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经常看到评论中国社会分配不均、群体事件的文章和一些关于中国面临全面危机的文章。其中《鲍彤：中国社会已全面進入危机》（简称“危机”）一文很有代表性。
   “危机”整篇都是转述前中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对中国当今社会危机状况的看法。说鲍彤针对中国大陆频繁出现的舍命维权事件，尤其是富士康公司今年连续发生的12起员工跳楼事件，指出中国社会已经全面進入危机。鲍彤认为：这显示中共领导一切，把国家的实力建立在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和政治权的模式，已经导致社会全面变态、全面進入危机。鲍彤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多少个亿万富翁形成，而多少亿个弱势群体处在最贫穷、最无权的状况的模式，有权的人有钱了，没有权的人没钱，官富民穷，民不欲生哪，在这个模式底下活不下去只好跳楼。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恶果。”“危机”还转述鲍彤其他一些话及结论：中国官员“使中国百姓产生了绝望的疯狂，整个社会被迫陷入危机而不能自拔”。

    这里且不说上述话是否鲍彤所言，也不去评论中国社会出现的“分配不均”和百姓群体事件，只是想就“中国危机”论谈一点看法。

“中国危机”论一直都存在，特别是在美欧舆论界更是盛行。西方政界、理论界、舆论界长期具有“中国危机”的思维定势，我们这里一部分人也和西方人一样持有这种思维定势。“中国危机”被反复炒作了几十年，但中国依然是中国，中国不仅没有爆发全面危机，反而持续稳定发展，迅速崛起，社会总体安定。这是那些持“中国危机”论思维定式的人们所不乐意看到的。

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存在着“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现象，各地也发生了不少上访和群体事件。但我们也要提醒人们，上述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世界各国、包括美国、欧洲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只是这种现象在贫穷国家、特别是处于转型期国家表现得特别突出。这种现象的确是一种风险，但不是主要风险；也的确是社会危机的重要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
    引发社会危机主要来自于风险分配压力。风险分配中的“风险”，主要是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国际风险，其中最基本的是经济上的。引发全面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或主要原因是经济问题，是经济危机。从古到今，我们找不到一个经济繁荣兴旺而爆发全面社会危机的先例。

    当风险分配压力“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①，或发生“有明显抵触的社会力量之间冲突而导致的紧张状态”②，致使整个“社会处于失序或者失衡状态，社会治理难以有效维持”③时，社会危机才会爆发。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前苏联是一个平均分配的体制，它之所以解体，没有分配不公的原因，而主要是承受不了长期的经济消耗和庞大的财政负担，以至于难以为继支付在两大阵营对峙中的巨额成本。美国人最沾沾自喜的是它拖垮了前苏联。后来，俄罗斯、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曾试图用“休克疗法”加速转型而在经济上陷入崩溃的边缘，引发政局持续动荡，在美国的积极介入下，一些国家发生了“颜色革命”。而乌克兰新政府因长期解决不了经济问题，加上俄罗斯的外部压力，政局一直动荡不安，最终导致政治重新洗牌。不久前吉尔吉斯发生的大规模骚乱，属于其内部“有明显抵触的社会力量之间冲突”和外部力量介入而导致的紧张状态”，使得整个社会处于失衡状态。
    上世纪拉美国家爆发债务危机，引起社会持续动荡，是因为它们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无力承受庞大的债务压力和美欧突然对它们实施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所产生的巨大外部压力。东南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在外部压力下过早过快地放弃货币市场监管，最终导致了1997危机。日本也是因为在美欧外部压力下结下“城下之盟”（广场协议），导致经济泡沫破灭后的经济危机和持续20多年的经济停滞。日本虽然没有因此发生全面社会危机，但导致政治上长期不稳定，政府内阁“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垮台。
    上述危机范例中，虽都伴随着财富分配不均的社会压力，但没有一个国家单纯因为财富分配不均而导致危机爆发。他们大部分是在风险分配的社会压力下爆发危机的，其中的主要因素是外力干预或输入型的国际风险压力。

 母庸质疑，中国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尤其是后一种压力使之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并造成了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风险。

 中国现阶段虽然也存在财富分配不均、权力资本和官员腐败等严重问题，但现行制度和政策依然能够有效调节，使得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在中产阶级迅速增加的同时，贫困人口大量建少，因而比起其他国家的转型过程，社会矛盾要缓和得多。中国许多地方也时有出现因官员滥用权力和社会不公引起群体抗议事件，但都属于局部的，大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都因处理及时和措施得当，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
    富士康频繁发生的“跳楼”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但也是局部事件。就其性质而言，狭义上讲，它是一个私人公司内部制度不公导致的员工与资本的对立所引发的抗议事件；在广泛的意义上，也是财富分配不公的一个社会缩影，属于一种财富分配压力。现在中国政府积极介入调查，督促富士康妥善处理。富士康也明确将采取措施调整制度并提高收入。富士康“跳楼”事件绝不是像鲍彤所言，显示那样一种“把国家的实力建立在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和政治权的模式”，从该事件中更看不出“已经导致社会全面变态、全面進入危机”。

 客观地看，目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富士康事件和其他群体抗议事件，就如美国已故民主政治大师亨廷顿所说的，是由现代化进程“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即如亨廷顿所认为的，经济增长在“用某一速度改善着人们的物质福利”的同时，“还会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④从社会分配的角度看，也如有的专家所说的，是在利益重新分配格局中，弱势群体产生的一种“相对剥夺感”，所引起的“不满情绪甚至反抗行动”。⑤

 显然，这些局部矛盾与冲突，并没有“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并不是“有明显抵触的社会力量之间冲突而导致的紧张状态”，使整个“社会处于失序或者失衡状态，社会治理难以有效维持”。我同意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即在当今中国社会，并不存零星的、局部的抗议事件向全社会急剧蔓延和全面扩展的条件。应该说，中国目前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调节，使得中国社会前30年的转型总体上是顺利的。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不严重或社会压力不大。我们如果不能继续有效调整制度和恰当运用政策，如不及时妥善处理这些看起来很小的局部矛盾，日积月累，终有一天也会酿成全面的社会危机。

 像其它转型国家一样，当前中国社会的风险压力主要来自外部，属于输入风险型压力。既有外部因素介入促成的中国西藏、新疆的社会骚乱，也有美国介入下的台海局势的不确定风险，更有当前美国在中国周边构成的安全压力，特别是近期全面逼近中国海域，介入南海争端，对中国形成的军事威胁。
    就经济层面说，在中国转型30年之际，突然面临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美国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制裁中国，更采用对付日本和东南亚的手段，向中国开展汇率战，全面向中国施压，试图将中国变成第二个日本，或让日本或东南亚危机在中国重演。如果我们应对失误，将引发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导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积累的成果毁于一旦，将导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中止。这是那种“万劫不复”的灾难！

 结论是：（1）中国现在并不存在爆发全面危机的条件，更没有面临全面危机，希望那些炒作“中国危机”的人正视现实，从“中国危机”之思维定势中走出来。
   （2）中国面临外部输入型风险分配的巨大压力，安全形势严峻。如何应对而不是中国出现严重危机，考验着中国政府和精英阶层的智慧和执政能力。

    ①RosenthalUriel，CharlesMichaelT.，ed.Cop ingW ith Crises：the Management of Disasters，Riots andTerrorism.Sp ringfield ：Charles C.Thomas ，1989.
    ②许文惠等《危机状态下的政府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③蔡志强：《社会危机治理——价值变迁与治理成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④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1、51页。

    ⑤宋林飞：《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与运行》，《东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