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着辫子的红条封    

        那是1965年的初春，在我们屯子里有一场热热闹闹、排排场场的丧事。逝者是一位孤寡老人，平生以能攒钱为著称，在他的遗物中，还有一箱子“东北九省流通劵”，全是嘎嘎响的新票子! 当然老人也攒下数量可观的人民币喽。他的妻侄 — 我们屯子的刘三叔操办这场丧事，他讲二姑父的所有积攒都要用到“发送”上，他履行着孝子的责任。老人家可谓哀荣备至：一口上好的寿材，画着二十四孝图；吹鼓手班子吱吱哇哇地伴着七天的“发送”；每天放流水席。按我们乡下习俗，办红白喜事时欢迎小孩子们参加，热闹、有人气。因此，那一个星期每天都到三叔家“坐席”。在一个物资匮乏年代，每天有两顿六菜一汤，那就是土豪生活呀！这件事令我记忆至今，其中还有一个原因，这位过世的老爷子叫王大辫子。大清朝倒台后，他死活不肯剪掉那根长辫子，于是便落下了这个外号。难得大清朝还有如此忠诚的子民！忠诚，是一种毋庸置疑的高贵品质，不过绝对忠诚之中难免有几分蒙昧。说到这儿，想起了徐树铮给张勋的盖棺论定：“仗匹夫节，挽九庙灵，其志堪哀，其愚不可及也；有六尺孤，无一抔土，斯人已死，斯事谁复为之？”张勋的辫子一直留到“翘辫子”，王大辫子当然赶不上张大辫子，大概是土改后，老人家终于剪掉了辫子，又改朝换代了。朝代更替总是充满着血腥，有英雄，有悲壮，那是历史学家热衷的课题。从集邮的角度看，交替界面的邮品常常会有珍邮。这不，我刚收到一幅拖着辫子的红条封。

        这是一封由张家口寄往日本仙台的国际红条封，品相九五。寄信人主龙茫，名字很怪，很可能是一个日本浪人；从这一笔字看，其人汉学功底深厚，保不齐出身“支那课”，当年混迹于张家口商号中不乏日本间谍。此信写于中华民国元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一个邮戳是“张家口四号”信柜戳；第一个盖销戳依稀可见“口”，当是张家口的邮戳；值得一提的是此信贴着两枚二分面值的蟠龙票 — 至今亦屡见不鲜的蟠龙票。在1912年的头三个月中，蟠龙票被三次加盖，衍生出一批又一批的集邮珍品。而始作俑者帛黎在诸多邮史文章中备受攻击，老农倒想替其说几句公道话。先看看当年的历史过程，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12月25日孙中山从美国赶回到上海，随即中断南北和议，抢先注册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上的势力范围是宣布独立的十七省。而此时作为大清朝二品大员的邮政总办帛黎办的是皇帝的差，怎可能听南京号令？他决定在大清邮政的蟠龙邮票上加盖“临时中立”字样，使得兵荒马乱年月的邮路畅通。其实这一举动已是忤逆朝廷，奈何紫禁城已是自顾无暇了。此加盖邮票首先运往南方革命军占领的福州，于1月30日起出售使用。1912年2月8日，南京临时政府外交、交通二部电令停止使用。帛黎下令，已收到“临时中立”邮票的各处邮局，将该票暂予封存，停止发售。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邮政总局又阳错阴差地在原来横列加盖“临时中立”的邮票上，又竖列补盖了“中华民国”字样，成了印有十字交叉的“大清国邮政 • 临时中立 • 中华民国”字样的邮票。3月19日孙中山在致袁世凯的“皓电”中，力促“必须无临时中立字样方许发行”，3月23日，帛黎通令各邮区，停发加盖“临时中立 • 中华民国”邮票。他指示驻上海邮政供应处，将库存清代邮票都加盖正式国名“中华民国”，自此三次加盖全部完成，按照邮政总局的规定，大清蟠龙票使用的最后期限是1912年3月31日。

       中国幅员辽阔，天高皇帝远或资讯闭塞之处比比皆是，尽管蟠龙票过了使用期，在这些地方还是有人在使用。可是在塞上重镇张家口5月26日的实寄封中竟然也贴有蟠龙票，真的是咄咄怪事。这封拖着辫子的大红条在加盖张家口的签发戳后，就大摇大摆地登上京张铁路到了京畿；加盖了北京的中转戳后又堂而皇之地登上京奉铁路到达奉天；加盖了奉天的中转戳后或许被转到日本客邮，忽忽悠悠地漂洋过海，于明治45年6月13日到达日本仙台，总共历时19天。

      “小苗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家的好”。收藏者都乐于抬高其藏品的身价。如何给这幅拖着辫子的红条封定位呢？我们不妨做如下比较：倘若这幅红条封贴上了“大清国邮政 • 临时中立 • 中华民国”抑或是加盖“大清国邮政 • 临时中立”的蟠龙票，那就像拖上了张辫帅的辫子，象他祖宗的丈八长矛那么硬；如果这幅红条封贴上了加盖“中华民国”的蟠龙票，它就象民国初年流行的大背头一样溜光水滑；而这幅红条封却贴上了原汁原味的蟠龙票，如果说是王大辫子的辫子，那知名度也太就低了，如今就连我们屯子里也不会有几个人还记得王大辫子喽！客观地讲，这根辫子的学术价值肯定远远逊于辜鸿铭的辫子，却大大高于马小辫的辫子。

                                            2015年9月9日于哥伦比亚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