貂裘換酒也堪豪

     ——　一個鄉村少年眼中的邵震豪先生

大約是1969年冬天的一個下午，一輛大卡車停在我們屯子裡，人們忙前忙後地卸車搬箱子。卡車上書有大大的“東北人民大學”的字樣。晚飯時，二姐說生產隊來了幾名“人大”老師，組成了一個老集體戶。之所以稱之為老集體戶，是因為當時隊裡已有一個由二十幾名知識青年組成的集體戶了。

那個時節是“紅色崇拜”達到頂峰隨之迅速冷卻的年月。從社員家庭到生產隊、大隊乃至公社都要搞“紅化”。對家庭的“紅化”的布置我還記憶猶新，在屋裡的山牆上供奉着偉大毛主席的畫像。那是一張頗大紙張，下面用藍色畫幾條波浪線，象徵着波瀾壯闊的海洋。火紅的太陽有一半躍出水面，將毛主席在“魏武揮鞭”那個地方穿風衣的畫像剔下來，貼在紙上構成足踏紅日，極目遠望之狀。上面圓孤排列着“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的標語，構成蒼穹之勢。“大海”下面是一張大紅紙上書寫一段毛主席語錄，這就是社員家庭的“忠字堂”——每天早請示，晚匯報的所在。

那一日我去生產隊晃悠，看見屋裡的人們正忙着搞“紅化”。主要策劃者是劉玉書，此公“國高”畢業，當過小學校長，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秀才。他會畫畫，當年就是因為一幅漫畫獲罪而被打成“右派”的。他的畫技我還是領教過的，我見過他給老人畫壽材。當時壽材畫法有下五彩、中五彩、上五彩、四孝、八、十二孝和二十四孝幾個級別。他畫“五彩”是滿拿手的。更讓我難忘的是此公會講評書。拿手好戲是《鬼狐傳》。聽他講書後，嚇得小孩和婦女晚上不敢起夜上廁所。他當時正在寫“疆”字，此時他不確定弓字下面是個王字還是土字，於是停下筆，詢問桌前的邵老師，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邵震豪先生。

用身材魁武形容邵老師是恰如其分的。他身高足有一米八三，寬肩膀，國字臉，大大的眼睛射出深遂的目光。此時他正在一張紅紙上書寫毛主席語錄。邵老師擅長隸書，運筆流利通暢，字體圓潤娟秀。其書寫速度令在場的社員們目瞪口呆，轉眼間，一段154字的毛主席語錄就一揮而就——我清楚地記得他查了查字數，說共有154字。但如今我卻記不得是哪一段“語錄”了。單憑這一手好字，村民們就認定這是位有學問的人，其實早在“文革”前，邵老師就已是吉林大學數學系的講師了。

    我們隊裡的老集體戶就是由數學系的邵震豪、吳志純、王毓川和陳景松四位老師組成。邵老師、吳老師和陳老師住在社員常山家的北坑。我家恰與其毗鄰而居，那幾年我常常去邵老師那去串門兒。

邵老師多才多藝，可以說是琴棋書畫樣樣俱通，他的才藝又使村民們受益良多。那時候的鄉村除了搞“紅化”之外，有些講究的人家也搞一點家居美化，譬如在屋門上懸一塊名曰“門斗”的藝術品。於是有許多家裡掛上了邵老師的作品。邵老師畫的大都是湖光山色，樓台殿閣。試想在農家屋舍之中，高懸着巍峨的黃鶴樓或是大明湖的垂柳，着實讓人賞心悅目。據說邵老師會拉二胡。不過我的記憶中沒有聽到過他的琴聲，倒是他的歌聲讓我至今不忘。邵老師是北京人，說話可謂是正宗的京腔京調，唱京劇更是他的拿手好戲。那真是字正腔圓，有滋有味。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這麼幾個唱段∶一個是“臨行喝媽一碗酒”，再一個是“朝霞映在陽澄湖上”，還有“朔風吹，林濤吼，峽谷震盪”。邵老師的唱腔中充滿着陽剛之氣，具有空谷回音之效，足以令人盪氣迴腸！在很多場合，邵老師的清唱是必備節目，也是最受歡迎的節目。邵教師用他的才藝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也贏得了農民的尊敬和愛戴。至於他本人是幹什麼的，農民不懂，也懶得問。也出過有人想考考大學老師的事情，不過那是發生在孫以豐先生身上。順便捎帶說說這則軼事。

孫以豐先生下放到新山大隊。孫老師是搞拓撲學的，曾從師於江澤涵，而且是數學大師陳省身先生的入室弟子。村民們知道他是搞數學的，就以為無非是教學生加減乘除而已。鏟地時，一個愛耍貧嘴的青年想考考孫老師，就問他：“孫老師，你會算雞兔同籠問題嗎？”孫老師慢聲細語地道：“這個問題至少有八種解法。”這個故事傳到了中學，當時教我們數學的是孫書然老師，他曾考上哈軍工，上了一年學後就因病退學，隨即趕上了文化大革命，只好就業當上了數學老師。孫老師十分高傲，應該說傲到目中無人地步。可當聽到這件事後，在我們課堂大發感慨：“難怪是大學老師，就是有學問，能有八種解法！我也只能會算術和代算二種解法。”當時我就曾想，邵老師能會幾種解法呢？不過我從來也沒敢問他。好多年後，我才知道邵老師是搞數學力學的。

在我們家鄉，人們通常利用九月份扒炕抹牆，所謂的扒炕就是把構成炕面和炕洞子的土坯拆下。經過一年的煙薰火燎，土坯已成熟土，而且炕洞灰更是強勁的的肥料。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各家的扒炕搭炕都由生產隊統一負責，隨之，炕洞土也歸隊裡所有。將舊炕清除後，還要搭建新炕。火炕與灶台隔牆相連，接口處叫喉巴眼，其尺度相當於一塊磚的面積，在灶坑中柴禾燃燒產生的濃煙首先經過喉巴眼，進入被稱之為“氣死貓”的開闊空間，然後分流到四條煙道，將燃燒餘熱傳導到炕面上。冬天農家取暖就全依賴火炕了。在煙筒與煙道接口處，有一個叫做擋風石的高坎。當把煙道砌好後，用方形大土坯平鋪到煙道上方，再抹上二層泥，這才完成了扒炕搭炕的工作。扒炕是一件髒活，滿頭滿臉都是煙灰。搭炕也是一件技術活，如果新炕修建不好，就會出現倒嗆風現象，即濃煙不能順暢地流出煙筒，反而從灶坑冒出。若此，這家的主婦這一年就要遭受煙熏火燎的罪了。當扒到邵老師那鋪炕時，邵老師不顧灰塵四濺，積極參與扒炕搭炕工作。後來他對我說：“別看農民沒有文化，他們搭炕的構造完全符合流體力學的原理。”

後來，由於我們公社中學缺少師資，公社從“五七連”抽調邵震豪和顧念承二位老師到中學代課。

        大學老師給中學生上課自然是一件得心應手的事情，而作為學生實在是受益匪淺。原來我們有一位何老師教化學，此君短小精悍，看似很聰明。第一堂課就流利地背了一把元素周期表，一下子就把學生給唬住了。當講到“化合健”時，他說：“化合健就像豬蹄筋，筋筋道道、筋頭巴腦的。”顧老師來了以後，又重頭開始講。當講到化合健時，他讓兩個同學站起來，手拉着手用力扯。顧老師講化合健就是原子間的作用力。此時我才知道“豬蹄筋學說”純屬誤人子弟，這麼多年來，每當我啃豬蹄筋時就能想起顧老師和何老師。顧老師回吉大拿了好多化學試驗器皿和試劑，從而在這個鄉村中學也能做化學實驗了。諸如製造氫氣的試驗，石蕊溶液在酸或鹼中的顏色變化等實驗都給同學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邵老師教我們幾何與三角函數。一位大學講師給中學生上課自然是一件得心應手的事情。尤其是邵教師別具特色的教學方法令我至今難忘。邵教師的課堂特點是自由開放。當時我們班裡大約有７0多名同學，夏天上課難免犯困打瞌睡。邵老師就講，如果誰犯困了，就自動走到最後邊靠牆根聽課。等睡意過了，你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因而在邵老師的課堂上，不時有幾個人自動靠着牆聽課。邵老師課堂上另一個特色就是允許學生隨時提問，班裡有一位叫樹田的同學，我不知道他比我大幾歲，反正那時他已經是孩子的爸爸了，樹田人很聰明，但有些“嘴大舌長”。他喜歡插話、提問。這些都受到邵老師的鼓勵，這也助長了樹田的“囂張氣焰”。在其它老師課堂上，他也要接話插話，並常常因此受到批評或呵斥。邵老師十分重視基本概念的灌輸，在講授三角時，他反覆強調“單位園”的概念。按理說在我少年時代遇上這樣的名師，我的數學功底應該比較好才是，可是那時我迷上了寫詩----其實是順口溜，心思放在出黑板報上了，因此並沒有學好三角和幾何。當然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天資愚鈍。

有一次在課堂上，有同學讀Cos、a，邵老師哈哈大笑，說：“你看阿拉法特、候賽因都來到到咱們教室了”。當時用的是鄉土教材，有幾何測距內容。邵老師幾次帶領全班同學去測公社的高音喇叭杆子。首先做一個一米高的標竿，頂部因定一個量角器。當午間十二點左右，太陽正當中天。先量一下標竿的影子長度，再記下仰角數值，回到課堂後大家計算其高度。記得那那杆子大約是25米高。其間，邵老師還專門向公社電工大馮求證過其高度。

有一次我們中學為林場栽樹，在一面山坡上一字排開，男同學刨坑，女同學栽樹苗。林場當然希望將來成長起來的松樹橫平笠直，井井有條。當時我們刨出的十幾條線明顯彎曲了，邵老師跑了過來，大聲喊道：“要形成平行線！平行線啊！”我當時很調皮地告訴邵老師：“你看，它們並沒有相交啊！”這是邵老師給我們上第一堂課時講的定義：“一個平面上二條永遠不相交的直線叫平行線。”他看我在抖機靈，笑了。笑得那麼慈祥。後來，玉奇曾告訴我，邵老師有個外號叫邵老太太。因為他就像老媽媽那麼慈祥可親。

在講解求證幾何題時，邵老師講有些題目可以用反證法。然後舉例道：“坐在倒數第二排的同學感到後背被人打了一下，他回過頭去，對坐在最後一排的同學說，你為什麼打我？而那個同學否認曾出過手。挨打的同學說，如果不是你打我那麼就是從牆裡伸出一隻手來；既然牆裡不能伸出手來，那麼就一定是你打的。這就是反證法。”

在夏鋤支農期間，學校決定辦一個“夏鋤戰報，”抽調了振生、杜麗萍和我三名同學組成編輯組。由邵老師負責，我們三名同學負責採訪，組稿以及送報工作。邵老師統稿定版面，相當於總編輯。版面為八開紙，用油墨滾印。當時我們做得很起勁，每當一期戰板完成後，我們都有做“挺進板”的感覺。由於版面有限，要求篇幅簡短，內容高度壓縮。邵教師常常在小“豆腐塊”旁配上一幅小插圖。每當“夏鋤戰報”送到在田野上辛勤勞動的各個班級時，大家都爭相傳閱。這是一個令我難以忘懷的夏天。

當時把知識份子下放到農村，要求他們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要求他們改造自己的思想。在我看來包括邵老師在內的很多老師的確是非常誠懇地進行自我改造。有一次在課堂上，邵老師講，經過這麼長時間的改造，和貧下中農的思想感情還是有差距，他舉例子說：“我們往樹蔭下一站，脫口而出：這天可真熱呀！而農民往樹蔭下一站，卻說：你看這莊稼真好哇！這不就是差距嗎？”邵老師是一個能上能下的人，處窮鄉僻壤能和農民打成一片；居殿堂之高，他把一所大學管理得有聲有色。

1971年的秋天是個多事之秋。9月13日被全國人民恭祝“身體健康”的副統帥林彪倉惶出逃、折戟沉沙。十月四日晚上我去邵老師住處串門兒，見屋內有四五個老師圍着一盞小油燈聊天。他們在議論種種徵兆表明我們國家一定是發生了大事∶其一是國慶節沒有發表什麼社論，其二是沒有國慶招待會，其三黨和國家領導人沒有登天安門城樓，自然也沒有國慶遊行。他們從這些違背慣例的蛛絲馬跡中察覺到國家又有什麼不祥的事情發生。現在回想起來，我對這些處江湖之遠的知識分子的憂國憂民情懷感到由衷的敬佩。大約是十月中旬，據說縣裡召開具有相當級別的幹部會議，而且會議戒備森嚴，由公安局和縣武裝部加設了三層崗哨。吳鐵錚老師是原數學系黨總支書記，夠級別參加為期三天的會議。爾後，在一次課間聊天時，吳勇神秘兮兮地說：“國家發生了一件難以想象的大事，有人要謀害毛主席。肇事的頭頭你想也不敢想，猜也猜不到。”當時從報紙上看有一位迅速竄紅而又很快消聲匿跡的政治新星——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溫玉成。我就問吳勇，是否是溫玉成出了什麼事情，吳勇說他太小了。周末在自留地里刨茬子，吳勇所說的想也不敢想，猜也猜不到的話語一直滎繞腦際。我把這件事情同二姐說了，她好歹是個中學畢業生。她說：“一定是陳毅，陳毅一貫反對毛主席。”我和她爭辯道：“陳毅好早就沒有權了，想都不敢想的人必定是林彪。”此話讓二姐大驚失色，急忙吩咐我不可造次，這話傳出去可是要進班房的。事過三十多年了，我從不為自己的政治敏感力而自豪，在那樣一個年代，一個16歲的鄉村少年竟然對政治有那樣的理解和介入，這應該不是一件幸事。又過了幾個星期，開始向最基層傳達中央文件。而且有明文規定，“四類份子”以及有海外關係人員不能參加文件傳達。邵老師被排除在會議之外，據說他有海外關係。直到數年後，他告訴我，在四九年前，他父親在國民黨軍隊供職，後來撤到台灣去了。而他是在祖母和母親的照料下長大成人的。由此就不難理解他為何被貶到農村勞動改造了。當時目不識丁的農民可以參加的會議，而像邵老師這樣有見識的知識分子卻被排除在外，這就是發生在此階級鬥爭為綱年代的荒唐事。我有幾次想向邵老師透一點口風，但都由於階級鬥爭覺悟而忍住了。現在想來，此事是瞞不過邵老師的。其它“五七戰士”也會向他轉達的。

“九一三”事件猶如一顆原子彈爆炸，造成人們極大的震驚和彷徨。一個“最忠”、“最紅”的副統帥，怎麼會倉惶出逃叛國投敵呢？而《五七一工程紀要》尤如一把尖刀剖析時弊，刀刀見血。“九一三”事件是一個轉折點，引起人們對文革的反思。社會上開始批判極左，社會生活也開始逐漸恢復正常秩序。大約在72年的9-10月份邵老師和其它“五七”戰士一起返回了吉林大學。

1978年我再見到邵老師時，他正整裝待發，調回北京工作。

1989年我去看望邵老師時，他時任北京建工學院院長。

2006年我去拜訪邵老師時，他過着恬靜的退休生活。

                                2008年2月於哥倫比亞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