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纯华

伊朗正在发生的，并非一场“内部骚乱”，而是一场人民与暴政之间的对峙。面对持续扩大的全国性抗议，伊朗当局选择的不是对话、改革或妥协，而是系统性、组织化的武力镇压：实弹射击、秘密处决、通讯封锁、全面恐怖统治。据各方报道，死亡人数已达数千规模，8万多人被“消失”、被监禁、被酷刑对待。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前总统川普公开呼吁伊朗当局“不要杀人”，并宣称对抗议民众的援助“正在路上”。然而，杀戮仍在继续，援助却迟迟未至。问题由此变得尖锐而无法回避：

当一个政权对人民实施大规模杀戮时，外部力量是否有正当性、必要性，甚至道义义务，去援助人民推翻该政权？

答案是明确的：有，而且刻不容缓。

从正义性来看，援助人民反抗暴政，符合国际正义与政治伦理。

主权并非屠杀的许可证。伊朗当局及其辩护者反复援引“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作为镇压的遮羞布。但现代国际伦理早已确立一个基本原则：主权的前提是保护人民，而非屠杀人民。

自二战以来，国际社会逐步形成“保护责任原则”（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当一国政府对其人民实施大规模屠杀、种族清洗或系统性迫害时，其“主权豁免权”即告失效。伊朗当局对抗议民众实施的镇压行为，已明显越过这一红线。

援助人民 对独裁专制的抗议不等于侵略国家。需要澄清一个被刻意混淆的概念：援助伊朗人民，并不是侵略伊朗。恰恰相反，这是将“伊朗”与“伊朗神权政权”区分开来。真正代表伊朗的，不是革命卫队的枪口，而是街头手无寸铁、呼喊自由的普通民众。

援助的对象是人民，对抗的是暴政，这在道义上完全正当。

从必要性来看，如果没有外部援助，镇压将必然成功。

邪恶的伊朗现政权对人民的镇压力量占据结构性优势。伊朗政权拥有垄断性武装力量，拥有完整的情报与监控体系，拥有意识形态动员与恐怖威慑能力，甚至动动一根手指就能对媒体与互联网全面封锁。而抗议民众拥有的，只有人数、勇气和道德正当性。

历史反复证明：在高度军事化、意识形态化的极权体制下，单靠“自发抗议”极难获胜。没有外部支持，抗议往往会被拖垮、瓦解、血腥镇压。

外部援助是打破恐惧均衡的唯一变量

援助不必首先是军事干预，它可以包括：反封锁的通讯与信息技术，对镇压者的精准制裁与国际追责，对流亡组织与地下网络的支持，明确、可信的政治承诺。

这些援助的心理与结构性影响，远大于其物质规模。它们能让抗议者确信自己不是孤军奋战，屠杀者终将付出代价。

从紧迫性来看，每一天的拖延，都是新的死亡名单。

暴政有它的时间逻辑。极权镇压有一个残酷但清晰的节奏：第一阶段，试探性镇压；第二阶段，有限妥协 ，加上更大规模杀戮；第三阶段，彻底清场与秋后算账。伊朗已经明显进入后两个阶段。此时任何“观望”“谨慎”“等待时机”的策略，本质上都是对屠杀的纵容。

“援助在路上”如果永远不到，就是政治失信。特朗普的表态，在道义上指向正确，但如果长期停留在语言层面，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对抗议民众而言，信心崩溃、绝望蔓延；对镇压者而言，国际社会虚弱可欺；对全球独裁者而言，一个明确的错误信号

当承诺无法兑现，暴政就会学会只要杀得够狠，世界终会沉默。

这是一次关于世界秩序底线的考验。伊朗抗议不仅是伊朗的问题，它拷问的是整个自由世界：当人民被屠杀，自由是否只是口号？当暴政赤裸裸地开枪，国际正义是否仍有重量？当援助被无限拖延，责任是否被时间稀释？

援助伊朗抗议民众推翻现政权，不是战争冲动，也不是意识形态输出，而是对一个简单原则的捍卫：人民不应因为追求自由而被屠杀。在这一点上，正义性已经成立，必要性已经显现，而紧迫性——正在以鲜血不断提醒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