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图表无法上传； 2.对理论性较强的部分作了删节。

2017年06月30日07:42    作者:周天勇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周天勇、项松林

主要经济体的人口增长速度下降，进入低增长，甚至有些国家出现负增长；技术进步在加快，影响着财富和收入在人们之间的分配。分配不均的情况更加严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总体衰退趋势，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几乎全部下降。新兴经济体也是如此，俄罗斯、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都在衰退，中国经济也从2007年14.2%的增速降到去年的6.7%。尽管目前美国经济表面上正在“强劲”复苏，中国经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宏观经济总体上长期向好，但是，世界经济走向“双引擎”增长格局，并未改变整体上仍处于深度调整的分化趋势。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全球经济为什么衰退？用什么办法来治理？

　　为何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至今十数年仍未走出衰退泥沼？自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学后，各主要流派开出的“药方”为何难以奏效？背后或许是世界发生了根本性格局变化，以致需求管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在内的主要政策主张，或各种政策组合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拉动作用。

　　当今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格局性变化？我们认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主要经济体的人口增长速度下降，进入低增长，甚至有些国家出现负增长；二是技术进步在加快，影响着财富和收入在人们之间的分配，特别是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总体上未来是增加就业还是收缩就业，还是未知数。

　　前者造成现有宏观经济分析暗含的人口稳定增长假设不成立，导致使用人口总量稳定的方法来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解决失业的相关政策难以奏效。后者直接带来的是收入分配不合理，但由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单纯减税的供给学派政策增加总供给后，却没有足够的总需求相对应，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难以短时间内实现全球出清。这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有宏观经济分析的视角，重点关注上述两个比较重大的世界格局新变化。

　　世界经济长周期中遭遇两个市场失效

　　首先是人口再生产调节的市场负作用与萨伊定理的失效。

实际上，人口在农业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后工业化和城市化前期表现出来的特征是：人口生育率、死亡率都很高，但总体上人口自然增长率呈上升状态；但是，从工业化和城市化后期开始直到后工业化阶段，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增长形势开始向下，一直滑到非常低的增长率水平，人口增长的上行和下行分界线十分明显（图1）。

图1 人口增长的模式转型

　　人口增长率预测，以前人口都是千分之十以上的增长，现在主要经济体国家都降到人口千分之二、千分之三、千分之四五，下降非常快。人口总和生育率有一个数字是2.1（妇女终身生育的平均孩子数）。一般来说，保持2.1这个更替水平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有利于达到人口均衡发展。也就是说，如果大于2.1，总人口是上行的，反之则下行。经过测算，我们发现，人口增长率有个“门槛阈值”是0.75%，即如果人口总和生育率小于2.1，人口增长率就低于0.75%。从世界人口增长的态势上看，全球人口增长率在2030年前就会低于0.75%的门槛阈值，总人口未来必然会下行（图2）。倘若去掉生育受宗教影响较大的伊斯兰国家，当前世界人口增长率或许已经低于0.75%。

图2 世界人口增长率及预测（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实际上，即便人口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也不会立刻刺激经济，一般要有一段时间的滞后期，比如，我们对中国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虽高度相关，但滞后时间也在20年左右。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有效需求应该既要有消费欲望又要有支付能力。新增人口刚生下来是潜在的需求，但由于不能和货币结合，不能算是完全“独立”的有效需求。20年以后，这部分人口有了收入，就会成家立业、增加买车买房等消费，变成了有效需求。所以，从需求侧来看，新增消费需求可以大致看成是由新进20岁左右人口×平均工资等收入×消费率构成；而从供给侧来看，新增GDP也可大致看成是由新进20岁左右人口×劳动生产率构成。

　　这样，只要人口保持平稳速度增长，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新进入社会劳动人口就会保持平衡。

　　同样，如果人口保持高速增长，总需求会随成年人口增长速度加快扩张。如果全社会供给能力没有显著提升，还会出现原有生产能力满足不了需求的情形。

　　但是，当人口处于下行阶段，全社会总消费的边际需求就会递减。倘若当前的总生产能力不做出调整，随着人口增长率的持续下降，总需求的边际递减程度越来越高，市场出清能力必将滞后于总需求的边际递减。

　　人口下行中，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还会进一步恶化宏观经济总体形势。这是因为当人口结构朝着老龄化转变，虽然经济主力人口消费率比较高，但老人消费率比较低，所以，越是老人多，收入的边际消费率越低，对总的最终消费品需求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还有，人口死亡率提高后，老人去世留的房子和车增加了供给，变相造成供给相对过剩，因为房子原本老人居住，现在却没有人住了。

　　人口增速下降还与经济高速发展后，抚养成本和养育机会成本越来越高有关。这是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共性问题，其直接后果就是主要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跌到2.1以下，像今天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就是如此。人口往下降，导致人类再生产本身发生替代收缩的不平衡，即市场机制在长期的过程中有失效的一面。比如，2015年世界人口增长数为9300万，年增长率为1.7%。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人口的增长中，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不到0.5%，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为2.1%。

　　实际上，主要国家的生育率都很低。按照中国2015年抽样1%的调查数据，实际的生育率是1.05，人口增长率是4.8‰；美国去年是1.84的生育率，人口增长率是7‰；日本、俄罗斯、德国都是负增长；韩国是2‰；整个欧盟低于替代率1.55（表1）。世界经济的主要生产能力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人口长期减少，自然会带来产能相对于需求过剩的难题。

　　于是，我们就可以发现：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在人口再生产上的市场机制是有问题的，如果总和生育率降到替代率2.1以下，再加上滞后20年的作用，经济主力人口总需求的递减，原有的生产能力不能马上出清，就会出现一种常态性的生产过剩，结果是国民经济向着生产过剩和经济衰退的方向变化，这是我们在学理上的一个发现。

　　其次是收入分配向上流动集中传导的生产过剩和经济衰退。从一个国家的整体收入分配上看，大体可以在企业、个体、政府三大群体之间分配。从收入占全体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看，又大体可以划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类，呈现出金字塔形结构（图3）。

　　由于个体大多仅拥有劳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主要依据是否参与了生产活动的创造：创造得多，得到的收入就多；参与得少，收入就少；如果不参与，倘若没有再分配机制，就没有收入。与劳动不同，资本技术所有者可以凭借除劳动以外的要素获得收入，再加上智能技术进步，主要国家“机器换人”的深入推进，资本和技术的分配率越来越强（毕竟机器人是不必要支付劳动报酬的），而劳动越来越弱。如果政府再分配掉一部分，劳动分配的比例就越来越少。

　　因为边际消费倾向决定了收入越高的群体，消费率反而越来越低，比如，年收入1000万的富有阶层，一年吃、喝、拉、撒、睡可能10万就够了，而工薪阶层一年的收入可能只有10万，但8万元钱消费掉了。

　　从供给上看，向上流动的收入分配机制还有扩大投资的冲动，导致总生产能力大于总需求，造成生产相对于需求的过剩难题。极易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和经济衰退。

　　与收入分配交叉作用的还有人口增长下行因素。正如上文所述，在人口增长上行时期，由于潜在的消费需求处于扩张状态，潜在产出能力的形成有一个滞后时间。这就对过剩问题有缓解作用，但是，在人口增长平行或者下行期，这种生产过剩造成的衰退就凸显出来。例如，尽管美国人口增长率比欧洲要好，但为什么会衰退？除了它的人口下行，更大的问题是收入差距问题导致的生产过剩，比如，从1995-2015年，美国贫困人口总数整体上是持续增加的（图5）。

　　今天，特朗普在国内采取减税政策就是供给学派的办法，扩大基建投资是凯恩斯的办法，对外是反经济自由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总体上，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一种大杂烩和混合物，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单纯使用一种货币主义的办法或者财政政策的办法，

　　另外，就是面临机器换人的挑战。比如，美国零售业有1600万人就业，但现在大超市正在不断采用机器人替代售货员。如果全部普及会减少700多万人就业。所以，即便特朗普最后在制造业上能创造出就业，但这些新增就业或许只能抵消服务业消失的从业人口，政策实施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治理全球衰退的新思路和新方案

　　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总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双并存”的局面，政策实施的难处则表现在：刺激总需求的方式解决不了过剩问题；仅从供给侧调整，比如普遍降税可以提升供给效率，但会形成更大的过剩；如果仅仅去产能，又没有替代项，衰退会更加严重；货币主义政策更是解决不了前述“成本机制调节人口再生产过度收缩”和“分配结构失衡传导的过剩和衰退”的两个市场失效。

　　中国近年提出了新供给经济学，还成立了新供给经济学论坛。很多学者专家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开展了长期的研究。但是，就新供给经济学和传统供给学派的区别，还是要理清楚，主要表现在：

       第一，传统经济学认为萨伊定律是铁定的，但新供给经济学认为萨伊定律不起作用，自由的市场机制有两个失效；

　　第二，传统的供给学派的经济学认为总供给出问题了，但新供给经济学认为是总需求出问题了。这就决定了倘若仅仅改善供给状况，在两个失效没有解决或缓解的情况下，问题会更加严重。但是，怎么解决总需求问题，不能从总需求角度来解决，必须从供给侧着手，从总供给侧结构改革来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这就是我们新供给经济学和传统供给经济学的区别，我们将其称为“新结构宏观经济学”。

       首先，要在全球人口观念和人口政策上一定要实施重大的调整。这是全球发达国家都面临的共性问题，像新加坡人口生育只有0.8，过若干百年，这个民族就没有了，还谈什么过剩和总需求不足问题。韩国也是如此，按照现在的生育率到最后只剩一位韩国人，也不过区区几百年。

       解决供给侧结构的问题，首先要克服市场机制下人口生育率下降的问题，采取切实政策降低生育孩子和抚养孩子的成本，努力要把人口生育率保持在2.1这一警戒线上。

　　其次，要从需求财政扩张管理转向供给侧减税工具。凯恩斯主导政策的一个后果是，国民经济宏观税费负担率上升。企业税负率上升，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税负率上升，抑制了企业的投资，就业的增加，结果可能是“滞胀”。当一些国家经济下行时，需求疲软，物价低迷，企业的高税费转移的空间狭小。减税后企业利润将会增加，也就会增加投资，从而降低失业率、增加居民收入、增加消费，带来的需求增加也将平衡生产过剩，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促使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需求侧政策也要向鼓励人口再生产的财政政策调整。人口下行中，扭转市场失效带来的生育率减少问题，政府政策也要适当调整，以改变供给侧人口再生产条件，比如能否全力推行免费的托儿所幼儿园、义务教育要延伸到入托等，先把这些孩子们养起来，减小生育成本和抚养成本带来的人口减少问题。因此，财政政策一定要加大教育投入，改善供给侧的人口再生产，扩大未来经济发展潜力的全社会总需求。

　　第三，要管住货币，实现全球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发力。货币主义的理念和政策，虽然不能解决长周期过程中的收入差距、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失业和增长速度放缓等问题。然而，仍然要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从“管住货币，放开市场”到“管住货币，供给侧发力”，防止短期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的急功近利，以及全球货币竞相贬值带来的“货币战”、“汇率战”和国际经贸摩擦加剧。

　　第四，要供给侧改革，促进结构的转型。结构不是转到资本有机构成越高、越大的角度，而是要向增加就业和增加收入的角度转型，最终实现产业组织结构上的“中小微”、要素结构上的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和劳动就业关系上，鼓励总体上替代就业小于扩大就业的技术进步；企业所有制上，鼓励能增加就业的民营经济发展；就业结构上，鼓励非正规就业，主要是增加就业、增加收入，以增加消费需求来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

　　最重要的政策是差别税率或退税政策工具，避免资本和技术生产的过多，劳动参与创造财富能力过弱，最后生产过剩。对于能增加就业的中小微企业要差别税率，不再像特朗普或者是供给学派给所有的企业都降税。比如存在大量机器人的生产企业，利润率已经很高了，就不应该降税，因为既没有增加就业，生产出来更多的东西又消费不掉，还有过剩之嫌。差别税率的着重点就是企业的就业率有多高，比如，中小微企业提高征税起征点、降低税率的操作是对的，因为这种类型企业的财富向上流动，相关政策操作具有遏制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阶段向上流动的机制。差别政策的主要目标则要满足两个：一是减少失业率，使劳动者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获得收入，避免资本、技术和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二是避免资本和技术生产的过多，劳动参与创造财富能力的过弱，居民的收入为基础的消费需求能力，不能平衡资本和技术可能主导的供给扩大的现象

　　总之，在长周期经济过程中，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市场机制的失效：人口再生产的失效和调节分配机制的失效。市场作用发挥得越厉害，人口生产越少，收入分配越往上集中，两个原因共同造成了目前的全球经济过剩和衰退。解决途径要在现有的宏观经济学中，拓展转型和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现在研究和提出治理全球经济衰退的方案大多是短期的总量分析方法，没有考虑到人口这种大转型、长周期的因素，也没有考虑到分配阶层结构以及它的边际消费率和边际投资率不同。

　　所以，我们在“成本机制调节人口再生产过度收缩”和“分配结构失衡传导的过剩和衰退”的两个市场失效中，提出“从总供给侧结构改革来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的“新结构宏观经济学”中国方案，或许能对全球经济学理论研究有所贡献。

　　(本文作者介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公众号天勇看经济zhouty-t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