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1842年12月23日，一個中國人在廣州寫信給他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朋友庫欣說，如果不是年紀太大，經不起漂洋過海的折騰，他實在十分想移居美國。同一天，他在寫給另一位美國朋友羅伯特·福布斯的信中也表示：“如果我現在是青年，我將認真地考慮乘船往美國，在你附近的某處定居。”

這個寫信的人非同一般，他是當時的中國首富，甚至被美國《華爾街日報》視為世界首富。他是19世紀國際知名度最高的中國人之一，伍秉鑒。其資產，1834年估計為2600萬銀元。這個數字，將近當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半。按照國際銀價換算，這個數目相當於今天的50億元人民幣。而且，伍家在珠江邊的豪宅，據說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

伍家先祖於康熙初年定居廣東，開始經商。到伍秉鑒的父親伍國瑩時，伍家開始參與對外貿易。1783年，伍國瑩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怡和行，並為自己起了一個商名叫“浩官”。該商名一直為其子孫所沿用，成為19世紀前期國際商界一個響亮的名字。

1801年，32歲的伍秉鑒接手了怡和行的業務，事業也開始快速崛起。伍秉鑒本人則成為廣州行商的領頭人——總商。

所謂的行商，是清政府用來壟斷對外貿易的制度。行商的業務主要是承銷外商進口貨物，代購外商所需貨物，劃定進出口貨物的價格，保證交納外商進出口船鈔和貨物稅，代理政府管束外國商人的行動，傳達政府對外商的政令，辦理政府與外商的一切交涉事宜。

廣東地方政府於1686年招募了13家較有實力的行商，指定他們與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並代海關征繳關稅，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廣東十三行”。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僅保留廣州一地作為對外通商港口。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直接促使十三行成為當時中國唯一合法的“外貿特區”，而怡和行，自然是其中翹楚。

對外貿易容易發財，但經營的風險也不小。研究顯示，十三行商人不斷變換，洋行平均壽命不到10年。從1760—1843年的84年中，先後共有47家洋行開張營業，而在1771—1839年間停業、倒閉的則有37家。許多行商，因為積欠官方稅銀或外國商人債務而倒閉，破產、抄家、下獄、充軍司空見慣。

十三行商人的破產，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商業利潤被官方抽空。在官方看來，行商是一塊肥肉，可以隨便找個理由甚至製造理由罰款。一旦發現外商違反規定，負有擔保責任的行商就要遭受50倍甚至100倍貨稅的罰款。比如1800年，怡和行承保的一艘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休·英格利斯”號，船上會計員私人的物品（兩對表）因放入鐵箱保管，未及取出而被攜帶上岸，海關官吏認為其偷稅漏稅。怡和行提出繳付180銀元了事，結果被海關罰稅50倍。

官方還動輒要求行商捐獻財產，如遇到戰爭、水旱災害或皇帝生日，行商要主動捐款，時稱“捐輸”或“報效”。根據1773-1835年間官方檔案材料記載，行商向朝廷捐款就達508.5萬兩銀子，實際捐數當遠不止此數。僅1833年一年，怡和行捐款據說就達50萬兩。

行商們還經常受到官吏個人的勒索，稍不遂意，大禍立至。伍氏曾被比喻成“肥羊”，行商中的另一成功者潘氏則說：“寧為一隻狗，不為行商首。”行商資格的獲得，有時候也不是完全自願的，一旦入了行就不能退出。伍秉鑒要求退休而不得，花了90萬銀元（一說銀兩）的代價，才將位置改由他兒子頂替，但官方仍要他負擔作為行商一切的責任。他只好進一步表示，願意捐獻2600萬銀元中的80%給官方，以求安享餘下20%財富，仍不能如願。

除了大清官方，外國人也不是善碴。行商就成了風箱中的老鼠，兩頭受氣。在鴉片戰爭爆發前，伍秉鑒曾經想充當調停人，避免戰禍的發生。但林則徐沒有聽從他的建議。作為行商之首，他的繼承人、兒子伍紹榮被逮捕入獄，他則被套上鎖鏈，押往英國大鴉片販子顛地創辦的寶順洋行，成為催促顛地接受傳訊的籌碼。林則徐威脅說，如果顛地拒絕前往，伍秉鑒將被處死。顛地則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置這種威脅於不顧。

鴉片戰爭結束之日，也是伍氏破財之時。1841年5月，清軍戰敗，被迫向英軍交納600萬銀元的贖城（廣州）費，伍氏交了110萬元。《南京條約》簽訂，要求賠款2100萬銀元，其中300萬是商欠，伍氏交了100萬元。

在大清帝國的統治之下，商人不過是官吏斂財的對象，其生命和財產安全都是完全沒有保障的，個人尊嚴就更不用說了。

對於商人伍秉鑒來說，既然無法改變現實，逃避就成了唯一的選擇。耄耋之年的伍秉鑒已經看透了世局，所以想到了移居美國。對於伍秉鑒信中流露的心態，台灣學者陳國棟的評論是恰當的：“看來鼎鼎大名的伍浩官（浩官是伍氏怡和行的商名）不但對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對整個中國的社會制度也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