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参加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

全球华人联合抗争大行动所作的

演讲辞

高瞻

首先，我要向在场的所有的年轻人深深的鞠躬和道歉：因为三十三年前我的一个行为，使你们不得不在三十三年后的今夜牺牲了自己学习、娱乐、休息的时间，在严寒下和朔风中，冒着极大的风险聚集到这里，点燃烛光、沉重肃立、振臂呐喊。

三十三年前，我和此刻的你们一样，青春勃发、风华正茂、英姿飒爽；当时的我，也像你们现在这样沉重肃立着，凝神聆听前面讲台上的人在讲话。只不过，那时我是站在万里之遥、大洋彼岸，站在中国北京的一所最著名的大学——北京大学的三角地，同样心潮澎拜、激情汹涌、思绪万丈。

但是，当年的我最终还是依次选择了静默、观望和跟随。那时，我有着太多的犹豫、彷徨、顾虑、胆怯和懦弱。

因为犹豫、彷徨、顾虑、胆怯和懦弱，我没有挺身而出、舍安取义、犯险赴难、为众人先，结果中国的天持续黑暗了三十三年，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丝一毫晨曦到来的兆象。

当然，我这样说你们会觉得夸张。但我仍然坚定的相信，只有、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报有这样的信念：“只要自己能够和敢于义无反顾、‘虽千万人吾往矣’，就会令天光大亮，就会将人性复归，就会使民主诞生，就会让自由降临”，中国才能、定能山河变色、日月重晖。

我还要代表三十三年前不计其数的像我一样静默、观望和跟随的人们，向你们说声对不起：我们当年没有尽到、尽完自己应尽的责任，没有完成理应由我们去完成的事业，没有实现理应由我们去实现的使命，却把责任留给了你们，结果让你们又承担了本来不应承担的重负，让你们还要再一次背负起这副沉重、冰冷的十字架。

三十三年来，人世变换、沧海桑田，我经历了很多，也留下了诸多遗憾。但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当年的犹豫、彷徨、顾虑、胆怯和懦弱。我的女儿还很小，你们大多数还没有孩子；今天，我再也不想再也不愿把这副十字架继续、又一次留给我的女儿、留给你们的孩子，让他们在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后还要再次在严寒下和朔风中冒着风险站在这里。我的女儿、你们的孩子应该去做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崇高、更有益全世界和造福全人类的事情——即便没有那么宏大的愿望，他们也该去享受生命、拥抱生活、追求爱情、寻欢作乐、秉烛夜游，而绝不该再像现在这样，不得不为“免于恐惧”和“生活在文明国家”这样一个可怜的目标而奋争、挣扎、奔波、沉重、煎熬、焦灼、苦痛、怆楚和受难。

一周以来，看着中国各地一处处奋起抗争的影像，听着中华大地一声声愤怒呼喊的音响，我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情难自控、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三十三年里，我魂牵魄绕，千百回的梦见逼真的这一幕。我数不清曾经做过多少次梦，梦见自己在三角地、在中关村、在天安门、在长安街、在南池子、在北太平庄……梦见满墙的标语、檄文、大字报……梦见广场上的旗帜、队列、游行、呼喊、奔跑……梦见军车、士兵、硝烟……午夜梦回，我久久望着漆黑一片、浓得化不开的夜幕，绝望入骨髓，压抑到窒息，孤寂至凄凉。我清楚那一切永远只能重现于梦寐里和幻境中，我知道自己的今世余生将不复有机会再次亲眼目睹那一切了。如果让我能重来一遍那五十六天，我愿意用剩下的全部生命来交换。可是今天，铁木开花、江水倒流，梦境竟然成真，我怎么能不感情恣肆、泣泪横流？

一百零七年之前，袁世凯决心复辟帝制，蔡锷回到云南起兵护国讨袁。记者来采访他，问：你发动此次运动的目的是什么？蔡锷没有说捍卫共和、顺应世界大势和历史潮流、普世价值等等豪言壮语，而仅仅回答了十个字：“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蔡锷当然明白，他的护国军力量有限，很可能在袁世凯的北洋军兵锋下归于失败；但是他心里更知道：哪怕不堪一击，哪怕注定失败，也必须战斗一次、失败一次、被击垮一次！否则，我们成了什么了？四万万人成了什么了？你想要共和就共和、你想要复辟就复辟，你想当总统就当总统、你想做皇帝就做皇帝，如果我们四万万人无动于衷、万马齐喑、鸦雀无声、任人宰割，让你随心所欲、随性胡来，我们还是人吗？我们还有人格吗？我们还有面目苟活在世界上吗？

从那时至今，一百零七年过去了。当年蔡锷口中的“四万万人”早就变成了“十四万万人”。可是，我们的人格不但仍然没有争到，反而更加荡然无存。一百零七年来，中国的人口增加了近四倍，可中国人的人格现在还剩下当年的四分之一吗？当年的袁世凯政府可以剥夺四万万的人格，而今天的政府却能够多剥夺了十万万人的人格！这一切，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堕落又是什么? 一百零七年前的一个军人，一个武夫，尚且知道起来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我们，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大道之行的今天，难道还不更应该为自己争人格吗？

乌鲁木齐中路上的几千个上海民众一遍遍齐声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振聋发聩的口号，但，这可能实现吗？说实话，我根本不期望、不幻想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一天——当然，是在我的有生之年，不是你们的有生之年：我坚信在你们的有生之年里一定会看到这一天。中国国内的这次抗争，在全世界上被称为“白纸革命”，我还给它又起了另一个名字：“七日革命”。在中国政府的严酷高压下，它没有悬念的不可能超过一个星期，然后就会烟消云散、化于无形。但即便如此，这个“七日革命”依然有着划时代、历史性的巨大意义：

第一，它是三十三年来第一次、又一次中国人民伟大的启蒙运动。你们的父母可能告诉过你们：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共僭政以来唯一像点模样的十年，是改革开放的十年，是思想解放的十年，是激情澎拜的十年，是峥嵘火热的十年，是狂飙突进的十年，是高歌猛进的十年，是精神冲破牢笼、挣脱枷锁的十年。但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后，长达三十三年共产党的奴化、愚化、毒化统治，再次把中国人的灵魂囚禁入死牢、思想禁锢于刑房、精神蒙蔽在坑道、心灵打压进地狱。三十三年里黑白颠倒、善恶混肴、是非错乱、人妖不分，大多数中国人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犹如行尸走肉，一片亡天下的末世景象。对一场时代革命和社会进步来说，苏醒与觉悟，比胆量、勇气和牺牲精神更加重要、更加首要。如果没有苏醒与觉悟，胆量、勇气和牺牲精神就可能化为邪恶、就可以变成穷凶极恶的力量、就能够成为暴政的帮凶，正像当年的义和拳、文革的红卫兵、最近几十年的左派五毛，以及这次疫情和“七日革命”中那些助纣为虐的捕快、衙役、暴徒、打手们所表现出来的一样。这次“七日革命”，像一道光芒四射的耀眼闪电，如一声震耳欲聋的惊天巨雷，划破了黑沉沉的夜空，震撼了死寂寂的荒原，再次开启了中国人的蒙昧，重新照亮了中国人的心智，又一回惊醒了中国人的酣梦——而只要梦醒，这个民族就有着无限的希望。

第二，它在短短一、两天之内，就利索的、强悍的、痛快的、无情的、彻底的、直截了当的、淋漓尽致的戳破和揭穿了中共花费了无数个年头，挖空心思、耗尽金钱才编织、构制和伪造出的滔天谎言和无耻谰言。就在一个月前，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的时候，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和天空中，铺天盖地的充满了“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人心所向、民心所向、党心所向、军心所向“ 的诅咒发誓和指天符地——十四亿中国人相不相信不知道，反正他们自己应该是相信了；就在半个月前，扫平宇内、完定乾坤、君临天下、位登极顶的习近平，王者归来般的重返二十国集团和APEC峰会，志得意满、不可一世的快乐、享受、张狂着在国际舞台上的飞扬跋扈，让拜登一路小跑、让特鲁多落寞而去、让各国领袖列队朝贺觐见，为全人类指出方向、为全世界规划未来、为全宇宙重塑秩序。而“七日革命”一刹那就让这些刚才发生、还没有过足瘾的迷狂顿成泡影、瞬间乌有、碎如齑粉、前功尽弃、俱付东流，不但狠狠的使他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恶心出丑、丢人显眼，不光狠狠的令他在自己的团伙成员和鹰犬走卒面前名声狼藉、威风扫地，而且让一直迷醉沉沦于“党心所向，民心所盼，众望所归”、“天下归心、万众仰望”的梦呓中的他本人也终于意识到：在失去所有、不再恐惧的人们的口中和心里，真实的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他又怎么能不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咬牙切齿、丧心病狂呢？

不过，对最后这一点我倒还有些存疑。这几天推特上有很多人百思不解：怎么中国发生了这么生死攸关的大事，也不见习近平出个声？有人甚至怀疑他人是不是已经不在了。其实，你们真的是多虑了，也的确错怪习近平了：以我的认识，没准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几天的火山喷发、根本就不明白今天的世界已经和他几天前还在幻觉的那个世界不一样了。你想呀，当今满朝中的那些奸佞、奴才、马屁精们，谁敢、谁又有必要主动跑过去对他说：“老大呀，大事不好了：满城老百姓哪哪儿到处都在喊，让你赶快下台呢！”他们最多只会告诉他：“这两天，有极少数极少数、极个别极个别的敌对分子和精神病人，在境外势力的阴谋、操纵和指使下，混在全国各地自发上街去表达对党中央和您核心英明的“清零政策”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的群众队伍里，借机呼喊‘共产党，下台’的反动口号，企图渗透破坏、扰乱稳定、煽动动乱、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他们的罪恶企图，在场广大群众无不表现出强烈愤慨并当场将他们扭送公安人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规矩和政治文化，而这种制度规矩和政治文化，正在不知不觉和无知无觉中，“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把他们引向溃败与毁灭。

第三，它让跪了、匍匐了无穷无尽岁月的中国人，三十三年来第一次在朋友和敌人的面前漂漂亮亮、堂堂正正、扬眉吐气、挺直腰杆，让中国人又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使全世界再一次看到了中国人隐忍在心底的意志、骨气和人格，又一次听到了中国人在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被迫发出的最后吼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后的若干日子，是有史以来中国人在世界上最为骄傲、最被尊敬的一段时光。那时的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昂首挺胸，走到哪里周围人都肃然起敬。之后的三十三年里，中国人的尊严陷进泥沼，中国人的人格坠入尘埃。“七日革命”像一百零七年前的护国运动一样，让中国人重新赢得了尊严，使中国人重新捡起了人格。如果你想要改革开放就改革开放、你想要二次文革就二次文革，你想要限制干部任期就限制干部任期、你想要恢复终身制就恢复终身制，你想要集体领导就集体领导、你想要个人专断就个人专断，你想要清零就清零、你想要封城就封城、你想要破门就破门、你想要绑人就绑人、你想要人死就得死、你想要人活必须活，而我们十四万万人都无动于衷、万马齐喑、鸦雀无声、任人宰割，让你随心所欲、随性胡来、随意处置、随兴玩弄，那我们还是人吗？我们还有人格吗？我们还有面目苟活在世界上吗？要真是那样，不但文明国家的人看不起我们，美国人看不起我们，就连伊朗人都会看不起我们；不但伊朗人看不起我们，就连我们自己都会看不起我们；不但我们自己看不起我们，就连我们的敌人都会看不起我们。你们知道吗？那个热衷用动物属性来比喻治国理政的邓小平，除了“黑猫白猫”理论之外，在一九八九年的四月底谈到学生抗议示威时，还有过另一句名言：“泥鳅掀不起大浪，臭虫拱不起被窝”。他的意思是，中国的老百姓想闹事？就他们那点泥鳅、臭虫一样的德性，能闹出个屁来啊！看看吧，在口口声声“人民就是江山”的他们的眼里和心里，我们别说什么人格了，连人都算不上，只是一群泥鳅、一窝臭虫。

第四，它让统治集团在所有人的面前完全、彻底暴露了自己的虚弱胆寒和低效无能。极权专制制度的本质，决定了其一方面残忍严酷、一方面腐败无能，一方面密不透风、一方面老大迟滞。一旦发生人民的抗争行动，中国政府的反应几十年里始终一贯、如出一辙、毫无变化：或者是歇斯底里、暴跳如雷、胡思乱猜、想入非非、谵言呓语、妄念臆断、受虐狂大发作，或者是装聋作哑、视而不见、矢口否认、掩耳盗铃、鸵鸟埋头、假扮死狗、闷声大发财。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变态和错乱行为，从两个极端不约而同、殊途同归的表现出它们的怯懦、虚弱、恐惧和极度缺乏安全感——这种极度不安全感从习近平的历次讲话都特别突出强调“我国安全形势处于严峻挑战中，所以一定要立足斗争”能完全清楚的看出，这其实源自他们也知道自己干了太多的坏事——。“七日革命”后中国政府轮到了后一种间歇性精神病发作，所以不但最高层至今对外不发一声、不置一词，而且就连昨天来访的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直截了当的当面向习近平提及“白纸革命”，本以为他再也无法遁形、无处逃避后，习近平居然仍能充耳不闻、视若罔闻。等而下之的外交部发言人就更低级了：赵立坚在新闻发布会上被外媒问到中国各地的抗议事件时，竟然假装失聪和失智，张口结舌、目光茫然、神智涣散、低头木僵，活像个侥幸长大成人的唐氏儿；在记者重复追问下，聋哑人扮不了了，能想起来的只剩下干脆否认事情存在“你们说的都不是事实”。举凡世界所有国家的新闻发言人，举凡中国所有曾经的新闻发言人，也找不出这样一个有本事能把脸丢到了全世界的草包。找这么一个白痴充当对外的脸面，共产党的脸不掉进粪坑也真不可得呢！

看看人家当年伊拉克萨达姆的新闻发言人萨哈夫，本身是巴格达大学新闻学和英国文学硕士，英语好的自称胜过美国总统。在地毯轰炸、导弹倾泻之下，连萨达姆和几个儿子都逃匿的无影无踪，他却每天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机里，口若悬河、嬉笑怒骂、铁嘴钢牙、金句迭出。一直到了伊拉克军队灰飞烟灭、巴格达全城陷落、美国坦克几乎开到身边，萨哈夫仍在激情魅惑、满怀信心的向世界宣布：萨达姆总统还在战斗、美军已被打得溃不成军、美国必将而且即将必败。如此一个人用一张嘴和整个美英联军战斗到最后、对整个美英联军抵抗到最后，如此表演精彩胜过喜剧大师、嘴比煮熟的鸭子还硬、泰山崩于前依然照旧、当众打脸却脸不变色心不跳，萨哈夫理所当然成了万众瞩目、举世追捧的世界级明星，连被他骂的狗血淋头的小布什都逢其出镜必要看，还啧啧赞叹：“他很棒，是一个经典！”后来萨哈夫去自首，美军不但当天放他回家，而且迅速同意他出走阿联酋，让他在当地电视台继续大骂美国来赚钱养家。

再看看人家当初利比亚卡扎菲的发言人易卜拉欣，本人早年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和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攻读媒体艺术博士，长居英国十多年，自称对伦敦每一条街道了如指掌。在炮火连天、兵临城下之时，连卡扎菲和几个儿子都或是不知所踪、或是葬身火海，他却每天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机里，仪表端庄、形象儒雅、态度从容、敏捷沉稳、针锋相对、步步力争，被称为“一个人打了一场战争”。直到二零一一年的八月二十二日，反政府武装已经攻进首都，他还孤身一人召开新闻会，呼吁各方“立即停火、和平谈判、实现和解”。

与萨哈夫和易卜拉欣相比，那个一脸傲慢、浑身颟顸、满肚子草料的赵立坚，让我总是想起王朔小说里的话：“这也太挤兑人了吧？你就找不到一个体面一点的流氓来对付我吗？”我又在想，这些驻中国的外媒记者和外国好多政客、资本家一样，也真的是贱的很啊，巴巴的主动送上门天天让几个弱智来捉弄玩耍，难怪共产党目空一切、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满口双赢的鄙视和看不起他们。他们干嘛就不能沟通一气、全体撤出中国，或者至少联合起来一律不再参加外交部的狗屁发布会——反正在中国也没有任何新事可闻——，来恶心中国，剩下赵立坚华春莹之流和《人民日版》、《中央电视台》、《环球时报》记者大眼对小眼的互相诈骗；当然，最好是外交部让新华社代办通稿，新闻发布会干脆关门了事——大家一拍两散都省心，多好呀！

中国政府没有胆量、没有骨头、没有勇气承认的，又岂止是一个“白纸革命”。当年的毛泽东主动“引蛇出洞”，现在如果蛇躲在洞里不出来，当今的共产党宁愿把它们想象成是一群鳝鱼。就在前几天，另一个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外国记者对中国民众群起反抗封控清零、中国政府何时改变政策的追问时，拧着眉头说：“中国政府已经公开声明过多少次了，我们从来就没有任何强制封控的行动和要求。所有社区的封控，都是当地居民们主动自发进行的”。一个对自己已经施行了整整三年的政策都遮掩和否认、都不敢理直气壮、都没种敢做敢当的狗盗鼠窃式的当今政府，一个对早已轰动全球天下尽知的全民抗议运动都装疯卖傻、推聋做哑和干脆否认、更不敢像前辈土匪流氓们那样肆无忌惮的公开对着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你想让共产党下台，先还我几百万人头！”、“谁想让共产党下台，拿命来换呀！“的怯懦自馁型的当今政府，又怎么胆敢如这些日子里很多人担心的出动公然军队坦克、直接开枪镇压呢？他们只敢单独逮捕，只敢秘密入室，只敢偷偷绑架，只敢暗地搜查，只敢钳口禁言，只敢断信废网，只敢监控通讯，只敢筑堤建墙，只敢阻绝交通，只敢封锁街区，只敢封门闭户，只敢截查手机，只敢翻包查纸，只敢炫耀武力、只敢巡逻威慑，只敢威胁恫吓，只敢釜底抽薪，只敢把反抗扼杀在萌芽，只敢把烈焰消灭在星火，只敢把仇恨化解于未然；一旦像许章润说的那样“愤怒的人们不再恐惧”，一旦不再恐惧的人们失去一切、一无所有，一旦失去一切、一无所有的人们像“白纸革命”那样联合、聚集起来，他们立即就手足无措、进退失序、顾此失彼、进退维谷。

“白纸革命”的后续结果清楚的证明了这一点。本来自十一月起，中国疫情空前汹涌、确诊迭创新高，中国政府更加残苛酷烈的封控方案、措施和手段密谋已毕，正待饿虎扑食一样吞噬荼毒亿万生灵。可惜，事与愿违、物极必反、盛至而衰、好景不再，不可一世的共产党万万也没能想到，已经被整整三年的国家版斯德哥尔摩强化实验彻底驯服了的可以任意凌辱、无限摧残和随时屠宰的一国羊群，在已入绝境死地的时刻，居然会因为富士康的冲击、因为世界杯的震撼、因为新疆大火的悲愤、因为上海的黑暗记忆、因为即将而来的恐怖岁月，突然意识、醒悟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继而揭竿而起、振臂一呼、万众风动、天下响应。于是，对囚犯加刑成了给自己掘墓，即将和正在出笼的恶法瞬间土崩瓦解，遥遥无期、无法撼动的牢笼囚禁瞬间寿终正寝。对习近平来说，挑战和反抗、特别是暴力挑战和反抗他“清零政策”和防疫恶政的行为，比起象征性的呼喊让共产党和自己下台，具有更加直接的破坏效果和强烈的现实危险；他之所以对后者秋后算账、惩尽罚绝，而对前者认怂让步、示软服输，仅仅是因为他和共产党欺软怕硬、畏强凌弱、怯大压小的劣根性和丑陋本质。如果喊出让共产党和习近平下台的民众与砸烂门磁、围板、铁栏、路禁、隔离设备和核酸亭的民众有着同样巨大的人数与规模，那现实的结果和中国的前途，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北京亮马桥和四通桥等示威现场警察的镇压、殴打和抓捕举动，不是中央自上而下的快速反应，而是地方各自为政的常规操作。而就连这种常规操作，也会被极权专制制度与生俱来的致命缺陷所弱化、钝化、异化和迟滞化。无数经验证明，共产党的维稳看似无孔不入、无所不能，其实千疮百孔、漏洞百出：官僚体制的腐朽、僵化、臃肿、低效、拖延、敷衍、推诿、粗陋，今日中国尤甚的官僚队伍的腐败、不作为、贪婪懒惰、颟顸无能、疏忽草率、偏执傲慢、无利不起早、睁一眼闭一眼、不关己事不开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110巡警的潜规则是：如果没接到出警命令，哪怕看见路边发生凶案也视而不见、绝不停下警车；十几年前，我曾做过一个测试，我打电话给110、说我要报案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接电话的女警说对不起我们不受理这种报案，我问哪里管，她说不清楚，我说我知道公安局都有一个政保部门管这种事、请你把他们的电话给我，她说这是保密电话不可能告诉你，我弄假成真的生了气、提高嗓门质问她：这样报案无门，那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如果看见一个反动集会正在进行，难道就听之任之吗？她不假思索的回答：你就听之任之好了！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一日，上万退伍老兵从全国各地分散潜入北京，一举包围中央军委办公地八一大楼，通宵达旦静坐示威；在“细致惨苛，科防互设；罾缴充蹊，坑阱塞路“、有数以亿计摄像头和无所不在的大数据监控的共产党中国，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联合行动，有关部门居然没有提前侦知一丝信息和一点迹象，毫无预警，难怪习近平盛怒之下要求彻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就出现的武汉肺炎，足足折腾、纠缠、耽搁、瞻前顾后、辗转反侧、缠绵悱恻了将近一个月，中国政府才决定采取应对措施，而此时事态早已糜烂到不可收拾。几个月前，微信群里流传一个视频，一个衣衫粗鄙的中年男子在中关村南大街的黄庄路口，把路旁停放的自行车举起来一辆一辆往马路中间扔，行驶的汽车无不惊恐的左右躲闪，而旁观的行人们则噤若寒蝉、远远围观；在社会控制最严密举、“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手机人手一部的北京，此人的疯狂行为自由自在、从容不迫的至少持续了半个小时、自行车已经堆了几十两，仍然不见任何执法人员赶到：如果这是一个恐怖分子，恐怕数不清的人已然送命。在上述这些现象发生的制度特点和背景下，“白纸革命”在中共毫无觉察和准备的情况下一击成功也就毫不奇怪了。中国体制唯一能雷厉风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只存在于最高统治者雷霆震怒、下了性命攸关的死令之后；但这之前各个官僚机构的叠床架屋、繁复僵硬、上达不畅、层层阻滞，各级官员本身的腐败、私利和被既涣散又严苛的极权专制制度塑造出的欺上瞒下、搪塞推卸、投上所好、唯唯诺诺、唯恐担责的政治惯性和官场规矩，早已使信息变样、事实错乱、真相扭曲、时机丧失、决策延误。另一方面，那些挥舞警棍、手持盾牌、头戴钢盔、全身披挂、发射着催泪弹的警察们好似穷凶极恶、无坚不摧，其实，他们比我们和我们想象的要虚弱、狼狈的多：每逢想象中的敏感日子，更别说大事真实发生的日子，他们的力量简直捉襟见肘的可怜，连派出所户籍警、各级局机关干部、研究所技术人员和法医都不得不上岗出警外勤，就这样还日夜连轴转的疲于奔命、劳困不堪。他们唯一可以凭借、利用和依赖的，就是群众的束手束脚，然后集中自己优势的人数各个击破。如果一旦群众像广东那样忍无可忍、逼上梁山、无所畏惧，用人民的海洋把他们分割包围，他们就会变成汪洋大海、疾风暴雨中的一叶烂木舟。

即将结束时，我说说自己的几个建议，希望能从这里转达给国内抗争的人们。

一、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群众悼念和抗议现场的视频，让我想起了去年六月六日南京师大中北学院数千学生集合抗议当局将学院与另一所职业学校合并转设政策的好多类似情节。那次当地政府同样以“暴动”、“颠覆国家”、“勾结境外势力”的罪名进行暴力镇压，出动大批特警冲进南师大中北学院，把年轻单纯、和平请愿、表达诉求的大学生们团团围住，挥舞警棍痛殴、死命拳打脚踢、喷射辣椒水、揪住头发拖进警车逮捕；视频里同样传来少女们青春好听但却惊恐、悲愤、令人心碎的声音：“他们真的打人了！”、”往头上打呀，流了那么多血！“、“警察怎么能打人呢？”、“他们抓住女生头发在地上拖呢！“、“我们做了什么呀？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同样传来一声声年轻、整齐的呼喊：“不许暴力执法！“、“不许打人！” 看到、听到这些，我不禁感叹：这些零零后的孩子们，从前一直生活在一个基本上平安无事、波澜不惊的岁月和物质与消费的时代里，没有风浪的经历、更不去关注远近的恶流险礁；特别是城市的孩子，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和乖乖女，或者沉沦在“厉害国”鸦片致幻出来的粉红迷雾，或者沉溺于“岁月静好”心灵鸡汤滋养出来的绿茶人生，或者梦寐以求浪漫、精致、高雅、奢华和凡尔赛的生活，或者炫耀美颜、吃货、“说走就走”式周游世界，或者追逐和标榜名媛、花样男、高质量男，或者求佛、仁波切、心灵宁静和一尘不染，或者郭美美、只剩下约炮和干脆彻底躺平……总之，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境、今夕何夕？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丛林里和荒漠中历险、正在与狼共舞和与食人生番擦肩，随时可能头破血流、生死不明、粉身碎体、尸骨无存。他们不像我们的父母是从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沐浴活下、是从大饥荒和大屠杀的死人堆里侥幸逃出，不像我们是从“六四”的血泊里爬起来、然后目睹和经历了权贵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人吃人年代。他们把警察当成保护神，被不小心碰了一下屁股就要打电话报警；他们没有听到过习近平的少年密友、当年比他有名多的另一个太子党林炎志的铿锵名言：“警察就是打人的，不打人要警察干什么？”他们更不像我，深刻理解警察是反动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暴力工具，所以几十年里不论何事我或者忍辱负重、或者自力救济，从不去麻烦公安。可是，三年疫情，也许还有锁链女事件，彻底打碎了他们所有的粉红迷幻和岁月静好。如今，宝贝们又终于直接体会了被殴打、被欺凌和被侮辱的感觉，这种屈辱、耻辱的感受是很挫败、很痛苦的，而且会相伴一生。不过这种侮辱、屈辱和耻辱并非毫无意义，因为没有它，他们就不可能觉醒，而觉醒就是人生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步。今后他们的路很长，也很艰难，比这个更加屈辱的经历还会很多，要做好心理准备：不幸投胎、生活在这么一个国家你别无选择。但同样，他们的生命意义也会更多、起来斗争的机会也会更多、扬眉吐气的时候也会更多。只要他们不忘记他们没有看过的样板戏《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唱词：“咬住牙、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就总有一天能洗雪耻辱。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不要想不通、不理解，不要那么愤懑、愤慨，以致难以自持。要牢记这就是中国的常态、中国政府的常态，要铭记残忍就是共产党的特点和本质。这是一场长期的斗争，要气死敌人，而不是被敌人气坏，就像李敖说的，要笑嘻嘻的去搞死敌人；要保护自己，像鲁迅说的“打壕堑战”。

二、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颠三倒四、七荤八素、内诡外谲、逆天违理、行为做事迥异常人的金庸笔下魔教一样的四不像。把它当人、和它讲理、与它较真、因它生气，真的是与狼共舞、对牛弹琴、与虎谋皮、论道于癫、上了胡搅蛮缠的当了。比如前面写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不耐烦样子说“中国政府已经公开声明过多少次了，我们从来就没有任何强制封控的行动和要求。所有社区的封控，都是当地居民们主动、自发进行的”，如果你怒火中烧，想：一个大国的政府，怎么能这样向全世界信誓旦旦的宣示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然后像网上好多人一样骂他无耻、卑鄙，那他不但无动于衷、坦然处之，而且还会洋洋自得、沾沾自喜、“我是流氓我怕谁？”你收拾他的最好方法就是：没问题、没问题，你说的千真万确，当初封控都是我们主动、自发决定的，现在我们所有业主和住户又主动、自愿决定解除封控；然后准备好超过半数业主和住户的签名书，接下来就可以公开把所有门磁、围板、铁栏、路禁、隔离设备全部砸烂；如果有人胆敢干涉，就告诉他，中央政府可以证明，所有封控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全部封控设备当然也是我们自己的、属于我们自己所有，我们砸自己的东西合理合法，谁敢阻拦？

三，要学会借力打力。推特上有人把在上海抗议现场殴打、绑架示威民众的姚远等人的警号、住址、家庭成员等所有信息都人肉出来公布，号召人们用一切手段予以制裁。但是，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不择手段，不能以暴易暴、以恶制恶；我们要学会借力打力，用他们自己的手去惩罚他们、利用他们自己去打倒他们自己。武长顺也好，傅政华也好，孙立军也好，刘彦平也好，哪一个不是血债累累、坏事做尽、恶贯满盈？但是，如果要等到光明和正义降临的那天，由人民的法庭以反人类罪判处他们死刑，恐怕只能在他们寿终正寝以后不知多久去鞭尸了；可谁也都没有想到，就像斯大林替尼古拉二世报了血海深仇、让他的仇人一个不剩的一一惨死、成了他最好的复仇者一样，习近平也为我们立了一功，替全国人民省了无数辛苦和心力，轻松及时的就把他们统统送进了死牢。要知道，收拾和毁掉一个警察非常容易，因为他们绝大部分一屁股脏东西，比如行贿受贿、收黑钱、敲诈勒索、做黑恶势力保护伞、嫖娼等等。去人肉、收集、获取、侦知他们这些黑材料，然后利用各种渠道，特别是通过他们本单位的同僚举报、申诉，就像二零一三年上海市民陈某花了一年多时间不懈跟踪上海高院民一厅副厅长赵明华、终于获得了赵等四名高级法官嫖娼的录像证据，并在送交上海纪委的同时在网上大举公布，最后致使赵等四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不要四处去控诉他们侵犯人权、暴力执法、违规办案，这些是他们的光荣和功勋。也用不着担心他们互相包庇、徇私偏袒、一手遮天：“官官相护”是中国传统官场的规则，早已成为昨日黄花的老黄历，被“史无前例”、“开天辟地”的共产党“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了。2007年6月，我好朋友的亲戚、原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伟达的儿子、时任中石化董事长的陈同海事发被抓，陈的爱人哭着去见住在亚运村北部长公寓自己家楼下的中纪委书记何勇，平时熟的像亲兄弟的何勇先则闭门不见，继而冷若冰霜、一口回绝。共产党的哲学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死我活，习近平斗争新时代的政治文化是兔死狗烹、卸磨屠驴、杀人灭口、丢卒保车、专门利己、落井下石、雪上加霜、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今天共产党的内部、特别是公检法的内部，每一个单位都在斗争，每一个单位都在杯弓蛇影，每一个单位都在同室操戈，用《红楼梦》里探春的话就是“一个个不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每一个单位里的同级都在互相提防、互相踩踏、互相倾轧，因为只有而且必须把别人踩在脚下自己才有机会“进步”；每一个单位里的同级都希望他人倒霉失手、折戟沉沙，一旦有机可乘不但幸灾乐祸、而且立即添柴加薪、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而绝不会为他掩盖洗白——所以离间计屡屡功成的原因，不仅在于敌营主帅的猜忌多疑，更要归功于对方同袍的蓄意助攻和加瓦添砖。每一个单位里的上级都在临渊履冰、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他们尚存的奢求就是明哲保身、死里逃生，绝不可能为了袒护部下断送掉自己的身家性命。戚本禹在回忆录里写过：文革中军队被打倒的各级领导，没有一个是中央文革主动提出和授意，全部是由他们自己同级的对立面出面揭发、检举和控告的，而军队几乎每一级的每一个人都有对立面。所以，即便真的太阳从西边升起的出了一个敢为本帮众“有肩膀、敢担当”的邓力群式人物挺身而出、官官相护他的“带病”和问题下属，那么自然会有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一直虎视眈眈在一旁、时刻祈祷他一朝出事死无葬身之地的对手、政敌和潜在竞争者帮我们把他们连下带上的一同除掉。同时，要利用这种示例和事实，去分化与瓦解每一处示威抗议现场面对的敌人，大声、清楚的告诉他们：

当年的傅政华、孙立军、刘彦平比你们可威风多了，他们也是站在这里，也曾像你们一样警告我们会付出代价。可是，首先付出、付出最惨重代价的却恰恰是他们自己。在我们希望改变的这种体制和环境下，你们和我们一样，没有一个人会免于恐惧：“危巢之下、岂有完卵？”中国古人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善，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请你们把枪口抬高一寸，为自己、也为子孙万代留一条后路吧！

最后，我想用蔡锷同时代的另一个古人的一段话来作为结束。这个古人就是梁启超，他曾做过蔡锷的老师，正是在他的策划、协调和总筹下，护国运动才得以功成。一九一六年三月，在护国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梁启超发表了《在军中敬告国人书》，其中说：“处今日文明之世，而行中古权谲残刻之政，外袭众建之名，内蹈专欲之实，黜全国之智，箝全国之力，涸全国之资财，摧全国之廉耻，而以资一时便安之计，成一姓篡窃之谋。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取子毁室，率兽食人。循此迁流，更阅年载，则人道且将灭绝于中国，而中国更何自由存于世界者”，为中国免于沦入这一万劫不复的绝境，所以自己“不得不毅然决然挥泪沥血，从诸贤之后，以与袁公相见于疆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