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之罪 

有些歷史，蓋棺即可定論否？

1936年，張學良西安事變逮捕蔣介石，槍殺多名軍政人員，也絕對不是為了“抗日”！

因為，早在1933年，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加入共產黨後，就把張學良發展成了共產黨員，延安給張學良的代號是——“李宜”！

那麼，張學良加入共產黨是為了信仰嗎？也不是，張學良因為殺害楊宇霆常蔭槐鄭謙等名將忠臣，已經大大失去東北軍民的人心；又因為拒絕出兵抵抗，在國民政府軍政界聲名狼藉，為人不齒！再加上他的風流韻事與吸毒惡習，更讓人越來越厭惡他。

在這種情況下，挾蘇俄以自重，成了他的當頭大事！

1936年8月9日，中共最高領導人張聞天和周恩來、博古、毛澤東聯合致信給張學良，開頭便稱：
“李宜同志……”
而張學良的回電則是自稱“毅”。

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發給中共中央書記處電報說：
“使我們特別感到不安的，是你們關於一切願意入黨的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黨和黨不怕某些野心家鑽進黨內的決定，以及你們甚至打算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這段文字表明張學良入黨確有其事。

1980年代，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曾就張學良是不是中共黨員的問題問過東北軍出身的呂正操上將，呂明確答覆說：“張漢公是中共黨員”。

而張學良重獲自由後，面對記者的採訪，張學良脫口而出：
“我就是共產黨呀！”

既然張學良自己都承認曾經是秘密共產黨員的“李宜同志”（張學良親弟弟張學思、秘書宋黎、秘書劉鼎、隨從栗又文、東北軍信使高福源以及東北軍王以哲、常恩多、萬毅、劉瀾波、康鴻泰等中高級軍官也都是中共秘密黨員），而楊虎城早在1926年就上交了加入共產黨的申請並得到延安的批准（楊虎城最信任的智囊、西北軍政治處長申伯純以及西北軍堅決主張抓蔣的西安公安局長趙壽山也都是中共的秘密黨員，楊虎城身邊的張文彬居然是毛澤東的秘書，秘書王菊人、米暫沉、宋綺雲，世侄王炳南、聯繫人葉劍英，甚至據說楊虎城的夫人謝葆真都是中共黨員，十七路軍中中共黨員眾多，是中共號稱的“黨員最多的軍閥部隊”），那麼，這一場軍事政變，除去國共兩黨的政治恩怨，還有什麼抗日的成分？！

事實上，在軍變之前，張學良和周恩來在西安秘密會見了三次，1936年5月，延安提出了一個計劃：建立“西北軍政委員會”，然後依靠蘇俄，形成“西北割據”。同年9月22日，延安負責統戰工作的毛澤東與張學良秘密簽約。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張學良妄想着聯合楊虎城，與延安結盟，從而得到蘇俄的大力支持，以西北割據為第一步，先做“西北王”，再進而控制全中國。

與此相對應的是，張學良楊虎城早就與廣西李宗仁白崇禧、廣東陳濟棠聯絡，和北平宋哲元、山東韓復渠、山西閻錫山聯絡，意圖共同反蔣。最終，與閻錫山達成秘密協議，兩廣也表示樂見其成。

所以，張學良不僅不想剿滅延安共產黨的軍事割據，相反，還給延安提供了75萬銀元、大批武器彈藥以及各種情報和方便！

而蔣介石要張學良剿共，是以為張學良既然不願回東北抗日恢復失地，那就戴罪剿共吧，面對延安當時不過兩萬軍隊岌岌可危的情勢，這無疑是給張學良及東北軍立功露臉的機會，可以重新恢復昔日地位榮耀的第一步。

可以想見的是，如果那時蔣介石改派張靈甫孫立人陳明仁這樣的猛將，延安就大勢已去，只能按照一年前出逃中的預案，向內蒙古撤退，或者向新疆撤退，當然，目的是撤退到中蘇邊境，得到蘇俄的支持，不過，那樣是否有東山再起的機會？恐怕是渺無希望的。

1936年12月，自任西北剿匪總指揮的蔣介石在張學良蓄謀已久的力邀下飛抵西安，決定在全面抗日前，徹底安定國內，一鼓作氣把延安剿滅！

這個消息，對於同任副總指揮的張學良和楊虎城來說，既是個壞消息，也是個好消息！

要麼就按照國民政府的決策，貫徹總指揮蔣介石的壓力，把延安剿滅，要麼就反叛，把蔣介石抓捕殺掉！

早在張學良動手殺害楊宇霆常蔭槐將軍之前，東北名宿孫烈臣就曾預言：“將來殺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帥做得出來。”
一個紈絝子弟，沒有經過患難，懂什麼兄弟情誼師長之恩？

面對蔣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結拜的情誼，張學良卻動了殺心。

軍變中，張學良在臨潼竟然殺害了包括蔣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蔣孝先少將在內的全部67名警衛！楊虎城在西安殺害了孫中山生前助手、蔣介石的結義兄弟、國民政府中央委員邵元沖和中央憲兵團團長楊震亞等軍政要員，並殺害中央軍警數百人，搶劫銀行與百姓。

而張學良指派于學忠，在甘肅蘭州，殺死幾百名國軍官兵，于學忠甚至親自槍斃了兩個中央軍團長！

這哪裡是準備逼蔣抗日的做法？！

1990年代，報刊上曾經公開揭露：西安事變時，“張學良決心殺蔣並已選定殺蔣人選”，而且，張學良要聯合楊虎城以及延安紅軍，組建“西北聯合軍團”，建立以張學良為首、以西安為“西京”的“西北聯合政府”，並非是為了抗日。西安事變當天，毛澤東給斯大林的匯報電中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定而發生的”

蘇俄永遠是世界上最無恥的國家之一（和過去的日本帝國並列），它考慮的永遠都是自己的利益。

張學良、楊虎城和延安建立“西北聯軍”和“西北聯合政府”，可以保存延安，可以幫助蘇俄更好地攫取在中國的利益，國民政府仍然可以抵抗日軍，消耗日軍，使日軍不能北上，可是，一旦捉蔣殺蔣就完全不同了。中國一旦失去公認的領袖，必將四分五裂，無力抵抗日軍，不是迅速被擊敗，就是建立親日的政府。這樣日本必將開始已經準備了幾十年之久的征服蘇俄之旅，日本殘忍的731部隊的人體試驗，有相當分量的凍傷實驗，就是為進軍遠東做準備的。

然而，出乎張、楊以及延安意料的是，西安軍變之後，全國輿論一片譴責，民眾到處遊行抗議，張楊控制下的西安，市民學生幾萬人大遊行反對叛變，而南京政府更是毫不妥協，立即下令出兵！
而最讓他們沒有想到的是蘇俄的堅決反對！

蘇俄擔心一旦中國分裂，日本侵略中國成功，幾百萬日軍必將撲向蘇俄遠東，到時候德日聯軍兵臨城下，莫斯科只能剩下眼淚！

所以斯大林立即親自擬電命令毛澤東——絕不容許殺蔣。

並且，斯大林明確指示到：應該首先了解到——蔣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蔣介石，必會引起內戰，而內戰只能有利於日本侵略者。斯大林還說，“張學良分量不夠，怎能做全國抗日領袖？中共也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雖是一個可憎的敵人，但他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

西安軍事暴亂僅僅一天后，12月14日，蘇共中央《真理報》發表社論，將“西安事變”直接定性為“叛變”，是“利用抗日運動進行投機”； 蘇俄政府報《消息報》也稱：“張學良的叛變可能會瓦解中國抗日力量的統一，不僅給國民政府，而且給整個中國人民都帶來危險。”

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國際通訊》則直接著文斥責張學良為“叛徒”、“強盜”。
張學良秘書、中共黨員宋黎曾經有這樣的回憶：

塔斯社廣播了《真理報》、《消息報》的報道後，張學良手拿新聞記錄稿下樓，在樓梯口遇到宋黎，面對宋黎自言自語地說：“我救了共產黨，他們就這樣對待我？”

他還兩次不滿地問秘書、中共黨員劉鼎：“蘇聯廣播為什麼罵我受日本人指使？”

周恩來12月17日到達西安後，張學良就立即詢問蘇聯對西安事變的態度，當周恩來說蘇聯大致不會援助張楊的時候，張學良很衝動，反應甚為憤慨，似乎覺得被人出賣了，他甚至產生了這樣的想法，即“以往中共老是吹噓蘇聯可以援助，現在他已成騎虎，中共竟臨陣抽腳，不兌現了”。

所以，張學良儘管用抗日的高帽子矇騙了很多世人，但面對全國的譴責、蘇俄的反對（延安當然也就不能堅持原先的提議），甚至因為殺人捉蔣，而造成的東北軍的軍心渙散，張學良不得不採取到南京請罪的方式，試圖避免追究，保存東北軍的勢力。

儘管張學良得到了蔣介石宋美齡的寬大，東北軍沒有被裁撤，然而，東北軍因西安事變而發生了裂變，駐洛陽的東北軍炮兵旅旅長黃永安以及駐保定的東北軍53軍軍長萬福麟在接到張學良軍變的命令時，都極為不滿，拒絕執行，直接向中央報告和投誠！

一個月後，東北軍總部發生二二事變：
王以哲，這個曾經擔任張學良衛隊長、在東北幫助張學良殺害楊宇霆常蔭槐將軍的“審判員”、在西安直接與周恩來李克農秘密談判、在軍變前高級會議上附和張學良捉蔣的67軍軍長（中共秘密黨員），被叛變官兵直接殺掉！同時被殺的，還有西北剿總交通處長蔣斌中將、西北剿總參謀處長徐方少將、王以哲的副官宋學禮等。

之後，張學良的東北軍，全部6個軍，紛紛主動向南京國民政府投誠，接受命令，分赴各地抗日，從此，世上再無東北軍這個恥辱的名字！

(楊虎城的西北軍也是一樣，由於對西安事變不滿，楊虎城最信任的部下馮欽哉帶一個師2萬人投靠中央，之後西安警戒旅又有兩個團投靠中央，楊虎城只剩下微不足道的孫蔚如的一個師——而孫蔚如在西安事變第二天，就向楊虎城提出“捉張學良送蔣介石”的主張。楊虎城不採納，西北軍也就此消失)。

而當年積極支持搞西安事變的張學良頭號智囊、東北軍總參議（軍師）鮑文樾，抗戰剛剛開始，就可恥地直接投降日寇，擔任汪偽政府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代理軍政部長，河南省省長等高官，是著名的大漢奸之一。1945年鮑文樾因漢奸罪被捕，判處無期徒刑，服刑30餘年，在台北出獄。

親自抓捕蔣介石的張學良警衛營營長孫銘久以及應德田、苗劍秋等號稱“東北軍最支持聯共抗日的人”，也是“對張學良最忠心的人”，還是張學良組織的所謂“抗日同志會”（其成員基本為中共黨員）的骨幹，卻是東北軍中第一批投靠日寇做漢奸的人，孫“因功”升任偽政權山東保安副司令，應擔任偽政權河南教育廳長，而苗這個寫過《抗日理論與實際》的人，直接移民日本！

張學良的另一個弟弟張學銘，居然在日寇已經陷入必敗絕境的1943年，還投靠汪偽政權，做了一個小漢奸。
偽軍中最高層的孫良誠、吳化文、白鳳翔、李守信等，清一色的都是原軍閥西北軍和東北軍的將領，而這些人往往率部成建制投敵，以孫良誠為例，他率兩個軍3萬多人成建制投靠日軍，換了一個偽第2方面軍總司令的頭銜。

蔣介石的中央軍，卻從無大規模的投敵的記錄，甚至沒有一個中高級軍官主動投敵，相反，有兩百多名將軍血灑抗日戰場。
誰是真抗日犧牲一切？誰是假抗日政治投機？

“崽賣爺田不心疼”！
張作霖一生辛苦經營東北，出生入死，那裡資源廣闊、雄獅百萬，絕不會拱手相讓給日本人！

而張學良長期廝混在北平，對東北那片白山黑水缺乏張作霖般的深情，又懼怕日本虎狼之師，一槍不發保存軍閥實力最符合他當時的個性，深得蜀漢後主劉阿斗的真傳！

劉禪面對鄧艾的五千奇兵，便攜帶成都的十萬兵士百萬百姓開城請降，弄了個“安樂公”乾乾，居然在曹魏“樂不思蜀”得以善終！

高喊“法西斯才能救中國”的張學良，面對入侵的日本法西斯區區兩萬關東軍，便將百萬將士數千萬百姓億萬軍火物資獻上，拱手入關；此後又一再拒絕中央嚴守錦州的命令，放日本軍隊入關，圍逼熱河；再讓日本人兵不血刃占領熱河，兵臨北平……

之後張學良再以抗日為辭，發動軍事暴亂，捕殺中央軍政官兵，逼迫政府提前公開抗日戰略，導致日本軍方提前一兩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中華民族蒙受了巨大的人財物力損失，苦難不可盡言！

張學良之罪，罪在不赦！
此等逆子奸臣，居然在台灣、美國頤養天年，長壽百年有餘！

張學良晚年獲得自由後，曾經多次自稱“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禍首）”，為此他在基督教中尋求靈魂的救贖，也一直拒絕回到中國，儘管他在大陸被吹頌成“偉大的愛國將領”。

據說1949年建國時，毛澤東曾經感慨地對周恩來等人說：“沒有張漢卿當年發動西安事變，我們哪有今日……”，周恩來接口道：“如果漢卿在，得給他一個副主席的位子。”毛澤東笑道：“你也太小氣了吧，給漢卿國家主席的位子，都不為過！”

而蔣經國回憶錄中，這樣記述八十年代的張學良——
張學良喝酒喝醉了，抱着蔣經國大哭：“兄弟呀，老哥哥當年做錯了！做錯了！先總統殺了我都不為過呀！”

曾經被國民黨抓起來長期坐牢的著名作家柏楊，也斷言：“將來無論是統是獨，張學良都不是英雄。”

事實如此，真相如此！
百年疑案，徹底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