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這是一個風光無限的組合。他們被美國《計算機世界》雜誌列在“全球50大互聯網最重要人物”榜單的首位；他們是《探索》雜誌“科學界最具影響力十大人物”的第一名。但在一洋之隔的歐洲，他們被法國RUE89電台封為“互聯網界的暴君”；他們執意推動的“數字圖書館”被比利時媒體斥為是在“作惡”。這個組合就是年輕的谷歌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拉里•佩奇以及CEO埃里克•施密特。在過去十年頭頂了太多光環的谷歌“三巨頭”也許沒有想到，隨着“谷歌帝國”在世界多國的強勢擴張，他們正面臨越來越多的麻煩，以及越來越嚴厲的指責。

　　1973年出生的謝爾蓋•布林是“三巨頭”中最年輕的一位，卻是三人中的“精神領袖”：谷歌自誕生之日起就被外界戲稱為“格言加工廠”，而這些層出不窮的格言、座右銘，幾乎都出自布林的手筆。在很多人看來，這位年輕氣盛的互聯網業巨子，是“怪人”，更是“狂人”。

　　在谷歌誕生前，整天泡在一起的布林和佩奇被好奇地詢問“究竟在研究什麼科目”，布林就說出了他第一句著名格言———“所有科目都令人厭惡”；當谷歌的雛形在加州門羅帕克誕生，他的一句“世界上所有信息均能在此訪問到，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由此獲益”，成了谷歌至今傳播最廣的招牌；而由他拍板定下的名言“不作惡”，則被谷歌員工宣揚為其“企業精神”。因此，有人說，如果說谷歌的核心技術更多的是與佩奇有關，谷歌的市場成功更應歸功於施密特，那麼決定谷歌許多重大抉擇取向的就是布林，而非另外兩人。

　　布林執着於“訪問所有信息”的理念，正是出於這一理念，谷歌才如此執着地推出一個個覆蓋地圖、視頻、手機等領域的服務項目。也正是出於這一理念，谷歌不顧在全世界碰壁的處境，試圖推進其“網絡數字圖書館”的計劃，它甚至冒着侵權的風險，在谷歌頁面上登錄大量各國報刊、書籍的節錄，甚至連美國報刊也不例外。布林的這個理念為谷歌招來了不少敵人。傳媒巨頭默多克去年11月怒斥“谷歌輕易地使用我們的新聞，不支付任何費用，這就是剽竊！”新聞集團旗下的《華爾街日報》乾脆形容谷歌是“無恥的網絡寄生蟲”。去年底出版了《谷歌搜索：我們所了解的世界盡頭》一書的美國作家肯•奧利塔說，布林在圖書發行方面是個“門外漢”，卻要指手畫腳———布林曾勸說奧利塔“把作品放到互聯網上讓大家免費看”，因為“現在已經沒人看書了”。為了給布林“補台”，曾經十分精簡的谷歌班子，不得不組建了號稱IT業最龐大的法務部門，按照一家比利時報紙的說法，這是為布林的“不作惡”“作惡”。

　　布林為自己辯護的辦法之一是將自己塑造為“受害者”，並將是否支持谷歌的行事風格，上升到“是否作惡”、“是否能讓更多人不受害”的高度。布林是出生在前蘇聯的猶太移民，他的父親是前蘇聯數學家，1977年從波蘭叛逃至美國。一年後，5歲的布林和母親也移居美國。布林曾在2007年2月參加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時對記者“痛陳家史”：“我出生在共產主義者統治下的蘇聯。感受過那種壓制的人，會本能地拒絕妥協。”這番話是他對有關“谷歌中國決定自我審查”的質疑做出的回應。布林甚至表示，“從商業角度考慮，進入中國市場的決定純屬負面，它導致我們在世界其他地區名譽受損”。不過，對這個說法，布林的搭檔佩奇並不認同。佩奇說“作為一個公司，我可不想以擔心聲譽受損為理由，來制定錯誤的對華決策。”

　　比布林僅大幾個月的佩奇，也許是谷歌“三巨頭”里最單純的一個人：這個美國土生土長的猶太人，從小就被視作“愛迪生第二”，因為他不僅在發明創造和聰明才智方面酷似這位大發明家，甚至連在科學研究以外的許多方面馬馬虎虎，也和愛迪生酷似。

　　和從數學專業半路出家的布林不同，佩奇是根紅苗正的IT精英，他在斯坦福大學深造，參與過多本著名IT雜誌的撰稿，還攢出過一台噴墨打印機，這在當年可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據說，同為斯坦福研究生的佩奇與布林在1995年結識時並不那麼“情投意合”。佩奇曾對《商業周刊》說，“我跟布林初次相遇時並不投緣，相互間都沒留下什麼好感。”

　　佩奇的加入使布林的搜索引擎研究迅速向實用化發展。1998年9月，兩人決定合夥開個公司。最初，佩奇的角色更像是公司的CEO，但他更大的興趣無疑還是在科技和產品開發上，谷歌后來許多異想天開的主意，比如“三巨頭”只拿“1美元年薪”、投資電影《斷箭》、投資新能源汽車等，都來自於他。

　　“1美元年薪”多年來一直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谷歌話題之一，尤其在高管高薪被痛斥的今天，這似乎讓谷歌“三巨頭”多了值得稱讚的“美德”。但事實上，這三人卻都是名副其實的有錢人。2004年11月，谷歌首次公開募股成功上市後，一夜間就成就了布林和佩奇美國億萬富翁新貴的顯赫身份，此事被外界看作是2001年股市泡沫破滅後“最大的個人財富事件”。如今，布林與佩奇一共持有公司58％股權，施密特持有近10%的股權。去年底美國《福布斯》雜誌評出的2009年財富增長最多的十大富豪中，佩奇和布林分居一二位，施密特排名第九。2008年7月，布林還預定了一張太空旅行票，他將於2011年乘坐俄羅斯載人飛船前往國際空間站一游，為此他已預付了500萬美元訂金。

　　據肯•奧利塔披露，在谷歌早期階段，其風險投資人非常擔心布林和佩奇無法勝任公司的日常運營工作，因此要求谷歌任命一位CEO。2001年，谷歌迎來了最終幫助布林和佩奇從“科學幻想家”向“互聯網巨富”轉型的關鍵人物。他就是施密特。

　　有人說，如果沒有施密特，谷歌也許至今仍是無數小公司之一，在IT泡沫破滅後的汪洋大海中隨波浮沉。和兩位年輕的創始人相比，施密特算是上一輩人了。出生於1955年的他曾就職於貝爾實驗室、ZILOG和施樂著名的帕羅阿爾托研究中心，還因為在JAVA程序開發上的貢獻，被SUN提升為首席技術官。1997年他成為NOVELL首席執行官，當NOVELL被併購後，他辭職賦閒，直到2001年與布林-佩奇搭檔相遇。

　　許多人感慨，施密特的到來，終於讓“狂人主義”的谷歌“變得像一個公司”了。他建立了完整的公司治理結構，將公司包裝上市，努力壓縮運營成本，並竭力壓縮新產品研發周期。而在“政治嗅覺”上，施密特更是十分老辣。早在沒有任何名氣的奧巴馬參加總統初選時，他就毫不猶豫地將寶押上，擔任其選舉周召集人，甚至開玩笑說“我的1美元年薪將得到奧巴馬的免稅待遇”。當奧巴馬入主白宮後，施密特成為奧巴馬組閣的過渡機構———諮詢委員會成員，至今，他仍是白宮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成員。

　　和布林一樣，施密特也經常把“網絡自由”和“隱私保護”放在嘴邊。但同樣是他，卻為谷歌地圖將行人隱私暴露於網際辯護，更在人們質問他為何配合布什政府“愛國者法案”，向當局提供客戶信息時，振振有詞地聲稱“公司理應將必要信息提供給有關當局”。去年底，美國CNBC電視台做了一檔有關搜索引擎用戶隱私安全問題的特別報道，幾天后，施密特在接受採訪時對此作出回應，“如果你有一些不希望其他人知道的事情，那麼你最好不要做出這些事情。”這番言論迅速被外界抓住了把柄。有評論家認為，作為一家長期聲稱“關注隱私”的公司，施密特看起來卻缺乏基本的隱私常識。還有媒體指責施密特不屑一顧的態度“很虛偽”，因為在大約一年前，施密特曾因為外界對其薪酬、居所、愛好及政治傾向的報道而大表不滿，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所有這些信息都是通過谷歌搜索引擎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