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回１９７７，那是中华民族国运变换的一年。经过整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折腾，民怨鼎沸，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大学已经十年没有成批为社会输送像样的人才了。先是大学关门教授们被批斗下放，而后是工农兵上大学。当时的招生办法是十六个字：“自愿报名，单位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实质上是谁有权谁的孩子上大学，大学里聚集着众多的高干子弟和做为点缀的工农兵学员。社会上流传着顺口溜“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更有趣的是工农兵上大学不是去受教育，而是去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威信荡然无存。当时听工农兵学员们调侃：“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究竟谁怕谁？不是学生怕老师，而是老师怕学生。”学生的知识程度更是参差不齐，没法上课，教师们怨声载道。

　　１９７６年底四人帮垮台之后，百废俱兴，毛时代的惯性仍在延续。邓小平天安门事件被钦定罢官之后还没有正式的职位，被中央委托负责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科教界的主要思想障碍是文革中周恩来主持起草毛泽东钦定的“两个估计”：一是１７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６）科教领域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１７年培养的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修正主义的。这道圣旨成了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１９７７年４月，刘道玉从武汉大学上调教育部任高教司司长，到任之后就下基层调研，探寻教育战线拨乱返正之途。他在调研中恢复高考是拨乱反正之当务之急，但又担心被指摘重走资本主义道路。１９７７年８月２日邓小平亲自主持全国科教座谈会。与会３０人多为中国顶尖的专家学者，高校１５人，科学院１５人。邓小平开宗明义说，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吃了许多苦头，现在四人帮倒台了，请大家来出出主意，教育战线拨乱反正该怎么做，大家畅所欲言，不要有顾虑。会议头三天，众人主要控诉四人帮的恶行和其方面的问题。邓小平以他特有的果断风格有问必答，当机立断。会议开得很热烈。刘道玉觉得提出恢复高考的时机到了。他同武汉大学的查全性教授谈及此事，查也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两人不谋而合。８月５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查全性发言，直接提出恢复高考是拨乱返正的关键之举。查全性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１７年上大学靠分，现在上大学考权。十六字招生原则不可能为改革开放培养人才。

　　查全性一言甫出，举座皆惊。片刻之后，众人纷纷附议赞同。邓小平当即问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恢复高考来得及吗？刘回答招生会议已经开过，今年来不及，可以从明年开始。这时邓小平严肃地说：“看准的事，不要等。统一高考从今年起恢复。”从查全性发言到邓小平拍板，只有短短的２０分钟。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历史的机遇被邓小平从指缝中牢牢地拽住。１０月２１日，人民日报等媒体以头条新闻发布１９７７年恢复统一高考。１２月１０日，５７０万考生进入关闭十年的考场。由于时间仓促，１９７７年高考由各省分别命题。１９７８年春天，２７万７７级大学生进入大学校门。１９７８年夏，全国统一高考，又有几十万大学生入学。大学里，１５岁和３０岁的学生同室求学的景观比比皆是。很多大学老师回忆，那是中国大学求学风气最盛的年头。１９８２年，７７，７８两级同年毕业，遂成为改革开放的精英集团。

三十年前邓小平一锤定音，以他的高瞻远瞩和个人魄力恢复高考，这一事件被许多人看作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拐点。三十年后回首，中国天翻地覆，国力日增。虽然社会还有许许多多的痼疾，但不可讳言的是，中华民族正走在复兴的路上。改革开放，贡献最大的是知识分子，而分享着改革开放的成果最多的也是知识分子。中国有句古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７７，７８级，尤其赶上末班车的大龄考生，是应该感谢邓小平的。尽管邓有六四镇压学运的大污点，但那是另一笔帐。这批人在国内，许多人已经身在高位。在海外的，也多为专业人士。饮水思源，回馈社会，作社会的良心，尽的一份责任，至少不同流合污。这应是入学３０年庆典前应有的思考。

2007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