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接纳马克思是历史的必然? 笔者《五四，中国误搭列宁列车》发表后，读者白熊留言: 五四，是中国误搭列宁列车吗？这是一个疑问？当时还有很多列列车，主义，思潮，主张千其百种，为什么偏偏搭上了列宁列车？100年过去了，都成为了历史，在当初，搭上列宁列车看似偶然，但是别的都没有发生，搭上列宁列车却发生了，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这是历史的必然。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于1927年完成历史特写《人类的群星闪耀时》（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在书中作者选择了历史上的14个时刻进行描写。这些时刻有的改变了整个欧洲（比如滑铁卢战役中未能及时增援拿破仑的法军少将格鲁希的遗憾），有的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比如亨德尔的中风与感悟）。书中第12节作者描写密封的火车 (德语：Der versiegelte Zug)：列宁搭乘由同盟国授权的火车回国开展俄国革命。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情节的吸引人加之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使得这部特写集激情洋溢，非常具有感染力。 我们年轻时在国内学习马克思唯物史观，它属于“历史必然论”，这一理论没有为人的“选择”留下充分余地。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变更，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将经过一系列必然阶段走向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历史必然论”。十九世纪以来，由于“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也成为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必然论”者。 历史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社会活动的参加者都是有血有肉有思想并能按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的活生生的人，所以历史归根到底由人“选择”所决定。 美国经济学家诺斯[1]发现了马克思理论的这些缺陷，他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1973) 一书中阐明，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资源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不同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制度结构。“历史必然论”没有为人的“选择”留下余地，所以不能合理解释纷纭复杂的社会历史。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后记中，诺斯批评马克思说：马克思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没有认识到（西欧）“经济增长并不是必然的”。人们把诺斯的历史观称为“历史选择论”。历史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还是取决于人的“选择”？容易看到，象近代西欧的稳步崛起和几千年来中国长期维持小农社会状态等宏观历史现象，很难说是由某些偶然因素造成的，应当认为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明明认识到，一些具体事件，包括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们并不完全根源于一般社会生活条件，可以说主要是政治领袖“个人选择”的结果。在当时的环境下，政治领袖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结果历史就会与实际过程大不相同。从这一观点看，历史就取决于人的“选择”。可见，历史现象中既有完全必然性的事物，也有取决于人的选择的事物，所以“历史必然论”和“历史选择论”都包含有部分道理。 人们在行为（活动）前大都有一个思考和选择的过程，不同的“选择”或决策，行为结果大不相同。人们活动影响的范围，主要取决于活动者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古代一个农民的活动范围往往不超过其出生地周围10公里，所以其决策和活动的影响十分有限；现代人联系和交往的范围虽然已经大大扩展，但普通百姓的决策和活动至多也只能影响他的家庭、亲朋和与其交往的少数人，很难对社会或“历史”有什么影响。地位显赫的政治人物（历史人物）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的活动大都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14个时刻。 总之，“选择”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当几种决策的“机会成本”差不多相等时，决策就会发生困难，这时微小的信息差别就会导致决策改变，以决策为基础的行为也就相应发生改变，这样，作为行为结果社会历史，也就不完全是“必然的”。 道格拉斯·诺斯曾说过：“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1]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Douglass Cecil North，1920年11月5日－2015年11月23日），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诺斯的主要贡献在于创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是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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