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当年,我们的语文科教师李而已老师是当时«羊城晚报»的一位专栏作家. 作为他的高足爱徒,深受恩师的熏陶.高中时代的宗炘最初也只是在该报的一个专栏«五層楼下»发表一些对市民生活社会公德襃贬的小短文, 可谓“小试牛刀”.后来, 有名的大学中文系教授赵仲邑先生对当时社会上某些汉字普遍的误读, 提出了所谓“约定俗成”的观点, 即是说, 对于某些字的普遍误读, 因为既成事实, 也就顺应社会大多数,不必强调正音. 可我的牛哥宗炘居然不知天高地厚, 发表了不同的观点,要与赵教授“商榷”.接着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反响, 由大教授与无名小子挑起的这场小小的论争, 最后由文字学家兼书法家商承祚教授出面平息.之后, 在«羊城晚报»上又有对电影«青春之歌»评价的论战, 小子居然也抛出了他那占了三份之一版面的洋洋大作.

可是, 春风得意的日子就象朝露一样, 很快失去.文化革命洗炼了牛人. 他是大作家秦牧的忠实读者,尤其对秦牧的«艺海拾贝»更是推崇备至. 他刚刚担任某校初中语文科教师,讲课中或闲谈中都多次向他的学生表达了对这位红极一时的大作家的由衷之情.岂料文化革命一开始, 秦牧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这一下子宗炘马上被红卫兵打成了“小秦牧”.首先是大字报的兴师问罪, 继而是大会批斗,之后关进“牛栏”.我清晰地记得,那次批斗大会是在文明路工人文化宫举行的.这段时间以来莫名的压抑,忧郁与忿懑,早已把个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折腾得比过去更加消瘦,批斗台上的他,穿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他的神情看不到半点恐惧,相反是那样的气愤与羞辱. 学校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头目罗健林是个大个子,他上前把一块大约五六十公分大的黑牌挂上宗炘的脖子,牌子上赫然几个白色大字:打倒牛鬼蛇神宗炘,在名字上还打了个交叉.接着另一名女头目上前“揭发”“小秦牧”宗炘如何利用课堂教学向学生“放毒”,灌输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五六分钟的控词之后, 接着是罗健林失惊无神地一声振臂高呼: “斗垮斗臭牛鬼蛇神宗炘!”好个牛人再也按捺不住了, “士可杀不可辱”, 他愤然摘下那块黑牌甩到台下以示抗议.结局当然是招来一顿拳打脚踢, 还被推下台….之后和其他的同类一起, 被关到郊区燕塘农场去改造.可怜那从未担抬过的孱弱之躯, 一下子被逼着挑起八九十斤重的砖块! 一个多月的劳动改造后,接下来是被关进牛栏无休止地每天写思想交待. 常言道, 哪里有压迫, 那里就有反抗.宗炘终于勇敢地选擇了自我解放的道路.一个月黑风高的寒夜, 他从牛栏借故跑了出来, 骑上他那辆凤凰牌自行车,从城市走到农村,又从农村走到城市,从此开始了逃亡, 奔波, 串联的日子.宗炘每当提到此事,总是无限感慨地说,令他终身难忘的是支持和资助他的朱福高老师.本来那天白天他与朱老师是约定了一起走的,可是朱老师临时还是放弃了,因为妻子正身怀六甲,实在不忍心丢下娇妻.好个朱老师,真是有情有义!他拿出了20斤流动粮票(当时一个月的粮食配额大约28-30斤,没有粮票,寸步难行)和三十大元(相当于大半个月工资)硬是塞到宗炘手上,嘱咐他不要气馁,早见天日.可惜自此一别,一直无缘再见,后来听说朱老师七十年代末已举家移民芝加哥,却一直联系不上.宗炘唯有借童言拙文,向朱老师表达一直藏在心底里的谢忱与问候.

    经过两个多月的流亡串联,宗炘终于联系上了当时由一群受迫害的中学教师组成的“中学教师红旗造反联络站”(简称“中教红旗”).有趣的是, 当年的恩师李而已,竟是组织者之一.当然他也被所任教中学红卫兵打成牛鬼蛇神.于是, 这对惺惺相惜的师生,同是天涯沦落客,今天走到一起,成为同一战壕上的亲密战友!他们一起为造反派的小报写文章,摇旗呐喊,一起参加了批斗市教育局最大的走资派,党委书记杨英伟.最后杨英伟终于同意为这群惨受迫害的教师平反,让他们重拾做人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