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人的集體焦慮

當今中國最大的特徵，就是進入政治焦慮、經濟焦慮、信仰焦慮、生存焦慮等等全面焦慮期，上至政治領導人、各類精英，下至普通百姓，都缺乏安全感。中國數十年的野蠻成長，沒有能夠建立有效的精神秩序、政治秩序、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在喪失精神凝聚力的背景上，喪失了基本的政治倫理、經濟倫理和社會倫理。於是，所有 的權力、財富和榮譽都失去了合法性和可持續性，都經不起法律和倫理的拷問與推敲，因而全部 失去了安全感。

當你把財產託付於股市，股市崩潰；當你把精神信仰託付於寺廟，方丈貪腐；當你把美好的念想託付於精英，精英們又醜聞不斷。這就是今天中國的實際境況。

政治焦慮

當今，中國最缺乏安全感的階層當屬政治家，職位越高，安全感越低。當我們看到諸如周永康、 徐才厚等家藏成噸的美鈔、數十支槍支時，你會認為他們僅僅是貪婪嗎？其實，他們最主要的是缺乏安全感。那麼多人把孩子移民到美國，僅僅是崇洋媚外嗎？其主要原因仍然是缺乏安全感。 因為中國缺乏正當且安全的政治邏輯、經濟邏輯和社會邏輯。

在中國的歷史上，“腐敗”與“反腐”從來都是封建王朝的政治手段。在以儒文化為基礎的人治結構 中，官員之間的制衡恰恰是“你腐敗、我放心”， 你能授我以柄，那就形成了政治制約的“投名狀” 。發現了你的軟肋，我才可以任用你，因為這樣你才必須效忠與我，形成生死同盟。有的則是為了消除帝王對自己的提防，故意自毀名聲、假作 平庸，以求自保。如曾國荃、蔡鍔等。

在人治的政治環境中，官員的權力來自於他的上 級而非民眾，所以他只需要對上負責，“忠君”意識成為主流。由於缺乏合法性和制度的保證，個人的興衰榮辱，也都繫於政治幫派之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中國，這些寄生於政治幫派之上的官員，每天處於極度的焦慮之中。

經濟焦慮

中國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可以說是挖空心思，什 麼“一帶一路”、什麼“PPP”、什麼“全民創業”等，頻頻出招，足見中央政府出於極度的經濟焦慮中 。但是，這些密度極高的經濟號召，其社會的相應卻很低，這些經濟手段缺乏內在動力。而以往為了刺激經濟發展，地方政府的政府負債已達56 萬億，再採用大規模負債的方式刺激經濟顯然不妥。

應該說引導民眾創業是對的，但不能搞拔苗助長 式的創業“大躍進”，尤其是“大學生創業”。因為大學生創業的成功率不足5%，當今城市的創業成本極高，一味鼓勵所謂的“大學生創業”無異於殺雞取卵，其95%的失敗率會耗蝕多數家庭的資產儲備，而每一個家庭的創業損失，實際都是國家損失。而且，中國主要的經濟資源集中在央企和政府，並沒有向公眾開放，又如何能營造良好的創業環境呢？

作為經濟的主體，企業家無疑是當今最焦慮的群體。

許多企業家難以擺脫原罪的陰影：在中國的經濟環境中，按照完全合法的原則做生意很難發家， 因為最主要的經濟資源掌握在政府官員手中。中國的頂級富豪多是房地產或能源型產業的經營者，要獲取這些資源，往往需要參與權力尋租。同樣，如果不避稅的話，按照正常的稅賦企業可以存活嗎？如果不超載，長途運輸還能賺錢嗎？也就是說，中國既沒有形成民眾公平共享的經濟資源環境，又沒有形成民眾可以正常經營的政策環境，在此環境中的成功者，很大一部分屬於官員腐敗的共犯或違法經營者。政府為了保持經濟的穩定，儘可能不動這些商界精英，但許多企業家難免原罪的恐懼和焦慮。

社會焦慮

首先，在中國股市上有大量的借錢炒股、代客理財類型的炒股者，此次股市塌陷之後，如果短期股市不能解套，無數家庭面臨債務糾紛，大批股民陷入“股市焦慮症”。很顯然，中國股市已被境內權貴資本和境外財團劫持，中國股市“欠安”！

其二，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工資收入趕不上物價 飛漲的速度，社保金負擔越來越高等等。在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國，民眾居然還生活在教育、醫療、養老和住房等生存危機的焦慮中。

其三，中國有近3億徘徊在城鄉之間的農民工階層，這是中國真正的工業產業大軍。在中國製造 業總體下滑的今天，進城還是回鄉，也是深深焦慮的事情。

其四，中國大學生的就業焦慮、發展焦慮。他們的父輩已經透支了他們的生存資源，破壞了生態環境，他們今天可以拿着iPhone手機逍遙於市，殊不知等待他們的是極度的資源匱乏和極度的生 存危機。

【二】中國如何重建秩序

由於體制原因，中國政府習慣於將各類難題留給 後人，一屆一屆地往後拖。但到了今天，對於本屆政府來說，所有的問題已經再無推諉的餘地了 。很顯然，小修小補的方式已經無法持續，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能依靠簡單的對策論，而是必須進行整體性的全面構建。

中國亟待解決的問題是什麼？是秩序。

重建精神秩序

精神秩序的創建，取決於中國未來構建什麼樣的價值取向。

此前的三十年，中國依靠激發人的物慾來驅動經 濟發展，但到了經濟資源枯竭的今天，再採用“ 激發欲望”和“滿足欲望”的凱恩斯經濟邏輯驅動中國的發展已經走不通了。可以想象，一個把欲望當做信仰的國家，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在中國高歌猛進搞經濟的三十年間，美國卻悄悄地占領了中國青年人的精神領地，被美國文化武裝起來的80後、90後已經在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的主導群體。國家高唱“中國夢”，但中國青年卻在默默地營造“美國夢”。

那麼，還有什麼樣的精神力量可以重新號召和動 員中國的社會力量呢？

在中國，傳統國學派、毛派、西方民主派等等，互不兼容且嚴重對立，導致中國難以找到精神秩 序重構的接口。很顯然，現有的意識形態理論已 經不能解釋中國和世界的現狀，在當下世界，精神秩序的重建無法迴避普世價值和普世文化的取 向。

而真正實現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並不是要閉守於自己的國粹文化，恰恰需要主動性地擁抱世界文化。事實上，中華文化的基因，完全具備對接 世界普世價值的接口，但被一家獨大的儒文化遮蔽。如不能超越儒文化的局限，中華文化就不能 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復興。另一方面，中華文化的 生命力，恰恰需要西方文化的激活，意識形態重 建必須啟動第三方話語權，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文化生命力。

重建政治秩序

在一個成熟的政治秩序中，可以選擇平庸的政治家，比如美國的小布什等。但在中國政治秩序重 建中，則需要偉大的政治家，因為的政治秩序重 建需要大破大立。

一個按照人治構成的政治網絡，到今天都沒有被 完全打破，從結網到破網要經歷三十年以上的時 間。但是，會不會形成新的人治網絡？中國政治秩序重建的切入點自然是法制，但長期習慣於依附人治的中國司法，能否真正進入法制的軌道， 這是最令人擔心的事情。

重建經濟秩序

如果不建立經濟秩序，再依靠拍腦袋的方式決策 ，一窩蜂地搞什麼“開發區運動”、“全民創業運動 ”等，都只會使中國陷入更大的困局。基於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中國目前尚有相當的經濟存量，中國必須能夠在3-5年內完成這些經濟存量的合理轉換，如果失去了此機會，中國將喪失前三十多年所有的經濟積累。

重建經濟秩序的切入點在“民生經濟”即“安民工程 ”，而非大興土木的基礎建設和極度的刺激消費 。簡言之，就是將中國尚有的經濟存量，及時地轉移到民生經濟領域，而非滯留在消費經濟領域 。這種選擇的目的，是為了保住中國社會崩潰的底線，也是根本上“安民工程”、“安心工程”。

不要再無節制地刺激中國人的夢想了，也不要妄稱“中國崛起”，那會把中國變成一個瘋子。中國經濟進入世界前二位其實只是一個幻象，中國經濟的實際質量很低，充其量只是世界金融的試驗 場，有一天浮雲散去，你會發現留在中國大地的 只是經濟的廢墟。未來中國需要數十年的韜光養晦，扎紮實實地建立自己的精神安全體系、政治安全體系、經濟安全體系和社會安全體系。

當然，無論是政治秩序重建，還是經濟秩序重建 ，都涉及到如何對待政治原罪和經濟原罪的核心 問題，必須採取文明的方式，有效沉澱政治資產 和經濟資產，而不能採取武斷的革命手法。否則，中國的政治文明和經濟文明建設就會重新歸零 ，而不能累進和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