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革命自彷惶——十年祭父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岡。

　　　　　　　　　　　　　　　　　　　　蘇軾《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清明又至。下個月，是父親的十年忌日。年年夢中，我都會夢見到父親。夢醒時分，我總會披衣而起，夜半臨窗，讓無盡的思緒流淌。我們一家人幾十年共同經歷的痛苦和歡樂就象在昨天，往事歷歷在目。

　　　十年前的五月二十四日，父親心臟病突發，倒在他辛勞一生的大學校園裡，時年六十八歲。他的一生，是一代讀書人獻身共產黨從希望到失望直到理想破滅的鏡子。中國知識分子幾十年來被不停地整肅和折磨，自鄧小平時代起從政治上到經濟上鹹魚翻身，得到政府和社會的充分關注和補償，成了名副其實的奢華精英。而象父親這種共產黨里的讀書人在那個荒唐年代裡的境遇，卻少有人問津。在黨內，這些人被視為準知識分子，列入政治上不可靠和特別欠揍的一類；而在知識分子眼裡，他們是政工幹部，是共產黨的棍子。豬八戒照鏡子，兩面不是人。回顧父親的一生，都不停地在黨性和良心之間的夾縫中掙扎，此中艱辛和彷惶，非個中人不能體察。到了退休，看到現實和當年理想的背道而馳，自己一生的辛勞最終只是無效的折騰，一個有思考的人很難無動於衷。

　　　１９９３年，我出國後第一次回家，看到家裡牆上掛着父親手書的一副墨跡，是張孝祥的《西江月》：

　　　問訊湖邊春色，
　　　重來又是三年。
　　　東風吹我過湖船，
　　　楊柳絲絲拂面。
　　　如今世事已慣，
　　　此心到處悠然。
　　　寒光亭下水連天，
　　　驚起沙鷗一片。

　　　張孝祥，南宋人，一生富有傳奇色彩。秦檜當宰相時，他考進士第一，當即上疏揭露秦檜，為岳飛平反。朋友勸他斂起鋒芒，他說，沒有鋒芒，我考進士幹什麼？我明明有鋒芒，把它藏起來我考進士幹什麼？秦檜是個王八蛋，我不攻擊他我考進士幹什麼？三問，酣暢淋漓。在那個年代，這樣的人被穿小鞋不足為奇。我讀得懂父親為何偏愛張孝祥的《西江月》。“如今世事已慣，此心到處悠然。”這是父親晚年所期冀的境界。但在要從污濁的現實中悠然超脫，實在是勉為其難。九十年代初，父親已經離休數年，我們兄妹也都成家立業，父母各有一份離休工資，外人都說此時我們家境絕佳，父親當可以含怡弄孫安度晚年。但父親仍然終日少言，鬱鬱寡歡。我後來想，經年累月，父親恐怕無時無刻都在反思自己的一生，心結難以解脫。

　　　　一九二八年父親出生於一個沒落的中產家庭，他這一代人註定命運多桀。祖父家道中落，為了謀生，顛簸流離於各地，因此父親的兒時是在四處遷徙中度過的。父親少小離家，常寄人籬下，這同他後來的坎坷經歷一同造成他一生謹慎內斂的性格。他是家中的長子長孫，按中國的傳統，長子負有對耀祖光宗的神聖使命，尤其是在父親這樣的破落之家。祖父祖母對父親抱有極大的期待，加上父親聰慧用功，學業上也一帆風順。他的少年時代是在抗日戰爭的血雨腥風中度過的。我還記得他說起日踞時期中國人經過日本兵的崗哨時都得脫帽鞠躬，稍有不敬，既會招來橫禍。他和一些小夥伴為避免鞠躬，經常捨近求遠饒路上學。後來，到山區上工學院，生活更是清苦，許多學生因營養不良而夜盲。據父親說治療夜盲症的靈丹妙藥是生豬肝，幾片生豬肝蘸白糖咽下肚，可得立竿見影之效。

　　　　抗戰勝利，學校遷回省城。內戰很快拉開帷幕。當年國民黨確實腐敗，整個知識界基本左傾，共產黨人在學校里非常活躍。但真正的共產黨員並不出頭，他們鼓動那些讀書好又有影響力的進步學生打頭陣。在父親畢業班那一年，他被選為校學生會長，帶領同學上街遊行反飢惡反內戰。儘管學業優秀，臨畢業前卻遭校方以赤化的罪名開除。祖父母聞訊大為震怒，斷了父親的供給，父親一下落入衣食無着的窘境。那兩年是父親的痛，他兩度到台灣想勤工儉學上台大，結果發現連養活自己都不容易。好在背後始做俑的共產黨人還有一點良心，他們通過同學捎信到台灣，動員父親到游擊區參加革命。於是走投無路的父親進了游擊區成了共產黨。聽父親說，游擊區的日子倒是生氣勃勃，創業時期的共產黨人是充滿朝氣的。解放前夕，游擊區出了一件大事，黨中央的特派員在前來游擊區的路上被人截殺，懷疑是內部有內奸，於是內部大清洗開始。新進入游擊區學生自然是懷疑對象。常用辦法是把被懷疑的人綁到樹林裡要你坦白，騙你說只要承認是內奸就饒你一死，如不說馬上槍斃。有人頂不住這種假槍斃的綠林式審判屈打成招，那就落入圈套馬上給斃了。雖然後來證明此案是山區土匪謀財害命，但當時的清查還是要了許多人尤其是年青學生的命。剛一解放，父親這批學生兵全被集中審查。當時學生兵里也是魚龍混雜，一些人還集體參加過三青團一類的組織，父親兩度獨自到台灣，自然少不了折騰。好不容易通過審查，檔案里也留下觀察使用一類的咒語。

　　　　１９５３年，黨抽調一批有知識的黨員幹部充實大學，父親算是讀過一些書，於是就到了大學，母親一年後也隨之調入，這一呆就是一輩子。剛到大學的頭幾年，是父母的黃金時期。父親當時是校團委書記，常主持上千人的大會。家裡還有一張劉胡蘭母親來校作報告的照片，照片上父親二十多歲，英姿勃發瀟灑自信。然而好景不長，５７年反右風驟起。開始是大鳴大放，號召大家給黨和領導提意見。母親當時是學校教務科副科長，職工團總支書記，開始還是學生鳴放五人小組成員，經常到各系聽鳴放，回來後把學生的意見綜合起來提交校黨委。反右初期是誰不提意見誰不進步，於是有不少學生幹部就以身作則向黨提意見。然而風向很快就變了，鼓勵鳴放成了引蛇出洞，開始抓右派。這些學生幹部大多品學兼優，不少人就痛心疾首的成了右派。母親十分同情這些學生幹部，匯報時就為他們辯護。另外，學校的教務長是民盟主委，工作中完全得聽命於黨，母親也提意見說他是有職無權。現在眾所周知反右的一大整肅對象就是民盟。很快母親也成了眾矢之的，不停地檢討，形勢亟亟可危。壓垮駱駝的最後一跟稻草來自一件荒唐的事件。共產黨從進城的初期就開使蛻變，一個現象是老革命紛紛棄糟糠之妻找城裡的學生姑娘。有一個校領導尤其出格，其妻也是老革命，還是學校的中層幹部。此公長得高大威猛，在學校里瞻花惹草，居然把人家肚子都搞大了，輿論沸沸揚揚。許多團員在鳴放時要貼他的大字報。母親覺得還是會上內部提意見為好，就在黨團員提意見會上綜合群眾意見就對此公放了一炮。黨委為了滅火，要兼任職工總支副書記的父親出來否認此事。父親明知此事不可為，但這是黨的指示，個人服從組織是天經地義的事。父親一下陷入困境不能自拔，最後父親只能屈從組織。後來鳴放成了陽謀，此公自然不會放過復仇的機會。於是母親在５８年初追加成為學校里一百五十多不識時務掉進糞坑裡的右派中唯一的女右派。

　　　　母親成了右派後一下從雲端跌入十八層地獄。撤職勞改，工資從１８級降到２２級。那時母親２６歲，雖然出身不好，但不到１８歲從校們參軍南下後一帆風順，這下成了賤民，尋死的心都有，只是放不下我和兩歲的妹妹。當時由於打右派而造成家庭解體的並不少見，許多人勸父親前途為重趕快離婚。母親回憶那時父親整日形影不離跟着她，怕她想不開尋短見。對組織上的壓力，父親回答說，母親是有錯誤，但畢竟向黨提意見出發點是好的，以自己覺悟還認識不到她是壞人。我們的小家最後得以保全，而父親就此原地踏步，２０年不得升遷。他的正直和良知拯救了我們一家，也拯救了他自己的靈魂。他用自己的行為宣示，雖然在高壓下人性可以扭曲，但做人在道德上是有底線的。

　　　　和現今國內少年兒童們終日苦讀不同，我這一代的少年兒童時代基本是在放羊的狀態下度過的。父母親們在外面工作運動得焦頭爛額，根本沒有精力來管我們的學習。所以只要不在學校作出格的壞事，他們基本上是讓我們自生自滅。我在文革前小學時期基本上處於渾渾耗耗的狀態，經常不交作業，最痛恨的則是背語文課文。其實我的語文不讀也還能混得過去，媽媽右派勞改回校後在圖書館的管學生閱覽室——那時各大學的圖書館是右派們的容身之所。我是下午一下課就往閱覽室跑，那種閱讀是名副其實的濫讀，沒有方向也沒有進度。從老紅軍們的回憶錄《紅旗飄飄》到凡爾納的《八十天環遊地球一周》，從《林海雪原》到《基督山恩仇記》，總之是在書架上逮了什麼看什麼。有那麼多好書的誘惑，能靜下心去背那語文課文的勞么子嗎？不幸那時的老師又特負責，一上課總是目光如炬，哪壺不開提哪壺，我經常在班上的幾十人里中選，在眾人面前結結巴巴搜腸刮肚背書出醜，詛咒厄運附身。後來自己做了老師才知道，站在講台上，對那些心懷鬼胎的學生大多可以一目了然，少有學生能象李玉和那樣藏了密電碼還能不動聲色。不做作業的劣跡積少成多，終於有一日不幸被老師家訪告到父親。於是我生平頭一回嘗到體罰的滋味：被關在樓梯下的儲藏室里反省，被恐嚇要關一天餓飯。我在伸手不見五指儲藏室頻頻求饒，後來被家人傳為笑談：“關在小房間裡吃生米。”

　　　沒過幾年安生的日子，更大的折騰文化大革命又開場了。長期嚴酷的政治環境使父親極為謹慎，風雨飄搖的小家剛剛經過反右的風暴，殘磚碎瓦還未收拾乾淨，再有什麼風浪，這條小船恐怕難逃顛覆的命運。母親祖籍湖南，雖然一生大部分時光四處飄泊，但湖南人認死理的本性難移。以她寧折不彎的剛烈和雄辯，如果沒有父親天天在後面死命拉後腿，我們家在那個荒唐年代再出一個張志新也未可知。不過真是那樣，我們兄妹恐怕就要遭大罪了。父親剛到學校時做過一陣校長秘書，校長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博學正直的學者，眾口皆碑。記得六十年代初饑荒時期，大人們男的精瘦，女的水腫。校長下令再餓也不能餓孩子，保證學校幼兒園的供應，於是我們幼兒園的孩子們基本上沒挨餓。幼兒園一些老師實在餓不過，偷吃了孩子們的餅乾，到了文革也成了批鬥的把柄。到了文革初，連紅衛兵小將們也對校長老先生手下留情。當黨委書記和副校長們被斗得七葷八素時，老先生也僅僅站台陪鬥了幾回。不幸文革武鬥後軍管，軍宣隊大概想在知識分子中樹立威望，開了一場批黑幫大會，居然把校長老先生在千人大會上下跪坐噴氣式飛機，老先生沒料到會受此大辱，如此斯文掃地，就此一蹶不振，不久就灑手西歸。

　　　　文革本質上是權力鬥爭。由於母親是老右派死老虎，基本上提不起造反派們的興趣，所以除了一般的批判外，還沒受什麼皮肉之苦。父親官不夠大，冠名為保皇派。我們家門上也糊了紅綠對聯，　上聯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下聯是“負偶頑抗死路一條”。那時抄家成風，隨便成立個造反隊就可以抄“問題人物”的家，我們孩子們看着紅衛兵抄家，象鬼子挖地道一樣抄家找“變天帳”，讓那些家庭的“狗崽子”們在一旁發抖。當時我們家就在被抄家的邊緣上，父母日日飽受驚嚇。還好官不夠大，沒被抄家，躲過了一劫。父親很少對我們說教，但他的言行和處世原則不知不覺地在影響着我。文革時我們的鄰居是黨委常委，文革前由於兩家境遇不同，也無深交。我們家雖然也是被批一族，但還沒戴高帽，而他們家可是被斗慘了。三天兩頭遊街批鬥挨打，紅衛兵抄家凶神惡煞。他們家兄妹與我們兄妹年齡相仿，紅衛兵挖地三尺式的抄家讓孩子飽受驚恐。父親母親看不過，就讓他們家保姆在紅衛兵抄家時帶孩子從後門到我家避難。文革後兩家成了莫逆之交。

　　　　聽人說人長大於一念之間，這個說法我信。我明白事理也就在文化大革命武鬥的日子裡。文化大革命在最初的造反批鬥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之後，很快進入奪權階段，毛主席的紅衛兵們為了掌權立馬分裂。為了壯大勢力，各派都開始招兵買馬擴大勢力。沒被打倒的幹部和教師也是他們爭取的對象。於是，可憐這些還未掉進糞坑裡被打倒的幹部和教師們面臨着艱難的抉擇：要麼參加一派做另一派的敵人，要麼兩派都不參加做兩派共同的靶子。兩害相權取其輕，絕大多數人還是選了邊。不妙的是鬥爭很快從文斗進入武鬥，又從棍棒階段進入火器階段。６７年夏天，父親這一派被逐出市郊校園，我們一家逃到城裡父親一朋友處避難。記得我們一家住在四樓頂上的簡易屋棚里，到了夜晚，圍城派的鐵殼船和對岸大樓頂上守城派的高射機槍砰砰亂響火花四射蔚為壯觀，我和妹妹總是不顧父母的阻止，興奮地趴在窗口上觀戰，我們這一代祖國的花朵有幸在新中國經歷了戰火的考驗。現在想來，真不知父母當時是個什麼心情。圍城派兵強馬壯，農村包圍城市，守城一方朝不保夕。一個突發事件促成父親倉惶出走。那時父親在校辦，學校黨辦主任Ｓ是５０年代部隊下地方的幹部，同父親一樣，隨大流參加了守城這一派。他的妻子在市府工作，卻參加了圍城的那一派。圍城派占領學校後，發了一個通牒，命令所有幹部回校報到，否則後果自負。眾人雖害怕圍城派將來報復，但沒人敢拿回去小命冒險。Ｓ的妻子勸其回校，因為她是圍城一派的，並且圍城一派有軍隊背景，而他們有許多軍隊的戰友同澤，況且他們確實沒做什麼對不住圍城派的事。不料他一回學校就被關了起來，讓其妻子兒女急得發瘋。第二天，他的屍體在郝然出現在校園裡。據說圍城一派要他當他們的軍事顧問，Ｓ拒絕了。其實他從前也只是文職軍官，也不懂打仗。一夜的暴打使他遍體臨傷，致命一擊是穿過胸膛的一根擦槍通條。看來造反派是打紅了眼，市區如果攻陷，難保不會發生屠城的血案。三十六計走為上，那天是我送父親上的碼頭。對岸就是圍城派的地盤，據說還有搜查的關卡。父親一路無言，到了碼頭，只對我說了一句回去吧。我在碼頭上看着渡船遠去，一陣酸楚爬上心頭，那是一種未曾有過的感覺。我尋思萬一有什麼三長兩短，家庭重擔恐怕就要掉到我的肩上了。那時沒有電話，全家經歷了幾天的惶惶不安，終於接到父親報平安的家信。這時候我還不滿１３歲。

　　　　文革中父親另一段難過的日子是６８年的清理階級隊伍，但這一次不是為了他自己的問題。父親當年鬧學潮被開除，屬於進步學生。而當年學校里有許多人參加國民黨三青團。在清隊階段，外調的人三天兩頭找父親寫證明材料，大多是要整人的材料。這時候父親總是實事求是據實相告。但有些人是整人心切，你說不是國民黨三青團，他們就不滿意，要你想一想再想一想。有一天中午，父親到了一點多鐘才回來，臉色煞白。原來，來外調的人為了要他們想要父親證明他們要整的人是國民黨，軟硬兼施還沒達到他們的目的，最後居然拔出一把匕首插再桌上相威脅。父親知道這種證明關繫到人的身家性命，自己再難過關也不能做假證。只能反覆地對他們說，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必須實事求是。文革中的事無奇不有，母親一位同時南下在省城的幹部，在逼供下頂不住屈招自己是美蔣特務，造反派大喜過望，乘勝追擊，要他交代同夥。於是他自編了一個特務組織，他是特務頭子，想得到的人都是他的部下。於是幾十個特務統統落網，美蔣特務和他們的家人遭的難可想而知。文革後母親的朋友對她說還好你在外地他沒想到你。

　　　　文革複課後，上課形同虛設，成天政治學習，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上街遊行，同蘇修鬥爭挖防空洞，吃憶苦飯下鄉勞動。唯一的娛樂是看冒着宣傳隊跳效忠舞，我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需要夾着尾巴做人。窮折騰日子沒幾天，傳來消息大學要把一部分教師幹部下放勞動，基本上是有毛病又不夠敵我矛盾一類。不同於以往的個人下鄉改造思想，這一回是連家一鍋端。經過多年的政治運動，父母身心俱疲，對離開大學前往農村居然還有一種解脫的快意。那時的幹部真是兩袖清風，房子家具都是公家的，全家的家當就是二十來個箱子。記得那時買箱子繩子用去了全家一半積蓄，我們戲稱那些繩子抓壯丁夠綁一個連。父母那時對大學是徹底失望，下放時選擇了遠離學校多數下放幹部教師的偏遠山區。１９７０年春節一過，我們全家就踏上北上的火車。

　　　　山區是窮到家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身體會什麼叫窮鄉僻壤。火車坐了一天到縣城，再換汽車，是那種二戰時期客車的“老道奇”。車在盤山公路上盤旋，兩小時才到公社，我們長在海邊，從沒見過這樣的大山。除了父親，全家暈車暈得一塌糊塗。好不容易到了公社，卻被告知還有３０里山路才到生產隊。生產隊來了十來個農民幫我們扛行李，那是鵝卵石鋪就的小徑，我們必須盯着地面才不至跌跤。記得走到２５里處，妹妹大哭說什麼也不走了。死活走到了地，二十多戶人家的村子，兩山夾一溪，倒也山清水秀。山區的農民貧窮至極，老鄉們的口頭禪是“沒錢買鹽巴”。

　　　　哪知天下沒有世外桃源。下放幹部里有一省里來的造反派，文革中站錯了隊，因而也被下放。本來同是天涯淪落人，可他本性難移，下了鄉還天天用革命口號折騰人。他住在大隊，熱衷於割農民的資本主義尾巴，老要下放幹部黨員晚上到大隊部開會。我們家離大隊五華里地，沒有電燈，父親經常晚上不得不一個人去開那些狗屁會，讓我們一家在黑暗裡看着大山的影子擔驚受怕。山區多蛇，小路上經常有五步腹蛇盤倨，那地方從前還鬧土匪。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山路上夜晚獨行，不知父親是何心情。

　　　　鄉下的勞動對勞改過的母親是駕輕就熟，但對父親一介書生卻是大大的挑戰，況且他還有嚴重的關節炎。我們還記得他光着兩腳冬天在水田的田埂上左搖右晃的狼狽景象。不久傳來可怕的消息說下放幹部將來也要拿公分養活自己，弄得眾人惶惶不可終日。好在形勢沒有繼續左傾，否則下放幹部只有餓死一途。父親後來被調到地區工作，主要工作還是寫那些煩人的工作報告。母親和妹妹仍然住在鄉下。

　　　　雖然那時讀書無用論流行，父親還是認為知識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為此送我隻身一人到唯一的縣中學去上高中。說是高中，其實不教什麼。學校按軍事編制班為排，年段為連。我的高中兩年半年學工，在農業機械廠學工半年，學校農場學農半年。學堂的板凳還沒坐熱就高中畢業了。記得我們物理只教了機械製圖和接電燈，化學只懂肥田粉和尿素，數學好歹多學點，也只有高一的水平。妹妹更糟，在公社中學，學生還得砍柴作飯。我在縣中學混了近兩年，７２年初就成了老三屆後第一代的新知青。我回到父母下放的村子插隊，前途茫茫，進工廠當工人似乎是天方夜譚。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混進了部隊。７２年底徵兵對有文體專長的學生網開一面，我在中學時代表縣少年籃球隊到地區比賽過。部隊要我，然而母親的摘帽右派身份是一大障礙。碰巧父親在地區被借調地區徵兵辦工作，同部隊裡的幹部相處得不錯。在偏遠的山區，人們似乎沒把摘帽右派看得那麼嚴重。在眾人的幫忙下，我終於穿上了綠軍裝。這大概是父親一生中少有的一次“走後門”。

　　　　到了部隊，艱苦的訓練勞動和枯燥的生活時時考驗着人的體能和精神的極限。背着母親摘帽右派的黑鍋，在部隊日子也不好過，入黨提干處處碰壁。這時候父母的兩周一次的家信是抗拒艱苦生活的精神食糧，父親總是提醒我珍惜年青的時光，堅持讀書，什麼都不能讀看資本論也成。從軍五年，我讀了許多哲學經濟和歷史方面的書，這成了我復員後馬上考入大學的基礎。７７年高考一恢復，父親就勸我申請復員參加高考，於是我在７８年４月復員。按道理應該報考文科，但出於對政治的厭惡，我選擇了理工科，父親母親堅決支持我的決定。接着是三個月夜以繼日的苦讀數理化。七月的夏日裡我參加了文革後第一次的全國統一高考（７７級由各省分別命題），五科４２６趕上末班車進入大學。我知道我能進入大學校門完全靠這些年的讀書積累，雖然讀的是文史哲，但知識畢竟是相通的。

　　　改革開放後，尤其是７８年平反右派，母親官復原職，父親的境況也隨之好轉。學校文革後權力從新洗牌，校長是外校來的老革命，當然帶了一幫子弟兵空降把持要津。父親文革前工作過的的校長辦公室是要害部門，已安有他人。由於父親當年在教會學校讀過幾年英文，那時幹部中懂點英文的人是鳳毛麟角，所以安排去新成立的校外辦做主任。那是一個人心激盪的年代，國門初開，萬廢俱興，但文革左傾的慣性尤存。有許多條條框框清規戒律限制出國，而且都是紅頭文件。記得那時許多教師為了出國而登門，而父親總是按規矩辦事。只要合規矩，包括一些落在灰色地帶的情況，一般都開方便之門。但明顯犯規的事他是不會做的。按規矩辦事可是得罪了不少人，特別那些規矩未必合理。一生謹慎的父親不可能越界，於是上門糾纏拉鋸的人也不少。記得父親對個別被拒之後仍胡攪蠻纏要出國的寶貝，偶爾也會罵一句“文人無行”。父親那時身體狀況已經不佳，但仍身體力行，他在外辦主任的位置上一直做到離休。

　　　父親身為黨的幹部，卻保持着舊讀書人的清高。他對社會上以權謀私和送禮走後門之風深惡痛絕。他尤其對那些為提拔長工資而活動媚上的人呲之以鼻，後果是他在提拔長工資分房上處處慢一拍。我們家一直住在二三十多年前建的舊房裡直到近日拆遷。

　　　在１９４９年之後的社會動盪里，知識分子脫胎換骨，脊梁抽筋，斯文掃地。我從小在大學生活，看透了這個圈子裡的世態炎涼，在我心裡，知識分子頭上可沒那麼多光環。老一代的讀書人，固然也有文人相輕一類的舊習，但總的說來仍然保守着獨立的人格。許多舊文人，象陳寅恪馬寅初，出污泥而不染，在險惡的現實里堅守讀書人的風骨，令人肅然起敬刮目相看。然而不幸的是好的不傳壞的不斷，過了那一代就世風日下。在文革前文革中就有不少知識分子的互相揭發自保，向惡勢力獻媚。到了文革後，許多人照樣為職稱和出國而不擇手段走後門。比起工農兵階層，我實在是看不出有多少高尚之處。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個傳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而且死要面子，往好里說叫士可殺不可辱，往壞里說叫死要面子活受罪。由於沒有肝膽朋友，到了文革那種極端年代，很有一些人因受辱和驚嚇又無處傾訴而自殺。許多圈子外的女孩以為大學裡的人都是天生道德聖人，羨慕這個圈子而嫁入大學，吃後悔藥的不在少數。

　　　　我們家是一個民主的家庭，每天飯桌上的交流是我們快樂的時光。這時候對大事小事子女有着同樣的發言權，無所禁忌。父親通常是聽得多說得少，沉默往往表示着某種異議，但他從不強加於人。對我們，父親總是給我們自由選擇的空間，即便他有不同的看法，對此我充滿感激。記得７９年母親右派平反，改革開放正在用人之際，母親復出後黨組織就來動員她入黨。入黨曾經是母親年輕時的夢，當年由於出身於官僚資產階級家庭，直到當了右派都沒有如願。然而這個夢已經破碎，要不要圓這個舊夢，媽媽很猶豫。飯桌會議上，妹妹是堅決的反對派，我是溫和的反對派。記得父親一言不發，我們知道他從內心裡是反對的，但他不能說，應為他自己已經在這個黨里幹了３０年。這個無聲的反對最終促成母親拒絕入黨。後來母親說，這是她這輩子做的最正確的決定之一。現在她成了個奇特的非黨離休幹部，當黨員們離休後還不得不參加三個代表保先之類的荒唐洗腦，她卻可以心安理得的逍遙在那個圈子之外。在我們的戀愛婚姻上，父親也給予我和妹妹充分的信任和空間。我上大學時已經２３，四年級時當他得知我在和太太正在談戀愛，一天在飯桌上，他忽然說，我去看了學籍檔案，她家屁股很黑。我一愣，說我們家屁股也不白。自此，父親再也沒有干預過我們的事。我知道他為了母親的家庭出身吃半輩子虧，希望我們不重蹈覆轍。但一旦子女心意已決，他就尊重我們的選擇。

　　　父親興趣廣泛，文藝體育都有愛好。他寫一手好字，文筆也很好，可惜都送給那些無用的報告和總結。父親也喜愛動手，這可能來自他的工科背景，可惜也只能用來修理自行車和修修電器電燈。假如沒有跟上共產黨，他也可以是一個優秀的工程師或學者，至少能夠做一些有益於社會的事。看到自己一生的艱辛的理想劃為烏有，此生何為？尤其看看當年讀書遠不如自己的同學都成了高級工程師和教授，我想他一定會有不平衡的念頭。他從不參加後來風行的同學聚會，我想他心中有着永遠的痛。最大的折磨是，他教導子女做人要正直誠實，憑良心做事。但現實中自己卻不得不不停地妥協，違背自己做人的原則。

　　　在父親的追悼會上，由學校的黨委書記致悼詞，他是文革前畢業後留校的教師，當年也是白專典型，八十年代又留學歸來，父親也算是他的師長。由他而不是父親生前厭惡的官僚來蓋棺論定，我想父親九泉之下也會安心的。作為兒子，當然是由我去代表我們家人說話。我寫了父親反右後頂住各方面壓力不離婚，忠於愛情和家庭先於忠於黨而保全了我們一家一段。我們的幾個親戚看了，勸我們最好把這一段拿掉，以免讓學校難堪，他們說母親以後還得靠學校。對此母親說，忍了一輩子死了還得忍嗎？我想當年頂住各方面的壓力而保全我們的小家，是父親這一生所做的最大的人生決策和亮點，這一筆即便不突出也決不能遺漏。最後在父親追悼會上我是這麼說的：

　　　　感謝大家來到這裡，和我們一家一同送別我親愛的爸爸。感謝ＸＸ大學領導，各部門和親朋故舊的關懷。沒有你們的支持，我們一家很難想象如何面對這巨大的傷痛。我們全家衷心地感謝你們。

　　　　在爸爸走到他生命終點的時候，回首他的一生，我們全家對他的懷念和感激之情是難以用言語來表達的。爸爸是一個平凡的人，正直的人，善良的人。在六十八年的生命旅程中，他始終信守淡泊處世，善待他人的做人原則。在那麼多年的風風雨雨中，以他的正直和良心，帶領我們全家風雨同舟，同甘共苦。他和媽媽四十四年相濡以沫，把我和妹妹養育成人。當災難在五七年降臨我們家時，他以他的良心給予媽媽理解和信任，使我們四口之家凝聚不散。在我們全家下放到窮鄉僻壤的時候，他盡心盡力為我和妹妹安排求學的機會，使我和妹妹能在逆境裡成長。他長年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下勤懇工作，以他的言行告訴我們怎樣去淡薄名利，珍視操守，清白一生。爸爸不僅是我們的長輩，也是我們的良師益友。他始終平等寬厚地與我們小輩相處，在平凡的生活中，把做人的準則印在我們心靈。

　　　　長年的憂慮和積勞，磨損了他的健康。在我們兒女輩剛有能力回報一丁半點的時候，他卻走了。走得那麼突然，那麼乾淨，沒留給我們一絲拖累。現在我和妹妹人到中年，身為父母，方知當年爸爸為我們一家所做的包含多少心血，多少艱辛。雖然他沒留給我們什麼財產，但他留給我們的愛將伴隨我們終身。

　　　　爸爸問心無愧地走完他生命的旅程，安詳地走向另一個沒有憂慮的世界。親愛的爸爸，放心地去吧。我們會用您留給我們的正直，善良，理解與寬容好好地生活。我們會愛惜自己的身體健康，因為這是您對我們的殷切期盼；我們會好好地照顧媽媽，因為這是您對我們兒女的唯一囑託。親愛的爸爸，放心地走吧。在您走向平安世界的路上，我們全家日夜為您祈禱！

　　　　親愛的爸爸，一路珍重。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送走了父親，我用了三個月申請母親的出國。回國之前我的上司問我能不能保證一個月返回，我知道即使一個月已經是很寬大的了。於是我就把工作辭了，因為我知道這一回母親很難過這一關：剛烈者往往易碎。出國申請冗長而令人沮喪，度日如年。這是我出國之後回國居留最長的一次。終於一日，盼來了使館的大信封。父親的撫恤金剛好夠買一張機票，經過二十多個小時的旅途，我同母親終於回到我們的小家。

　　　喪父對一個人心靈的影響是巨大的。從前你總覺得死亡十分遙遠，就象在戰場上，只要前面還有大部隊，你的心就不慌。一個家也一樣，天塌下來，有當父親的撐着。而現在，如果天塌下來，只有做兒子的來撐了。

　　　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是九三年第一次回國，那時父親身體狀況已經很差了，我們都迴避這個話題。一天早晨我陪父親在校園裡散步，走到校園中心，這裡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父親忽然對我說：“我這個身體恐怕說什麼時候不行就不行了。你和妹妹都已成家立業，我也操不上心。我唯一放不下心的是你媽媽。她一輩子性格剛強又長期受委屈，可能過不了一個人生活這一關。如果她能信教，可能會是好事”。我沒有心理準備，趕快對他說，請他放心，我一定會照顧好媽媽，同時說了些保養好身體之類的話轉移話題。我不知道這是他在對我安排後事，或他已有預感。說話處距離父親倒下的地方不足百米，天意乎？在爸爸去世後，我獨自整理他的遺物：家裡除了我沒有一個人可以承受做這件事了。我發現，在父親走前數天的日記上觸目驚心地寫道：“萬念俱焚”。這是他們這一代跟着共產黨鬧革命的讀書人的結局嗎？

　　　　這些年，回國次數多了。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校園裡，象父親這樣書生背景的幹部，能長壽的鳳毛麟角，與父親同齡的當年學校里的學生出身的中層幹部大多都死差不多了。而同級別的工農幹部，長壽者卻比比皆是，知識分子群里也有不少老壽星。是什麼原因呢？細細想來，還是有理可尋的。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中國的狀況基本上是讀書人得益，勞動階層遭殃。知識分子成了最大的得益群體，官員和商人也大多是讀書人出身。最大的失意群體是工人農民士兵，象軍隊裡就還有許多人懷念林彪時代。而文革前後知識分子所遭的難改革開放後終於得到了名利兩方面的補償，不同於西方國家，中國博導以上的教授不退休，伺奉終身，這批人到了晚年多是躊躇滿志，名利雙收。工農幹部們雖不如教授們光鮮，但由於共產黨的老幹部養老政策，也是衣食無憂。還有許多工農幹部洞察先機，把子女早早送入知識分子的行列，也分了改革一杯羹。有趣的是這批人的心態：對毛澤東時代參與整人害人的過去決不懺悔，託辭是在文革中他們也受了迫害。而知識分子幹部則大多背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他們很難不為此生又作老鼠又做貓的角色懺悔。在大學裡，各系的總支書記和中層領導里有許多父親這樣書生背景的幹部，要區分這批人的人品，只要看看反右中那個系和單位打了多少右派。

　　　十年白駒過隙，我的大女兒都要上大學了。當年我們一家在大學，在下放山區的日子尤在眼前。我這一輩子從來每有對父親說過一聲我愛你，從未說過一聲謝，這是我不可彌補的遺憾。我本來有機會告訴他，我是深深地愛着他的，他是一個好父親。唯一可以告慰父親於九泉之下的是：我始終保守着我對您的承諾。媽媽已經走出痛苦的深潭，我們一家生活得恬淡，平安和充實。親愛的爸爸，這不是您一生夢寐以求的嗎？

　　　章詒和女士說，往事並不如煙。但是勿庸置疑，歲月沖刷着記憶。寫點有關父親的文字懷念他，是我十年的心願。這一篇追憶的小文，是給父親，也給我的女兒們。儘管她們今天不能理解父輩們度過的那個瘋狂年代，然而或許將來某一天，她們也想探詢她們的祖父母輩的足跡。在二十世紀這一切都是真真切切地發生過，我敘述的僅僅是那個大潮中一朵小小的浪花。

2006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