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Creaders.net）网友戎小捷来稿：

张宏杰写了一部《简读中国史》，其中第二章的题目就是“夏朝为什么出现在河南”。他提出了两条理由。我们先看一下他以中东为例阐明的第一条理由：“为什么中东会率先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文明呢？因为中东正好处在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十字路口，是当时各个新石器文化中心交流的中心地带，所以它能从周围吸取到最多的信息，受到最大的刺激。因此这个地区在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都起源于中东。人类最早的农业社会、最早的城市也都起源于中东。”

他接着说：“河南也是这样，它在中国大地的各文化中心中，处于中心位置。所以我们从出土的文物来看，一开始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并不比其他文化——比如红山文化——先进，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好，各地文明的交流都要经过它，所以它可以不断接触，不断学习外来文化。”

他接着又引用了徐良高的说法：“夏朝之所以在黄河中游地区兴起，……是因为它同各个周边文化的交往接触均便利，有利于它吸收各个文化的优点与长处。”

显然，张宏杰和徐良高在这里所提出的第一条理由，是指不同文化或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交往可以带来极大的好处（暴力交往的影响他们也提到了，见下文他们说的第二条理由）。

在进一步阐明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之前，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人类不同文化（原始社会）之间的和平交流方式。在以前的文章中，我们曾说过，中亚地区的青铜器、驯化的小麦、驯化的牛羊在距今三四千年以前就陆续传入中国了。那么，在没有驿道、没有车辆，也没有最原始的马、驼商路的情况下，这些东西是怎么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的呢？可能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当某个原始部族在某个地方不断繁衍壮大之后，就会或者逐渐人满为患，或者林地、草场、耕地等因过度使用而透支，此时就会有一部分人员携带着他们全部的家当向外迁徙（总的趋势是由西向东）；其二，某个族群受到外敌的入侵，自己又打不过，于是只好全体逃亡迁徙（有点类似中国历史上被匈奴打败后逃亡迁徙的大月氏部落）。而当这些一波一波的迁徙族群到达东亚以后，就会和东亚原有的族群相遇，他们所携带的青铜器、小麦、牛羊等自然就会传播到东亚。而当时的东亚还人烟稀少，无主的土地到处都是，双方不会发生你死我活的冲突，和平的互利互惠的文化交流得以实现。(当然，此时原始族群的迁徙搬家，决不是为了相互交流，而是为生存所迫。)

但当人类社会逐渐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整个欧亚大陆适宜农耕居住的地区基本都已被人占满，这种原始的、和平的全体部落迁徙的交流方式就逐渐消失了，取代它们的则是由少数职业商人们开辟出的连接各个文明社会的一条条商路。此时，各地的商品交换就成了各地不同文明间的主要的和平交流方式。拿最早在中东出现的苏美尔文明来说，它之所以出现在两河流域，先是因为两河流域有一块适合农耕的冲积平原；而后，在商路逐渐出现之后，它又恰好处于几条商路的交汇之处（出土的苏美尔楔形文字中，有大量的商业内容。当然，此时商人们的跋山涉水，决不是因为他们想与四周的文明进行有益于双方的交往，而仅仅是为了赚钱。）

现在我们就可以明白，在西方的“满天星斗”的地理环境下，在早期文明发展史中，一个文明的兴起繁荣，主要和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要有一块适宜农耕的土地，一个是要处于某条重要商路之上。而在晚期，一个文明的兴起，则更主要和是否处于一个重要的商路交汇处息息相关（在主要靠水路运输的欧洲古代，更和是否有优良深水港息息相关）。而我们知道，无论是早期适宜农耕的土地，还是稍晚期的商路交汇之处，都不一定恰恰就在某个地理区域的中心位置，或几大洲的地理交汇之处。苏美尔文明的例子只是一种偶然：两河流域和商路的交汇之处只是偶然地处于中东地区而已。

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大宗教。我们知道，宗教的和平交流方式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取经，如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法显、唐僧的西天取经；另一个就是传教，如遍布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传教士。但无论如何，一种新宗教的产生并在当地迅速流传开来，决不是两个或几个文明相互交流的结果。拿犹太教来说，它的产生只和犹太民族自身的独特信仰有关，与其他文明没有任何关系。且无论是犹太族群在埃及做法老们的奴隶时，还是在中东当“巴比伦之囚”时，别的族群都没有受到犹太教的影响，犹太教也没有受到别的族群信仰的影响。而基督教虽然是吸收了犹太教的某些东西（和交流有关），但我们都知道，基督教的兴起，是因为当时生活在罗马帝国底层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结果。如果人民生活幸福，就是同时出现许多耶稣来开山创教，或同时有大批圣徒来传教，基督教也不会兴起。而如果人民活不下去了，即使没有犹太教的影响，没有任何先知或传教士前来，他们自己也会发明创造出一种新宗教来。至于伊斯兰教的兴起，我们都知道，它还和一个极其偶然的因素有关：麦地那的两大部族由于陷入了血亲复仇的恶性循环，苦苦挣扎而找不到出路，迫不得已，只好找麦加的穆罕默德寻求帮助，于是伊斯兰教得以借机兴起。总之，历史事实表明：中东地区三大宗教的出现，主要不是多个文明相互交流产生的结果。退一步说，假如几个不同的宗教相互遇见，如果彼此的人民都生活幸福，则他们更大的可能是相互冲突或相互排斥；如果彼此的人民都水深火热，则确有可能相互观察和相互借用。一句话，宗教的兴起和流传，主要取决于人们当时是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不取决于人们是否生活在某个地理区域的中心位置，也不取决于他们是否和其他文明进行了频繁的交流。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众星拱月”的中国，看一下位于“月亮”中心位置的河南。首先，在原始社会的中晚期，生活在河南的原始部落，无论他们是从北面、南面、还是从西面接受了从中东传过来的有关青铜器、小麦、牛羊等先进技术，此时，中原地区的文化，确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并不比周边的文化更先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逐渐进入农耕为主的文明社会，此时的中原族群，其与外文明或外文化之间的交往，已经不可能再采取上述那种原始社会时期整体部落迁徙的方式了。那么，夏朝建立前后的河南是否处在重要的商路之上呢？是否是商品的集散地呢？中国夏朝的遗存不多，几乎没有文字记载出土。但从同样处于河南的商代殷墟遗址出土的大量甲骨文来看，上面并没有关于商业交流的片言只语，而只有大量行政机构活动的相关记载。因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夏朝时期的河南，并不是商路的交汇之处，也不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也就是说，夏朝并不是当时的文明交流中心。显然，夏朝的兴起原因，和苏美尔文明的兴起原因并不相同。（河南也曾是商路的交汇之处，例如在春秋战国时期，不过那是很晚很晚的事情了。）

那么，夏朝为什么兴起于河南？我猜想，这主要是因为河南黄河流域的黄土地非常适合农耕，且面积出奇地广袤，能够繁衍出远比其他地区多得多的人口。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人口众多的社会要比人口稀少的社会有更大的几率发展社会积累，并有能力养活更多的非生产人员，甚至建立起一套相对庞大的专职的行政机构。而从有限的史书记载来看，夏朝也确实是一个主要靠行政指挥来组织社会活动的文明。比如有关大禹治水的故事：无论是大禹的父亲鲧因治水不力而被处死，还是舜又任命大禹去治水，并最终在大禹的协调组织下战胜了水灾，这些都是典型的行政指挥行为。不错，“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并不比其他文化——比如红山文化——先进”，但那是在渔猎占主导地位、农耕还占次要地位的原始社会时期；一旦农耕兴起，文明社会出现，发现并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广大宜农地区的河南部落（不管它们是土生部落，还是来自周边的部落）自然就会脱颖而出。总之，夏朝在河南出现并兴起，从和平的角度来考察，并不是因为河南的地理中心位置方便它与其它的部族进行交往，更不是因为他们通过这种交往给自己带来了繁华和进步。

我们再来看一下张宏杰说的夏朝在河南兴起的第二个原因：“河南周围没有天险，四面都是威胁，文明部族想要生存下去，就要强化自我组织的能力，这就刺激它成为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诞生地。”他援引的徐良高也说：“它（指夏朝）受到周边各文化的冲击压力最大，挑战最严重，应战也就最有力，发展也就最快，优势地位从而率先确立，强有力的社会组织机构出现，一统国家建立了。”这两段话说的是不同文明间暴力交往的影响，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完全讲清楚：那就是，河南这块土地不断受到四周部族抢劫、侵略的威胁，并不是因为河南地理位置居中，处于交通要冲，而是因为河南土地肥沃的原因。假设河南地处偏僻的某个地理周边地区，但它土地肥沃，富庶无比。此时，生活在相对贫瘠的地理中心地区的人们依然会来抢夺河南。而由于这种入侵威胁，地处偏僻的河南当地人同样不得不摸索建立起高效的军事组织，从而间接导致强大行政系统的产生，也就是国家、或说统一王朝的建立。

总之我的观点是：1、首先，中原地区由于富庶，不仅在早期吸引了人们前来居住，在晚期也招惹来了周边人们的觊觎甚至入侵。富庶使夏王朝有了兴起的可能性，入侵的威胁使夏王朝有了兴起的必然性。无论是可能性还是必然性，都与河南是否处于地理上的中心位置无关。我们不能因为中东苏美尔文明的兴起和文明之间的交流有一定的关系（商路交汇之处），就断言中国夏朝的兴起也和文明的交流有关。而且，我们不能“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为”。我们现在的人都已经认识到，交流可以促进相互之间的发展和进步，但古人是决不会有这种意识的，更不会出于这种意识去选择或固守自己的定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