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的江去世傳言、引渡賴昌星，到年初的谷俊山案，再到最近的王立軍事件、薄熙來事件，胡溫的超常規動作一個緊接一個。不難看出，當胡溫不斷加快腳步時，除了中間江澤民抱病露面一次外，江系未見有像樣的回擊行動。這種情況，似乎印證了江身體已很糟的傳聞。胡攻江守，一方步步進逼，另一方步步退守，十七大形成的格局正在逐步逆轉。剩下來的問題，就是胡溫怎麼把新形成的優勢，轉化為十八大的成果？

　　那麼，胡溫所設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究竟是怎樣的？他們希望十八大怎麼開呢？就在昨天，汪洋給出了答案。據媒體報道，3月19日，廣東首次採用組織提名、全委會民主推薦、常委會差額票決的方法產生省委委員提名人選，由廣東省委常委會差額票決產生的8名正廳職幹部暨省委委員提名人選正式公示。據介紹，這次選舉首先按照組織規定和相關程序，在分別聽取各方面意見基礎上，按照不少於1∶3的比例，對8個職位提出25名推薦人選建議名單；第二步將省委常委會同意的25名推薦人選建議名單提交省委全體(擴大)會議進行民主推薦，推薦票上除了列出推薦建議人選外，還專門設立“另選人”欄目，讓參加推薦的人既可推薦經省委常委會審議同意的建議人選，也可結合自己平時對幹部的了解，推薦建議名單以外的人選；第三步是根據省委全體(擴大)會議民主推薦情況，省委組織部按照每個職位1∶2的比例，研究提出8個職位16名考察對象差額人選建議名單；最後由省委常委會採取差額票決的辦法，從16名人選中差額投票決定8名考察對象人選。

　　汪洋突如其來的這一動作，就像“烏坎模式”一樣，既是為了充實“廣東模式”，尤其是在此薄熙來已經出線的時刻；也是對溫政治改革講話的唿應與支持，但同時，卻也暴露了胡溫關於十八大的核心構思。這種改革在地方上並非始於汪洋，但在此關鍵時刻傳遞出明確信號的，卻是汪洋，可見汪站隊之緊密。這樣一種政治體制改革，看似動作很大，其實每一步都給主導者留下很大空隙，局面其實可控。十八大當然不可能完全照此辦理，但在基本思路上，將與此接近。最後進入選舉的差額比例，可能達不到1∶2；差額也可能僅僅發生在選舉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等層面。但只要胡溫一系掌控力強，操作得當，必可以取得不俗成果，甚至可以通過大會推薦和差額選舉兩個環節，在中央委員選舉中，就把江系安排的重要人選刷下去，使接下來的選舉中，江系難為無米之炊。

　　對民主選舉，胡溫為什麼這麼有信心？原因有四：一，團派本來就擅長宣傳、造勢；二，必須承認，或許是此前一直處於被壓制狀態，胡系人員給外界的印象歷來比江系好；三，最近突然熱起來的“國企改革”，可以看作是以分肥承諾換取黨內特殊利益集團的支持；最重要的是第四，在此前的地方換屆中，胡溫已提前卡位，布下了“地方包圍中央”的伏筆。這種伏筆在選舉差額不大時，作用不大；一旦差額拉大，而且代表可以推薦建議名單以外的人選時，作用就不可替代。如此可見，胡溫此番謀算布局之深遠。不足之處是，這種做法既拋棄了原來的分配協議，又改變了原有規則，將平衡徹底打破，黨內或從此進入“無規則博弈”的時代。

　　在這種全新的氛圍下，其他各方不管是祭出多麼令人目瞪口呆的招數，也不應令人奇怪。包括可能利用“代表可推薦建議名單外人選”這一條，將胡溫最不喜歡的薄熙來再推出來（如果這次他沒有被徹底整死的話）。單憑代表個人，當然做不到這點，但如果背後有江系、太子黨之類勢力的支持，則結局不同。當然，薄下台對習接班的穩定性有利，如果江系不是感受到巨大危機別無選擇，不會輕易邁出這一步。即使邁出這一步，由於薄熙來的行為、理念和綱領深受黨內特殊利益集團所畏忌，可以說是黨內高層敵人最多的人，所以他雖然在普通黨員代表中應該有基礎，可輕易進入中央委員會，但一般情況下很難在中央委員會這一特殊利益集團扎堆的地方再獲得足夠的票數進入政治局。在中國，改革者只有在上位之後再亮明旗號，才有成功的可能；在上位前即打出改革旗號的，必定遭到既得利益群體的殊死阻擊，基本上不可能上位，更不可能改革成功。薄之倒下，也與此有關。因薄遭忌之深，所以各種反對力量迅速凝聚成合力。當然，薄也是別無選擇，遭發配西南後，如果不亮明旗號，他更沒有機會。

　　現在我們看到，雖然付出了徹底打破平衡，有可能陷入“無規則競爭”的代價，但胡溫確實在一步步接近目標。最後收穫多少，還要看從現在到十八大這半年時間內其他方的反應，看胡溫能夠把十八大掌控到哪一步。從江系看，表面的順從、配合和不露聲息，既可以理解為忙於接招、化招，還沒有想出進招對策；也可以理解為正在準備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大招，就像胡溫此前所做的一樣。這一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江的身體狀況，以及江不能行動時曾的協調能力。確實，對倒薄江系也願分享其成，但他們絕不願意見到，倒薄成為胡溫的勝利果實，成為進一步點射江系的工具。

　　從薄來看，雖然他在黨內擁有一些支持（有趣的是，從最近消息看，太子黨似乎但凡反腐意願強烈的，都挺薄；本身有腐敗傳聞的，都支持倒薄），但似乎暫時而言胡壓住了場面，找到了某個讓他們暫時安靜、等待調查結果的藉口。黨外的民意支持，也沒有發展到採取實際行動（例如大規模上街遊行）的程度。究其原因，還是因為近幾年當局維穩的能力和訓練都得到大幅增強。本來是準備用在右翼騷動上的手段，這一回完整地使用在左翼身上，從言論、信息的控制，到人身和社會局面的控制，無不如此。中國的現狀是，當政府嚴陣以待保持高壓時，除非已經實在活不下去，否則老百姓一般不會選擇雞蛋碰石頭。六四時也是因為趙紫陽一系網開一面，讓民眾覺得高壓不在了，所以才釀成大的風潮。

　　薄將來的命運，將取決於兩點。一，胡溫為其確定什麼樣的罪名，這一點很不好處理。輕了，說明此前的處置失當；定重罪，則必須證據確鑿。有消息說，王立軍掌握了薄熙來與周永康密謀造反的第一手證據，周永康承諾幫薄熙來先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擔任政法委書記，控制武警與公安部後，再逼習近平下台。這種說法違背了基本的政治常識：縱然薄、周有圖謀，有協議，像這種現在還見不到影子的事，薄、周自己心中有數就行了，為什麼還要讓部下知道，甚至讓其掌握“第一手證據”，難道他們“壽星公上吊嫌命長”嗎？種種傳聞，不過是倒薄一方放風，“大造反革命輿論”而已。

　　如果胡溫對薄的定罪不能服眾，在十八大前這種敏感時刻，必然被人拿來大做文章，胡溫原來的優勢就可能變成劣勢。有人以為胡溫可以把此事拖後，開完十八大再說。這是不可能的。江系現在袖手旁觀的原因之一，也是因為薄熙來事件已成為胡溫不得不背的包袱，包袱內還藏有定時炸彈，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爆。越是十八大臨近，越必須首先將薄熙來事件給個妥協說法。否則，包袱在事先不解開，事到臨頭炸彈很可能在十八大上引爆。歷史上的“遵義會議”就是這樣被改變議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也與此類似。可以預計，這一回十八大的熱鬧，很可能超過歷史上的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

　　決定薄熙來命運的另一關鍵，是江系將祭出何種大招？交鋒越激烈，薄越有機會；但是，江系越占上風，薄越無機會。只有當江系被逼無奈時，才可能主動打薄這張牌。否則，薄就要自己爭取再次進入牌局。只要能夠再次入局，有此一劫對薄而言其實是好事。由於“紅二代”出身，發配重慶前一直仕途很順，薄能力和性格並非沒有缺點：銳氣太盛，造勢過猶不及；長於大刀闊斧，短于謹小慎微，所以才會發生“王立軍滯留美領館”事件，而且薄毫無準備，陷入被動。經此波折後，薄的性格、能力將更加成熟和全面。像鄧小平也是歷經三起三落後，才有此後的輝煌。

　　局勢發展到現在，筆者此前關於十八大的預見，如胡必不甘心封神定局，將苦心積慮準備“華國鋒式”的驚天一擊，正在逐漸得到驗證；十八大的後續過招，也必定更加精彩。按理說，不管胡溫出於何種目的，他們所推動的十八大政改，雖然由於代表不能發表政見拉票，政策還是只能由上面制訂；主導者還有很多的可操控餘地，所以其實並非真正以政見和表現贏得選票的黨內民主，而更多只是換一種規則的分贓遊戲，但由於畢竟引入了差額票選的機制，普通代表的意見會有一定體現。最關鍵的是，那些臭名昭着的腐敗分子，將很難贏得第一次選舉（當然，黨內樹敵太多的改革家也一樣）。如果這一機制推廣到全國各層級，將導致官不再是完全由上出，下面也有一定的選擇權；想當官的人，不再是搞定上級領導就可以了，還必須注重自己的民望和官聲，至少吃相不能太難看。由無須注意形象到必須注重形象，由吃相難看到吃相文雅，同樣是吃，卻確有可能對吏治帶來一定改善。而在最高層面，由差額選舉上來、非由上任指定的常委，沒有誰能夠徹底掌控。中共將由“核心控制”的威權主義體制（儘管已被胡時代的“雙核”特徵將權威消磨殆盡）徹底轉變為幾派博弈的寡頭民主制。當博弈激烈時，弱勢一方很可能引入黨內下層甚至是黨外乃至國外的力量，其他方也可能效尤。多次反覆並形成競爭後，民主程序的適用範圍將不得不擴大。這正是西方社會民主擴張的主要途徑，也是中國“民主緩行論”者所設想的漸進改革思路。

　　如果不是中國現在的內外情勢已經嚴峻到了即將面臨“接舷戰”的程度，筆者也會贊成這種改革。但目前形勢下，這顯然已非好的選擇，理由有二。一，這種改革雖然可導致吃相有所改變，但吃的行為選擇本身並沒有改變，甚至可能變得胃口更大，吃速更快，只是黨內高層的利益均沾更普遍而已。而今天的中國，迫切需要的，是對白吃行為的遏制。否則，僅一個“國企改革”，就可能使中國失去國際競爭能力和應對未來危機的潛力。

　　二，很多人有一種誤解，認為制度一定比個人更可靠，其實這要看具體情形。一具如此龐大的機器，每一步都不能出錯，偏偏又採取一種弱控制的方式，由幾種而非一種力量來操控其運轉。在這種情況下，由於人心不一，只要一個干擾，就可能使中國陷入混亂。而在中美對峙趨於嚴峻，內外唿應美方的聲音都很高的情況下，這種干擾實在太多。

　　所以，筆者贊成選擇一個強人，帶領中國渡過這段內外相煎的艱難時期，然後再來啟動類似胡溫的改革。這樣，改革之路才可能真正走下去，而不至於中途夭折甚至引發崩盤。當然，這種選擇的首要條件是，中國必須出現這麼一個政治家，他既真心想為國家和人民辦事，又看到問題的關鍵之所在；既有能力，又有魄力。而比前面四點更難也更重要的是，他必須能夠站到那個位置上去。

　　可見，所謂是非對錯，其實是相對的。沒有錯誤的方案，只有錯誤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