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珠小珠落玉盘

　　　　　　　　　　　　——　纪念童有勇先生

听名师讲课当是一种享受。而吉林大学当年就曾是一座名师荟萃的殿堂，三尺讲台，竟显名师风采。记得校办秘书于永辉老师曾对我赞叹道：唐敖庆先生开过十几门课，每门课都讲得很精彩。唐先生在理化进修班讲分子轨道理论，用六块黑板，大段大段地进行数学推导，从不出笔误。唐先生是高度近视，所以从不准备教案。据说唐先生备课时，就在家里漫步，课堂内容都印在老先生的脑海之中了。我们的高数老师亦曾讲过谢邦杰先生的讲课风格，一堂课下来，只有三个指头涂上了粉笔灰，真是一尘不染。我旁听过吴代鸣先生的《固体物理》，吴老师讲课可谓是神采飞扬。他是属于那种一上讲台就兴奋、把讲课当成一种享受的老师。我们系的胡德宝先生、王宝琨先生、阎大卫先生讲课不温不火，有如剥茧抽丝。童有勇先生讲课则海阔天空，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信手拈来。不时斜逸旁出，妙语联珠，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

我们是参加化学系的大课学习《物理化学》这门课程的，物化实验也是利用化学系的实验室进行的。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化学系77级同学保持了三年的规矩。因而按先来后到竞相抢占好的位置。那天我就有一种感觉，化学系的同学对我们侧目而视，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建生坐在第一排靠近讲台的左手位置。课间休息时，一位化学系的同学找到建生，告诉他坐在这个座位的同学在课间要负责擦黑板。第二次课间休息时某班班长找我，告诉我排座位的规矩是按每班人数多少，形成２或３列纵队，每周由东向西循环移动一个单元，抢占好座位只能在本班内进行。当时我好生惭愧，初到化学系宝地，我们显得很失礼，好像是给半导体系丢了脸似的。这是物化课的一个序曲。这门课的主讲老师是童有勇先生。

物化是一门难度较大的课程。童老师总是能够深入浅出地解释基本概念。在讲到“熵”的时候，童老师笑咪咪地说：“这个熵不好懂，有时候学得很伤心。”接着他讲解熵是表征一个系统的无序程度。从这他又引出一段故事：一位吉大的校友在文革后期发表了一篇关于熵的科普文章，讲述熵越大、越混乱，系统就越稳定。不巧这篇文章被姚文元看到了，姚文元感到费解，怎么会越混乱才越稳定呢！作者是不是在鼓动社会动乱呀？赶紧查一查！这篇文章被送到热力学权威王竹溪老先生手中，王老先生的结论是从科学的角度看这篇文章没有错，这位校友才幸免于难。童老师讲热力学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于蒸汽机。“蒸汽机马力很大，震动也很强，从而引发了西方的工业化浪潮，三震两震就把封建社会给震塌了。”讲到熵就不能不谈克劳修斯，1850年克劳修斯把焦耳的发现和卡诺的理论协调起来，总结出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过程遵守的能量守恒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热机工作过程中能量转换的不可逆性质）。1854 年他进一步引进“熵”的概念，重新表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童老师不无影射地如是说：“克劳修斯总结出热力学第二定律，贡献很大。这时他的野心就膨胀了，他把这个理论推广到整个宇宙，提出了热寂学说。真理总是有限的，一旦推广到无限，就有可能成为谬误。真理与谬论，一步之遥啊！”

在讲到毛细现象时，童老师举了好几个日常生活的例子。其一，用土回填一个坑，尽管已经添平，经过一个夏天又会呈凹陷状。是什么力量使回添土变实呢？是毛细现象。这让我想起一句俗话：“新土填不满旧坑”。其二，农民常讲“锄头下有火也有水。”天旱时要铲地，天涝了也要铲地，何也？天旱了，土地会板结，铲地有助于建立土壤的毛细管系统，水分就会从土壤底部流向植物的根部；天涝了，铲地会破坏土壤的毛细管系统，有利于水分的蒸发。你瞧瞧，这《物理化学》简直就是给咱贫下中农讲的，故而我很喜欢童老师的课。与毛细现象密切相关的是浸润和不浸润。童老师讲，冬天戴眼镜从户外走进室内，眼镜上会蒙上一层白雾。用肥皂水洗过的镜片就可以减少白雾。

在讲到相平衡理论时，童老师说起一则某人与黄子卿教授的一场学术争论的故事。他顺便说了一句：“黄子卿教授的著名成就之一是将水的三相点测得最为精确。”这是黄子卿先生1934年再度赴美国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做热力学温标的实验研究工作，并成为1948年国际实用温标选择基准点——水的三相点的参照数据之一。课后，假马列甚为不宵地说：“嘿嘿，那水的三相点差个3 度2度能咋地？值得费这么大的劲！”

         不记得是讲到哪一章时引起童老师的一番感慨：“哲学家最聪明，其次是数学家，再其次是物理学家，我们搞化学的就排在后面喽！”然后他狡佶地一笑说：“我说的哲学家可不是咱们哲学系的哲学家呀。”童老师的排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如金庸所表述的，武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后，万法归一。任何一门自然科学达到相当的深度后都会归结为哲学问题。这使我想起一些轶事： 1963年8月《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转载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文章提出基本粒子并非最后不可分，毛主席看后极为赞赏。毛主席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提到坂田的论文，并阐发了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尔后他又将周培源、于光远请到中南海，专门讨论坂田的文章。一直到晚年，物质是否无限可分依然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之一。1977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泽东，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格拉肖的讲话表达了一位科学家对一位有着卓越见解的哲学家的崇高敬意。毛主席在会见李政道时两人谈到“对称”，李政道用了些时间给毛主席解释“对称”并不意味着“静止”。因为老人家喜欢“运动”而不喜欢“静止”。数学家是聪明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实验依据，只凭数理逻辑推导。好多的物理学家几乎就是个数学家。比如说“弦理论”，那是真玄，你能分得清那是物理还是数学？不过童老师把化学家排在最后那是谦逊的说法。比如说理论化学，有时你说不清是化学还是物理抑或是数学。我的邻居孙教授曾担任华东纺织学院的系主任。他讲有一年在成都参加高分子学术会议后，他们乘船出川，在甲板上遇到我们的老校长唐敖庆先生。他问唐先生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是什么，唐先生说：“我搞的是数学物理化学。”从SP3 杂化到配位场理论，唐先生在理论化学上多有建树，数学用得越来越多。记得徐宝琨先生在课堂上讲过，唐先生和理化所搞研究，开始用群论，后来用图论。象咱老农这样笨人数学物理都学得不好，就只能去当“小炉匠”。这还得感谢母校半导体系教给咱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

我们系的物化助教潘老师十分重视与化学系以及和童老师的关系。特地邀请童老师光临我班的1981年元旦晚会。彦虹是我们班的百灵鸟，可是那时候她身体不太好。本来晚会前她就打了招呼，今晚不能表演节目了。可是当童老师来到晚会，彦虹还是带病出阵，唱了一曲她最拿手的校园歌曲—《走在乡间小路上》。时逢红门学妹（就是隔壁站在高山望流水的女高音）来我们班拜年，我赶紧请她献艺救场。记得红门唱的是殷秀梅的歌曲，一曲下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红门走后，童老师大加赞赏：“这个同学唱的真好！你听，她的头颅和胸腔都在产生共鸣。”那晚这二位小妹妹着实为我们班我们系挣回了好多风光，令我数十年难忘。令我更为难忘的是童老师讲话的结尾部分：“我刚才在化学系转了几个班，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和你们一样，这几个班也是男同学坐一边，女同学坐在另一边，界限分明，壁垒森然哪！为什么不能够男女同学坐在一起呢？若干年后，你们会感受到：同学，亲啊！”这些年来，我愈发理解童老师的话了。同学，真的亲啊！而且并不局限于同班、同年级，就是见到校友也感到亲切呀。

2000年在绘一家的感恩节晚宴上遇见化学系的韧峰兄，谈及童老师。才得知童老师已经仙逝多年。他八十年代初调到无锡化工学院工作，没有几年就英年早逝，令我唏嘘不已！记得81年元旦我们去童老师家拜年，那时他的小儿子天安当属小学３－４年级的年龄，屈指算来，如今也该是三十几岁学业有成的人了，不知是否子承父业也在化学领域工作。我相信像我一样，所有化学系77级的同学都不会忘记童老师的！

谨以此文纪念童有勇先生。

　　　　　　　　　　　　　　　2008 年2月于哥伦比亚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