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革命自彷惶——十年祭父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清明又至。下个月，是父亲的十年忌日。年年梦中，我都会梦见到父亲。梦醒时分，我总会披衣而起，夜半临窗，让无尽的思绪流淌。我们一家人几十年共同经历的痛苦和欢乐就象在昨天，往事历历在目。

　　　十年前的五月二十四日，父亲心脏病突发，倒在他辛劳一生的大学校园里，时年六十八岁。他的一生，是一代读书人献身共产党从希望到失望直到理想破灭的镜子。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来被不停地整肃和折磨，自邓小平时代起从政治上到经济上咸鱼翻身，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充分关注和补偿，成了名副其实的奢华精英。而象父亲这种共产党里的读书人在那个荒唐年代里的境遇，却少有人问津。在党内，这些人被视为准知识分子，列入政治上不可靠和特别欠揍的一类；而在知识分子眼里，他们是政工干部，是共产党的棍子。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回顾父亲的一生，都不停地在党性和良心之间的夹缝中挣扎，此中艰辛和彷惶，非个中人不能体察。到了退休，看到现实和当年理想的背道而驰，自己一生的辛劳最终只是无效的折腾，一个有思考的人很难无动于衷。

　　　１９９３年，我出国后第一次回家，看到家里墙上挂着父亲手书的一副墨迹，是张孝祥的《西江月》：

　　　问讯湖边春色，
　　　重来又是三年。
　　　东风吹我过湖船，
　　　杨柳丝丝拂面。
　　　如今世事已惯，
　　　此心到处悠然。
　　　寒光亭下水连天，
　　　惊起沙鸥一片。

　　　张孝祥，南宋人，一生富有传奇色彩。秦桧当宰相时，他考进士第一，当即上疏揭露秦桧，为岳飞平反。朋友劝他敛起锋芒，他说，没有锋芒，我考进士干什么？我明明有锋芒，把它藏起来我考进士干什么？秦桧是个王八蛋，我不攻击他我考进士干什么？三问，酣畅淋漓。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人被穿小鞋不足为奇。我读得懂父亲为何偏爱张孝祥的《西江月》。“如今世事已惯，此心到处悠然。”这是父亲晚年所期冀的境界。但在要从污浊的现实中悠然超脱，实在是勉为其难。九十年代初，父亲已经离休数年，我们兄妹也都成家立业，父母各有一份离休工资，外人都说此时我们家境绝佳，父亲当可以含怡弄孙安度晚年。但父亲仍然终日少言，郁郁寡欢。我后来想，经年累月，父亲恐怕无时无刻都在反思自己的一生，心结难以解脱。

　　　　一九二八年父亲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中产家庭，他这一代人注定命运多桀。祖父家道中落，为了谋生，颠簸流离于各地，因此父亲的儿时是在四处迁徙中度过的。父亲少小离家，常寄人篱下，这同他后来的坎坷经历一同造成他一生谨慎内敛的性格。他是家中的长子长孙，按中国的传统，长子负有对耀祖光宗的神圣使命，尤其是在父亲这样的破落之家。祖父祖母对父亲抱有极大的期待，加上父亲聪慧用功，学业上也一帆风顺。他的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的血雨腥风中度过的。我还记得他说起日踞时期中国人经过日本兵的岗哨时都得脱帽鞠躬，稍有不敬，既会招来横祸。他和一些小伙伴为避免鞠躬，经常舍近求远饶路上学。后来，到山区上工学院，生活更是清苦，许多学生因营养不良而夜盲。据父亲说治疗夜盲症的灵丹妙药是生猪肝，几片生猪肝蘸白糖咽下肚，可得立竿见影之效。

　　　　抗战胜利，学校迁回省城。内战很快拉开帷幕。当年国民党确实腐败，整个知识界基本左倾，共产党人在学校里非常活跃。但真正的共产党员并不出头，他们鼓动那些读书好又有影响力的进步学生打头阵。在父亲毕业班那一年，他被选为校学生会长，带领同学上街游行反饥恶反内战。尽管学业优秀，临毕业前却遭校方以赤化的罪名开除。祖父母闻讯大为震怒，断了父亲的供给，父亲一下落入衣食无着的窘境。那两年是父亲的痛，他两度到台湾想勤工俭学上台大，结果发现连养活自己都不容易。好在背后始做俑的共产党人还有一点良心，他们通过同学捎信到台湾，动员父亲到游击区参加革命。于是走投无路的父亲进了游击区成了共产党。听父亲说，游击区的日子倒是生气勃勃，创业时期的共产党人是充满朝气的。解放前夕，游击区出了一件大事，党中央的特派员在前来游击区的路上被人截杀，怀疑是内部有内奸，于是内部大清洗开始。新进入游击区学生自然是怀疑对象。常用办法是把被怀疑的人绑到树林里要你坦白，骗你说只要承认是内奸就饶你一死，如不说马上枪毙。有人顶不住这种假枪毙的绿林式审判屈打成招，那就落入圈套马上给毙了。虽然后来证明此案是山区土匪谋财害命，但当时的清查还是要了许多人尤其是年青学生的命。刚一解放，父亲这批学生兵全被集中审查。当时学生兵里也是鱼龙混杂，一些人还集体参加过三青团一类的组织，父亲两度独自到台湾，自然少不了折腾。好不容易通过审查，档案里也留下观察使用一类的咒语。

　　　　１９５３年，党抽调一批有知识的党员干部充实大学，父亲算是读过一些书，于是就到了大学，母亲一年后也随之调入，这一呆就是一辈子。刚到大学的头几年，是父母的黄金时期。父亲当时是校团委书记，常主持上千人的大会。家里还有一张刘胡兰母亲来校作报告的照片，照片上父亲二十多岁，英姿勃发潇洒自信。然而好景不长，５７年反右风骤起。开始是大鸣大放，号召大家给党和领导提意见。母亲当时是学校教务科副科长，职工团总支书记，开始还是学生鸣放五人小组成员，经常到各系听鸣放，回来后把学生的意见综合起来提交校党委。反右初期是谁不提意见谁不进步，于是有不少学生干部就以身作则向党提意见。然而风向很快就变了，鼓励鸣放成了引蛇出洞，开始抓右派。这些学生干部大多品学兼优，不少人就痛心疾首的成了右派。母亲十分同情这些学生干部，汇报时就为他们辩护。另外，学校的教务长是民盟主委，工作中完全得听命于党，母亲也提意见说他是有职无权。现在众所周知反右的一大整肃对象就是民盟。很快母亲也成了众矢之的，不停地检讨，形势亟亟可危。压垮骆驼的最后一跟稻草来自一件荒唐的事件。共产党从进城的初期就开使蜕变，一个现象是老革命纷纷弃糟糠之妻找城里的学生姑娘。有一个校领导尤其出格，其妻也是老革命，还是学校的中层干部。此公长得高大威猛，在学校里瞻花惹草，居然把人家肚子都搞大了，舆论沸沸扬扬。许多团员在鸣放时要贴他的大字报。母亲觉得还是会上内部提意见为好，就在党团员提意见会上综合群众意见就对此公放了一炮。党委为了灭火，要兼任职工总支副书记的父亲出来否认此事。父亲明知此事不可为，但这是党的指示，个人服从组织是天经地义的事。父亲一下陷入困境不能自拔，最后父亲只能屈从组织。后来鸣放成了阳谋，此公自然不会放过复仇的机会。于是母亲在５８年初追加成为学校里一百五十多不识时务掉进粪坑里的右派中唯一的女右派。

　　　　母亲成了右派后一下从云端跌入十八层地狱。撤职劳改，工资从１８级降到２２级。那时母亲２６岁，虽然出身不好，但不到１８岁从校们参军南下后一帆风顺，这下成了贱民，寻死的心都有，只是放不下我和两岁的妹妹。当时由于打右派而造成家庭解体的并不少见，许多人劝父亲前途为重赶快离婚。母亲回忆那时父亲整日形影不离跟着她，怕她想不开寻短见。对组织上的压力，父亲回答说，母亲是有错误，但毕竟向党提意见出发点是好的，以自己觉悟还认识不到她是坏人。我们的小家最后得以保全，而父亲就此原地踏步，２０年不得升迁。他的正直和良知拯救了我们一家，也拯救了他自己的灵魂。他用自己的行为宣示，虽然在高压下人性可以扭曲，但做人在道德上是有底线的。

　　　　和现今国内少年儿童们终日苦读不同，我这一代的少年儿童时代基本是在放羊的状态下度过的。父母亲们在外面工作运动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精力来管我们的学习。所以只要不在学校作出格的坏事，他们基本上是让我们自生自灭。我在文革前小学时期基本上处于浑浑耗耗的状态，经常不交作业，最痛恨的则是背语文课文。其实我的语文不读也还能混得过去，妈妈右派劳改回校后在图书馆的管学生阅览室——那时各大学的图书馆是右派们的容身之所。我是下午一下课就往阅览室跑，那种阅读是名副其实的滥读，没有方向也没有进度。从老红军们的回忆录《红旗飘飘》到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一周》，从《林海雪原》到《基督山恩仇记》，总之是在书架上逮了什么看什么。有那么多好书的诱惑，能静下心去背那语文课文的劳么子吗？不幸那时的老师又特负责，一上课总是目光如炬，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经常在班上的几十人里中选，在众人面前结结巴巴搜肠刮肚背书出丑，诅咒厄运附身。后来自己做了老师才知道，站在讲台上，对那些心怀鬼胎的学生大多可以一目了然，少有学生能象李玉和那样藏了密电码还能不动声色。不做作业的劣迹积少成多，终于有一日不幸被老师家访告到父亲。于是我生平头一回尝到体罚的滋味：被关在楼梯下的储藏室里反省，被恐吓要关一天饿饭。我在伸手不见五指储藏室频频求饶，后来被家人传为笑谈：“关在小房间里吃生米。”

　　　没过几年安生的日子，更大的折腾文化大革命又开场了。长期严酷的政治环境使父亲极为谨慎，风雨飘摇的小家刚刚经过反右的风暴，残砖碎瓦还未收拾干净，再有什么风浪，这条小船恐怕难逃颠覆的命运。母亲祖籍湖南，虽然一生大部分时光四处飘泊，但湖南人认死理的本性难移。以她宁折不弯的刚烈和雄辩，如果没有父亲天天在后面死命拉后腿，我们家在那个荒唐年代再出一个张志新也未可知。不过真是那样，我们兄妹恐怕就要遭大罪了。父亲刚到学校时做过一阵校长秘书，校长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博学正直的学者，众口皆碑。记得六十年代初饥荒时期，大人们男的精瘦，女的水肿。校长下令再饿也不能饿孩子，保证学校幼儿园的供应，于是我们幼儿园的孩子们基本上没挨饿。幼儿园一些老师实在饿不过，偷吃了孩子们的饼干，到了文革也成了批斗的把柄。到了文革初，连红卫兵小将们也对校长老先生手下留情。当党委书记和副校长们被斗得七荤八素时，老先生也仅仅站台陪斗了几回。不幸文革武斗后军管，军宣队大概想在知识分子中树立威望，开了一场批黑帮大会，居然把校长老先生在千人大会上下跪坐喷气式飞机，老先生没料到会受此大辱，如此斯文扫地，就此一蹶不振，不久就洒手西归。

　　　　文革本质上是权力斗争。由于母亲是老右派死老虎，基本上提不起造反派们的兴趣，所以除了一般的批判外，还没受什么皮肉之苦。父亲官不够大，冠名为保皇派。我们家门上也糊了红绿对联，　上联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下联是“负偶顽抗死路一条”。那时抄家成风，随便成立个造反队就可以抄“问题人物”的家，我们孩子们看着红卫兵抄家，象鬼子挖地道一样抄家找“变天帐”，让那些家庭的“狗崽子”们在一旁发抖。当时我们家就在被抄家的边缘上，父母日日饱受惊吓。还好官不够大，没被抄家，躲过了一劫。父亲很少对我们说教，但他的言行和处世原则不知不觉地在影响着我。文革时我们的邻居是党委常委，文革前由于两家境遇不同，也无深交。我们家虽然也是被批一族，但还没戴高帽，而他们家可是被斗惨了。三天两头游街批斗挨打，红卫兵抄家凶神恶煞。他们家兄妹与我们兄妹年龄相仿，红卫兵挖地三尺式的抄家让孩子饱受惊恐。父亲母亲看不过，就让他们家保姆在红卫兵抄家时带孩子从后门到我家避难。文革后两家成了莫逆之交。

　　　　听人说人长大于一念之间，这个说法我信。我明白事理也就在文化大革命武斗的日子里。文化大革命在最初的造反批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之后，很快进入夺权阶段，毛主席的红卫兵们为了掌权立马分裂。为了壮大势力，各派都开始招兵买马扩大势力。没被打倒的干部和教师也是他们争取的对象。于是，可怜这些还未掉进粪坑里被打倒的干部和教师们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要么参加一派做另一派的敌人，要么两派都不参加做两派共同的靶子。两害相权取其轻，绝大多数人还是选了边。不妙的是斗争很快从文斗进入武斗，又从棍棒阶段进入火器阶段。６７年夏天，父亲这一派被逐出市郊校园，我们一家逃到城里父亲一朋友处避难。记得我们一家住在四楼顶上的简易屋棚里，到了夜晚，围城派的铁壳船和对岸大楼顶上守城派的高射机枪砰砰乱响火花四射蔚为壮观，我和妹妹总是不顾父母的阻止，兴奋地趴在窗口上观战，我们这一代祖国的花朵有幸在新中国经历了战火的考验。现在想来，真不知父母当时是个什么心情。围城派兵强马壮，农村包围城市，守城一方朝不保夕。一个突发事件促成父亲仓惶出走。那时父亲在校办，学校党办主任Ｓ是５０年代部队下地方的干部，同父亲一样，随大流参加了守城这一派。他的妻子在市府工作，却参加了围城的那一派。围城派占领学校后，发了一个通牒，命令所有干部回校报到，否则后果自负。众人虽害怕围城派将来报复，但没人敢拿回去小命冒险。Ｓ的妻子劝其回校，因为她是围城一派的，并且围城一派有军队背景，而他们有许多军队的战友同泽，况且他们确实没做什么对不住围城派的事。不料他一回学校就被关了起来，让其妻子儿女急得发疯。第二天，他的尸体在郝然出现在校园里。据说围城一派要他当他们的军事顾问，Ｓ拒绝了。其实他从前也只是文职军官，也不懂打仗。一夜的暴打使他遍体临伤，致命一击是穿过胸膛的一根擦枪通条。看来造反派是打红了眼，市区如果攻陷，难保不会发生屠城的血案。三十六计走为上，那天是我送父亲上的码头。对岸就是围城派的地盘，据说还有搜查的关卡。父亲一路无言，到了码头，只对我说了一句回去吧。我在码头上看着渡船远去，一阵酸楚爬上心头，那是一种未曾有过的感觉。我寻思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家庭重担恐怕就要掉到我的肩上了。那时没有电话，全家经历了几天的惶惶不安，终于接到父亲报平安的家信。这时候我还不满１３岁。

　　　　文革中父亲另一段难过的日子是６８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但这一次不是为了他自己的问题。父亲当年闹学潮被开除，属于进步学生。而当年学校里有许多人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在清队阶段，外调的人三天两头找父亲写证明材料，大多是要整人的材料。这时候父亲总是实事求是据实相告。但有些人是整人心切，你说不是国民党三青团，他们就不满意，要你想一想再想一想。有一天中午，父亲到了一点多钟才回来，脸色煞白。原来，来外调的人为了要他们想要父亲证明他们要整的人是国民党，软硬兼施还没达到他们的目的，最后居然拔出一把匕首插再桌上相威胁。父亲知道这种证明关系到人的身家性命，自己再难过关也不能做假证。只能反复地对他们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必须实事求是。文革中的事无奇不有，母亲一位同时南下在省城的干部，在逼供下顶不住屈招自己是美蒋特务，造反派大喜过望，乘胜追击，要他交代同伙。于是他自编了一个特务组织，他是特务头子，想得到的人都是他的部下。于是几十个特务统统落网，美蒋特务和他们的家人遭的难可想而知。文革后母亲的朋友对她说还好你在外地他没想到你。

　　　　文革复课后，上课形同虚设，成天政治学习，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上街游行，同苏修斗争挖防空洞，吃忆苦饭下乡劳动。唯一的娱乐是看冒着宣传队跳效忠舞，我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需要夹着尾巴做人。穷折腾日子没几天，传来消息大学要把一部分教师干部下放劳动，基本上是有毛病又不够敌我矛盾一类。不同于以往的个人下乡改造思想，这一回是连家一锅端。经过多年的政治运动，父母身心俱疲，对离开大学前往农村居然还有一种解脱的快意。那时的干部真是两袖清风，房子家具都是公家的，全家的家当就是二十来个箱子。记得那时买箱子绳子用去了全家一半积蓄，我们戏称那些绳子抓壮丁够绑一个连。父母那时对大学是彻底失望，下放时选择了远离学校多数下放干部教师的偏远山区。１９７０年春节一过，我们全家就踏上北上的火车。

　　　　山区是穷到家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身体会什么叫穷乡僻壤。火车坐了一天到县城，再换汽车，是那种二战时期客车的“老道奇”。车在盘山公路上盘旋，两小时才到公社，我们长在海边，从没见过这样的大山。除了父亲，全家晕车晕得一塌糊涂。好不容易到了公社，却被告知还有３０里山路才到生产队。生产队来了十来个农民帮我们扛行李，那是鹅卵石铺就的小径，我们必须盯着地面才不至跌跤。记得走到２５里处，妹妹大哭说什么也不走了。死活走到了地，二十多户人家的村子，两山夹一溪，倒也山清水秀。山区的农民贫穷至极，老乡们的口头禅是“没钱买盐巴”。

　　　　哪知天下没有世外桃源。下放干部里有一省里来的造反派，文革中站错了队，因而也被下放。本来同是天涯沦落人，可他本性难移，下了乡还天天用革命口号折腾人。他住在大队，热衷于割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老要下放干部党员晚上到大队部开会。我们家离大队五华里地，没有电灯，父亲经常晚上不得不一个人去开那些狗屁会，让我们一家在黑暗里看着大山的影子担惊受怕。山区多蛇，小路上经常有五步腹蛇盘倨，那地方从前还闹土匪。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路上夜晚独行，不知父亲是何心情。

　　　　乡下的劳动对劳改过的母亲是驾轻就熟，但对父亲一介书生却是大大的挑战，况且他还有严重的关节炎。我们还记得他光着两脚冬天在水田的田埂上左摇右晃的狼狈景象。不久传来可怕的消息说下放干部将来也要拿公分养活自己，弄得众人惶惶不可终日。好在形势没有继续左倾，否则下放干部只有饿死一途。父亲后来被调到地区工作，主要工作还是写那些烦人的工作报告。母亲和妹妹仍然住在乡下。

　　　　虽然那时读书无用论流行，父亲还是认为知识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为此送我只身一人到唯一的县中学去上高中。说是高中，其实不教什么。学校按军事编制班为排，年段为连。我的高中两年半年学工，在农业机械厂学工半年，学校农场学农半年。学堂的板凳还没坐热就高中毕业了。记得我们物理只教了机械制图和接电灯，化学只懂肥田粉和尿素，数学好歹多学点，也只有高一的水平。妹妹更糟，在公社中学，学生还得砍柴作饭。我在县中学混了近两年，７２年初就成了老三届后第一代的新知青。我回到父母下放的村子插队，前途茫茫，进工厂当工人似乎是天方夜谭。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混进了部队。７２年底征兵对有文体专长的学生网开一面，我在中学时代表县少年篮球队到地区比赛过。部队要我，然而母亲的摘帽右派身份是一大障碍。碰巧父亲在地区被借调地区征兵办工作，同部队里的干部相处得不错。在偏远的山区，人们似乎没把摘帽右派看得那么严重。在众人的帮忙下，我终于穿上了绿军装。这大概是父亲一生中少有的一次“走后门”。

　　　　到了部队，艰苦的训练劳动和枯燥的生活时时考验着人的体能和精神的极限。背着母亲摘帽右派的黑锅，在部队日子也不好过，入党提干处处碰壁。这时候父母的两周一次的家信是抗拒艰苦生活的精神食粮，父亲总是提醒我珍惜年青的时光，坚持读书，什么都不能读看资本论也成。从军五年，我读了许多哲学经济和历史方面的书，这成了我复员后马上考入大学的基础。７７年高考一恢复，父亲就劝我申请复员参加高考，于是我在７８年４月复员。按道理应该报考文科，但出于对政治的厌恶，我选择了理工科，父亲母亲坚决支持我的决定。接着是三个月夜以继日的苦读数理化。七月的夏日里我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的全国统一高考（７７级由各省分别命题），五科４２６赶上末班车进入大学。我知道我能进入大学校门完全靠这些年的读书积累，虽然读的是文史哲，但知识毕竟是相通的。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７８年平反右派，母亲官复原职，父亲的境况也随之好转。学校文革后权力从新洗牌，校长是外校来的老革命，当然带了一帮子弟兵空降把持要津。父亲文革前工作过的的校长办公室是要害部门，已安有他人。由于父亲当年在教会学校读过几年英文，那时干部中懂点英文的人是凤毛麟角，所以安排去新成立的校外办做主任。那是一个人心激荡的年代，国门初开，万废俱兴，但文革左倾的惯性尤存。有许多条条框框清规戒律限制出国，而且都是红头文件。记得那时许多教师为了出国而登门，而父亲总是按规矩办事。只要合规矩，包括一些落在灰色地带的情况，一般都开方便之门。但明显犯规的事他是不会做的。按规矩办事可是得罪了不少人，特别那些规矩未必合理。一生谨慎的父亲不可能越界，于是上门纠缠拉锯的人也不少。记得父亲对个别被拒之后仍胡搅蛮缠要出国的宝贝，偶尔也会骂一句“文人无行”。父亲那时身体状况已经不佳，但仍身体力行，他在外办主任的位置上一直做到离休。

　　　父亲身为党的干部，却保持着旧读书人的清高。他对社会上以权谋私和送礼走后门之风深恶痛绝。他尤其对那些为提拔长工资而活动媚上的人呲之以鼻，后果是他在提拔长工资分房上处处慢一拍。我们家一直住在二三十多年前建的旧房里直到近日拆迁。

　　　在１９４９年之后的社会动荡里，知识分子脱胎换骨，脊梁抽筋，斯文扫地。我从小在大学生活，看透了这个圈子里的世态炎凉，在我心里，知识分子头上可没那么多光环。老一代的读书人，固然也有文人相轻一类的旧习，但总的说来仍然保守着独立的人格。许多旧文人，象陈寅恪马寅初，出污泥而不染，在险恶的现实里坚守读书人的风骨，令人肃然起敬刮目相看。然而不幸的是好的不传坏的不断，过了那一代就世风日下。在文革前文革中就有不少知识分子的互相揭发自保，向恶势力献媚。到了文革后，许多人照样为职称和出国而不择手段走后门。比起工农兵阶层，我实在是看不出有多少高尚之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叫君子之交淡如水，而且死要面子，往好里说叫士可杀不可辱，往坏里说叫死要面子活受罪。由于没有肝胆朋友，到了文革那种极端年代，很有一些人因受辱和惊吓又无处倾诉而自杀。许多圈子外的女孩以为大学里的人都是天生道德圣人，羡慕这个圈子而嫁入大学，吃后悔药的不在少数。

　　　　我们家是一个民主的家庭，每天饭桌上的交流是我们快乐的时光。这时候对大事小事子女有着同样的发言权，无所禁忌。父亲通常是听得多说得少，沉默往往表示着某种异议，但他从不强加于人。对我们，父亲总是给我们自由选择的空间，即便他有不同的看法，对此我充满感激。记得７９年母亲右派平反，改革开放正在用人之际，母亲复出后党组织就来动员她入党。入党曾经是母亲年轻时的梦，当年由于出身于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直到当了右派都没有如愿。然而这个梦已经破碎，要不要圆这个旧梦，妈妈很犹豫。饭桌会议上，妹妹是坚决的反对派，我是温和的反对派。记得父亲一言不发，我们知道他从内心里是反对的，但他不能说，应为他自己已经在这个党里干了３０年。这个无声的反对最终促成母亲拒绝入党。后来母亲说，这是她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现在她成了个奇特的非党离休干部，当党员们离休后还不得不参加三个代表保先之类的荒唐洗脑，她却可以心安理得的逍遥在那个圈子之外。在我们的恋爱婚姻上，父亲也给予我和妹妹充分的信任和空间。我上大学时已经２３，四年级时当他得知我在和太太正在谈恋爱，一天在饭桌上，他忽然说，我去看了学籍档案，她家屁股很黑。我一愣，说我们家屁股也不白。自此，父亲再也没有干预过我们的事。我知道他为了母亲的家庭出身吃半辈子亏，希望我们不重蹈覆辙。但一旦子女心意已决，他就尊重我们的选择。

　　　父亲兴趣广泛，文艺体育都有爱好。他写一手好字，文笔也很好，可惜都送给那些无用的报告和总结。父亲也喜爱动手，这可能来自他的工科背景，可惜也只能用来修理自行车和修修电器电灯。假如没有跟上共产党，他也可以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或学者，至少能够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看到自己一生的艰辛的理想划为乌有，此生何为？尤其看看当年读书远不如自己的同学都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教授，我想他一定会有不平衡的念头。他从不参加后来风行的同学聚会，我想他心中有着永远的痛。最大的折磨是，他教导子女做人要正直诚实，凭良心做事。但现实中自己却不得不不停地妥协，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

　　　在父亲的追悼会上，由学校的党委书记致悼词，他是文革前毕业后留校的教师，当年也是白专典型，八十年代又留学归来，父亲也算是他的师长。由他而不是父亲生前厌恶的官僚来盖棺论定，我想父亲九泉之下也会安心的。作为儿子，当然是由我去代表我们家人说话。我写了父亲反右后顶住各方面压力不离婚，忠于爱情和家庭先于忠于党而保全了我们一家一段。我们的几个亲戚看了，劝我们最好把这一段拿掉，以免让学校难堪，他们说母亲以后还得靠学校。对此母亲说，忍了一辈子死了还得忍吗？我想当年顶住各方面的压力而保全我们的小家，是父亲这一生所做的最大的人生决策和亮点，这一笔即便不突出也决不能遗漏。最后在父亲追悼会上我是这么说的：

　　　　感谢大家来到这里，和我们一家一同送别我亲爱的爸爸。感谢ＸＸ大学领导，各部门和亲朋故旧的关怀。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一家很难想象如何面对这巨大的伤痛。我们全家衷心地感谢你们。

　　　　在爸爸走到他生命终点的时候，回首他的一生，我们全家对他的怀念和感激之情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爸爸是一个平凡的人，正直的人，善良的人。在六十八年的生命旅程中，他始终信守淡泊处世，善待他人的做人原则。在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以他的正直和良心，带领我们全家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他和妈妈四十四年相濡以沫，把我和妹妹养育成人。当灾难在五七年降临我们家时，他以他的良心给予妈妈理解和信任，使我们四口之家凝聚不散。在我们全家下放到穷乡僻壤的时候，他尽心尽力为我和妹妹安排求学的机会，使我和妹妹能在逆境里成长。他长年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勤恳工作，以他的言行告诉我们怎样去淡薄名利，珍视操守，清白一生。爸爸不仅是我们的长辈，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始终平等宽厚地与我们小辈相处，在平凡的生活中，把做人的准则印在我们心灵。

　　　　长年的忧虑和积劳，磨损了他的健康。在我们儿女辈刚有能力回报一丁半点的时候，他却走了。走得那么突然，那么干净，没留给我们一丝拖累。现在我和妹妹人到中年，身为父母，方知当年爸爸为我们一家所做的包含多少心血，多少艰辛。虽然他没留给我们什么财产，但他留给我们的爱将伴随我们终身。

　　　　爸爸问心无愧地走完他生命的旅程，安详地走向另一个没有忧虑的世界。亲爱的爸爸，放心地去吧。我们会用您留给我们的正直，善良，理解与宽容好好地生活。我们会爱惜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这是您对我们的殷切期盼；我们会好好地照顾妈妈，因为这是您对我们儿女的唯一嘱托。亲爱的爸爸，放心地走吧。在您走向平安世界的路上，我们全家日夜为您祈祷！

　　　　亲爱的爸爸，一路珍重。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送走了父亲，我用了三个月申请母亲的出国。回国之前我的上司问我能不能保证一个月返回，我知道即使一个月已经是很宽大的了。于是我就把工作辞了，因为我知道这一回母亲很难过这一关：刚烈者往往易碎。出国申请冗长而令人沮丧，度日如年。这是我出国之后回国居留最长的一次。终于一日，盼来了使馆的大信封。父亲的抚恤金刚好够买一张机票，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旅途，我同母亲终于回到我们的小家。

　　　丧父对一个人心灵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前你总觉得死亡十分遥远，就象在战场上，只要前面还有大部队，你的心就不慌。一个家也一样，天塌下来，有当父亲的撑着。而现在，如果天塌下来，只有做儿子的来撑了。

　　　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九三年第一次回国，那时父亲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我们都回避这个话题。一天早晨我陪父亲在校园里散步，走到校园中心，这里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父亲忽然对我说：“我这个身体恐怕说什么时候不行就不行了。你和妹妹都已成家立业，我也操不上心。我唯一放不下心的是你妈妈。她一辈子性格刚强又长期受委屈，可能过不了一个人生活这一关。如果她能信教，可能会是好事”。我没有心理准备，赶快对他说，请他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同时说了些保养好身体之类的话转移话题。我不知道这是他在对我安排后事，或他已有预感。说话处距离父亲倒下的地方不足百米，天意乎？在爸爸去世后，我独自整理他的遗物：家里除了我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做这件事了。我发现，在父亲走前数天的日记上触目惊心地写道：“万念俱焚”。这是他们这一代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读书人的结局吗？

　　　　这些年，回国次数多了。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校园里，象父亲这样书生背景的干部，能长寿的凤毛麟角，与父亲同龄的当年学校里的学生出身的中层干部大多都死差不多了。而同级别的工农干部，长寿者却比比皆是，知识分子群里也有不少老寿星。是什么原因呢？细细想来，还是有理可寻的。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中国的状况基本上是读书人得益，劳动阶层遭殃。知识分子成了最大的得益群体，官员和商人也大多是读书人出身。最大的失意群体是工人农民士兵，象军队里就还有许多人怀念林彪时代。而文革前后知识分子所遭的难改革开放后终于得到了名利两方面的补偿，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博导以上的教授不退休，伺奉终身，这批人到了晚年多是踌躇满志，名利双收。工农干部们虽不如教授们光鲜，但由于共产党的老干部养老政策，也是衣食无忧。还有许多工农干部洞察先机，把子女早早送入知识分子的行列，也分了改革一杯羹。有趣的是这批人的心态：对毛泽东时代参与整人害人的过去决不忏悔，托辞是在文革中他们也受了迫害。而知识分子干部则大多背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他们很难不为此生又作老鼠又做猫的角色忏悔。在大学里，各系的总支书记和中层领导里有许多父亲这样书生背景的干部，要区分这批人的人品，只要看看反右中那个系和单位打了多少右派。

　　　十年白驹过隙，我的大女儿都要上大学了。当年我们一家在大学，在下放山区的日子尤在眼前。我这一辈子从来每有对父亲说过一声我爱你，从未说过一声谢，这是我不可弥补的遗憾。我本来有机会告诉他，我是深深地爱着他的，他是一个好父亲。唯一可以告慰父亲于九泉之下的是：我始终保守着我对您的承诺。妈妈已经走出痛苦的深潭，我们一家生活得恬淡，平安和充实。亲爱的爸爸，这不是您一生梦寐以求的吗？

　　　章诒和女士说，往事并不如烟。但是勿庸置疑，岁月冲刷着记忆。写点有关父亲的文字怀念他，是我十年的心愿。这一篇追忆的小文，是给父亲，也给我的女儿们。尽管她们今天不能理解父辈们度过的那个疯狂年代，然而或许将来某一天，她们也想探询她们的祖父母辈的足迹。在二十世纪这一切都是真真切切地发生过，我叙述的仅仅是那个大潮中一朵小小的浪花。

2006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