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流回１９７７，那是中華民族國運變換的一年。經過整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折騰，民怨鼎沸，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中國大學已經十年沒有成批為社會輸送像樣的人才了。先是大學關門教授們被批鬥下放，而後是工農兵上大學。當時的招生辦法是十六個字：“自願報名，單位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覆審。”實質上是誰有權誰的孩子上大學，大學裡聚集着眾多的高乾子弟和做為點綴的工農兵學員。社會上流傳着順口溜“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更有趣的是工農兵上大學不是去受教育，而是去上管改（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知識分子是臭老九，威信蕩然無存。當時聽工農兵學員們調侃：“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究竟誰怕誰？不是學生怕老師，而是老師怕學生。”學生的知識程度更是參差不齊，沒法上課，教師們怨聲載道。

　　１９７６年底四人幫垮台之後，百廢俱興，毛時代的慣性仍在延續。鄧小平天安門事件被欽定罷官之後還沒有正式的職位，被中央委託負責教育和科技工作。當時科教界的主要思想障礙是文革中周恩來主持起草毛澤東欽定的“兩個估計”：一是１７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６）科教領域基本上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二是１７年培養的人的世界觀基本上是修正主義的。這道聖旨成了知識分子頭上的緊箍咒。１９７７年４月，劉道玉從武漢大學上調教育部任高教司司長，到任之後就下基層調研，探尋教育戰線撥亂返正之途。他在調研中恢復高考是撥亂反正之當務之急，但又擔心被指摘重走資本主義道路。１９７７年８月２日鄧小平親自主持全國科教座談會。與會３０人多為中國頂尖的專家學者，高校１５人，科學院１５人。鄧小平開宗明義說，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吃了許多苦頭，現在四人幫倒台了，請大家來出出主意，教育戰線撥亂反正該怎麼做，大家暢所欲言，不要有顧慮。會議頭三天，眾人主要控訴四人幫的惡行和其方面的問題。鄧小平以他特有的果斷風格有問必答，當機立斷。會議開得很熱烈。劉道玉覺得提出恢復高考的時機到了。他同武漢大學的查全性教授談及此事，查也認為這是一個重大問題，兩人不謀而合。８月５日，會議的最後一天，查全性發言，直接提出恢復高考是撥亂返正的關鍵之舉。查全性說，解放前上大學靠錢，１７年上大學靠分，現在上大學考權。十六字招生原則不可能為改革開放培養人才。

　　查全性一言甫出，舉座皆驚。片刻之後，眾人紛紛附議贊同。鄧小平當即問教育部長劉西堯，今年恢復高考來得及嗎？劉回答招生會議已經開過，今年來不及，可以從明年開始。這時鄧小平嚴肅地說：“看準的事，不要等。統一高考從今年起恢復。”從查全性發言到鄧小平拍板，只有短短的２０分鐘。這是會議的最後一天，歷史的機遇被鄧小平從指縫中牢牢地拽住。１０月２１日，人民日報等媒體以頭條新聞發布１９７７年恢復統一高考。１２月１０日，５７０萬考生進入關閉十年的考場。由於時間倉促，１９７７年高考由各省分別命題。１９７８年春天，２７萬７７級大學生進入大學校門。１９７８年夏，全國統一高考，又有幾十萬大學生入學。大學裡，１５歲和３０歲的學生同室求學的景觀比比皆是。很多大學老師回憶，那是中國大學求學風氣最盛的年頭。１９８２年，７７，７８兩級同年畢業，遂成為改革開放的精英集團。

三十年前鄧小平一錘定音，以他的高瞻遠矚和個人魄力恢復高考，這一事件被許多人看作一個民族和時代的拐點。三十年後回首，中國天翻地覆，國力日增。雖然社會還有許許多多的痼疾，但不可諱言的是，中華民族正走在復興的路上。改革開放，貢獻最大的是知識分子，而分享着改革開放的成果最多的也是知識分子。中國有句古話，叫“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７７，７８級，尤其趕上末班車的大齡考生，是應該感謝鄧小平的。儘管鄧有六四鎮壓學運的大污點，但那是另一筆帳。這批人在國內，許多人已經身在高位。在海外的，也多為專業人士。飲水思源，回饋社會，作社會的良心，盡的一份責任，至少不同流合污。這應是入學３０年慶典前應有的思考。

2007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