也是一个媒介。俞先生独自创立这个理论。

就宏大理论而言,人们谈论的是论述广泛而系统化的理论。这样的理论的规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理规模,而是指这个理论涵盖的范围和论述的深度。这不仅仅是指社会政治学的涵盖范围。社会政治学的涵盖范围很大。而且在这个既定的范围内,具体理论涵盖的范围也不同。社会契约论涵盖的范围最小。阶级斗争论稍微大一点。语言决定论的涵盖范围最大。范围大也意味着论述的相应深度。

如果能用一个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述的话,如果能用一种最粗略的表述方法来表述的话,一个社会科学的理论一定要做到“两个横扫”:横扫历史和横扫世界。社会契约论几乎不涉及这两个维度,但不是说它不能涉及这两个维度。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静止状态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斗争论能横扫历史和世界。但是,也有人质疑说,马克思的理论不能横扫世界。比如,马克思讲的生产方式几乎不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本人创立的理论绝对横扫历史和世界。本人的理论还能做到第三个横扫:横扫各个学科。本人的理论涉及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包括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文化学、哲学等。例如,马克思的理论里少了有关民族和文化的研究。本人的理论涵盖这个学科。比如,就国家的形成而言,本人写到,每个民族都需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来保证自己的生存。民族其实是个媒介。所有这个民族的成员倾向于联合起来,建立国家。否则,他们会被其他民族吸收和消解。中东地区库尔德人就面临这个局面。分处于四个国家(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的库尔德人不建立自己的国家的话,将来会被其他民族同化和吸收。但是,马克思的理论里根本不涉及民族国家的建构的问题。它仅仅强调阶级斗争。

但是,本人的理论在北美洲不被看好。没有人愿意展示一下他的求知热情看本人的书一眼。据说,美国人不太喜欢我这样的书。美国人不喜欢我这样的系统化宏大理论书。美国人不喜欢各种主义,奉行美国例外论。历史上,美国人就排拒欧洲人的各种主义的输入。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美国人不像欧洲人那样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充满好奇。今天,美国人同样不喜欢那种带有哲学思辨的社会科学宏大理论。在社会学领域内,美国人的社会学呈现碎片化特征。美国的社会学家喜欢那些具体题目的研究,他们不喜欢系统化的宏大理论。所以,欧洲人普遍认为,社会学研究的中心早已从美国转到欧洲。目前,美国人比较热心的研究学科是经济学。经济学能帮助美国人创造更多财富。但是,在探讨社会演化和进步的其他领域里,美国人没有多少热情。我写的系统化的理论书在美国也找不到知音。

最近,没有看见我的书售出,仅仅在墨西哥售出一本。今年3月下旬,封关以前,印度人买走我的书好几本。现在,这本书不能在印度出售了,因为印度的网上书店急于出售那些急需的民生商品。本人希望,将来能有对理论在行的专家看看本人的书。你不能指望中国的大学里的教授们创造理论。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创造出任何系统化的宏大理论,可能连小理论都没有创造出来。中国的大学教授们悲哀地发现,他们仅仅能够引入西方人的一些经典理论,稍加改造,为中国所用,但也经常发现这些理论并不一定合适。有一句话说,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中国有些探讨理论的学者认为,中国需要自己创立的社科理论。但是,根据我的观察,他们距离创造自己的社科理论还很遥远。我也希望中国的学者将来看看海外华人创造的理论。如果我没有搞错,美国和欧洲国家目前并没有什么宏大的社会科学理论问世。只有一个在夹缝中生存和求生的外来的体制外独立学者创立了一套理论。遭受冷落的宏大理论能否有一天云开雾散、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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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年宣讲巴黎公社看今日中国之前途 2020-04-28 19:50:56

从当年宣讲巴黎公社看今日中国之前途

文革时我去大西北一家国营工厂原子弹生产基地当工人。由于我父母都是宣传系统的干部,不久工厂也安排我参加半脱产的马列理论宣讲小组。小组成员定期脱产学习和讨论,然后指定一些人准备一些宣讲稿,再到工厂车间里去宣讲马列理论。我被指定宣讲马克思所写的著作《论法兰西内战》,讲巴黎公社。我那时20岁还不到。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每次宣讲前,我都要认真准备材料,写讲稿,我要讲法国19世纪的社会状况和历史,讲巴黎的工人怎样走上街头,然后占领巴黎市政厅,成立公社。还要讲公社发布的管理社会的各项政令,讲巴黎当时的社会新气象。后来要讲巴黎的工人是怎样保卫公社的,直到最后一批公社社员在巴黎郊区的拉雪兹神父墓地被梯也尔的反动军队射杀而牺牲。随后,就讲巴黎公社的原则和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记得每次宣讲结束,工厂的工人们都要长久地热烈鼓掌,掌声雷动,气氛热烈。我那时充满激情,讲述公社为了实现自己的无产阶级理想而悲壮牺牲。而历史的悲壮意识最能打动人。最后再讲马克思的理论。那是一场活生生的马列理论教育课。

后来,改革开放,我去上大学,最后又拐了个弯,还是回到研究社会理论这条老路上来。现在,近50年过去了,随着我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逐步深入,我又一次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这一次的理解和过去半个世纪前我对马克思的理论的理解完全不同。我现在才发现,马克思在《论法兰西内战》里讲的公社的原则全是乌托邦。

马克思在那本书内讲,公社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有两个标准或原则。其中一个是,公社的管理社会的官员都是公仆。既然是公仆,官员们就不能有特权,就要与社会的普通成员一样是平等的人。一个最主要的标志是,公社的官员领取的薪水与普通工人劳动所得一样,不得高于普通工人的工资。而且马克思也明确说,如果官员的薪水高于普通工人,就是搞特殊化,政府就变质了,就等于公社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

当然,马克思也强调,公社实行普选制。人民通过普选选举公仆。但是,考虑到选举是西方传统历史文化,资产阶级也主张进行选举,马克思讲述的普选制并不是他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关键部分。最最关键的就是他讲述的政府的官员与人民平等。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平等。这也是西方哲学家传统上最最关心的人类社会组织的核心问题。就是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论法兰西内战》里最大的理论贡献。

但是,现在看来马克思的理论主张完全不可行。我的研究证明,人类社会建立的国家就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人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组织,来管理社会,于是,出现国家。政府只是代表国家来管理社会的一个执行机构。我的看法是,国家是个组织,政府也是个组织,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国家是个比较大的组织,而政府是个比较小的组织。比较大的组织行动缓慢,其中的成员也缺乏组织纪律性。比较小的组织行动迅速,并且具有组织纪律性。如果出现政党,政党就是更小的一个组织,但行动最迅速,组织纪律性最强。较小的组织是较大的组织运行的媒介。换言之,组织运行需要支付通讯成本。小组织的通讯成本较低。所以,人们通过运行小组织来推动大组织的运行。

如果这样的解释有其合理性,那么,我接下来,再进一步提供解释。既然是组织,组织内部一定有人指挥,有人服从。有人发布命令,有人执行和服从命令。于是,在组织内部会形成发布命令的人链,就是人类会逐级发布命令。如果不能逐级发布命令,组织就解体。如果这个解释能被接受的话,发布命令的语言通讯系统会形成一个等级秩序,否则就不能有效发布命令。既然存在这个等级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出现一个等级秩序。这个等级秩序是用来维系发布命令的人链的有效运作的。于是,上级官员就比下级官员地位高。地位高有很多表现,包括薪水多,还有一定的特权,有更高级的尊严和礼遇,包括他们履行公务时有更大和更加豪华的排场。反之,如果人类社会里没有这种等级秩序,就不会有人有效发布管理社会的命令,社会就解体。所以,工资薪水报酬的差序结构是国家、政府和政党存在的一个必要运作条件。封建社会里的等级秩序也反映同一道理。孔子讲的儒家思想推崇等级秩序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例如,贵族吃得好和穿得好,那具有符号功能,象征一个等级秩序。等级秩序有利于上层向下层发布命令。总之,人类组织社会,等级秩序其实是标配。幻想普遍平等永远是人类社会的无法实现的空想。

其实,在动物群落内,也有一定的等级秩序。我记得澳大利亚的一位生物学家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我忘了,其中谈到鸡群内都有等级秩序。他观察到,饲养员将养鸡饲料倒入饲料槽的时候,鸡群会一拥而上,抢食饲料。但是,鸡群内地位最高的鸡会占据一个最优先的位置吃食。如果有哪只鸡不守规矩,占据了那个最优先的位置,那个地位最高的鸡会用嘴啄那只鸡的头,要它让开。而且鸡群内各只鸡的地位不一样,地位最高的鸡先将较大颗粒吃掉,剩下的供另一只地位较低但又地位高于其他的鸡吃食,以此类推。

所以,从这种情况看,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应该是自然形成的。由于社会需要组织起来,以便于在总体上提高供给给所有成员的福利,人人平等的主张无异于摧毁人类社会。所以,马克思的那个管理人员与被管理人员平等和待遇一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就是说,没有可操作性。第一次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后,列宁对俄国工人阶级政府内部出现的官僚主义忧心忡忡。实际上,后来苏联政府内部就形成了新的等级秩序。新的阶级也出现了。其实,那都是正常的。相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主张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是乌托邦。

你看中国也一样。自从毛泽东在中国建政,建立社会主义中国,以后也出现了官僚主义,也出现特权阶层。文革期间,要革命,打倒官僚主义,要实现人人平等。工人阶级参加造反,后来又占领上层建筑。结果,出现了无政府状态。一旦重新建立政府(革命委员会),新的等级秩序又出现了。所以,马克思的乌托邦理论根本无法实现。

那么,人们是否一定要接受这个等级秩序?我认为,只能接受这个等级秩序。美国一位哲学家曾经写过一本书《观念是有后果的》。这本书很多年前就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很多中国人都没有注意到这本书。这本书里就讲,如果人类要实现人人平等,杜绝社会等级秩序,那就不能有经济竞争。如果出现经济竞争,就会有优胜劣汰,也会形成一个等级秩序,有的人能经营大企业,有的人只能经营中型企业,有的人只能经营小企业,有的人甚至没有能力经营任何企业。但是,经济竞争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一个手段。如果没有竞争,人们就不会提高生产效率,只能低效率运营企业,就像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一样。如果要实现人人平等,杜绝社会等级秩序,那就也不要搞考试上大学了,因为一旦进行高考,有人过了分数线,有的人过不了。考试得到的分数会形成一个等级秩序。大学也有等级秩序,会有好大学和差大学,有名牌大学和普通大学。而考试则是选拔人才的一个途径。如果不搞考试选拔人才,就只能进行社会推荐,就像中国文革期间那样工农兵上大学,不利于选拔人才。

还有很多具体的情况说明等级秩序有其必然,我就不再啰嗦了。

但是,人类社会能不能有能保证平等又提高效率的办法?也可能有。我的想法是,可以采用一种循环的办法。就是实行自由民主选举。承认和接受行政管理的等级秩序,甚至承认社会存在贫富差别造成的社会等级,但定期举行官员的选举。在一段时期,官员的等级高于平民,但是,在某个时间点上,平民有权力决定撤换那些他们不满意的官员。官员接受人民的审核,并且在人民拒绝续签聘用协议时卸任。选举是保证平等的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司法独立,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分高低贵贱,法律一视同仁。还有,实行言论自由,谁都可以讲理,小人物也可以发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谁讲的有道理,就服从谁。其他乌托邦的办法无法执行。

个人觉得,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是人类社会里最佳政治制度。显然,中国的那种政治制度是首鼠两端。想平等,实现不了。不符合人类社会组织的客观规律。要自由,也实现不了,共产党要监控建立理想社会的历史过程。从中共最近四十年的改革进程看,显然缺乏理论指导。近几年开历史倒车的作为显示,中共领导层已失去努力方向。中国的社会主义航船又开始掉头。中共领导层肯定不会接受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建国原则,那样做就等于宣告共产主义失败。本人创造了一套理论,不同于西方人的传统理论,但显然不有悖于西方哲学的学理,西方人能理解,就是不知道中共能否理解。西方人看过我的书,认为我写的内容与西方经验一致。言下之意,与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的经验不一样。我估计,若果这种情况属实,即使本人提供的理论是独特的,与西方人的说法肯定不一样,但中共未必能接受。我只能听天由命了。但从我个人研究马列理论50年得出的最好结论就是我上面的陈述。就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平等理想根本或永远也无法实现,但是,唯一的一个补救方法就是实行自由选举、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就是说,人们不是在经济上实现平等(尽管也要努力避免贫富差别越来越大),而是在政治上、法律上和思想上实现平等。这也就是昭示,人类肯定无法实现社会的全面平等。只能在有些领域实现平等。如果在有些领域暂时无法实现平等,那就等到将来再说。

我希望拥共人士多思考一点理论问题。中国目前的情况是,走一段路,然后,又回头,这显然就是迷路的征兆。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引,就不会有光明的前途,就只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和艰难摸索。寻找正确的理论实在是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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