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模式所代表的，是增加中央集權，廣東模式所呈現的，則是減少政府權力。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傑納蘇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Geneseo）金融與經濟教授谷雁翔認為，增加集權或減少政府權力的辯論，不會因為薄熙來的下台而消失，未來重慶模式還會持續，重慶和廣東模式之爭也還將持續下去。

　　2007年11月，薄熙來接任重慶市委書記，隔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讓世界重新檢討政府管控的必要性，全球金融危機也成為薄熙來增加政府集權的助力。4年來，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打出名號，但集權作法與其中的“唱紅打黑”，也引發爭議。

　　紐約州立大學傑納蘇分校金融與經濟教授谷雁翔在接受《明鏡》採訪時表示，“重慶模式”就是增加集權或減少集權的辯論。“重慶模式”的提出，除了有政府出手干預的實際需要外，也因為掌權階層不想放棄權力、不想更快實行市場經濟，因此強調政府保持權力的必要性。

　　“現在的辯論是，有些人認為應該增加一些集權，有些人認為應該繼續減少集權、走市場的路。”谷雁翔說。

　　薄熙來在重慶所推的公租房、戶籍制度和醫保制度改革等，都獲得正面評價，薄熙來主政後的隔年，重慶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就成長了170％，經濟成長率為14.3％，但薄熙來推動的“唱紅打黑”，由於大張旗鼓又爭議性高，使得一提到“重慶模式”，外界往往只想到“唱紅打黑”。

　　谷雁翔對《明鏡》指出，“唱紅打黑”只是“重慶模式”的表面，是薄熙來增加自己知名度的方式，他的最終目的是進中央政治局常委。雖然“唱紅”可讓退休的老人作為一種娛樂，中國也確實存在很多貪官、黑社會，因此很多老百姓也喜歡“打黑”，但薄熙來藉打黑排斥異己，這點一般老百姓不一定知道。

　　薄熙來的“打黑”受到許多批評。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後，《華爾街日報》報導，評論人士指責薄熙來以“打黑”作為掩護，將忠於自己的黑社會領頭者扶植起來，一些商業界人士也被控是黑幫成員，財產遭沒收。

　　重慶市人大代表張明渝則在本屆全國人大開會期間被公安帶走，他被釋放後接受《明報》採訪時透露，王立軍曾要求他以“污點證人”的身份作假證，供稱曾公開批評“打黑”的華夏銀行重慶分行高層牟春旺行賄，張明渝表示王立軍威脅他“如果訴訟進行不順利，會對他不客氣”。

　　張華在香港《蘋果日報》上的評論指出，薄熙來的第一個錯誤是處死重慶事前司法局長文強。薄熙來視文強為障礙，指控這位汪洋主政時深受賞識的本地幫代表人物是黑社會保護傘，將其處死，引起極大爭議，破壞了黨內潛規則，薄熙來也被質疑處死文強是政治報復；張華認為薄熙來的第二個錯誤是過度鼓吹“重慶模式”，儼然成為黨的理論家，“薄入主重慶四年間，私慾薰心，做了不少錯事，這也屬咎由自取。”張華評論道。

　　谷雁翔認為，如果過度集權統治，不只將損害中國經濟，也會損害中國老百姓的利益；“重慶模式”不符合歷史潮流，只能是一個權宜之計，不能是中國的發展方向。“現在多數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認為繼續搞集權是錯誤的方向，擴大改革開放、進一步放權、進一步增加民眾對政府的監督才是正確道路。”

　　既得利益者利益越大，政改越難推

　　這幾年，中共領導人當中談論政改最多次的就是溫家寶，在溫家寶任上最後一次兩會結束記者會上，溫家寶強調“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雖然溫家寶多次談論政改，但都沒有具體說明在剩下的任期內將做什麼。谷雁翔對《明鏡》表示，目前未見到政改之路走得順的跡象，這說明改革的難度非常大，儘管認為改革是對的，但怎麼改，可能涉及到許多人的利益，加上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國家的財富越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就越大，要改革更加困難。

　　“如果改革，官員得到灰色或黑色收入的渠道就越來越少，而且許多高級官員的親屬都在經商，他們的利益也會大幅減少。”谷雁翔說，國營企業的壟斷利益非常高，員工待遇非常好，改革也會傷害他們的利益，所以從誰開始改？光是這個問題就解決不了，誰也不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

　　《金融時報》指出，溫家寶在兩會結束記者會上提出的政改問題，語氣之重、點出問題之敏感，都是前所未見，這本身就是對保守派對手的公開抨擊，溫家寶強調政改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是對宣稱政改會導致中國動亂的保守派的一記耳光。

　　谷雁翔對《明鏡》指出，中國改革開放剛開始時，辯論的是改革開放的速度問題，有人認為應該快一些，認為改革速度快了，大家都得到好處，國家容易穩定下來，胡耀邦、趙紫陽都是提倡加快改革速度者，有人認為應該慢一些，因為改革速度快，反而會造成不穩定局面。

　　“大家批評的保守派，例如鄧立群、陳雲、宋平、姚依林，現在回過頭來看，會發現他們的主張是‘慢’，他們從來沒有反對改革開放。現在就像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一樣，對於政改的辯論也只是快慢之爭。”谷雁翔說。

　　不過，薄熙來被中央免去重慶市委書記後，谷雁翔對《明鏡》表示，重慶和廣東模式之爭還將會持續，這樣的爭論其實就是增加集權或減少政府權力的辯論。“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數人同意撤銷薄熙來的職務，所以以後可能不允許大家再公開讚揚‘重慶模式’，但關於增加集權或減少集權的辯論，還會持續。”

　　谷雁翔提醒，在中國，對發展方向和政策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中共允許公開討論，是明顯的進步。

　　經常與“重慶模式”相提並論的“廣東模式”，則是改革開放、推動市場經濟的模式。谷雁翔對《明鏡》說，雖然廣東模式長遠來看較符合歷史趨勢，但中國不能只停留在廣東模式上，還必須改革政治體制、增加法治，如此才能保證市場上的公平競爭，同時實現普世價值，落實憲法中的幾項自由。

　　薄熙來20多年來，從一個默默無聞的遼寧省金縣縣委副書記，一路攀升至遼寧省委常委、商務部長，最後坐上重慶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位置，能力令人刮目。谷雁翔對《明鏡》表示，薄熙來是有明顯工作成績的，過去多年來的步步高升，是需要經過人大和中共中央批準的，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人說他是靠某個大人物將他提起來。

　　“不像毛澤東時代，一句話就能把王洪文提拔起來。這次李源潮去重慶宣部解除他職務的時候，也提到了重慶這一屆領導班子和人民群眾的成績，儘管沒有說是薄熙來的功勞，但薄熙來是重慶的最高領導人，當然不能說與他一點關係都沒有。”谷雁翔說。

　　中央組織部長李源潮3月15日在重慶召開的領導幹部會議上宣部薄熙來下台的決定，表示王立軍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事件，性質嚴重，影響惡劣，這次重慶市委主要領導的調整，是鑑於王立軍事件造成的嚴重政治影響，中央從當前的形勢和大局出發，經過慎重研究決定的。

　　李源潮也表示，中央對重慶的工作、對重慶的發展變化是肯定的，近年來重慶市委市政府團結帶領全市廣大幹部群眾，銳意進取，紮實奮鬥，各項工作取得了新進展，城鄉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要把重慶市這些年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的成績，重慶市廣大幹部群眾為之做出的貢獻，同王立軍事件區分開。

　　谷雁翔對《明鏡》表示，鑑於“重慶模式”不是中國的發展方向，解除薄熙來掌權的職務是對的，因為他畢竟代表集權一方；薄熙來會下台，最重要的原因仍是路線和方向之爭，亦即中國是繼續改革開放還是走集權的爭論，其次的原因才是權力鬥爭，因為薄熙來主要想進入常委，看不出有想當第一的跡象。

　　谷雁翔認為，薄熙來政治局委員職位應該無法持續做下去，因為能拿掉他的書記一職，就說明政治局常委們已經下定決心，不能讓再他掌任何權力。“解除薄熙來的職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數人的決定，一、兩個人是做不到的。”

　　如果薄熙來做了違法違規的事，谷雁翔指出，就必須依法制裁，這樣才最透明、公開、符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央如果靠政治權力處理這件事，就不符合現代的普世精神，可能會有黑箱操作、個人恩怨牽涉其中，像文化大革命的反右運動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