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的江去世传言、引渡赖昌星，到年初的谷俊山案，再到最近的王立军事件、薄熙来事件，胡温的超常规动作一个紧接一个。不难看出，当胡温不断加快脚步时，除了中间江泽民抱病露面一次外，江系未见有像样的回击行动。这种情况，似乎印证了江身体已很糟的传闻。胡攻江守，一方步步进逼，另一方步步退守，十七大形成的格局正在逐步逆转。剩下来的问题，就是胡温怎么把新形成的优势，转化为十八大的成果？

　　那么，胡温所设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究竟是怎样的？他们希望十八大怎么开呢？就在昨天，汪洋给出了答案。据媒体报道，3月19日，广东首次采用组织提名、全委会民主推荐、常委会差额票决的方法产生省委委员提名人选，由广东省委常委会差额票决产生的8名正厅职干部暨省委委员提名人选正式公示。据介绍，这次选举首先按照组织规定和相关程序，在分别听取各方面意见基础上，按照不少于1∶3的比例，对8个职位提出25名推荐人选建议名单；第二步将省委常委会同意的25名推荐人选建议名单提交省委全体(扩大)会议进行民主推荐，推荐票上除了列出推荐建议人选外，还专门设立“另选人”栏目，让参加推荐的人既可推荐经省委常委会审议同意的建议人选，也可结合自己平时对干部的了解，推荐建议名单以外的人选；第三步是根据省委全体(扩大)会议民主推荐情况，省委组织部按照每个职位1∶2的比例，研究提出8个职位16名考察对象差额人选建议名单；最后由省委常委会采取差额票决的办法，从16名人选中差额投票决定8名考察对象人选。

　　汪洋突如其来的这一动作，就像“乌坎模式”一样，既是为了充实“广东模式”，尤其是在此薄熙来已经出线的时刻；也是对温政治改革讲话的唿应与支持，但同时，却也暴露了胡温关于十八大的核心构思。这种改革在地方上并非始于汪洋，但在此关键时刻传递出明确信号的，却是汪洋，可见汪站队之紧密。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改革，看似动作很大，其实每一步都给主导者留下很大空隙，局面其实可控。十八大当然不可能完全照此办理，但在基本思路上，将与此接近。最后进入选举的差额比例，可能达不到1∶2；差额也可能仅仅发生在选举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等层面。但只要胡温一系掌控力强，操作得当，必可以取得不俗成果，甚至可以通过大会推荐和差额选举两个环节，在中央委员选举中，就把江系安排的重要人选刷下去，使接下来的选举中，江系难为无米之炊。

　　对民主选举，胡温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原因有四：一，团派本来就擅长宣传、造势；二，必须承认，或许是此前一直处于被压制状态，胡系人员给外界的印象历来比江系好；三，最近突然热起来的“国企改革”，可以看作是以分肥承诺换取党内特殊利益集团的支持；最重要的是第四，在此前的地方换届中，胡温已提前卡位，布下了“地方包围中央”的伏笔。这种伏笔在选举差额不大时，作用不大；一旦差额拉大，而且代表可以推荐建议名单以外的人选时，作用就不可替代。如此可见，胡温此番谋算布局之深远。不足之处是，这种做法既抛弃了原来的分配协议，又改变了原有规则，将平衡彻底打破，党内或从此进入“无规则博弈”的时代。

　　在这种全新的氛围下，其他各方不管是祭出多么令人目瞪口呆的招数，也不应令人奇怪。包括可能利用“代表可推荐建议名单外人选”这一条，将胡温最不喜欢的薄熙来再推出来（如果这次他没有被彻底整死的话）。单凭代表个人，当然做不到这点，但如果背后有江系、太子党之类势力的支持，则结局不同。当然，薄下台对习接班的稳定性有利，如果江系不是感受到巨大危机别无选择，不会轻易迈出这一步。即使迈出这一步，由于薄熙来的行为、理念和纲领深受党内特殊利益集团所畏忌，可以说是党内高层敌人最多的人，所以他虽然在普通党员代表中应该有基础，可轻易进入中央委员会，但一般情况下很难在中央委员会这一特殊利益集团扎堆的地方再获得足够的票数进入政治局。在中国，改革者只有在上位之后再亮明旗号，才有成功的可能；在上位前即打出改革旗号的，必定遭到既得利益群体的殊死阻击，基本上不可能上位，更不可能改革成功。薄之倒下，也与此有关。因薄遭忌之深，所以各种反对力量迅速凝聚成合力。当然，薄也是别无选择，遭发配西南后，如果不亮明旗号，他更没有机会。

　　现在我们看到，虽然付出了彻底打破平衡，有可能陷入“无规则竞争”的代价，但胡温确实在一步步接近目标。最后收获多少，还要看从现在到十八大这半年时间内其他方的反应，看胡温能够把十八大掌控到哪一步。从江系看，表面的顺从、配合和不露声息，既可以理解为忙于接招、化招，还没有想出进招对策；也可以理解为正在准备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大招，就像胡温此前所做的一样。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江的身体状况，以及江不能行动时曾的协调能力。确实，对倒薄江系也愿分享其成，但他们绝不愿意见到，倒薄成为胡温的胜利果实，成为进一步点射江系的工具。

　　从薄来看，虽然他在党内拥有一些支持（有趣的是，从最近消息看，太子党似乎但凡反腐意愿强烈的，都挺薄；本身有腐败传闻的，都支持倒薄），但似乎暂时而言胡压住了场面，找到了某个让他们暂时安静、等待调查结果的借口。党外的民意支持，也没有发展到采取实际行动（例如大规模上街游行）的程度。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近几年当局维稳的能力和训练都得到大幅增强。本来是准备用在右翼骚动上的手段，这一回完整地使用在左翼身上，从言论、信息的控制，到人身和社会局面的控制，无不如此。中国的现状是，当政府严阵以待保持高压时，除非已经实在活不下去，否则老百姓一般不会选择鸡蛋碰石头。六四时也是因为赵紫阳一系网开一面，让民众觉得高压不在了，所以才酿成大的风潮。

　　薄将来的命运，将取决于两点。一，胡温为其确定什么样的罪名，这一点很不好处理。轻了，说明此前的处置失当；定重罪，则必须证据确凿。有消息说，王立军掌握了薄熙来与周永康密谋造反的第一手证据，周永康承诺帮薄熙来先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政法委书记，控制武警与公安部后，再逼习近平下台。这种说法违背了基本的政治常识：纵然薄、周有图谋，有协议，像这种现在还见不到影子的事，薄、周自己心中有数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让部下知道，甚至让其掌握“第一手证据”，难道他们“寿星公上吊嫌命长”吗？种种传闻，不过是倒薄一方放风，“大造反革命舆论”而已。

　　如果胡温对薄的定罪不能服众，在十八大前这种敏感时刻，必然被人拿来大做文章，胡温原来的优势就可能变成劣势。有人以为胡温可以把此事拖后，开完十八大再说。这是不可能的。江系现在袖手旁观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薄熙来事件已成为胡温不得不背的包袱，包袱内还藏有定时炸弹，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爆。越是十八大临近，越必须首先将薄熙来事件给个妥协说法。否则，包袱在事先不解开，事到临头炸弹很可能在十八大上引爆。历史上的“遵义会议”就是这样被改变议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与此类似。可以预计，这一回十八大的热闹，很可能超过历史上的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

　　决定薄熙来命运的另一关键，是江系将祭出何种大招？交锋越激烈，薄越有机会；但是，江系越占上风，薄越无机会。只有当江系被逼无奈时，才可能主动打薄这张牌。否则，薄就要自己争取再次进入牌局。只要能够再次入局，有此一劫对薄而言其实是好事。由于“红二代”出身，发配重庆前一直仕途很顺，薄能力和性格并非没有缺点：锐气太盛，造势过犹不及；长于大刀阔斧，短于谨小慎微，所以才会发生“王立军滞留美领馆”事件，而且薄毫无准备，陷入被动。经此波折后，薄的性格、能力将更加成熟和全面。像邓小平也是历经三起三落后，才有此后的辉煌。

　　局势发展到现在，笔者此前关于十八大的预见，如胡必不甘心封神定局，将苦心积虑准备“华国锋式”的惊天一击，正在逐渐得到验证；十八大的后续过招，也必定更加精彩。按理说，不管胡温出于何种目的，他们所推动的十八大政改，虽然由于代表不能发表政见拉票，政策还是只能由上面制订；主导者还有很多的可操控余地，所以其实并非真正以政见和表现赢得选票的党内民主，而更多只是换一种规则的分赃游戏，但由于毕竟引入了差额票选的机制，普通代表的意见会有一定体现。最关键的是，那些臭名昭着的腐败分子，将很难赢得第一次选举（当然，党内树敌太多的改革家也一样）。如果这一机制推广到全国各层级，将导致官不再是完全由上出，下面也有一定的选择权；想当官的人，不再是搞定上级领导就可以了，还必须注重自己的民望和官声，至少吃相不能太难看。由无须注意形象到必须注重形象，由吃相难看到吃相文雅，同样是吃，却确有可能对吏治带来一定改善。而在最高层面，由差额选举上来、非由上任指定的常委，没有谁能够彻底掌控。中共将由“核心控制”的威权主义体制（尽管已被胡时代的“双核”特征将权威消磨殆尽）彻底转变为几派博弈的寡头民主制。当博弈激烈时，弱势一方很可能引入党内下层甚至是党外乃至国外的力量，其他方也可能效尤。多次反复并形成竞争后，民主程序的适用范围将不得不扩大。这正是西方社会民主扩张的主要途径，也是中国“民主缓行论”者所设想的渐进改革思路。

　　如果不是中国现在的内外情势已经严峻到了即将面临“接舷战”的程度，笔者也会赞成这种改革。但目前形势下，这显然已非好的选择，理由有二。一，这种改革虽然可导致吃相有所改变，但吃的行为选择本身并没有改变，甚至可能变得胃口更大，吃速更快，只是党内高层的利益均沾更普遍而已。而今天的中国，迫切需要的，是对白吃行为的遏制。否则，仅一个“国企改革”，就可能使中国失去国际竞争能力和应对未来危机的潜力。

　　二，很多人有一种误解，认为制度一定比个人更可靠，其实这要看具体情形。一具如此庞大的机器，每一步都不能出错，偏偏又采取一种弱控制的方式，由几种而非一种力量来操控其运转。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心不一，只要一个干扰，就可能使中国陷入混乱。而在中美对峙趋于严峻，内外唿应美方的声音都很高的情况下，这种干扰实在太多。

　　所以，笔者赞成选择一个强人，带领中国渡过这段内外相煎的艰难时期，然后再来启动类似胡温的改革。这样，改革之路才可能真正走下去，而不至于中途夭折甚至引发崩盘。当然，这种选择的首要条件是，中国必须出现这么一个政治家，他既真心想为国家和人民办事，又看到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既有能力，又有魄力。而比前面四点更难也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能够站到那个位置上去。

　　可见，所谓是非对错，其实是相对的。没有错误的方案，只有错误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