貂裘换酒也堪豪

     ——　一个乡村少年眼中的邵震豪先生

大约是1969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一辆大卡车停在我们屯子里，人们忙前忙后地卸车搬箱子。卡车上书有大大的“东北人民大学”的字样。晚饭时，二姐说生产队来了几名“人大”老师，组成了一个老集体户。之所以称之为老集体户，是因为当时队里已有一个由二十几名知识青年组成的集体户了。

那个时节是“红色崇拜”达到顶峰随之迅速冷却的年月。从社员家庭到生产队、大队乃至公社都要搞“红化”。对家庭的“红化”的布置我还记忆犹新，在屋里的山墙上供奉着伟大毛主席的画像。那是一张颇大纸张，下面用蓝色画几条波浪线，象征着波澜壮阔的海洋。火红的太阳有一半跃出水面，将毛主席在“魏武挥鞭”那个地方穿风衣的画像剔下来，贴在纸上构成足踏红日，极目远望之状。上面圆孤排列着“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标语，构成苍穹之势。“大海”下面是一张大红纸上书写一段毛主席语录，这就是社员家庭的“忠字堂”——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的所在。

那一日我去生产队晃悠，看见屋里的人们正忙着搞“红化”。主要策划者是刘玉书，此公“国高”毕业，当过小学校长，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秀才。他会画画，当年就是因为一幅漫画获罪而被打成“右派”的。他的画技我还是领教过的，我见过他给老人画寿材。当时寿材画法有下五彩、中五彩、上五彩、四孝、八、十二孝和二十四孝几个级别。他画“五彩”是满拿手的。更让我难忘的是此公会讲评书。拿手好戏是《鬼狐传》。听他讲书后，吓得小孩和妇女晚上不敢起夜上厕所。他当时正在写“疆”字，此时他不确定弓字下面是个王字还是土字，于是停下笔，询问桌前的邵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邵震豪先生。

用身材魁武形容邵老师是恰如其分的。他身高足有一米八三，宽肩膀，国字脸，大大的眼睛射出深遂的目光。此时他正在一张红纸上书写毛主席语录。邵老师擅长隶书，运笔流利通畅，字体圆润娟秀。其书写速度令在场的社员们目瞪口呆，转眼间，一段154字的毛主席语录就一挥而就——我清楚地记得他查了查字数，说共有154字。但如今我却记不得是哪一段“语录”了。单凭这一手好字，村民们就认定这是位有学问的人，其实早在“文革”前，邵老师就已是吉林大学数学系的讲师了。

    我们队里的老集体户就是由数学系的邵震豪、吴志纯、王毓川和陈景松四位老师组成。邵老师、吴老师和陈老师住在社员常山家的北坑。我家恰与其毗邻而居，那几年我常常去邵老师那去串门儿。

邵老师多才多艺，可以说是琴棋书画样样俱通，他的才艺又使村民们受益良多。那时候的乡村除了搞“红化”之外，有些讲究的人家也搞一点家居美化，譬如在屋门上悬一块名曰“门斗”的艺术品。于是有许多家里挂上了邵老师的作品。邵老师画的大都是湖光山色，楼台殿阁。试想在农家屋舍之中，高悬着巍峨的黄鹤楼或是大明湖的垂柳，着实让人赏心悦目。据说邵老师会拉二胡。不过我的记忆中没有听到过他的琴声，倒是他的歌声让我至今不忘。邵老师是北京人，说话可谓是正宗的京腔京调，唱京剧更是他的拿手好戏。那真是字正腔圆，有滋有味。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么几个唱段∶一个是“临行喝妈一碗酒”，再一个是“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还有“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邵老师的唱腔中充满着阳刚之气，具有空谷回音之效，足以令人荡气回肠！在很多场合，邵老师的清唱是必备节目，也是最受欢迎的节目。邵教师用他的才艺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也赢得了农民的尊敬和爱戴。至于他本人是干什么的，农民不懂，也懒得问。也出过有人想考考大学老师的事情，不过那是发生在孙以丰先生身上。顺便捎带说说这则轶事。

孙以丰先生下放到新山大队。孙老师是搞拓扑学的，曾从师于江泽涵，而且是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的入室弟子。村民们知道他是搞数学的，就以为无非是教学生加减乘除而已。铲地时，一个爱耍贫嘴的青年想考考孙老师，就问他：“孙老师，你会算鸡兔同笼问题吗？”孙老师慢声细语地道：“这个问题至少有八种解法。”这个故事传到了中学，当时教我们数学的是孙书然老师，他曾考上哈军工，上了一年学后就因病退学，随即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只好就业当上了数学老师。孙老师十分高傲，应该说傲到目中无人地步。可当听到这件事后，在我们课堂大发感慨：“难怪是大学老师，就是有学问，能有八种解法！我也只能会算术和代算二种解法。”当时我就曾想，邵老师能会几种解法呢？不过我从来也没敢问他。好多年后，我才知道邵老师是搞数学力学的。

在我们家乡，人们通常利用九月份扒炕抹墙，所谓的扒炕就是把构成炕面和炕洞子的土坯拆下。经过一年的烟薰火燎，土坯已成熟土，而且炕洞灰更是强劲的的肥料。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各家的扒炕搭炕都由生产队统一负责，随之，炕洞土也归队里所有。将旧炕清除后，还要搭建新炕。火炕与灶台隔墙相连，接口处叫喉巴眼，其尺度相当于一块砖的面积，在灶坑中柴禾燃烧产生的浓烟首先经过喉巴眼，进入被称之为“气死猫”的开阔空间，然后分流到四条烟道，将燃烧余热传导到炕面上。冬天农家取暖就全依赖火炕了。在烟筒与烟道接口处，有一个叫做挡风石的高坎。当把烟道砌好后，用方形大土坯平铺到烟道上方，再抹上二层泥，这才完成了扒炕搭炕的工作。扒炕是一件脏活，满头满脸都是烟灰。搭炕也是一件技术活，如果新炕修建不好，就会出现倒呛风现象，即浓烟不能顺畅地流出烟筒，反而从灶坑冒出。若此，这家的主妇这一年就要遭受烟熏火燎的罪了。当扒到邵老师那铺炕时，邵老师不顾灰尘四溅，积极参与扒炕搭炕工作。后来他对我说：“别看农民没有文化，他们搭炕的构造完全符合流体力学的原理。”

后来，由于我们公社中学缺少师资，公社从“五七连”抽调邵震豪和顾念承二位老师到中学代课。

        大学老师给中学生上课自然是一件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作为学生实在是受益匪浅。原来我们有一位何老师教化学，此君短小精悍，看似很聪明。第一堂课就流利地背了一把元素周期表，一下子就把学生给唬住了。当讲到“化合健”时，他说：“化合健就像猪蹄筋，筋筋道道、筋头巴脑的。”顾老师来了以后，又重头开始讲。当讲到化合健时，他让两个同学站起来，手拉着手用力扯。顾老师讲化合健就是原子间的作用力。此时我才知道“猪蹄筋学说”纯属误人子弟，这么多年来，每当我啃猪蹄筋时就能想起顾老师和何老师。顾老师回吉大拿了好多化学试验器皿和试剂，从而在这个乡村中学也能做化学实验了。诸如制造氢气的试验，石蕊溶液在酸或碱中的颜色变化等实验都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邵老师教我们几何与三角函数。一位大学讲师给中学生上课自然是一件得心应手的事情。尤其是邵教师别具特色的教学方法令我至今难忘。邵教师的课堂特点是自由开放。当时我们班里大约有７0多名同学，夏天上课难免犯困打瞌睡。邵老师就讲，如果谁犯困了，就自动走到最后边靠墙根听课。等睡意过了，你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因而在邵老师的课堂上，不时有几个人自动靠着墙听课。邵老师课堂上另一个特色就是允许学生随时提问，班里有一位叫树田的同学，我不知道他比我大几岁，反正那时他已经是孩子的爸爸了，树田人很聪明，但有些“嘴大舌长”。他喜欢插话、提问。这些都受到邵老师的鼓励，这也助长了树田的“嚣张气焰”。在其它老师课堂上，他也要接话插话，并常常因此受到批评或呵斥。邵老师十分重视基本概念的灌输，在讲授三角时，他反复强调“单位园”的概念。按理说在我少年时代遇上这样的名师，我的数学功底应该比较好才是，可是那时我迷上了写诗----其实是顺口溜，心思放在出黑板报上了，因此并没有学好三角和几何。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天资愚钝。

有一次在课堂上，有同学读Cos、a，邵老师哈哈大笑，说：“你看阿拉法特、候赛因都来到到咱们教室了”。当时用的是乡土教材，有几何测距内容。邵老师几次带领全班同学去测公社的高音喇叭杆子。首先做一个一米高的标竿，顶部因定一个量角器。当午间十二点左右，太阳正当中天。先量一下标竿的影子长度，再记下仰角数值，回到课堂后大家计算其高度。记得那那杆子大约是25米高。其间，邵老师还专门向公社电工大冯求证过其高度。

有一次我们中学为林场栽树，在一面山坡上一字排开，男同学刨坑，女同学栽树苗。林场当然希望将来成长起来的松树横平笠直，井井有条。当时我们刨出的十几条线明显弯曲了，邵老师跑了过来，大声喊道：“要形成平行线！平行线啊！”我当时很调皮地告诉邵老师：“你看，它们并没有相交啊！”这是邵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讲的定义：“一个平面上二条永远不相交的直线叫平行线。”他看我在抖机灵，笑了。笑得那么慈祥。后来，玉奇曾告诉我，邵老师有个外号叫邵老太太。因为他就像老妈妈那么慈祥可亲。

在讲解求证几何题时，邵老师讲有些题目可以用反证法。然后举例道：“坐在倒数第二排的同学感到后背被人打了一下，他回过头去，对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学说，你为什么打我？而那个同学否认曾出过手。挨打的同学说，如果不是你打我那么就是从墙里伸出一只手来；既然墙里不能伸出手来，那么就一定是你打的。这就是反证法。”

在夏锄支农期间，学校决定办一个“夏锄战报，”抽调了振生、杜丽萍和我三名同学组成编辑组。由邵老师负责，我们三名同学负责采访，组稿以及送报工作。邵老师统稿定版面，相当于总编辑。版面为八开纸，用油墨滚印。当时我们做得很起劲，每当一期战板完成后，我们都有做“挺进板”的感觉。由于版面有限，要求篇幅简短，内容高度压缩。邵教师常常在小“豆腐块”旁配上一幅小插图。每当“夏锄战报”送到在田野上辛勤劳动的各个班级时，大家都争相传阅。这是一个令我难以忘怀的夏天。

当时把知识份子下放到农村，要求他们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要求他们改造自己的思想。在我看来包括邵老师在内的很多老师的确是非常诚恳地进行自我改造。有一次在课堂上，邵老师讲，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改造，和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还是有差距，他举例子说：“我们往树荫下一站，脱口而出：这天可真热呀！而农民往树荫下一站，却说：你看这庄稼真好哇！这不就是差距吗？”邵老师是一个能上能下的人，处穷乡僻壤能和农民打成一片；居殿堂之高，他把一所大学管理得有声有色。

1971年的秋天是个多事之秋。9月13日被全国人民恭祝“身体健康”的副统帅林彪仓惶出逃、折戟沉沙。十月四日晚上我去邵老师住处串门儿，见屋内有四五个老师围着一盏小油灯聊天。他们在议论种种征兆表明我们国家一定是发生了大事∶其一是国庆节没有发表什么社论，其二是没有国庆招待会，其三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登天安门城楼，自然也没有国庆游行。他们从这些违背惯例的蛛丝马迹中察觉到国家又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现在回想起来，我对这些处江湖之远的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情怀感到由衷的敬佩。大约是十月中旬，据说县里召开具有相当级别的干部会议，而且会议戒备森严，由公安局和县武装部加设了三层岗哨。吴铁铮老师是原数学系党总支书记，够级别参加为期三天的会议。尔后，在一次课间聊天时，吴勇神秘兮兮地说：“国家发生了一件难以想象的大事，有人要谋害毛主席。肇事的头头你想也不敢想，猜也猜不到。”当时从报纸上看有一位迅速窜红而又很快消声匿迹的政治新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我就问吴勇，是否是温玉成出了什么事情，吴勇说他太小了。周末在自留地里刨茬子，吴勇所说的想也不敢想，猜也猜不到的话语一直荥绕脑际。我把这件事情同二姐说了，她好歹是个中学毕业生。她说：“一定是陈毅，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我和她争辩道：“陈毅好早就没有权了，想都不敢想的人必定是林彪。”此话让二姐大惊失色，急忙吩咐我不可造次，这话传出去可是要进班房的。事过三十多年了，我从不为自己的政治敏感力而自豪，在那样一个年代，一个16岁的乡村少年竟然对政治有那样的理解和介入，这应该不是一件幸事。又过了几个星期，开始向最基层传达中央文件。而且有明文规定，“四类份子”以及有海外关系人员不能参加文件传达。邵老师被排除在会议之外，据说他有海外关系。直到数年后，他告诉我，在四九年前，他父亲在国民党军队供职，后来撤到台湾去了。而他是在祖母和母亲的照料下长大成人的。由此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被贬到农村劳动改造了。当时目不识丁的农民可以参加的会议，而像邵老师这样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却被排除在外，这就是发生在此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荒唐事。我有几次想向邵老师透一点口风，但都由于阶级斗争觉悟而忍住了。现在想来，此事是瞒不过邵老师的。其它“五七战士”也会向他转达的。

“九一三”事件犹如一颗原子弹爆炸，造成人们极大的震惊和彷徨。一个“最忠”、“最红”的副统帅，怎么会仓惶出逃叛国投敌呢？而《五七一工程纪要》尤如一把尖刀剖析时弊，刀刀见血。“九一三”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引起人们对文革的反思。社会上开始批判极左，社会生活也开始逐渐恢复正常秩序。大约在72年的9-10月份邵老师和其它“五七”战士一起返回了吉林大学。

1978年我再见到邵老师时，他正整装待发，调回北京工作。

1989年我去看望邵老师时，他时任北京建工学院院长。

2006年我去拜访邵老师时，他过着恬静的退休生活。

                                2008年2月于哥伦比亚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