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读《柳如是别传》有感 

日间闲来无事，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书架，在一不显眼的角落里翻出了一套装订精美的书籍，检视之，乃是三联书店版之陈寅恪先生手著《柳如是别传》。书籍保管的还很完好，无一折痕，但因年久日深，书背上全都落满了尘埃----亦可见我已经很久都没有时间看书了，唉！我轻轻的抖去书本上的灰尘，然后侧身靠在书架上，很顺手的就翻到了序章那一节，吻着那熟悉的书香，又重新温习了下面这一段经典，这也是我最熟悉也最喜爱的一段文字：

咏红豆并序

昔岁旅居昆明，偶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属草。适发旧筐，此豆尚存，遂赋一诗咏之，并以略见笺释之旨趣及所论之范围云尔。

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令酬。

题牧斋初学集并序

余少时见牧斋初学集，深赏其「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劎篇。」之句。（牧斋初学集叁陆「谢象三五十寿序」云：「君初为举子，余在长安，东事方殷，海内士大夫自负才略，好谭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与清夜置酒，明灯促坐，扼腕奋臂，谈犁庭扫穴之举。」等语，可以参证。同书玖拾天启元年浙江乡试程录中序文及策文第伍问，皆论东事及兵法。按之年月节候，又与诗意合。牧斋所谓「庄周说劎篇」者，当是指此录而言也。）令重读此诗，感赋一律。

早岁偷窥禁锢编。白头重读倍凄然。夕阳芳草要离冢，东海南山下潠田。（牧斋有学集壹叁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四十四「银牓南山烦远祝，长筵朋酒为君增。」句下自注云：「归玄恭送春联云，居东海之滨，加南山之寿。」寅恪案，阮吾山葵生茶馀客话壹贰「钱谦益寿联」条记兹事，谓玄恭此联，「无助丧心，必蒙臾自为。」则殊未详考钱归之交谊，疑其所不当疑者矣。又鄙意恒轩此联，因用诗经孟子成语，但实从庾子由哀江南赋「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脱胎而来。其所注意在「秦庭」「周粟」暗寓惋惜之深旨，与牧斋降清，以著书修史自解之情事最为切合。吾山拘执孟子诗经之典故，殊不悟其与史记列女传及哀江南赋有关也。）谁使英雄休入彀，（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遷，河东君独留金陵。未几牧斋南归。然则河东君之志可以推知也。）转悲遗逸得加年。（牧斋投笔集下後秋兴之十二云：「苦恨孤臣一死迟。」）枯蘭衰柳终无负，莫咏柴桑拟古篇。

右录二诗，所以见此书撰著之缘起也。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是时海内尚称又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伯舅山阴俞觚斋先生明震同寓头条巷。两家衡宇相望，往来便近。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石印戚寥生钞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於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一日寅恪偶在外家检读藏书，获睹钱遵王曾所注牧斋诗集，大好之，遂匆匆读诵一过，然实未能详绎也。是後钱氏遗著尽出，虽几悉读之，然游学四方，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故虽曾读之，亦未深有所赏会也。丁丑岁芦沟桥变起，随校南迁昆明，大病几死。稍愈之後，披览报纸广告，见有鬻旧书者，驱车往观。鬻书主人出所藏书，实皆劣陋之本，无一可购者。当时主人接待殷勤，殊难酬其意，乃询之日，此诸书外，尚有他物欲售否？主人踌躇良久，应曰，曩岁旅居常熟白茆港钱氏旧园，拾得园中红豆树所结子一粒，常以自随。今尚在囊中，愿以此一旦奉赠。寅恪闻之大喜，遂付重值，藉塞其望。自得此豆後，至今岁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筐笋，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因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岂意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始知禀鲁钝之资，挟鄙陋之学，而欲尚论女侠名妹文宗国士於三百年之前，（可参云间杜九高登春尺五楼诗集贰下）武静先生席上赠钱牧斋宗伯。诗云：「帐内如花真侠客。」及顾云美苓「河东君传」云：「宗伯大喜，谓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叔与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专国士名妹之目。」）诚太不自量矣。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於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於婉变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後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牧斋事迹具载明清两朝国史及私家著述，固有阙误，然尚多可考。至於河东君本末，则不仅散在明清间人著述，以列入乾隆朝违碍书目中之故，多已亡佚不可得见，即诸家诗文笔记之有关河东君，而不在禁毁书籍之内者，亦大抵简略错误，剿袭雷同。纵使出於同时作者，亦多有意讳饰诋诬，更加以後代人无知之虚妄揣测。故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今撰此书，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以免喧宾夺主之嫌。起自初访半野堂前之一段因缘，迄於殉家难後之附带事件。并详述河东君与陈卧子［子龙］程孟阳［嘉燧］谢象三［三宾］宋辕文［徵与］李存我［待问］等之关系。寅恪以衰废馀年，钩索沈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观下列诸诗，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

……

读罢序章，不禁掩卷叹息。短短的一段文字，就已经充分体现了陈寅恪先生的渊博的学识，崇高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先生的家国情思，兴亡遗恨，跃然纸上。尤其是序章里的“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於婉变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後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这段文字，真可谓是旱地惊雷，振聋发聩，使人读之，莫不深感而为之怆然。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我最钦佩的史学家，喜欢他的程度，远胜于略前的梁启超王国维，同代的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钱钟书，以及之后的钱穆等之流的大师们。喜欢他的原因，不仅在于他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渊博学识----基本上这是所有大师们的共通的特长，其实更在于他的横眉冷对不与世俗合流的铮铮傲骨----而这一点，则恰恰是中国现当代史上，尤其是新中国建国之后的文人学者们所普遍缺乏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历代运动的折磨与改造，而仍能以义命自持，不阿谀政权的，寥寥无几，尽我所知，唯熊十力，梁漱溟、陈寅恪三数位先生而已。其他大陆内地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则早已将身上传统文人的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铮铮傲骨消磨殆尽，剩下的，唯有一堆御用文人们的歌功颂德谄媚逢迎的奴婢习气。悲哉！痛哉！

最早认识陈寅恪先生的大名，是早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了。那时候因为学习功课都还不错，因此深得师长们的喜爱。知道我喜欢读书，于是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做见习的管理员。于是在课间忙碌之余，也就有了机会念了很多文史哲一类的书籍----挺好笑的是，从前的时候，总是喜欢去看那些老厚老厚的典籍，上学路上也喜欢在肋下夹着本枕头般厚而且重实际上往往也只是拿来做枕头之用的书，其实无非都是为了把自己装扮得更有学问些样子罢了。我还做过其他好些类似的蠢事，比如没近视也非要戴一副平光眼镜，口袋里同时别着三只钢笔之类的，大抵上也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深的学问”吧。就是在这一类的大部头的书中，看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大名以及他的一些高风亮节的事迹。不过，说实在的，那时候也并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而只是很津津乐道于先生的一些奇闻逸事，比如说先生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年纪轻轻未际三十就成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啊，先生在王国维先生的追悼仪式上长袍马褂恭恭敬敬的行三跪九磕之大礼啊，先生曾以不信马列主义为由拒绝政府的聘任等等之类的。毕竟那时方上初中，才十三四岁的年纪，还年轻得很，思想上也还处在一个很幼稚的阶段。

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时期，反思文学大热，大家都热衷于从故纸堆中翻淘旧宝来。陆键东的人物传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借着这股风气，也在学术界乃至社会上掀起了一股飓风，一时间洛阳纸贵。我当时是走遍了整个海淀图书城都没有买到此书，后来还是拜托了一位在北大45楼后院的旧书市场里摆摊卖书的书商，好不容易给我弄到一本，二手的，还要买新书的价。当时如获至宝，细细拜读了一遍，对于先生的精神人格，从此就有了一个比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与认识。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与张紫葛的《心香泪酒祭吴宓》，是我大学时代读过的最好的两本人文传记。

然后，对于当年陈寅恪先生跪拜王国维先生灵堂的举动也就有了一层文化传承上的解读。当年文化界对于王国维之自沉昆明湖有着种种解读，殉清，逼债，恐惧，诸多说法喧嚣尘上。对此，陈寅恪先生另有一番阐释，正如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所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因此，陈寅恪先生的举动，也并非是跪拜一个具象的人，而是跪拜这个人身上所代表的数千年中华文化传统和文人学士的人格理想，以及哀痛这种传统理想的丧失。我还在读完书后的那个周末，特意跑到隔壁的清华园去，仔细拜读了好几遍由陈寅恪先生撰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追思先贤于九泉之下：“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呜呼，诚哉斯言！而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恰恰贯穿了陈寅恪先生整个的一生，不论是作文还是作人，先生都是这种精神人格的最佳典范。

再之后，我就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了好几部先生的著作来，仔细研读了一番。在读过的著作里，大概有《元白诗笺证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金明馆丛稿》等，其中，最最喜爱的就是上面的这部《柳如是别传》。当时从图书馆借回之后，长置床头，一有时间就细细缀读。读完之后，满齿余香，意犹未尽，又找了一些精彩的部分再次品读。如此三而四，这本书足足在我的手里保存了将近一年之久，多次续借，翻读了好几遍。直至一年之后，收到图书馆的通知，某位老师要借阅这部书，我才依依不舍的还了回去。这期间，同宿舍的几位弟兄见我对此书如此钟情，也借去看了。有一位就此着了迷，整天在我们的耳边叨叨嚷嚷“人中柳如是，是如柳中人”。读书入魔者，大抵就是这般光景了。

最初拜读的版本，是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旧版。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从前的这些旧版的书籍非常的情有独钟。曾经在学校附近一带的旧书店里搜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可惜都没有找到二手的出售。之后，大约在99年，三联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了陈寅恪先生的全集。好事倒是好事一桩，可惜的就是价格定得太高了。一部书要一百大洋，对于我这类一个月只有300生活费而要在北京城里混日子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千思百想，忍了好几个月没吃学五的小菜，买回了一套。据说，在重版修订的时候，出版社想将原版的繁体字全部换成简体字，但是被负责整理修订工作的先生的门人弟子们所拒绝了。中国方块汉字的很多微言大义，就隐藏在汉字自身的组织结构中。繁体字中很多很有趣的语言形象，经过简体化之后，就都丧失了他们的涵义的延伸功能了。比如说一个“愛”字，简化成了“爱”。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了“心”，还怎么能够有“爱”呢？有很多学者将汉字简体化当成了共产党中国政府的一大历史功绩，持此论者认为简化汉字大大推动了中国整个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此，我个人是持保留意见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实有赖于政府的重视程度和办事效率的高下，而不是汉字本身繁简难易的效果所致。难不成在台湾香港等使用繁体汉字的地方，教育水平就低下了么？而简化字自身的局限性和坏处是一目了然的，它相当于生生割裂了整个的汉字文化的传承，在历史上人为的造成了一道深刻的文化鸿沟，我认为这是非常得不偿失的----也许，是因为我比较文化守旧的缘故吧？！

大学毕业后，负笈东瀛。临行前，我把行李重新整理了一番，将我母亲塞在我行囊中的各种食品全都掏了出来，省出来的空间，另外放进了五套书----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鲁迅先生的《鲁迅全集》，一套《红楼梦》，还有一套《唐诗宋词元曲明诗清诗》合集。当时为了随身携带什么书籍到日本来，还是很费了一番踌躇方才作出决定的。虽然自己囊中羞涩藏书不多，但是所藏的每一本书都是我千挑万捡而得的，每一本都珍爱得很。最终挑选出的这几本书，可以说是我大学时代最钟爱的几本。可叹的是，来到日本之后，由于背负沉重的学习工作生活的压力，读书的时间是愈来愈少了，致使书籍蒙尘于一隅，实在是吾人之一大罪过。

记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向其好朋友解释自己在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之后仍偷安于世的缘由中说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讬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先贤们的这般佳话，我们已经难以去追究和考证其真实性了。然而《柳如是别传》这部长达八十万言的宏篇巨著，却也正是陈寅恪先生在失明膑脚之后方才发愤之所为也。在这一点上，陈寅恪先生和古之先贤们的精神人格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柳如是别传》一书的写作主旨，至今评论界仍在众说纷纭争论不休。陈寅恪先生为什么要在失明膑脚之后，穷尽十年光阴，为一位妓女作传呢？尽管她是一位史上少有的奇女才女，似也不须如此劳师动众。那么仅仅是为钱谦益和柳如是辩诬的翻案文章呢？还是“斯人另有怀抱”式的自喻呢？关于这个问题，当前学术界主要存在有以下的七种见解：（1）辨诬说（黄裳等），（2）复明运动史（王永兴、何修龄等），（3）颂红妆的女性史（蔡鸿生，孙康宜等），（4）知识分子史、人格心态史（吴宓，姜伯勤等），（5）明清文化痛史（刘梦溪等），（6）自遣自证说（汪荣祖等），（7）自伤说（余英时周之良等）。每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能够自成其说。近人胡晓明另提出一个新的说法，认为陈寅恪试图通过这部女性传记，记录下一段明清文化痛史，以此来表彰自由独立之思想，重塑中华民族之精神，并复兴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其说截取众家之长，很有见地，甚合吾意。此正合于序章里的“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言也。

王国维自沉之后，先生曾作挽联哀悼云：“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鸣咽说灵均。”先生曾另作有一挽联曰：“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馀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在王国维先生为文化而殉死之后，陈寅恪先生内心里或许也会认为，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道统的传承，自此将会摇摇欲坠。而先生自身，实是自王国维之后中华传统文化道统的托命之人，肩负着复兴伟大的文化传统的沉重的历史使命----这也正是先生一生治学的最终目标所在。

刘梦溪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文化之于（陈寅恪）先生，既是生命，又是信仰，又是终极关怀。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