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叔
生产队开会的第一个程序，全体社员起立，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作晚汇报，然后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曲。雨霏五叔用带有磁性的金属般的声音作前奏朗诵：“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人寄予无限的希望，他说….”。紧接着大家开始高唱：“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还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一幕发生在１９６９年一个乡村的若干夜晚，也是五叔留给我最为生动的声情并茂的印象。
隐隐约约的记忆中，五叔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随其父母由城里遣返到原籍的。五叔的父亲----我家的远房宗亲，我叫老爷爷---- 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伪满”当过警察而被定为“四类份子”。老奶奶则是一位极为开朗的老太太，而且还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五叔务农，真是遇到了天大的困难。干农活不但需要力气，也有很多技巧和窍门。干趟子活他总是挨拉落到最后，赶大帮的活他又常常伸不上手。没多久，就落下了一个“大闲人”的外号。
其实五叔还真是一位沦落山乡的贤人。当时有个高小文化就能当生产队会计，而像他这样的地道的高中生极为少见。五叔以文科见长，上高中时就曾在省级的刊物上发表诗作。说起来五叔还真具有诗人的气质：一张白面皮任凭风吹雨打日晒，就是保持那么白皙，而一般庄稼人的脸倘若掉到黑土地上，恐怕要扒拉半天才能找到；小分头总是那么有条不紊而且从未见他剃光头；方脸盘，鼻直口方，大大的眼睛闪忽着游离不定 。公社成立农业中学缺少师资，让他去试讲几堂课，校方很满意，但是由于五叔家庭出身不好，公社未予批准。五叔只好打点着精神当庄稼人。可霉运又不时地落到他身上。
大约是１９６６年的６－７月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不知五叔犯了什么王法，被拉去陪斗。主要的斗争对象是各个生产队的“四类份子”，他们每个人头上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子，帽子的高低表征着此人罪恶的大小。不过帽子上每个人的名字都被打上红叉叉，表示被判了政治死刑。新山大队的叫杨炮，据说是爬灰，屁股上被系上一个马尾巴，表示此人畜牲不如。我的一个小学女老师据说生活作风不好，脖子上被挂上一串破鞋。麻老奶奶被迫敞胸露怀，乳房上被涂上了墨汁。那天搞的是分散游斗、集中批斗。就是每个大队将这些“牛鬼蛇神”拉到各个村落游斗一番，然后到大队去批斗，最后都集中到公社开批斗大会。这是地地道道的痞子运动，操刀的是一帮年纪在十八、九岁的红卫兵，有些人也只有小学一、二年级文化。折腾最欢的人就是那些“挖绝户坟、敲寡妇门”的坏小子。他们把恶作剧发展到极端，肆意侮辱人格、践踏人的尊严！就是在大队的批斗现场，五叔被一个常姓的红卫兵拉到他父亲面前，逼迫五叔打他父亲的嘴巴。当时的场景我看得真真的：五叔左右开弓，每个巴掌抡过去，还要喊一句：“教育你，改造你”！五叔面色苍白，从他痉挛颤动的腮帮子可以看出他在咬紧牙关。这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书生，一个自幼沉浸于孝道的旗人子弟，他不敢流泪，但是他的心在流血！那时我大约十一岁，正是爱凑热闹的年龄。我跟随着批斗的队伍，从小队跟到大队，又一直跟到公社。那一幕幕恶搞让我不寒而栗，让我认识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残酷哇！
家庭出身不好，本人还没有成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这一切像一座大山压的五叔喘不过气。五叔的婚姻也就成了难题。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们家乡流行早婚，男孩子十七、八、九岁就结婚生子的比比皆是。像海山36岁就能够抱孙子，则是两代早婚的成果。倘若到了二十大几了还没娶媳妇，那可就成了“老大难”了。而五叔则眼看就是逼近三十的人了，这些年来就连提亲相亲的机会也很少见。农村的婚姻地域半径很小，再加上亲戚关系，所以谁家啥样，有几口人，甚至养了几头猪，都可以做到知根知底。五叔家庭出身不好，而本人又是一个二五子庄稼人，这些是瞒也瞒不了，藏也藏不住的，这一切都让姑娘们及其家长望而却步。老奶奶那个愁啊，急得都要蹦起来了。农村有许多偏方，而且应用范围远远超出头疼脑热拉肚子。比如针对像五叔这样的大龄青年，老奶奶就用了这么一个据说屡试不爽的偏方：正月的时候，把荤油坛子放在锅台上，瞧准机会喊一句：“雨霏呀，把那个荤油坛子给妈放到碗架子上去！”五叔在没有任何警觉的状态下，自然而然地完成了这个指令。着！他动了大婚了，今年就有望娶媳妇了。也不知老奶奶连续开了几年药方，五叔搬了多少次荤油坛子。嘿，这偏方终于显灵了，五叔订婚了！还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个未来的五婶就是我们本屯子的姑娘叫虹雁。虹雁是一位很秀气的姑娘，年龄大约比五叔小个七、八岁。在本文开头那一幕中，虹雁经常担当领唱的角色。说不定就是那时候五叔暗渡陈仓，追上了一位漂亮的姑娘。五叔走了桃花运，这一对恋人言传身教还给农村妇女搞了一把浪漫爱情启蒙。
在那个年代，尽管小片荒已经被生产队收回，但是社员家每人还有三分自留地。人们常常要利用中午公休时间去持弄自留地。那段时间虹雁经常中午到东沟帮五叔家薅谷子。实际上谷子地成了谈情说爱的场所。五叔曾是个诗人，何其浪漫风流！面对娇美的未婚妻，极尽温存缠绵之能事。虹雁像喝醉了酒，农村话叫“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酥油”，下午到队里干活时就把中午的场景对几个好朋友一五一十地道来。这几乎是在妇女队刮起了一股旋风。排垄时人们都抢着和虹雁并肩战斗。有不厌其烦追究细节的，有要求回放复习的，当然更少不了添枝加叶大肆宣传的人了。逗的那些小媳妇牙根痒痒的，抱怨自己的老公粗手毛脚、不谙风情；害的有的姑娘直后悔，为啥当初咱就走了眼，没看上“大闲人”呢？当时虹雁成了屯子里最幸福的人，五叔也成了魅力十足的奶油小生。他们春天订婚，秋天就结婚了。
五叔的确非常珍视这姗姗来迟的爱情。一个雨天的下午，我去五叔家借书。拿了一本《桃花扇》，这是五叔藏书中唯一的一本小说。五叔那天很有兴致，他讲起李香君和侯朝宗劫后重逢，说：“开始时李香君还不知道侯朝宗归顺了清廷，她乐的屁用把揪”。一转身问五婶：“要是我回来，你是不是也乐得屁用把揪？”五婶一幅娇嗔：“你说啥呢？” 我感到他们真是幸福的一对儿。
由于五叔是独生子，所以婚后一直与其父母共同生活，并未分家另过。东北农村流行南北大炕，这应该和严寒的冬天有关，采用南北炕有利于取暖和节省烧材。大概是南炕向阳的缘故，所以长辈通常住南炕，晚辈住北炕。当年青人结婚后，为了保护其隐私，北炕要架设一幅幔帐，俗称为幔子。这是一套颇为讲究的物品，通常是娘家置办的嫁妆。在1.8至2米的高度上，并且平行于炕沿的方向，挂一根直径约为５厘米幔杆，幔杆的两端是凤头形状的雕刻。绣着鸳鸯戏水图案的幔套颇像一件艺术品。晚上将绛红色的幔子放下，将北炕遮掩得严严实实，这就成了小两口的世界了。白天要将幔子叠好塞进幔套之中，只有产妇在坐月子时才可以全天候挂幔子。一个深夜，几个半大小子去五叔家查夜----老爷爷是“四类份子”，有隐藏坏人的嫌疑----为了密切注意阶级斗争动向，民兵要不定期的到“四类份子”家查夜。黑子是个蔫坏，论辈分他管五叔叫五哥。他偷偷地掀开幔子，用手电筒向里扫射一番。但见这两口子相拥而眠。大概是夏天炕热，被子也被蹬到脚下了。黑子嘴骚，第二天在半大小子堆里又是一番添油加醋，屯子里就流行起这段桃色故事。这闲话传到了五叔的耳朵，他顿感奇耻大辱，便在中午时分跑到生产队找黑子兴师问罪：“你耍流氓！那老娘们的幔子是谁都能掀开往里看的么？”黑子爸是生产队长，有些护犊子，此刻挺身而出替儿子打圆场：“小叔子和嫂子的事儿，有什么大不了的？别说看一眼，就是摸一把还能咋地？”黑子爸的话也不无道理。东北农村民风粗犷，有时侯开玩笑的确很过火。荤的素的俏皮话满嘴跑，动手动脚也是常事。三队有个外号叫黄皮子的中年男人，在妇女队和几个叫嫂子的耍贫嘴逗哏。大概是把人家招惹急了，结果被几个老娘们拦腰放到，愣是把裤子扒下来挂到大树杈子上。由于妇女队里还有一些比其辈分低的姑娘媳妇们，所以黄皮子这次算是栽了葱、丢了人了，从此后就变得规矩多了。按当地的民风民俗来讲，黑子的所作所为尚不属太出格。而五叔自幼在城里长大，如何能接受如此粗陋的习俗，故而还是不依不饶。这厢黑子不慌不忙地祭出“番天印”：“我为啥往里看？我是怕你把阶级敌人藏在幔子里我才查看的！那电影里这种事还少吗？不服咱们就去大队公社评评理。”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黑子这么一整上纲上线，五叔顿时成了泄了气的皮球。只好带着一腔的愤愤不平，打道回府。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那个年代瓜果在农村是个稀罕的东西。我们家乡算是半山区，本来山上是可以产出一些诸如山梨、山杏、山里红、野葡萄、榛子和核桃等野果子。但是随着人口增加，乱砍盗伐泛滥，这些树种越来越少了。一般人家房前屋后也会种几棵李子、海棠树。但是随着土地愈发珍贵，人们宁愿砍掉这些果树而去种蔬菜。林场那有一个葡萄园，也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果园了。作为经济作物生产队可以种一、二垧地的香瓜。因此到了秋天去偷葡萄偷瓜就成了半大小子的夜间营生了。我还记得一次偷瓜的经历。那是我们几个小伙伴上山打柴，不远处就是我们生产队的瓜地。休息时我们决定去偷瓜解渴。我们四个人拉开一个大的弧面向瓜地潜行，一旦瓜倌发现了，也只能针对一个方向追一个人，另外三人还有得手机会。我们在灌木丛中匍匐前进靠近瓜地，但是瓜地边上的灌木已经被砍倒了，形成了一个开阔带。这时要仔细观察瓜倌的动向，一旦发现他还在瓜窝棚里，就大踏步地跨越开阔带，冲进瓜地拣大个的扭。瓜倌发现了，他喊着骂着追赶过来，我们一手拿着一个瓜撒鸭子就跑，进入灌木丛也就安全了。回到打柴的地方，坐在柴禾堆上，用拳头将瓜敲开。十有八九都是半生不熟的瓜，不过吃起来还是有滋有味的。严格地说，我们这不算偷瓜，只是搂草打兔子而已。比我们大个４－５岁的半大小子的胃口就大得多了：去林场偷葡萄要带上大号的土篮子，去偷瓜要提着一条麻袋。第二天在生产队干活时还不免炫耀一番昨晚的收获。老听人家有瓜吃，五叔颇为眼红，也就动了偷瓜的念头。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深夜，提着一条大麻袋奔向南山一队的瓜田。也该五叔点背，还没摘上四个瓜就被瓜倌发现了。他何尝不想发足奔跑，无奈腿上有关节炎，好像捆上了千斤坠，速度就是上不去。不用猜，被人家抓住了。鉴于五叔的身份，非但挨了一顿胖揍，还在一队游了一把街。五婶去求队长，黑子爸才去一队将五叔领回来。那段时间我好久不敢去五叔家借书，怕他窘迫尴尬。
说起来借书，五叔对我最大的恩惠就是他肯借给我书看。少年时代对我读书启蒙影响最大的是五叔、大哥（伯父的长子）和三哥（三叔的长子）。大哥三哥喜欢读书，也有些门路借书。不过书的档次都属于下里巴人一类，诸如《封神演义》、《三侠剑》、《小五义》等等。而五叔的藏书则属于阳春白雪一类。有好多本诗集，现在能记得有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和《高兰朗诵诗选》。数量最多的是《诗刊》，在这里我知道了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公刘和流沙河等现代诗人。此外就是《河北文学》和《安徽文学》这两种期刊。《安徽文学》给我以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很喜欢鲁彦周的小说和菡子的散文。上大学时《天云山传奇》问世。我还和同学吹牛：“鲁彦周，安徽的老作家，我知道他。”还有一首词的上半阙我至今尚能背诵：“立春时节，漠漠阴云偏作雪。春在谁家？雪里红梅早著花。”每次五叔借我２－３本书，等我看完了再去换几本。当年破“四旧”抄家时，五叔将这些书藏在了粮食囤子里才得以幸存，这些书对他弥感珍贵。另外，五叔借书给我也是要冒一定的风险：万一抓阶级斗争给抓到，就可能落个“拉拢腐蚀青少年”的教唆犯的罪名。单凭这一点，我就得对五叔感恩戴德、终生难忘！
1973年的冬天，五叔决定搬迁到齐齐哈尔去生活。那时我已高中毕业回乡务农了。最后一次长谈就是在生产队的粪堆上，那时我抡着18磅的大镐在刨冻粪。五叔走过来和我打招呼：“你这就算下地干活了？”我说：“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狡佶地笑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可是毛主席说的呀。”那时候国家正在筹备“四届人大”，各省也在组建参加四届人大的代表团。五叔对我说，唐敖庆一定能当上人大代表，他算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三届人大时他就是代表了。尽管忙着搬家，他还在关心国家大事。
尔后关于五叔的消息就断断续续从他的近亲那里听到一些了。五叔刚到齐齐哈尔那几年也是很不顺心，对他们夫妇打击最大的是六岁的女儿小玲患病夭折。若干年后，子成弟到石家庄看我，问及五叔的情况，他说五叔的日子现在过的不错。五叔在一个果园当技术员，五婶又生了两个孩子。近二十年来就再没有五叔的消息了，屈指算来五叔也一个六十大几的人了。我祝愿他身体健康，期盼着他能重新拿起笔写下一点东西。也不枉忍受这么多年的“罪与罚”，不负当年诗人的理想与抱负。
2008年3月于哥伦比亚河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