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史郎太郎走了。他是少數對侵華和屠殺懺悔的日本人。他的證詞和戰時日記都是極為珍貴的歷史見證。網上又有原３８師團２３０聯隊１２隊３４小隊宮本見二（記錄：小林次郎、大島緒久）的又一份證詞，見“一個日本兵臨終前的懺悔：集體輪姦女護士”。所揭露出日軍攻陷香港後的暴行令人不寒而慄。我們還不知道這份證詞的可靠性，但這份文字有名有姓，應該不難求證。二戰日本侵華史太需要這樣的證詞了。中日關係在二戰日本侵華問題上陷入泥潭，兩國官方民間對這段歷史解讀的分歧是源頭。對此，我國歷史學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為什麼德國人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沒有中日關係這樣的問題？一般的解釋是德國人認罪態度比較好，比如他們的前總理到波蘭的猶太人墓前雙膝下跪，而日本首相至今還參拜靖國神社；還有美國的影響，對屠殺猶太人清算徹底，而對日本人殺中國人則視而不見；德國人做事的認真，殺人也精確地殺，以至於證據確鑿，而日本人則是野獸般的胡砍亂殺，不易統計，等等。其實，除了上述種種原因外，猶太歷史學者對大屠殺真相的潛心研究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他們對真相的探索和執着是絕無僅有的：所有的大屠殺皆有事實為證。現在環球上下，誰敢說大屠殺是子虛烏有？大屠殺的事實為全世界歷史學界所公認，當然也為全世界人民和德國人民所公認。因此即便不時有幾個納粹子孫跑出來鳴冤叫屈，也為大眾所不齒，於是德國政府也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取締。

　　反觀日本，那時另一番景象。我有個小學同學，父親是５０年代初留日歸國的科學家，母親是日本人，日本女人從一而終的傳統讓她隨家一同來到中國。不幸父親５７年成了右派，母親於是理所當然的成了日本特務。他們一家在中國的日子那是慘了去了。中日一復交，他們一家就逐步地從中國撤退。即便有這樣的經歷，他們一大家還是百分之百的親中派。我有一次小心地問他們一般日本人對二戰侵華是怎麼看？比如對東史郎怎麼看？回答是一般日本人都對侵華和南京大屠殺傾向於迴避。而對東史郎，一般人認為他神經有毛病。這就是日本民意的客觀現實。從理智上說，我也知道同日本友好是我們的國家利益之所在。可感情上我可怎麼也好不起來。我媽媽的表弟，當年就是被日本兵當着他家人的面砍了頭。據我姨媽說，當年逃難到鄉下，被日本兵追上，在村子裡的曬穀坪上，只要是長象和衣着象學生的，通通拉出來斯拉斯拉地砍了，理由是這些人都是共產黨嫌疑。我沒有經歷過那個恐怖的年代，也不知道是不是每個日軍部隊都這麼幹，可這樁個案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我姨媽說起日本兵就咬牙切齒，你要她接受日中友好？這一輩子也休想，況且至今日本人還不認帳。壁如南京大屠殺，中國說殺了３０萬，日本人說沒那麼多，中方的說法是造假。從邏輯上說，日本人也沒錯：一個命題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只殺了不２９萬就可以說殺了３０萬結論是假的。中國要使南京大屠殺為世人所接受，就必須象老老實實地象猶太歷史學者那樣，證明它。其實日本人在３０萬的數字上糾纏完全是無理取鬧。套用國內時髦的說法：按照國際慣例，南京的殺法，即便是殺了一萬也是滔天大罪。我們的歷史學家應該花力氣去挖掘事實和研究真相，而不是危言聳聽地用大數字嚇人。比如說南京大屠殺至少殺了２０萬是不是更客觀？用春秋筆法著史正中日本右翼的下懷，因為這樣一來他就可在數字是否正確這樣的枝節問題上胡攪蠻纏，迴避事情的本質。一方面，日本日本右翼的辯解和宣傳又造成日本人民的將信將疑，使問題更加複雜化。另一方面，由於日方任罪的勉強態度，又對中國民眾尤其是憤青們的仇日情緒推波助瀾。這是一個雙輸的棋局。

　　在經濟大潮中，中國的歷史研究已經被而且還在被邊緣化。我們已經很多年沒有看到象樣的近代史研究成果了。我不是行中人，但直覺告訴我，抗日戰爭的歷史研究是對中華民族功德無量的大業。為什麼沒有人下苦功去做？大概沒有什麼商業價值。但是探索真相和事實不正是知識分子的職責嗎？歷史研究也有同證明數學定理相似的地方：證明一條是一條。積累多了，量變到質變，多數日本人民也是相信事實的。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給子孫後代留下一個真實的歷史。在這個問題上猶太歷史學者是我們的榜樣，比照他們，我們中國的歷史學家是不是有點羞愧呢？

2006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