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輓歌，是控訴，也是未來的揭示

——從沈嘉蔚巨作《巴別塔》談到“習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何與懷

2023年10月15日一大早，我便坐車穿過悉尼南郊的國家公園，應約來到沈嘉蔚家裡。這天下午，在這個距離悉尼市中心三十公里、住着近百位藝術家因此以畫家村聞名於世的邦定納（Bundeena）小鎮上，有一件“大事”發生——在100 Eric Street Bundeena NSW 2230，沈嘉蔚新建的可稱之為豪宅的三層樓家裡，來自悉尼各地的兩百多位來賓聚集一起，慶祝他的巨幅系列油畫《巴別塔》的完成。

這天下午，拍攝，錄影，演說，採訪，觀察，交談，人頭涌涌，熱鬧非常。但上午很安靜。我在層高近八米的畫室也是展廳中，長時間地觀看前後左右大牆上釘掛着的四幅巨畫。

最大的一幅7.2 X 7.2米，命名《烏托邦》；

右側是7.2 X 3.6米的《英特納雄奈爾》；

左側是7.2 X 3.6米的《古拉格》；

對面是一幅3.6 X 7.2米的《薩圖耳諾斯》。

《巴別塔》就是由這四幅巨畫組成。

真是少見的異常宏大的歷史展現——而且是通過巨幅油畫藝術展現。

我震撼了，也生發很多思索。

一. “再見革命”後的《巴別塔》：二十年三易其稿，終於大功告成

二十一年前，2002年9月27日，在悉尼市中心一間稱為“4A”的專業畫廊，沈嘉蔚題為“再見革命”的個人畫展開幕。事後，我寫了一篇長達二萬二千多字的評介文章，題為“他在釋放身上的歷史積沉——看沈嘉蔚個人畫展《再見革命》”。在這篇長文的最後一節，我談到沈嘉蔚計劃中的一件作品，將是一件幅面巨大的大場景作品——稱為《巴別塔》（The Tower of Babel）。

“巴別塔”出自《聖經‧舊約》記載的一個典故。故事這麼說：洪水過後，挪亞後人興旺發達，遂造塔欲昭告天下。上帝懼之，遂一夜間改變他們的語言，使之互相不能溝通，人群散去四海，塔半途而廢。“Babel”來源於動詞“balal”，在希伯來語中意為“使困惑”或“使混亂”，這個字也可說來源於阿卡德語“bab-ilu”，意為“神之門”。對許多無神論者中國人來說，他們注意到《聖經》這個典故，倒是通過中共新華社主管主辦的《瞭望》周刊1984年第15期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建造中國的“通天塔”》。“通天塔”就是指“巴別塔”。文章報道胡耀邦總書記在1982年4月1日給數學家華羅庚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古代巴比倫人建造通天塔後，說：

現在，中國人接過了巴比倫人沒有實現的理想。那個愚弄巴比倫人的上帝又不存在了。中國的科學工作者們能不能齊心協力、團結一致地為這個工程而英勇獻身呢？如果能，我以為，它的成功，是可以計日而就的。

沈嘉蔚當年第一次注意到“巴別塔”這個詞，據他回憶，也是因為胡耀邦這封信這段話。後來，很久以後，2001年有一天，沈嘉蔚閱讀《聖經》裡的巴別塔故事時，想到了少年時代經歷的中蘇論戰交惡，就在那一刻產生了以《巴別塔》比喻共產主義大廈的構思。沈嘉蔚覺得，建造“巴別塔”即是追求人類大同的共產主義理想；“語言變亂”相當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蘇爭吵及後來各種內爭外斗；“上帝”則為共產主義者的宿命；畫面的各種細節可以表現共產主義者為實現崇高理想竟而採用暴力血腥手段。沈嘉蔚用此典故比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一百五十年間的興旺至衰敗，既鮮明又深刻。

2004年4月，沈嘉蔚開始畫制《巴別塔》。這年，他五十六歲，打算以他這幅大場景作品作為他近四十年繪畫生涯的收官之作。

當初，在藝術處理上，沈嘉蔚想以法蘭德斯文藝復興時老勃魯蓋爾的名作《巴別塔》為藍本，但把細節全部改動。塔身有許多不同國家的特別風格與故事。例如塔的一部分被毛澤東及其追隨者蓋成了中國寶塔式，塔外遠景的一部分是壯觀的土高爐群之類，港灣里有蘇聯的航空母艦……。也會畫入許多著名的共產黨員藝術家及其作品，如畢加索、馬蒂斯、塔皮埃斯、庫圖佐、里維拉、弗里達‧卡洛、西蓋羅斯，等等。在塔頂部分，將會畫上蘇聯藝術家塔特林於1919年做的未來派雕塑、現代美術史里程碑名作《共產國際紀念碑》。原作是框架結構，因此顯得像是未完工的塔身骨架。

但2004年嘗試後，沈嘉蔚停頓下來。特別是，在此創作《巴別塔》期間，他讀到了索爾仁尼琴最後的巨著《紅輪》，於是調整了計劃，暫停《巴別塔》的創作。他回想起來，在他的第一稿里，《巴別塔》的形象是個大塔，把故事放在裡面講述，就要在塔身畫無數的人物，這樣塔上的人物就只能有手指頭大，沒法畫。所以他就拖了很多年。

2008年，沈嘉蔚到歐洲轉了一圈後，突然有一天開竅了。他決定，表現共產主義理想的故事自成一幅，是主要形象；共產主義實踐故事放在另外的畫布上，於是有了今日所⻅的構思框架。這個開竅了以後，2009年，沈嘉蔚用幾個月畫一組十分之一大小的草圖。2010年，沈嘉蔚完成了畫布上的構圖，還製作了全部九十塊畫板。

為了方便繪製，也為了提供《巴別塔》畫成之後永久性的陳列場所，他拍賣《為我們偉大祖國站崗》等舊作購下了目前這塊地皮，並從2015年開始建造包括這座畫室的三層樓房。2017年11月7日是所謂“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從這天開始沈嘉蔚在畫板上勾勒黑白底稿。2019年7月遷入這座畫室，並開始用油畫色繪製表現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奮鬥理想——《烏托邦》。2020年底，《烏托邦》基本完成。這時，沈嘉蔚購置了腳手架將九十塊畫板全部上牆。

此後三年，沈嘉蔚在腳手架上完成了其餘三幅巨畫，表現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部分：

《英特納雄奈爾》，描繪共產主義悲壯的奮鬥歷程。那些最著名的國際共產主義者和他們的同路人，為了那個烏托邦而奮鬥，不惜犧牲他們的生命。

《古拉格》，以臭名昭著的前蘇聯集中營，集中表現共運的災難性後果。這裡描繪了大饑荒與對知識分子的無窮無盡的迫害，也描繪了西方知識分子的兩難困境，還展示了有良知的黨內改革派的奮力一搏。共產主義給人類造成的悲劇不亞於法⻄斯帶來的浩劫。

第三幅是《薩圖耳諾斯》。薩圖耳諾斯是羅馬神話中可預見未來的宙斯之父，他預見自己將被孩子取代，所以不斷將自己的新生兒吞噬。此畫描繪共產主義運動中不斷進行內部清洗的歷史現象。這是國際共運史上貫穿始終的悲劇：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甚至父母。

在《巴別塔》創作早期，沈嘉蔚準備畫兩百多個人物，但定稿後增加到四百多人。

2023年10月15日的集會，是慶祝《巴別塔》繪畫階段告終。今後兩三年裡，沈嘉蔚要在繪畫基礎上編輯寫作，講述畫面背後的歷史與畫中四百多個人物的故事，以及畫作所描摹的一百多件藝術作品所構成的另類美術史。

沈嘉蔚二十年全身心的投入，所付出的精力以及所取得的成造，令人讚嘆，令人敬仰。

2023年10月15日，慶祝《巴別塔》繪畫階段告終集會在沈嘉蔚畫室也是展廳中舉行。

沈嘉蔚在慶祝會上講話。

沈嘉蔚對其畫作《巴別塔》的最初構想。

本文作者攝於2023年10月15日慶祝會，背景是釘掛巨畫的展廳。

二. 《巴別塔》：“最後一個共產黨人”為一百

五十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唱出一曲悲壯的輓歌

沈嘉蔚以巨畫《烏托邦》描繪了世界共產黨人的奮鬥理想。在10月15日慶祝集會講話中，他坦承：

這是他們的夢想，也是我本人的夢想，即使在中年以後確信這永遠不可能實現，但是做夢時還是會想的。

這是沈嘉蔚由衷之言。

這位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成長的“革命”畫家，和許多他的同代人一樣，在文革中，是真誠的也是天真的共產主義者。他創作油畫《為我們偉大祖國站崗》時，滿懷革命激情；此畫隨後得到“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的稱讚，可謂慧眼識珠。沈嘉蔚的“紅”，並非一年半載，亦非簡單地隨大流，他是好思考的人，要細究起來，其思想根本來源是從蘇聯“十月革命”過來的……

但是，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沈嘉蔚的革命理想逐步破滅了。或者正確地說，是政權樹立的理想被這個政權治下的現實擊破；是殘酷的社會現實遠離了沈嘉蔚心中所樹立的美好理想。

沈嘉蔚2002年“再見革命”畫展前言有一段像詩一般的話語，每一行的前半句聯起來是英國作家狄更斯的經典名著《雙城記》開頭那幾行字。沈嘉蔚這段話既是文革那段歲月的真實寫照，也是他本人後來思想轉變的結晶：

這是最好的時期，因為我們年青；

這是最壞的時期，因為我們瘋狂；

這是智慧的年紀，我們試圖了解所有的事情；

這是愚蠢的年紀，除了毛著我們讀不到任何書籍；

這是信仰的時代，我們都是共產主義者，真正地；

這是懷疑的時代，我們責疑一切，私下裡；

這是光明的季節，當我被允許在畫布上作畫；

這是黑暗的季節；政治迫害遍布各地；

這是希望的陽春，我們正值戀愛的花季；

這是絕望的嚴冬，知識分子掙扎在坑底；

我們擁有一切，年輕的生命意味着一切；

我們什麼都沒有，沒有書，沒有教育，沒有足夠的食品，沒有自由……

我們筆直地走向天堂──共產主義天堂；

我們筆直地走向別處……

走向全民族的死亡。

毛澤東的文革搞了十年。1976年10月6日晚上，“四人幫”及其爪牙被抓，文革隨之結束。沈嘉蔚在相對寬鬆的八十年代，事業大體總算順利，還加入了中共。但是，沈嘉蔚還是決定離開中國。1989年1月8日，周恩來忌日，他來到悉尼。作為一個油畫畫家，他希望到國外看看，覺得油畫的根在西方，到西方國家看原作，這是許多中國油畫家必須補的一課。或者，冥冥之中他好像也預見了什麼。

1989年6月，震驚世界的“六四”事件發生。這一年，東歐劇變，波蘭、匈牙利、東德、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共產黨政權紛紛倒台。最後，1991年12月25日，晚7時32分，克里姆林宮屋頂旗杆上的蘇聯國旗開始下落，7時45分，一面三色的俄羅斯聯邦國旗取而代之。此刻，標誌着蘇聯共產政權解體；在許多人看來，也標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終結。

“六四”屠殺，學生民主運動被殘酷鎮壓，又一次讓沈嘉蔚心靈遭受莫大的震動。他和很多人一樣，宣布退出共產黨。

沈嘉蔚在澳洲接受了這個自由社會的價值觀。

有一個例子。1998年4、5月間，在澳洲來自中國的原留學生中，發生一場論戰。有人提出“進退兩難”與“上下懸浮”的壓力與焦慮，有人追問哪裡是在澳洲居留的“新華人”的出路，有人對澳洲多元文化主義心存疑惑，沈嘉蔚按捺不住，既為澳洲多元文化主義辯護，更指出：

應該認清的是，移民都是自行選擇才“有幸地”變成“西方中人”的。你若不願意，盡可回到中國去做“東方中人”。無論當年西方人圍剿土著如何殘酷，今日澳大利亞的現代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已是既成事實。

應該和過去告別了。不久以後，沈嘉蔚舉辦了“再見革命”的個人畫展，並有了創作《巴別塔》的靈感與衝動。

《巴別塔》就是他心目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全景圖——從開初誕生到最後衰亡；創作《巴別塔》是他“再見革命”的認定的邏輯發展。

加繆曾經預言而且這個預言已被證實：“在歷史上形形色色的烏托邦以它們最終須付出的代價而自我毀滅。”對沈嘉蔚來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結束，永遠留在日益遠去的二十世紀，那個時代是偉大的，然而也是混亂的、殘酷的、悲哀的。帶着年輕時代就深深附上的共產主義情結，沈嘉蔚籌劃創作《巴別塔》時不禁覺得，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後一個共產黨人，來為這個事業送葬——以辛辣的諷刺、深刻的同情，與理性的譴責，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唱一曲輓歌。在沈嘉蔚看來，他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想做、也適合做這件作品的人；現今世界上還自稱為共產黨的組織與個人，都早已不再是原本意義上的共產黨，而對他的下一代來說，“共產主義”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真誠”的共產黨人！？看來沈嘉蔚非常執着。許多年前，沈嘉蔚曾經借用在職位上英勇戰鬥到死的阿連德總統之口，說了這麼一段話：

“我認識許多高級領導人，但只有兩個人因其目光與眾不同給我的影響最深。這兩個人是切和周恩來。他們兩個人身上都有一股內在的力量，都有堅定不移的信念，都有風趣幽默的性格。”

當然，沈嘉蔚不為他們護短。他認為：他們的全部不足、過失、乃至罪行，都直接與他們的信仰及所屬的政治陣營有關。人不可能拔了自己的頭髮離開地面。共產黨為了實現理想而不擇手段地殘害生靈之罪過，他們作為真誠與徹底的共產黨人，當然脫不了干係；但共產黨能在那個時代吸引這麼多人追隨自己，也全靠了這一類人的人格召喚。沈嘉蔚做了一個真誠的總結：

我毫不懷疑這一類數目不大的共產黨人，他們真是願意以自己的犧牲來換取理想社會的實現。但是他們越是努力，與理想社會的距離越大。這是他們的人生悲劇所在。

沈嘉蔚把創作這曲輓歌視之為自己人生的最後使命。他年輕時就信仰共產主義，至今，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在某些方面一直沒有變。他在作品裡創造了一個烏托邦，把烏托邦掛在家裡的牆上，完成了他精神、信仰的實驗和歷程。

相當悲壯。當初，他就說：

我把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大段貢獻給了這一運動。一旦我完成了這件作品，這一大段生命便不再是純粹的浪費了。

慶祝會前，沈嘉蔚和悉尼科技大學馮崇義教授談話，背後是巨幅系列油畫《巴別塔》之一《烏托邦》。

沈嘉蔚巨幅系列油畫《巴別塔》之二《英特納雄奈爾》（請注意我照片的一個細節）。

三. A FAREWELL TO REVOLUTION？NO WAY！

歷史向歷史畫家沈嘉蔚開了一個天大的殘酷的“玩笑”

沈嘉蔚是傑出的歷史畫家，無疑也是一個專心致志的歷史研究者。然而，非常諷刺的是，歷史向他開了一個天大的更是殘酷的玩笑。

沈嘉蔚2002年舉辦的“再見革命”畫展，既展出他文革時期的作品也展出他近期完成的表現文革或對暴力反思的作品，是一個徹底的主題性展覽，主題是：“ZAI-JIAN REVOLUTION”——“再見革命”，英文展名保持“再見”的漢語拼音。畫家的用意很明顯。這是因為中文“再見”有二解，一解為“to meet again”（重逢），另一解為“farewell”（告別）。第一解是指觀眾在此畫展里通過畫家的文革作品與反思文革作品而“重逢”這場革命；第二解是表達畫家本人，可能也包括絕大部分觀眾，無論是歐裔還是華裔，不欲此生再碰到一場類似中國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心情。

沈嘉蔚創作《巴別塔》，如前面講過，便是舉辦“再見革命”個展的邏輯發展。沈嘉蔚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結束，這四幅巨型系列油畫就是他心目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誕生到衰亡的全景圖。

但是，歷史的詭異大大出乎全世界許多人的意料，其中，應該也包括歷史畫家沈嘉蔚。

新千禧年前後那些歲月，沈嘉蔚2002年舉辦“再見革命”畫展前後那些歲月，歷史應該銘記。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貿易組織（WTO）多哈會議上，一位身穿白袍的阿拉伯官員“啪”的一聲落下手中的木槌，跟着掌聲響起，敲錘者是世貿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主席、卡塔爾財政經濟和貿易大臣卡邁勒。這一刻，標誌中國正式加入世貿。還有，就在卡邁勒木槌下落的四個月前，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向全世界宣布2008年夏季奧運舉辦地，他打開信封，念出：“Beijing”，會場掌聲四起。當時整個西方，對中共相當友善；而中國，也贏得了黃金二十年。二十年來，中國GDP增長了八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占世界經濟比重從2001年的4%增至2020年的17.4%。按照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而且世界上許多國家發展軌跡也表明，經濟的發展會促進社會的自由和政治的民主。西方各國政治家對中國真切地期望着，因此大力支援中國經濟的發展。他們希望看到一個胡耀邦總書記所說的“不正常國家”逐步走上正常之軌。

可是，到頭來，當頭一棒！今天中國共產黨在習近平領導下，走的完全不是西方所預測之路；而且，今天非常強大的中共力量已經嚴重地威脅西方國家賴以生存的全世界現行秩序。

如果說當年毛澤東只不過希望把中國辦成“五七大學校”，今天，習近平要致力構建的是全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

所謂“五七大學校”，出自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寫的一封信，後被稱為“五.七指示”。按照這個被當時中共理論家吹棒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的指示，全國要辦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這是毛澤東對理想國的展望。他向他的黨徒提出這樣一個“美好新世界”社會模式：以階級鬥爭為綱，取消社會分工，自給自足，限制甚至消滅商品生產，不以效率為價值取向，把低水平“公平”當成最高目標。這就是毛澤東心目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其荒唐可笑足可以讓高度文明的西方嗤之以鼻。

然而，半個世紀之後，今天，中共黨魁習總不但要為中國而且要為全世界“指明方向”。他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作為其具體實施方案，制定了“一帶一路”國家戰略。按照習近平的意思，中國人要擁有“中國夢”，而中國以外的國家，也可以而且應該一起發“中國夢”，要按照“中國方案”，全世界跟着中國走，這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總雄心勃勃，雙管齊下。在國內他的治下，他現在加緊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打造“中國樣板”。當年，毛澤東一生中要辦的兩件“偉業”，但臨死一件也沒有完成——既沒有“解放台灣”完成統一大業，也把他最後的得意之作“文化大革命”搞得眾叛親離一塌糊塗。今天，習近平要完成毛所有的未竟事業，在歷史上超越毛。在整個中國，在政治高壓下，對習總個人崇拜一浪高於一浪。全面“姓黨”、“定於一尊”。所謂“妄議中央”已成了大罪；“忠誠不絕對，絕對不忠誠”，已成了金科玉律。精緻的高科技的新極權統治正在把“天下”打造成不但是一黨的更是他今上一人的“天下”。在當今中國，東南西北中，黨政軍民學，每個人務必做到“三個一分鐘”——“一分鐘都不站在黨的隊伍之外”；“一分鐘都不偏離習近平總書記指引的方向”；“一分鐘都不離開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的視野”。

文革時期毛澤東思想被吹噓為馬列主義的最高峰。最高峰的標誌就是毛澤東在他發動和領導的文革中所形成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共分六點，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還被寫進了中共“九大”通過的黨章總綱中。今天習近平思想又成了“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更不得了。2017年10月中共19大以後，習近平各種思想研究中心（院）紛紛出爐，至2021年7月，這些機構增至十八個，分布在全國各地，分別由北大、清華、人大、中央黨校、教育部、社科院、國防大學、發改委、生態環境部、中國法學會等學府和機構經營。中共御用學者極力吹噓說，習近平思想的研究對象是二十一世紀全球最偉大的中國樣本；其理論價值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難題提供了中國方案，為建設美好世界貢獻了中國智慧；其實踐成效深刻改變了並將繼續改變中國和世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世界社會主義走向振興的中流砥柱。

中共御用理論家強調，習總念茲在茲決心構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狀態。他們宣稱，“科學社會主義”從來不會在喧囂圍剿中宣判失敗，總是在實踐中一次次展現出強大生命力並證明其真理性；其巨大能量在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手中再度被激活，今天中共已經取得的巨大成功譜寫了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來最精彩的華章。中共御用理論家進一步宣稱，世界上兩條道路、兩個主義、兩種制度的較量正在發生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深刻變化。展望未來，在習近平思想指引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將以決定性成就來雄辯地證明一個偉大結論——社會主義的發展、壯大、勝利，“人類命運共同體”即共產主義社會的建成，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

本文作者和沈嘉蔚攝於“再見革命”畫展（2002年9月27日）。

中共當局發布的“一帶一路”權威地圖。這張圖把南海到南太平洋一線也體現出來了。

習近平各種思想研究中心（院）紛紛出爐。2020年7月20日，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儀式在北京舉行。

《習主席為世界指明方向》大型油畫。

四，習近平的“百年變局”：他打造“人類命運

共同體”可謂推行“另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當年，毛澤東為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頭號領袖煞費心機。他熱衷於“世界革命”，但他的新的“以農村包圍城市”即以“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來奪取世界革命的勝利的設想與實踐不過是支援“第三世界”搞些小打小鬧。而現在，習近平的“格局”大多了——他有“百年變局”的戰略部署。

2013年3月，習近平上台不過幾個月就首先出訪俄羅斯，在莫斯科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十年後，2023年3月21日，習近平在莫斯科與現在已成為國際刑事法院（ICC）要逮捕的戰爭罪犯普京會談後，透露了推動“百年變局”心聲。習近平在訪問結束告別普京的時候，拉着普京的手最後說：“這也真是百年變局之一部分，我們共同來推動。”可以說是一句極其慎重的叮嚀。

中共和蘇俄百年關係呈現歷史的最大諷刺。最初，中共完全是依靠國際共運中堅蘇聯的支持於1949年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建政後又依靠蘇聯的指導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制度和工業體系，但到了1958年，毛澤東便開始翻臉相向；當蘇共試圖在國內政治和國際關係特別是在意識形態方面有所改革時，毛澤東卻領導中共大義凜然地聲討“叛徒”蘇共的“修正主義”路線；當蘇共還徘徊在社會主義體制里時，主持撰寫“九評”批判“蘇修”的鄧小平已毫不猶豫地走上了比蘇聯更加修正主義的改革道路；當蘇共看到共產主義在蘇聯完全不可能實現、以社會主義為名的體制在全世界並無任何優越性的時候，它選擇了自我解散，而中共聲稱要“堅持”被蘇共放棄的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制度，此後更站出一個習近平指斥蘇共喪失信念，“竟無一人是男兒”，而且，這個習總又要與批判共產主義罪惡以獲取執政正當性的普京總統一起推動“百年變局”，實現他建造共產主義社會狀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理想。

真是令人眼花繚亂。有內在邏輯嗎？也有。

蘇聯解體是二十世紀末對國際關係產生深遠影響的重大事件，但許多人也沒有想到會出現這樣一個強人普京。關於俄羅斯的普京政權，研究者已經指出其“反共”的虛假性。因為：1、就政治制度而言，自由國家強調的是小政府、大社會，但俄羅斯仍像前蘇聯那樣，強調國家集中和政府控制；2、在社會價值觀方面，自由國家強調個人價值的實現，俄羅斯仍舊保持了共產主義傳統，強調國家利益高於一切；3、俄羅斯的經濟模式，仍是共產主義那一套，由國家牢牢控制着能源、國防等關鍵領域；4、真正的民主國家不會有領袖終身制，但俄羅斯被普京控制二十多年，已成實質意義上的終身制。所以，普京獨裁專制政權仍是共產陣營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因而得到獨裁者習近平的認同，甚至視之為親密夥伴。

民族主義也是他們共同用以救命的“通靈寶玉”。就像習近平大打民族主義牌，向中國人灌輸“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迷魂湯，民族主義也是普京屢試不爽的法寶。普京政策與沙俄時期內外政策的相似性已經毋庸置疑，在俄羅斯“帝國價值”絕對是一個正面弘揚的國家思想，這也是普京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侵略烏克蘭戰爭的國內政治思想基礎。

習近平“百年變局”戰略部署中還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北朝鮮小弟弟金正恩。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毛澤東為了取得社會主義陣營頭子斯大林的信任派兵參加朝鮮戰爭，以極大的犧牲保住了金日成政權，至今七十年金家王朝延續三代。這個政權有一個《確立黨的唯一思想體系的十大原則》，其地位要高於朝鮮憲法和勞動黨章程。根據《十大原則》，“主體革命偉業”一詞替代了“共產主義偉業”，明文規定“偶像化”金正日的思想，並且將金正恩尊稱為與金正日同級的“將軍”。同時，刪除了“無產階級專政”，規定“白頭山血統永遠延續下去……並堅決保持其絕對的純潔性”。這意味着比起共產主義理念，金氏一家唯一領導體系更為重要，事實上朝鮮己經是一個“王朝國家”。

習近平在乎金正恩這些“另類”理念嗎？絕不。剛好相反，在其“百年變局”戰略部署中，習總太需要這個狂熱反美反日反韓而且試核成功的急先鋒小弟了。而且，毫無疑問，幾乎所有的專制政權都很羨慕北朝鮮的體制。這個體制不僅僅是家族的世襲，更是政權穩定的保證，包括如何控制民眾的思想，用謊言來大搞個人崇拜，封鎖一切敵對勢力的文化滲透和信息傳播，不允許任何人發表任何不利於政權的言論。這些都是同為獨裁者習近平急於研究借鑑的寶貴經驗——他正在把中共國變成北朝鮮。

習近平為了他的“百年變局”，也對中東大國伊朗狠下功夫。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思想極端的伊斯蘭國家，又是美國的宿敵，俄羅斯的幫凶，於是推動習總欽定的中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更大發展變成了中共的戰略方針了。

習政權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和國際極端組織恐怖分子勾勾搭搭。2021年8月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後，中共與塔利班的關係馬上急速升溫，並大力為塔利班進行“洗白”。最近的例子是與哈馬斯的關係。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平民突然發動震驚世界的恐怖襲擊，中共一個多月中不但一直拒絕公開譴責，還迂迴地幫哈馬斯提供正當性。從武器裝備的角度來看，中共極有可能就是哈馬斯幕後的金主兼武器主。哈馬斯極其龐大的地道布局，其靈感也來自於中共的地道戰。俄羅斯與哈馬斯保持緊密聯繫，中共也不遑多讓，派了特使前往多哈與哈馬斯領導人見面。

目前世界局勢極度動盪，俄羅斯侵烏戰爭已經打了一年零九個月，現在哈馬斯對以色列恐怖襲擊也表明中東到處都有戰爭苗頭。國際觀察家認為，未來習總會利用國際緊張局勢乘機解決台灣問題，很可能在東亞引發戰火。總之，這些都是他的“百年變局”應有之義——渾水摸魚，變中求勝。

當年毛澤東費盡心機想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頭，卻至死沒有得逞，現在習總終於當了頭。他領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他領頭打造他心目中的共產主義社會狀態。中共御用理論家強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開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新境界”，而且，他們頂禮膜拜的今上已實現“東升西降”的偉大的戰略轉折。

顯然，在任何正常人看來，習近平開闢的這個國際共運新境界實在“新”得太另類也太可怕了——這不就是一個邪惡軸心嗎？

2023年3月21日，習近平在莫斯科與普京會談結束後在大門外握手告別。

新軸心國聯盟（網絡漫畫）

五，馬克思主義：習近平的遮羞布

引起人們注意的是，習近平死抱住國際共運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不放。

近年來，在習總的倡導下，中國各地紛紛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一個小小的什麼學校，也趕潮流不怕貽笑大方掛出“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的招牌。最為煞有介事的是，2015年10月10日，中共在北京舉辦自蘇聯崩潰之後全球規模最大的“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有來自五大洲四百多人與會。至2021年7月，此會已舉辦了三屆。目的明確，就是為了“提升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世界影響，占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制高點”。月前，在中共稱頌習近平十年前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際，它的傳媒大言不慚稱“北京正在成為世界的思想首都”。

習近平非常需要馬克思主義這塊神主牌。從根本來說，中共就是扛着這塊招牌打江山坐江山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這是毛太祖立下的。另外，馬克思主義現在世界上還有一些市場。

馬克思和恩格斯撰寫的《共產黨宣言》明確宣布：“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如研究者指出，自從有文明以來，人類社會基本上就一直是私產社會，主張共產無異於從根本上顛覆文明，因此，許多人從一開始就認定共產主義是人類文明的大敵而堅決反對之。但是，基於同樣的原因，也有不少人認定共產主義是打開一個嶄新世界大門的鑰匙。他們發現當今生活其中的私產社會裡有許多罪惡，便誤認為這些罪惡來源於私產制度本身，以為一旦實行共產，這些罪惡就可通通消除，人間就滿是和睦與情誼。這是共產主義最吸引人或最迷惑人的一點。

而且，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思想理論體系，人們覺得其中一些觀點可以研究可以借鑑。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或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異化論，就使世界上很多學者非常着謎。

學者們注意到：

馬克思、恩格斯提出未來社會是自由人聯合體，可以說是他們對共產主義的修正。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霧月18日政變》一書中的“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是對《共產黨宣言》的斷言“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的修正。這個修正非常重要，馬克思把階級和階級鬥爭局限在某些特定的歷史階段，反對把階級鬥爭擴大化。

馬克思晚年對股份制的肯定，是他們對公有制的修正，對剩餘價值學說和剝削論的修正。

馬克思晚年提出社會發展階段論，提出無產階級必須通過競選和平奪取政權，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是他們對階級鬥爭、以暴力革命推翻資本主義論的修正。

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民主制，提倡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論的修正……

馬克思和恩格斯這些“修正”，讓一些人找到為馬克思主義爭辯維護的理由。他們指出，恩格斯說過這樣的話：“歷史證明我們曾經錯了。”馬克思也曾經說過，他“絕對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確實，如一些研究者指出，馬克思並不是從一而終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根據對社會客觀實踐的研究，逐步看出問題的所在，不斷地修正自己的學說，其晚年的思想已經走向了“民主社會主義”。

我有一篇三萬三千字的長文論述《人民日報》前副總編王若水先生。作為一位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王若水甚具典型意義。拙文題為“一位痛苦的清醒者——紀念王若水先生”，內中講到，王若水認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正在走向滅亡，這是歷史的進步。共產主義理想實際是烏托邦，達不到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基本上過時了；馬克思主義中最有價值的是它的哲學，但是這個哲學跟列寧所講的不一樣，不是所謂辯證唯物主義。王若水覺得最好把馬克思的哲學叫作“實踐的唯人主義”，並認為仍會被許多人繼承和發展。他說：

實踐的唯人主義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價值標準和方法論。這種思想也使我們在一個充滿權力異化和金錢異化的社會中，保持獨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價值。

“實踐的唯人主義”是以人為出發點又以人為歸宿的哲學，這是王若水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挖掘提煉出來的精髓，也是他後半生孜孜以求嘔心瀝血實踐的哲學。當年他和周揚提出“社會主義異化論”，可謂這種哲學思想的實踐者和發揚者。

對照現在中國社會嚴重的異化現象，人們實在不能不驚嘆：四十年前他們提出“社會主義異化論”，真是具有天才的預見性！他們把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而提出的“異化”概念擴展為：各種異化現象，都是束縛人、奴役人、貶低人的價值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理想中的人類解放，不僅是從剝削制度下解放，而且是從一切異化形式的束縛下的解放，即全面的解放。從這種理解出發，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當然也存在“異化”現象，存在着“經濟領域的異化”、“政治領域的異化”或者“權力的異化”，以至於“思想領域的異化”。早在1980年，王若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危險，並不是什麼“修正主義”，而是黨的異化！他們將人道主義納入馬克思主義或者把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化的努力，像他們義無反顧地公開宣稱那樣，始終有明確的現實針對性。他們在改革開放方始之時，把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一併提出來，目的就是要從理論上為改革開放鳴鑼開道，為改革開放提供價值論指導——把人道主義的價值目標補充到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中去，把價值、功能和結構三重規定一體化，從而希望使傳統的社會主義事業起死回生，值得嚮往。但是，非常諷刺的是，他們企圖挽救的黨回敬他們的，卻是一場滅頂之災的政治迫害！

今天，習近平的專制極權統治更離譜了。而這位總書記卻要為他的黨徒學習馬克思主義“指明方向”。據他說，今天國際和中國的狀況“充分印證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作的科學預見”。真是天曉得他說的這個“預見”究竟是什麼！？如果今天馬克思、恩格斯還活着，肯定怒不可遏扯下習總的遮羞布。他們肯定斷然指出，無論是從價值觀念或生活方式看，還是從財產占有方面看，當今的中共統治精英早就背叛了共產主義理想。其貪婪、腐化和墮落的程度，即使從官方有限公布的那些案件和數據來看，也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他們所設想的那個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渺無蹤影。如果有人爭辯說，蘇共解散、蘇聯解體還不代表國際共運的結束；那麼，習總打造的“中國模式”，便明白無誤地宣判了共產主義理想的死亡和國際共運的終結。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馬克思、恩格斯對此不知有何感想：世界上所有的共產黨國家，特別是中國，都無一例外地以一黨專制以及特權、終身制甚至世襲制的腐敗證明了，共產黨人在奪取政權後必然會背叛國際共運理論上所標榜的社會平等的理想！

2015年10月10日，首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在北京大學舉行。

2009年5月21日，本文作者攝於倫敦北郊Highgate Cemetery的東墓園區馬克思墓前。

2000年12月中旬，本文作者與王若水先生攝於香港大學一個研討會上。

六，一百七十多年來，馬列主義的根本性錯誤為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

傑出的澳華歷史畫家沈嘉蔚在他的巨畫《古拉格》和《薩圖耳諾斯》中，描繪了國際共運的災難性後果，給人類造成的災難不亞於法⻄斯帶來的浩劫，而且，革命還吞噬自己的孩子，甚至父母。這是國際共運史上貫穿始終的悲劇。

這些，歷史書上已有大量的記錄，沈嘉蔚在他的巨畫裡也深刻地呈現出來了。

例如，1937－1938年蘇聯的大清洗開創了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先例：一個政黨將自己一半的成員逮捕；一個政權將自己多數的上層成員處決；一支軍隊的軍官團在和平時期幾乎被全部消滅；一個國家的公民看到門外有汽車停下就懷疑自己將被逮捕。這個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數字是，有不少於一百五十七萬人被判刑，約六十九萬人被槍決，約七十萬人被關進勞改營，在監獄、勞改營中死亡的人數不詳。蘇聯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古拉格）披露的檔案資料表明，在整個斯大林時代，大約有一千萬人被送進古拉格。

人稱二十世紀三大惡魔中，毛澤東比斯大林和希特勒更為邪惡。從中共建國的鎮反、土改到反右、大饑荒、文革，死於毛的獨裁政策者，據有關資料高達七千萬人。這個毛太祖能將殺人合理化、合法化，甚至神聖化。毛晚年發動的文革，以打倒“封資修”為名，實行大規模的階級滅絕政策，造成無數人自殺，被打死，被折磨死，甚至發生道縣大屠殺那樣滅戶滅村令人髮指的事件。毛太祖讓幾億人瘋狂，把殺人變成了全民性的狂歡，令一個文化悠久的民族變成一群嗜血的野獸。

紅色高棉也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當年，波爾布特這個瘋狂魔王，在消滅私有制的路上走得最遠，因而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揚，稱“波爾布特一舉消滅了階級”，“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結果，短短三年八個月間，柬埔寨死於殺戮、飢餓、疾病的人數約兩百萬，其中直接死於殺害的約一百萬。這是令人不寒而慄的非常恐怖的數字——當時柬埔寨全國人口還不到八百萬啊！

關於共產主義運動的這些可怕的實驗，即使在運動早期，便有許多先知先覺的人有所覺察。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當時已和馬克思恩格斯齊名、也是列寧的死敵的普列漢諾夫。他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就斷言這樣的政權必將“土崩瓦解”。連中國新月派現代詩人徐志摩也是覺察者其中的一個。他在1925年取道蘇聯去歐洲，在莫斯科短暫停留了三天后，發了一通感慨，就把其本質講透了。他用詩人的語言說：

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卻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事實上，歷史發展到今天，“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到底是什麼樣已經不再重要。經過近兩個世紀的社會實踐，歷史與現實已經給出十分明確的答案：人類為它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不過，既然習近平及其一夥要堅持馬列主義，我們也可以對此稍為提出幾點談一談。

《共產黨宣言》禍害極大，其中，就有一個低估人性惡而導致的根本性的錯誤。按《共產黨宣言》，剝削的根源在私有制，因此要用革命方式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然而，殘酷的事實是，私有制被革命後，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就出現了財產在名義上（抽象的）歸於國有（公有），但實際支配者卻是具體的掌權者（官僚）。當這些無主財產被國家掌控後，廣大民眾則喪失了一切財產，為了生存，就只能依附於這個體制。私有制被否定後，不單財產而且人身自由及一切權利都變得更容易管控，這就為新的奴役和壓迫大開了方便之門。像所有人一樣，掌權者具有自私性和自利性，他們會利用名義上的公有制達到自己的目的，此時新的剝削和奴役就會出現，而這種剝削和奴役是建立在全方位的控制與壟斷之上的。至此，打着反壓迫的名義壓迫，打着反剝削的名義剝削，便開始大行其道，便造成徐志摩所說的那片“血海”！

“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學說的核心範疇，被列寧在他的遺毒甚遠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中無限誇大，歸結為暴力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對暴力頂禮膜拜。今天世人把斯大林看作二十世紀三大惡魔之一，而根據既在列寧身邊又在斯大林身邊工作過的蘇共元老莫洛托夫在晚年的談話，關於這兩人誰更兇狠的問題，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當然是列寧更兇狠。“如果沒有恐怖和暴力，無產階級獨裁便成為不可能。”列寧這句名言成為所有共產革命者的金科玉律。列寧本質反人類反人性，這是他創建的蘇共下台以及蘇共統治了七十年的蘇聯解體的最內在的根本原因。

研究者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合法性的理論根據是：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全人類，但這樣一來，馬克思在否定了“救世主”之後，又確立了一個“救世階級”。列寧發揚了這個思想，提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實際上是“救世黨”），這個先鋒隊又由幾個最有威信，最有能力的領袖來領導——這就是列寧關於“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觀點。從救世階級到救世黨，從救世黨到新的救世主，繞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毫無疑問，所謂無產階級專政，肯定迅速演變成一黨專政，再變為領袖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方式，會從“階級恐怖”到“全國恐怖”。

生存永遠是人類共同的最基本要求和本能，使用殘暴的專制手段脅迫人民放棄對物質生活的追求只能得逞一時而絕難長久。人類另一個本能需求是自由，沒有人會願意被管制、被奴役，帶着枷鎖膽顫心驚地生活。所以，從根本上來說，馬列主義是反人性的，而其反人性的本質便註定它的失敗。

由此也可以看出，習近平他一個共產黨獨裁者妄圖為世界“指明方向”構建共產主義社會狀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多麼地荒謬！多麼地異想天開！中共的野蠻專制同西方民主制度的對立決定了兩種國家人民命運的不同，如此不同的命運，豈有“習記”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周易》有言：“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人們還要擔心，這個“德不配位”者，這個“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會給中國甚至世界帶來什麼災殃？

沈嘉蔚巨幅系列油畫《巴別塔》之三《古拉格》。

沈嘉蔚巨幅系列油畫《巴別塔》之四《薩圖耳諾斯》。

中共現在把習近平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並列。

七，100 Eric Street Bundeena NSW 2230 Australia：永遠的《巴別塔》（上）

許多年以後，我們這一代人早已過世，接着是下一代人，也先後離世。我想象那個時候，100 Eric Street Bundeena NSW 2230成為了一間“沈嘉蔚紀念館”。層高近八米的展廳中，前後左右大牆上依然釘掛着四幅巨畫：最大那幅是《烏托邦》；右側是《英特納雄奈爾》；左側是《古拉格》；對面是《薩圖耳諾斯》。每天不斷有從世界各地慕名而來的參訪者。接待員是一男一女兩位，男的英俊瀟灑，女的端莊秀麗，均學識淵博，絕頂聰明智慧，非常完美，而且從不休息。來客還沒有進門，他們就已識別出其母語、教養、愛好、立場等等並用其語言與之交談，滔滔不絕講解沈嘉蔚的名畫，回答任何離奇古怪的問題。參訪者中不少是來自北半球那個還叫做CHINA的國度，他們在《巴別塔》這四幅沈嘉蔚的名畫前徘徊審視，又在樓上瞻仰沈嘉蔚的自畫像。他們非常不解，大半個世紀之前，為什麼他們的家國曾經如此荒唐荒誕荒謬？為什麼毛澤東個人崇拜給這個民族造成空前的大災難後這個民族又再次臣服於更加離譜的習近平個人崇拜？他們把沈嘉蔚的巨作看為是輓歌，是控訴，也是未來的揭示。他們希望實地感受沈嘉蔚精神。他們虔誠地企求歷史答案……

人來人往。但是，沒有人注意到，沈嘉蔚沒有離去。

習慣性地，他常常站在面對着一片大海的三樓陽台上眺望。這是南太平洋，跨越浩瀚的海面，那邊就是南美洲。此時，他的心頭就不能平靜。

一個多世紀了。但他還記得，1967年，作為一個紅衛兵的他，從《參考消息》讀到直接英勇投身戰鬥的國際共產主義革命家切．格瓦拉被玻利維亞政府軍捕殺的惡耗時，曾何其震動！由于格瓦拉被中共認為是“蘇派”，他的“游擊中心主義”又為毛澤東所不屑，故而格瓦拉在中國從未享有正統地位。當時黨中央的態度深深傷害沈嘉蔚這一班紅衛兵們的心。

格瓦拉犧牲後的一些細節永遠都在沈嘉蔚的心頭縈繞：他躺在一所鄉間醫院的水槽上。修女們洗淨了他布滿槍眼的身體與泥垢的頭髮。他的樣子就跟曼坦納名作《哀悼基督》相似，修女們也全都驚奇如看到耶穌再世。一個CIA軍官用手合上格瓦拉的雙眼，但雙眼再度睜開，此後一直惘然地看着前方。沈嘉蔚聽到一個聲音在呼喊：“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沈嘉蔚是如此地感動。多年之後，在《第三世界》這幅歷史畫中，他在格瓦拉身上幾個部位畫了與耶穌同樣的傷口。這個暗示很明白：格瓦拉在個人人格上是高尚的。沈嘉蔚還在格瓦拉的擔架上放上一本《堂吉訶德》。他覺得，從許多方面說，格瓦拉都是一個當代的堂吉訶德。

沈嘉蔚還記得，格瓦拉死後六年，1973年，在智利上演的一齣悲劇又一次讓他一個年輕的熱烈擁抱革命理想主義的紅衛兵畫家傷透了心。

阿連德是格瓦拉的摯友。但他不贊成暴力。他希望通過和平的議會道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然而，他何曾想到，他也會與格瓦拉一樣，悲壯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被背叛的智利士兵的機槍子彈打得百孔千瘡支離破碎。一個是衣衫襤褸的叛亂分子，企圖推翻現存政府；一個是民選總統，坐在富麗堂皇的國會大廳里，然而面對的竟是同樣的法西斯軍人的槍口，而操縱這些軍人的都是同一個力量CIA，而這個CIA聽命的又竟是一個號稱以反對共產主義暴政為己任、以捍衛民主自由為天職的美國政府。接着，世界上許多國家為這位殉職的元首下半旗誌哀，然而文革中的中國政府拒絕這樣做，而且立刻把馬克思主義者阿連德政府的大使趕走，並馬上接納法西斯獨裁將軍皮諾切特的代表。這是多麼辛辣的諷刺！一切都難以理解！一切又事出有因！沈嘉蔚感到許多歷史事件的荒謬。

格瓦拉和阿連德早已作古。這一切應該都已過去了。但是，這一切卻又沒有過去。許多立志改變現狀者追隨格瓦拉精神，而且還是其中最為可怕的部分！沈嘉蔚痛苦地看到：身穿印有切．格瓦拉頭像領衫的恐怖分子正在被他們刼持的飛機上殺害平民，或身懷炸彈與以色列學童乘坐的公共汽車同歸於盡……一些恐怖分子可能確是格瓦拉的真誠追隨者。但問題也正是出在這裡。不，這不是基督精神，如果基督精神是真理、正義、博愛的代名詞，並非所有以肉體痛苦以至死亡為代價來實現其目標與信仰的獻身精神都是基督精神，都代表真理！不。人類的解救絕對不是同歸於盡！

那麼，切．格瓦拉的拼死奮鬥又意義何在呢？沈嘉蔚對格瓦拉的共產主義革命事業發出了根本性的疑問——也許格瓦拉一開始就錯！作為一種政治象徵，沈嘉蔚對格瓦拉所代表的暴力革命道路不能不持否定態度……

沈嘉蔚更長時間地向北望去。萬里之外是他的祖國，那裡曾經讓他青春燃燒，燃燒得奇形怪狀。

最令沈嘉蔚刻骨銘心悔恨不已的是文革中那場親身參與的武鬥。

那是1968年1月一個晚上，一場武鬥開始。沈嘉蔚看到自己當時一個真誠的以革命者自許的熱血青年的樣子。他加入他一派紅衛兵攻擊對方，受傷後，又取了藤帽與長矛再回到戰場。當時敵方只剩最後幾十人，爬到了劇院屋頂上不投降，已有兩個從屋頂上滾下來摔死了。沈嘉蔚躍身鐵梯攀住屋頂，翻身上房，說服對方下去投降。

但沈嘉蔚跟着一下到鐵梯上便驚呆了：剛才縮在鐵梯上不敢上房的戰友，現在正在夾道爭先恐後勇猛地痛打投降了的敵方同學。一幕慘烈的景象讓他極其震動。武鬥結束後，沈嘉蔚當初在屋頂上大喊“我們勝利了”時的心情早已一去不復返，他深感自己的淺薄。直到這一夜之前，沈嘉蔚還是一個單純的學生，篤信自己是光榮的共產主義革命事業接班人，以為他們代表正義，是毛主席的好學生。這一夜，沈嘉蔚看到了“自己人”並不比敵方好到哪裡去。尤其是領悟到人性醜惡的一面——雖然“人性論”在當時是被否定的。

沈嘉蔚很慶幸。自己雖然充好漢加入武鬥隊伍，還沒有被捲入到用刀槍對刺的境地，沒有直接的血債。但是，自己的罪責難道盡止於此嗎？沈嘉蔚深深內疚：只要自己戴過紅袖章，舉手高呼口號，只要自己跟了“偉大領袖毛主席鬧革命”，自己就是一個從犯。他覺得他的罪責，與希特勒的衝鋒隊員相比，不相上下。他寫下：

1968年1月15日血腥之夜，是我人生中最早的轉折點。此後我不再關心打打殺殺的政治，開始了專業畫家的生涯。

沈嘉蔚後來又經歷了許多事件。其中特別是“六四”事件，和平示威者被屠殺，學生民主運動被殘酷鎮壓，又一次讓沈嘉蔚心靈遭受莫大的震動。

他對看到的革命和親身參加的革命不斷進行反思。

他看到了事物的複雜性，有時很迷惘，甚至悲觀，但他總算明白了一個基本的觀念：如果這個革命帶給人民的是災難，如果反抗專制暴政的革命卻是以更為殘暴更為專制的統治代替之，那麼，它就應該被否定。

的確，當手段本身在道義上與目的背道而馳時，目的是永遠不會達到的。每一個在前共產主義政權下生活過的人都明白：不能用皮鞭把人趕上“天堂”。共產主義運動最大的荒謬在於它試圖通過血腥鎮壓與思想鉗制來創造一個它宣稱的幸福的未來世界。

也許人們要經過許多年後才會醒悟，也許人類還要付出許多慘痛的代價，也許人性中的惡會使這一切反覆循環，沒完沒了。

但無論如何，沈嘉蔚確認自己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一個人道主義畫家。

沈嘉蔚名畫：《第三世界》

沈嘉蔚名畫：《1966 北京吉普》

本文作者攝於沈嘉蔚名畫《1972年步輦圖》前。

七，100 Eric Street Bundeena NSW 2230 Australia：永遠的《巴別塔》（下）

沈嘉蔚常常在他的久遠前的作品下沉思。

他回想起來也覺得欣慰，完成後的《巴別塔》大大超越了它原先的草圖。《巴別塔》裡有幾個貫穿至少三幅畫的歷史人物，其中主要人物竟然是蘇俄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沈嘉蔚完全記得，他如何沉醉於閱讀索爾仁尼琴的巨作⻓篇小說《紅輪》。這部未竟之作只出版了四卷，中譯文出版了三卷，沈嘉蔚讀完了這三卷全部五千⻚。他發現，無論索氏本人的政治立場如何，他對筆下三百多個人物的個人好惡如何，他在這部巨著里在涉及每一個人物的描寫時，都從這個人物內心的自我意識着手，使讀者有一種感覺，就是這每一個人物都很正面，思辨與行為合乎邏輯，無論他是沙皇還是列寧。沈嘉蔚相信這是描繪歷史的最佳選擇，認為這也是他在《巴別塔》裡所做到的。他描繪了四百幾十個真實歷史人物，全部是以再現他們真實面貌為努力目標，沒有任何醜化或者美化。沈嘉蔚把自己定位成歷史的記錄者，只記錄了真實發生過的事件。無論是二次世界大戰里共產黨人抵抗法⻄斯納粹的英勇作戰，還是共產黨內部殘酷的清洗，以及善良無辜的人⺠的受難與死亡，他都一視同仁地記錄下來。他稱自己畫的是“新歷史畫”，打破時空，把來自不同背景看似無關的人物放在同一畫面內，解構現存意識形態和判斷，企求歷史的真實面目。他想通過逼真的引導性的形象之間形成的張力吸引人，自己儘量退居幕後，讓擁有不同價值觀的觀者自由地去聯想和推斷，從而使歷史畫從“靜”走向“動”。此時，沈嘉蔚也很欣慰自己能夠堅持這樣做。他作畫時完全知道，他的大部分同胞都已經習慣了只描繪光明面的頌歌，難以接受真正的現實主義。他希望他們能夠原諒他的直言不諱，也希望他們正視自己先人的歷史。

沈嘉蔚想起自己當年如何創作，自然想到他的老師也是摯友陳丹青先生。很久以前了，陳丹青為沈嘉蔚隨筆集《自說自畫》寫了篇序言。其中這樣說了，歷史畫的傳統功能在沈嘉蔚手中發生了一項殊難定義的改竄：它不再期待歷史畫的公共性，因此，它無須公共意識的授意與認同；它的主題、它的敘述的理由和方式，尤其是它的立場，全然出自作者，即沈嘉蔚本人。這使沈嘉蔚的宏大歷史畫猶如超級論文，宣稱着他自己的歷史觀，主要是他的歷史想象。這種以繪畫的方式想象，至少在視覺上甚至近乎歷史裁判——所有正反人物的歷史位置均被沈嘉蔚重新安排，對立陣營與不同期人物，全被他以歷史的也就是他自己的名義重新整合，或者，拆散了。沈嘉蔚不屬於繪畫中的政治諷刺與政治波普，而可能是以歷史畫編織個人發言的極個別畫家，他要用自己的發言顛覆被曲解的歷史，至少，與歷史辯論。

陳丹青先生進一步說，但這辯論更像是一場漫長的自我清洗，意即沈嘉蔚是在用他的畫面對他這代人的歷史記憶，做出校正。當他越畫越多，如所有沉溺於同一系列並不斷縱深的畫家那樣，他接近超現實繪畫所作的事情，漸漸被自己的歷史想象帶走，他自己的歷史拼圖、歷史版本，依次出現了。但凡了解世界近代史，包括近代史圖像，人們會一個接一個認出其中大部分已被長期遺忘卻被沈嘉蔚從歷史角落找了回來的人物。但每個人物原本附帶的歷史標籤、歷史代碼，在沈嘉蔚筆下悉數顯得陌生，他們似乎離開了各自的歷史，被沈嘉蔚的畫筆一一馴服了。

陳丹青先生相信，當沈嘉蔚大量閱讀歷史與傳記，從而終於知道了年輕時不知道的歷史，他會在心中，在畫布上，不斷尋找一種幻相，因此能以自己的方式看見他們。他描繪這幻相，並非意在回向來證實史書中的歷史，而是替逾百年前的歷史繪製了未來的圖景。沒有一個他所描繪的歷史人物曾經設想由他們造成的歷史（以理想、文字、戰爭、血污、陰謀、犧牲……）在未來，亦即現在，會構成這樣一種龐大的想象。

當然不能說這僅僅是沈嘉蔚的想象，他的素材全部來自歷史圖像。不過，他畫得越多，他的歷史畫面與歷史人物越是歸結為他個人給出的想象。歷史畫莫不來自想象，但沈嘉蔚的歷史畫主角真的是他孜孜描繪的逾百上千位歷史人物嗎？陳丹青與沈嘉蔚是同代人，每當他觀看沈嘉蔚的歷史畫，他都在畫幅背後看見“我們”：對歷史無知的一代。換句話說，沈嘉蔚試圖忠實於歷史的方式，是對那段歷史的不可磨滅的記憶。猶如對這記憶施行近乎狂歡的補課——他選擇了歷史畫，同時，遠離人們所知道的傳統歷史畫。

陳丹青先生向沈嘉蔚承認，他以前不曾見過這樣的歷史畫。大維特或梅索尼埃的畫，獻給拿破崙；蘇里科夫或列賓的畫，獻給俄羅斯人民；特加切夫或莫伊申柯的畫，獻給斯大林。而沈嘉蔚的歷史畫，無意獻給歷史，也無意提呈各種史書上的歷史觀。但它確乎來自一個龐雜的在近代史進程中被不斷形變的歷史畫傳統。當這種傳統於二十世紀後半幾乎在世界範圍消歇之際，如唐吉訶德似的沈嘉蔚，一個“文革”年代的紅衛兵與老知青，以歷史畫的名義創作一幅又一幅大畫，擲還他所親歷的歷史。

的確，歷史與歷史畫，是遇上了沈嘉蔚這位難纏的畫家，一個極端耿介的人了。他以近乎使徒的信念頑強工作！

那麼，什麼是歷史？又回到這個根本的問題。

發生的“過去”，寫出來便是“歷史”，畫出來便是“歷史畫”。這麼簡單嗎？當然不是。

沈嘉蔚腦海里又浮現那些大名鼎鼎的歷史研究大家。

意大利文藝批評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克羅齊提出“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命題，認為往事只有在當代人生活中發揮作用才成為歷史，否則是“死的歷史”。可想而知，同樣的歷史在不同的時期會被不斷地改寫。

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柯林武德乾脆直截了當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這就是說，歷史是歷史學家思想的反映，不僅因時代而異，也因人而異。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提醒人們，說了這麼重要的一句話：“歷史學家必須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聽任勝利者壟斷對後人敘述故事的權力。”在湯因比看來，歷史只不過是勝利者的宣傳，它必然帶有某種主觀性和相對性，任何歷史學家都不可能擺脫他所處的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都不可能排除道義和偏見的影響去撰寫所謂“純客觀的歷史”。

哲學出現“歷史哲學”這樣一個分支。許多人探討歷史的模式與意義、歷史學的性質與方法、歷史寫作的結構與規律等問題。他們考慮人類歷史的最終意義，更進一步，考慮人類歷史的可能的目的論的結局，換句話說，追問人類歷史的過程中是否存在着一個設計、目的、指導原則或是定局。

那麼，歷史有規律嗎？

研究者指出，所謂歷史有規律、可以預測的說法，其實就是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所批判的歷史決定論。有些人迷信歷史決定論，認為如果發現了歷史發展的規律，歷史就是可控的。一些懷着烏托邦思想或者所謂“宏才大略”的人，便有了想要創造歷史的衝動。波普爾批判烏托邦工程。在他看來，這雖然是美好願望的產物，但它只能帶來災難和不幸。那些人按照自認為的所謂“偉大思想”創造出來一種模式，進而為了這種模式的追求與實現，便不惜一切代價，因為他們絕對相信他們的道路或者計劃是唯一正確的。結果會怎樣呢？英國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開篇引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話：“總是使得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人事，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結果對國家和民族乃至無數的個體造成了巨大的悲劇。

沈嘉蔚想到胡耀邦。一開始，他知道“巴別塔”這個詞，就是從胡耀邦的一封信上知道的。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胡耀邦在升上中共最高位置、最為躊躇滿志的時候，向全中國共產黨人發出的號召是：建造新的“巴別塔”。真是不幸的比喻！“巴別塔”，不管舊的還是新的，都是不可能建成的。相比起來，胡耀邦可算一個“真誠”的共產黨人，但也是一個不幸的悲劇角色。幾年之後，他失去了總書記的職務；再過兩年，他在鬱郁中與世長辭，並因此成了“八九民運”的一根導火線……

一切都清楚了嗎？

沈嘉蔚很動感情地一次又一次審視他的《巴別塔》四幅巨畫。這是許多年前他生命追求與藝術理想圓夢之地。他發現，畫中的人物生動起來，也在審視着看畫的人，也在觀望着畫外的時代風雲　。最有意思的是，沈嘉蔚還發現，畫中還不止他原來畫的四百多個人物，不知什麼時候，竟然多出了一些人，而且不斷加多。

沈嘉蔚懂得了：《巴別塔》是永遠的；也是永遠沒有完成的。

因篇幅關係，本文所有注釋刪略。

沈嘉蔚當年在腳手架上作畫。

沈嘉蔚在他的作品前沉思.

本文作者和沈嘉蔚攝於2023年5月19日一個研討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