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纯华 2026年11月7日,洛杉矶时间下午1点(墨尔本时间11月8日上午8点),我参加了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线上月度例会。会议结束后,我思考的仍然是议会的筹备工作,以及总召集人王丹在会上谈到的一些问题,原本打算第二天与他通话。晚上回到家,打开电脑便看到了他会后发布的推文《关于中国议会的筹备工作,说点仅代表我个人的话》。其中,他已经公开宣布自己不参加第一届中国议会议员选举。这一表态,使我觉得原定的通话似乎已没有必要。 王丹的推文传递了一个值得海内外民运人士关注的消息:中国议会(临时)筹备委员会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选民登记,注册选民达到1547人,超过年初设定的1000人目标。其中,海外院557人,大陆院990人。截至本文发稿时,大陆院注册选民已超过1000人。筹备工作由此正式进入选举阶段。 对于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缺乏制度化组织能力的中国民主运动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进展。作为筹备委员会委员,我既为这一进展感到鼓舞,也希望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对中国议会下一阶段的发展提出几点思考。 一、1547名注册选民:值得肯定的民主实践起点1547名注册选民,对于一个仍处于筹备阶段的政治议事机构而言,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起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陆院注册选民已经超过1000人。这说明,参与中国民主制度探索的力量并不完全局限于海外流亡群体,大陆社会同样存在愿意以实际行动参与民主建设的公民。 但是,我们也必须保持清醒。1547名注册选民既不能代表中国全体人民,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全国性的政治授权。它所代表的,是一批认同民主理念、愿意参与这一政治实验的公民。 民主的合法性不能通过自我宣布获得,更不能仅凭参与者的政治热情来证明。它必须建立在公开、公平、透明、平等参与以及持续接受公众监督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议会必须准确界定自身的政治性质:它不是一个已经获得全国人民授权的国家议会,而是一个以民主原则组织起来、探索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民间政治实验。 明确这一定位,不会削弱中国议会的价值,反而有助于建立诚实、理性和可信的政治公信力。 二、从第一届议员选举开始,建立制度化的权力制衡王丹宣布自己不参加第一届中国议会议员选举,以避免出现球员兼裁判的现象。这一决定值得肯定。坦率地说,我内心其实十分希望他参选。作为中国议会筹备工作的主要推动者,他的政治经验、社会影响力和组织能力,对这一事业具有重要价值。但是,他主动放弃参选,体现了对选举公平和制度原则的尊重。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权力往往与个人资历、声望和人身依附联系在一起。一个人一旦成为组织的创始者或领导者,便容易被视为天然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威。然而,现代民主制度要求我们认识到:创立一个组织,不意味着创立者天然拥有支配这个组织的权力;拥有历史贡献,也不意味着拥有永久的政治特权。 不过,个人自律不能代替制度约束。如果一个组织的公平运行必须依赖创始人的道德自觉,那么这个组织仍然存在制度上的脆弱性。 因此,从第一届选举开始,就必须建立明确的权力制衡机制:第一,选举委员会必须保持独立。凡筹备委员会成员决定参选者,应退出选举组织和监督机构,避免利益冲突。第二,选举规则必须事先公开,经过充分讨论并征求选民意见,不得在选举过程中随意修改。第三,建立独立的选举监督和争议处理机制,保障候选人和选民对选举程序提出质疑的权利。第四,保障不同政治观点和民主主张的候选人平等参与,允许公开竞选、相互质询和自由表达。第五,明确议员任期、连任规则、罢免程序及职务责任,防止任何个人或小团体长期控制组织。 我想强调:民主不是期待掌权者永远保持高尚,而是建立一种制度,即使掌权者不够高尚,也无法随意滥用权力。这才是民主制度与个人贤能政治的根本区别。 三、选举不是民主的全部,建立民主规则才是关键从筹备工作进入选举阶段,是中国议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但是,选举本身并不等于民主。没有自由竞争、公平规则和权力监督的选举,同样可能成为权力合法化的工具。因此,第一届议会选举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选出多少名议员,更在于能否建立一套经得起检验的民主程序。 我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在选举之前得到明确回答。首先是两院的代表性与权力结构。 海外院和大陆院如何确定选民资格?两院议员名额如何分配?各自拥有什么权力?重大事项如何协调?选民与议员之间如何建立有效的代表关系?两院制不能只是组织形式上的区分,而应当具有明确的制度依据和权力安排。其次是选举竞争的公平性。 是否允许不同政治主张的候选人公开竞选?是否允许候选人批评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是否允许选民对候选人进行公开质询?如果只有一种声音,或者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传播资源,即使举行投票,也难以体现真正的民主竞争。再次是权力监督与制衡。 第一届议会产生后,如何监督议会领导机构?如何监督议员?如何防止议会内部形成新的权力垄断?一个以反对专制为目标的组织,如果最终在内部形成不受监督的权力结构,就背离了自身的民主初衷。最后是财务与信息公开。 组织经费从哪里来?由谁管理?如何审计?重大决策如何记录和公布?选举数据如何核验?这些看似琐碎的行政事务,恰恰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基础。 我们不能只在宏观政治理念上要求中国实现民主,也必须从一个民间民主组织的财务管理、会议程序和选举制度开始,真正实践民主。 四、中国民主运动必须从反对专制走向建设制度过去几十年,中国民主运动在揭露专制、争取自由、维护人权方面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许多民主人士为此付出了自由、家庭、事业乃至生命的代价,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但是,我们也必须反思民主运动自身长期存在的问题:组织分散、资源分割、内部争论不断,以及制度建设不足。有时候,我们擅长批判别人的专制,却不善于管理自己的组织;擅长讨论民主,却不愿意接受民主程序的约束;擅长要求别人放弃权力,却没有在自己的组织内部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这是一种值得警惕的政治悖论。 从1979年民主墙运动,到1989年民主运动;从此后的长期流亡与海外民主活动,再到近年来年轻一代的白纸抗议,中国社会对自由、尊严和政治参与的追求从未完全消失。然而,追求民主与建设民主毕竟是两回事。前者表达政治愿望,后者则要求我们具备制度建设的能力。 如果我们希望未来中国能够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那么今天的民主运动就应当成为这种政治文明的预演。不能等到专制制度结束以后,才开始学习如何按照民主原则组织社会。 中国议会的筹备工作,正是一次值得重视的制度探索:把分散的民主力量组织起来,把抽象的民主理念转化为具体规则,把个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集体的公共行动。它未必能够立即改变中国的政治现实,但可以为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积累组织经验和制度资源。这种经验,恰恰是中国民主运动长期缺乏的。 五、让制度高于个人,让规则高于权威王丹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推动中国议会的筹备工作,这种实际行动值得肯定。我尤其赞同他所说的,中国民主运动不能永远停留在空谈阶段。但是,我们筹备委员会的同仁也必须认识到:一个民主组织能否成功,最终不取决于创始人的个人魅力,也不取决于一时的社会关注度,而取决于它能否建立一种不依赖任何个人的制度。 作为筹备委员会委员,我对下一阶段的工作有三点期待。第一,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选举规则、议事规则、财务报告和重大决策应当向选民公开,使选民不仅能够投票,也能够知情、监督和问责。第二,建立真正的内部民主。允许不同意见存在,允许批评筹备委员会,允许候选人之间进行公开竞争。不能把批评视为对组织的破坏,更不能把对个人的质疑等同于对民主事业的背叛。第三,建立权力和平交接机制。第一届议会产生以后,筹备委员会应按照预先公布的规则完成权力移交。议会领导机构必须接受任期限制和选民监督。创始人和组织领导者也必须接受制度约束,尊重选民的选择。 此外,中国议会必须保护少数意见。民主不是多数人可以任意支配少数人。多数决定与少数权利保护必须同时存在。一个真正民主的议会,既要尊重多数人的选择,也要保障不同意见者的表达权、参与权和组织权。否则,我们反对的可能只是另一种权力,而不是专制本身。 六、从今天开始学习和践行民主中国议会的筹备工作能否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一座桥梁,现在还不能下结论。1547名注册选民只是一个开始,第一届选举是第一次真正的考验,而选举之后的权力运行和制度建设,则将决定这一民主实验能够走多远。 我希望所有关心中国民主事业的人,不要仅仅站在旁边评论,也不要因为它存在不足就轻易否定它。批评是必要的,参与同样重要。对于一个尚在成长中的民主实验,我们既需要热情,也需要理性;既需要勇气,也需要制度智慧。 我们今天建设中国议会,不是为了在海外复制一个新的权力中心,而是为了向中国社会证明:政治权力可以通过选票产生,可以受到制度约束,可以接受公众监督,也可以通过和平选举实现更替。这才是中国议会真正值得追求的历史意义。 我始终认为,中国民主运动最大的困境之一,不仅在于外部专制体制的压制,也在于自身长期缺乏制度建设的实践。我们有大量关于自由、民主、宪政和人权的理论讨论,有慷慨激昂的政治宣言,也有许多令人敬佩的民主斗士,但如何将民主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如何从个人英雄主义走向现代民主组织,始终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解决的问题。 因此,我认同王丹提出的基本判断:说再多,不如走一步。民主不能永远停留在口号和理念之中。我们必须从今天开始,不仅反对专制,而且学习和践行民主;不仅呼唤自由,而且在自己的组织中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让制度高于个人,让规则高于权威,让人民高于权力。这应当成为中国议会的立身之本,也应当成为中国民主运动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 最后,我借用王丹推文的结束语作为本文的结尾:“让我们大家都站在光里,而不要光站在那里!” 2026年11月8日夜写于墨尔本 作者:杨纯华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澳洲选区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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