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这是一个风光无限的组合。他们被美国《计算机世界》杂志列在“全球50大互联网最重要人物”榜单的首位；他们是《探索》杂志“科学界最具影响力十大人物”的第一名。但在一洋之隔的欧洲，他们被法国RUE89电台封为“互联网界的暴君”；他们执意推动的“数字图书馆”被比利时媒体斥为是在“作恶”。这个组合就是年轻的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拉里•佩奇以及CEO埃里克•施密特。在过去十年头顶了太多光环的谷歌“三巨头”也许没有想到，随着“谷歌帝国”在世界多国的强势扩张，他们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麻烦，以及越来越严厉的指责。

　　1973年出生的谢尔盖•布林是“三巨头”中最年轻的一位，却是三人中的“精神领袖”：谷歌自诞生之日起就被外界戏称为“格言加工厂”，而这些层出不穷的格言、座右铭，几乎都出自布林的手笔。在很多人看来，这位年轻气盛的互联网业巨子，是“怪人”，更是“狂人”。

　　在谷歌诞生前，整天泡在一起的布林和佩奇被好奇地询问“究竟在研究什么科目”，布林就说出了他第一句著名格言———“所有科目都令人厌恶”；当谷歌的雏形在加州门罗帕克诞生，他的一句“世界上所有信息均能在此访问到，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由此获益”，成了谷歌至今传播最广的招牌；而由他拍板定下的名言“不作恶”，则被谷歌员工宣扬为其“企业精神”。因此，有人说，如果说谷歌的核心技术更多的是与佩奇有关，谷歌的市场成功更应归功于施密特，那么决定谷歌许多重大抉择取向的就是布林，而非另外两人。

　　布林执着于“访问所有信息”的理念，正是出于这一理念，谷歌才如此执着地推出一个个覆盖地图、视频、手机等领域的服务项目。也正是出于这一理念，谷歌不顾在全世界碰壁的处境，试图推进其“网络数字图书馆”的计划，它甚至冒着侵权的风险，在谷歌页面上登录大量各国报刊、书籍的节录，甚至连美国报刊也不例外。布林的这个理念为谷歌招来了不少敌人。传媒巨头默多克去年11月怒斥“谷歌轻易地使用我们的新闻，不支付任何费用，这就是剽窃！”新闻集团旗下的《华尔街日报》干脆形容谷歌是“无耻的网络寄生虫”。去年底出版了《谷歌搜索：我们所了解的世界尽头》一书的美国作家肯•奥利塔说，布林在图书发行方面是个“门外汉”，却要指手画脚———布林曾劝说奥利塔“把作品放到互联网上让大家免费看”，因为“现在已经没人看书了”。为了给布林“补台”，曾经十分精简的谷歌班子，不得不组建了号称IT业最庞大的法务部门，按照一家比利时报纸的说法，这是为布林的“不作恶”“作恶”。

　　布林为自己辩护的办法之一是将自己塑造为“受害者”，并将是否支持谷歌的行事风格，上升到“是否作恶”、“是否能让更多人不受害”的高度。布林是出生在前苏联的犹太移民，他的父亲是前苏联数学家，1977年从波兰叛逃至美国。一年后，5岁的布林和母亲也移居美国。布林曾在2007年2月参加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对记者“痛陈家史”：“我出生在共产主义者统治下的苏联。感受过那种压制的人，会本能地拒绝妥协。”这番话是他对有关“谷歌中国决定自我审查”的质疑做出的回应。布林甚至表示，“从商业角度考虑，进入中国市场的决定纯属负面，它导致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名誉受损”。不过，对这个说法，布林的搭档佩奇并不认同。佩奇说“作为一个公司，我可不想以担心声誉受损为理由，来制定错误的对华决策。”

　　比布林仅大几个月的佩奇，也许是谷歌“三巨头”里最单纯的一个人：这个美国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从小就被视作“爱迪生第二”，因为他不仅在发明创造和聪明才智方面酷似这位大发明家，甚至连在科学研究以外的许多方面马马虎虎，也和爱迪生酷似。

　　和从数学专业半路出家的布林不同，佩奇是根红苗正的IT精英，他在斯坦福大学深造，参与过多本著名IT杂志的撰稿，还攒出过一台喷墨打印机，这在当年可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据说，同为斯坦福研究生的佩奇与布林在1995年结识时并不那么“情投意合”。佩奇曾对《商业周刊》说，“我跟布林初次相遇时并不投缘，相互间都没留下什么好感。”

　　佩奇的加入使布林的搜索引擎研究迅速向实用化发展。1998年9月，两人决定合伙开个公司。最初，佩奇的角色更像是公司的CEO，但他更大的兴趣无疑还是在科技和产品开发上，谷歌后来许多异想天开的主意，比如“三巨头”只拿“1美元年薪”、投资电影《断箭》、投资新能源汽车等，都来自于他。

　　“1美元年薪”多年来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谷歌话题之一，尤其在高管高薪被痛斥的今天，这似乎让谷歌“三巨头”多了值得称赞的“美德”。但事实上，这三人却都是名副其实的有钱人。2004年11月，谷歌首次公开募股成功上市后，一夜间就成就了布林和佩奇美国亿万富翁新贵的显赫身份，此事被外界看作是2001年股市泡沫破灭后“最大的个人财富事件”。如今，布林与佩奇一共持有公司58％股权，施密特持有近10%的股权。去年底美国《福布斯》杂志评出的2009年财富增长最多的十大富豪中，佩奇和布林分居一二位，施密特排名第九。2008年7月，布林还预定了一张太空旅行票，他将于2011年乘坐俄罗斯载人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一游，为此他已预付了500万美元订金。

　　据肯•奥利塔披露，在谷歌早期阶段，其风险投资人非常担心布林和佩奇无法胜任公司的日常运营工作，因此要求谷歌任命一位CEO。2001年，谷歌迎来了最终帮助布林和佩奇从“科学幻想家”向“互联网巨富”转型的关键人物。他就是施密特。

　　有人说，如果没有施密特，谷歌也许至今仍是无数小公司之一，在IT泡沫破灭后的汪洋大海中随波浮沉。和两位年轻的创始人相比，施密特算是上一辈人了。出生于1955年的他曾就职于贝尔实验室、ZILOG和施乐著名的帕罗阿尔托研究中心，还因为在JAVA程序开发上的贡献，被SUN提升为首席技术官。1997年他成为NOVELL首席执行官，当NOVELL被并购后，他辞职赋闲，直到2001年与布林-佩奇搭档相遇。

　　许多人感慨，施密特的到来，终于让“狂人主义”的谷歌“变得像一个公司”了。他建立了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将公司包装上市，努力压缩运营成本，并竭力压缩新产品研发周期。而在“政治嗅觉”上，施密特更是十分老辣。早在没有任何名气的奥巴马参加总统初选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将宝押上，担任其选举周召集人，甚至开玩笑说“我的1美元年薪将得到奥巴马的免税待遇”。当奥巴马入主白宫后，施密特成为奥巴马组阁的过渡机构———咨询委员会成员，至今，他仍是白宫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成员。

　　和布林一样，施密特也经常把“网络自由”和“隐私保护”放在嘴边。但同样是他，却为谷歌地图将行人隐私暴露于网际辩护，更在人们质问他为何配合布什政府“爱国者法案”，向当局提供客户信息时，振振有词地声称“公司理应将必要信息提供给有关当局”。去年底，美国CNBC电视台做了一档有关搜索引擎用户隐私安全问题的特别报道，几天后，施密特在接受采访时对此作出回应，“如果你有一些不希望其他人知道的事情，那么你最好不要做出这些事情。”这番言论迅速被外界抓住了把柄。有评论家认为，作为一家长期声称“关注隐私”的公司，施密特看起来却缺乏基本的隐私常识。还有媒体指责施密特不屑一顾的态度“很虚伪”，因为在大约一年前，施密特曾因为外界对其薪酬、居所、爱好及政治倾向的报道而大表不满，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所有这些信息都是通过谷歌搜索引擎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