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阅读总结 原创 2017-02-05 刘小小 微思客WeThinker 编者按：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作颇丰，托克维尔却比他人多了一份审慎与自省，他的贵族出身带给他一种“局外人的局内视角”，“既是他的局限，又是他看清他人局限的眼睛”，社会从来不是可以被抽象法则完全解释的单面体，一个个具体而有温度的个体才是它的组成部分。本文系微思客读书会一期读者刘小小的阅读报告。（Holly） 刘小小 | 微思客读书会读者 托克维尔出生在一个诺曼底贵族家庭。他的家庭背景是他理解社会、历史的既定局限，但这并不导向一个既定的方向——无条件忠于贵族。托克维尔天性中对傲慢和偏见十分厌恶，他的贵族身份更像是局外人的局内视角。他对贵族阶级的自欺欺人耳濡目染，反而是他深刻阐释贵族阶级的基础。
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阶级没能及时认清他们的处境：已经从封建制度建立之初的掌权阶级，堕落为依靠出身享受特权的种姓。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八章中，托克维尔表达了对那时贵族同胞的批评，或许还有同情：“他们还享有许多他们的先辈从未享有的金钱上的好处；然而，随着治理的习惯与精神的丧失，他们逐渐贫困化。”贵族的贫困化缩小了表面上跟其他阶级之间的距离，因此贵族标志性的特权显得更加刺眼，引起了其他阶级的嫉妒和仇恨，反而使贵族与社会其他阶级的隔阂越来越大。
大革命后的贵族在感受过人民的愤怒后依然没有学会自省，他们依然沉迷于不切实际的幻想。托克维尔的想法在法国贵族圈子里从来极少共鸣。在他十六岁时，深感法国社会的撕裂。他越出常轨，与一位家境普通的同学欧仁·斯托费尔斯交上朋友。随后在对家族史的了解中，托克维尔发现了一个神话——外曾祖父拉穆瓦尼翁·德·马勒泽布。在托克维尔死后发现的一张纸上有这样一段话：“我是马勒泽布的后裔，他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他这样一种双重的典范，我过去不曾忘记，将来也不会忘记。” 青年托克维尔对外曾祖父马勒泽布的理解，不能与青年托克维尔本人的立场和局限割裂开。他是贵族，他也是贵族。马勒泽布的无私行为为托克维尔树立的是贵族的观念：它更多关乎动机的纯正，而不是等级的偏见。 既然关乎动机的纯正，那就不能把贵族一股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即使民主是正义的历史趋势不可阻挡，贵族阶级在历史中积淀下的崇高品质依旧值得守护。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提出了政治自由的贵族根源。 封建制度时期，贵族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政治生活的亲身参与培养了贵族地位特有的自豪和不顺从，这个长期以来走在最前列的阶级，在大革命前夕还在发挥那些无可争议的伟大品格：从先辈那里继承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它的雄壮气质，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完全取代，一旦被毁灭，即使它的敌人也会萎靡不振。 当人民在其内部摧毁贵族政治时，人民便失去了参与政治生活，行使政治自由的中间介质，他们自然而然地奔向中央集权制。在中央集权制下，人民跟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活进一步脱节，变得自私、贪婪、懒惰。失去美德的人民，必然要求不切实际的无差别式平等，实际则渴望自己比他人更平等。这种渴望促使人民更加依赖特权而背离政治自由。大革命虽然能在一夜之间摧毁旧社会，但不能在一夜之间教会人民在政治自由与实践中才能学到的东西，所以人民在革命的激情退却后，重新回到旧社会的瓦砾中寻找依靠。 他最厌恶法国知识分子的地方之一，是他们把一切事情简化为自己深信不疑的认知，并因此种自信对一切事情发表看法。他还谈到那种法国特色的本末倒置：轻视第一手知识，却偏重知识分子自负地表达的个人看法。他是阿尔贝·加缪，出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当阿尔及利亚问题爆发时，加缪对阿尔及利亚的一手知识及个人记忆，使他在同时代知识分子中成为局外人。 托克维尔或者加缪的特殊身份，即是他们的局限又是他们看清他人局限的眼睛。推人及己，他们也因此多了一份审慎和自省。 “我坚信会有来世，既然是绝对正义的神给了我们这样的观念；我坚信来世，坚信善恶终有回报，既然神允许了我们对它们加以区分，并做出自由的选择。” 晚年托克维尔在写给斯维金娜夫人的信中这样吐露心声，坦诚他仅存的信仰。索菲亚·斯维金娜比托克维尔年长20岁，是一位聪明而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斯维金娜夫人那里，托克维尔找到了摆脱焦虑的共鸣，完全的坦诚和知识的共鸣。自十六岁接触到启蒙思想起，托克维尔在宗教上的确定性变得支离破碎。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二章中，正是托克维尔对灵魂的亲身感受：“宗教问题上的绝对无信仰是违反人类天性的，它使灵魂陷入痛苦的状态中……” 18世纪的人们与托克维尔如此不同，他们热情而不懈地力图把曾充斥灵魂的信仰扫除掉，使灵魂空空荡荡，却又没有遭遇宗教信仰真空的一般后果，某种病态的萎靡不振，反而陷入另一种宗教习性：狂热和布道精神。因为他们在做的与他们想做的恰恰背反。他们首先燃起反宗教的激情，口口声声全然拒绝任何宗教信仰，直到最后仍在反抗宗教权威，实际上并非志在摧毁宗教信仰，而是要在基督教的废墟上重新定义一种信仰人类“内在德行”的“新教”。 不信上帝的空虚灵魂顷刻之间被世俗化思想填满，大革命本身已成为一种新宗教。宗教传统的内化比人们真正意识到的深刻的多。人们享用创造新世界的荣光，如同承蒙上帝的恩典；想象人间的理想国，如同想象上帝应许的天国。思想家取代了教士，成为国民唯一的启蒙老师。 托克维尔的启蒙老师，是一位慈祥而风趣的老教士——勒絮尔神甫。神甫给了男孩异乎寻常的自由，鼓励他文学的兴趣，滋养他对宗教的虔敬。在勒絮尔神甫那里，托克维尔喜欢上了完全的坦诚和知识的共鸣。自十六岁接触到启蒙思想起，托克维尔未加批评就接受下来的信仰变得支离破碎。他不能完全重建信仰也不能完全摧毁信仰，因为他对在做的与想做的有着深刻的自省，他天性中对确定性的依赖，导致他对心中的疑问有着深刻的自知。托克维尔陷入最大的痛苦之中，不像18世纪哲学家们那样笃信他们的事业——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 托克维尔跟宗教的关系纠结复杂，因此他不会喜欢也不会接受简化宗教在历史中的角色，他更愿意帮助大家思考：“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别国，我拦住遇到的第一个美国人，问他是否认为宗教对法律稳定和社会良好秩序有益；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没有宗教，文明社会，特别是自由社会，便无法生存。在他看来，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连最不通治国科学的人也起码懂得这点。但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多地运用18世纪哲学家在政治问题上的种种最大胆的学说；唯独那些反宗教的学说，尽管有无限制出版自由的保障，却从未能在美国问世。”托克维尔擅长用这种故事讲述的方法，彰显他的智慧。社会并不仅仅是一套抽象的规则和理念，还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复杂系统。仅仅构建抽象的理论模型不足以呈现历史的进程，还需要探究实际中个人意识与社会环境的互动。 参考书目：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拉里·西登托普，《托克维尔传》 哈维·曼斯菲尔德，《牛津通识读本：托克维尔》 罗杰·夏蒂埃，《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 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 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 雷蒙·阿隆，《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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