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25 難得書院

徐友漁，1947年生於四川成都。現為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長期研究語言哲學、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和當代中國社會思想。發表《“哥白尼式”的革命》、《自由的言說》、《直面歷史》、《驀然回首》、《不懈的精神追求》、《哲學家和他的假面具》、《語言與哲學》（合著）等著作。

文 | 徐友漁

今日中國的移民精英相當務實，他們多半不會淺薄地崇洋媚外，以自己當了美國人、法國人或拿了綠卡在同胞面前炫耀，他們的底氣在於隨着身份轉換而得到的保障。

大約在最近10年，國內越來越多社會精英移居海外，成為媒體、政府和公眾關注與討論的話題。
初看起來，這是中國在捲入全球化浪潮之後產生的人員流動的自然現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前期，人員流出與流入水平接近於零；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後，人員的流動（主要是外流）開始產生並且規模越來越大，但與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相比並不引人注目。
只是在最近，這個問題才引起注意和談論，事實上，主要原因還不在於流出的絕對數量，而在於增長的勢頭及其特殊含義。
與精英外流現象相映成趣的是，也有大量的海外精英流入內地尋求發展機會。最主要的有兩部分人：
一是早年留學國外，取得學位並在國外的大學、科研機構、公司或政府部門得到職位的中國公民，他們感到在自己工作的領域中，國內的發展機會似乎更多，或者，他們更喜歡自己熟悉的文化環境。
二是台灣、香港的企業家，他們看中了在大陸的獲利機會或地方的優惠政策。據此，應該認識到，人員流動決不是單向，而是雙向的。但一進一出，動機和目標卻迥然不同。
上述兩類人到大陸工作的動機是尋求機會和發展空間，無意變換自己的國籍或身份，而國內精英移居海外，大多是以取得外國國籍為目的。移居海外的精英中，不少人只是追求拿到一個外國身份，他們掙錢和交友仍舊在國內，這種現象非常值得玩味。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與上世紀80年代移居海外的潮流不同，那時一些人千方百計想去外國，是因為那裡生活條件比國內好，工作條件、發展機會優於國內。
而這次移民潮中，大量精英是國內的成功人士，早已享受優越的生活和較高的社會地位，他們去到國外，要麼是甘居平淡、低調，要麼是準備從頭再來，重新開始一輪艱辛的打拼。
也就是說，國內精英移民海外，多半是有所犧牲，有的甚至作出了較大的犧牲。那麼，他們到底圖什麼？原因何在？
據筆者的了解，精英們移民的主要動因是獲得安全感，他們憑經驗和遭遇認為，在自己生活的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太多，未來是不確定的，自己的前途不是可以根據自己的行動和決斷作出合理預期的。
除了安全感以外，精英們移民還追求好的自然環境、對子女更好的教育，等等。
精英的知識、技能、資金是我們這個社會寶貴的、稀缺的資源，這些資源所代表的創新能力，所派生的就業崗位，所營造的向上競爭的氛圍，都是可見的或不可見的財富，它們隨着精英移民而流失，是明顯的或潛在的損失。
在各級政府出台各種政策，竭盡全力爭取外來資源在本地落戶的情況下，本地資源卻在流失，這是極其可惜、很不應當的。
但精英們為了安全感而想方設法規避風險無可厚非，英國哲學家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維坦》中說過，人們生活的主要目的是自我保全，所以，安全感對於人來說是第一位的。
在資金、技術、人才流失的背後，不可見的、更重要的失落是整個民族的信心。精英的移民具有示範作用，哪怕是對於沒有條件移民的一般民眾。很難設想，如果做不到全民具有凝聚力，對於未來充滿信心，中國人民可以全心全意地建設自己的國家。
其實，精英移民不是孤立現象，而是一種更普遍現象的一部分。有人認為，中國的精英層屬於廣義的中產階級，他們和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興起的中產階級一樣，代表了一種新興力量，在建構市民社會的過程中可起巨大的積極作用，對於建立法治、實行對於權力的制約、形成公平的自由競爭機制等方面可起正面作用。
但30年的歷史進程表明，中國的所謂中產階級或精英層與當下市場經濟一樣，帶有較強的國情特色和扭曲性，他們與其說是制衡獨斷、壟斷的權力的力量，不如說是更多地巴結、迎合權力，當然，他們這樣做是為了自己的生存與獲利。
如果說他們還有一些進步性的話，那就是他們對於法治的嚮往，因為他們畢竟希望在一套明晰的規則之下活動和生活。他們要求的不多——穩定性、可預見性而已。

精英移民的關鍵之處在於，他們希望具有另一種身份，將自己置於另一套法律系統之下，這套法律系統是否非常完美和公正暫且可以不管，但大致可以放心的是，這套法律系統是嚴格、清晰的，被任意解釋和施行的可能性較小；是獨立的，有權威的，不易受到當權者的干涉和侵害；出發點是保障個人的自由與權利，不是官員用來對付“刁民”的工具。
今日中國的移民精英相當務實，他們多半不會淺薄地崇洋媚外，以自己當了美國人、法國人或拿了綠卡在同胞面前炫耀，他們的底氣在於隨着身份轉換而得到的保障。
這就相當於在一大群探險者中，雖然看起來大家的情況都差不多，但其中有的人是買了高額保險的，每個人的抗風險能力和自信心是不一樣的。
問題是，在最原本的意義上，也就是從公民之所以為公民，政府之所以為政府，國家之所以為國家的道理上講，精英們花大價錢在國外買保險，是必須的嗎？
精英移民潮的興起提示我們，把中國建設成一個法治社會是刻不容緩的任務。
不論是精英還是普通人，都有權利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守法的、有道德的公民不必擔心自己的自由和權利被權力機關剝奪；在從事經營活動和其他任何正常活動時，不必對政府工作人員進行賄賂就可以順利進行；在遇到麻煩時，可以指望廉潔奉公的警察或是獨立審判的法院；人們向上流動的希望可以寄托在勤奮的工作上，而不必巴結上司或與當權者拉關係。
當我們考慮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什麼樣的社會時，普遍的公平是根本的標準。大多數民眾與精英同樣重要，其實更為重要。
正義是信心最根本的源泉，只有正義的社會才值得生活於其中的人們熱愛和留戀，對精英是如此，對任何人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