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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心中美关系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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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何时有了“我的‘一亩三分地’” 2010-09-03 11:08:26

    中国人有句口头禅,叫做“我的‘一亩三分地’”。人们说这句话,并非自我嘲解,表示属于自己的东西很少,而是在表明和强调自己的“个人利益”。后来,这句话又扩大到利益集团和政治范畴,用以强调自己的势力范围。

    过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哪来“我的‘一亩三分地’”?直至清王朝之前,民间还没有流传这句话。
    
    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为本”的大国,历朝历代皇帝为表示对农桑之事的重视,每逢春耕前,皇帝都祭祀“先农”,在籍田上三推,皇后祭祀“先蚕”,两口子过一把“男耕女织”瘾,即所谓的行“耕藉礼”。《诗
·周颂·载芟序》中有:“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此礼历经数代不缀,直至清亡。

    “我的‘一亩三分地’”之说法,始于满清入关以后。满族原为游牧民族,牧马放羊,采参打猎,不习耕种,居住在深宫大院里的满清皇宫更是如此。满清入关后,于1644年建立清王朝,为了统治的需要,满清皇帝开始学习汉族文化和传统,特别是更重视农业这一立国之基,学习农时农耕,亲行耕藉。
    为了及时了解农时,熟悉节令。清初,满清皇帝在西苑的丰泽园内划出稻田十余亩,叫“演耕田”或“御耕田”,由皇帝、皇后“亲耕”,表示普天之下该种五谷了,并以此显示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这种做法世代沿袭,他人不得将地改作它用。
   《清史稿》记载:“乾隆八年正月,遣和亲王弘昼代祀先农坛,用《中和韶乐》,与上祭同。著为例。”雍正年间,皇帝改在先农坛“演耕”。每在惊蛰时节,皇帝便着礼服,在王公大臣陪同下,乘龙辇从正阳门到先农坛,隆重地祭祀先农。礼毕,皇帝行“耕田礼”,御更衣殿,换穿龙袍,走到“御耕田”中,南向立于“耕位”;户部进“黄耒,驾黄牛”,顺天府尹献黄鞭;皇帝左手扶犁,右手挥鞭,“耆老二人牵牛”,开始“耕田”,户部侍郎跟在屁股后面“播种”,此时鼓乐歌声大作。皇帝“三推三返”后,便在礼部尚书陪同下,登上“观耕台”,看王公大臣“表演”。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由谁定的规矩,将皇帝的“御耕田”面积定为“一亩三分地”。不知什么时候,“一亩三分地”成为“自耕地”的代名词,流传开来,传到民间。久而久之,时至今日,人们就将个人利益或个人势力范围称为“我的‘一亩三分地’”,也将那些自私自利的人讽刺为:“就知道你那‘一亩三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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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妻子出轨,男人叫“戴绿帽子” 2010-09-01 10:25:57

    汉民族向来是重色彩的民族。《礼记》里讲:“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后来秦灭周,又尚黑;汉灭秦,武帝“易服色”,改为尚黄。到了魏晋,情况比较复杂,天子和群臣要按春、夏、季夏、秋、冬五个时节穿戴五种朝服,其色依次是青、朱、黄、白、黑,真够烦的。隋唐建立后,正式把服饰的颜色作为区别贵贱尊卑的一种手段。太宗贞观年间规定:皇帝就穿黄色的龙袍,百官中,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深红),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以后各朝代均大体沿袭此法。可见,绿色青色排名最后,在官场上是低贱的代表。当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郡司马,官列九品,所以《琵琶行》诗中用“青衫”代称。他的《忆微之》诗云:“折腰俱老绿衫中”,形容仕途坎坷,人老白首仍屈身于低微的绿衫行列中。

    在民间,这两种颜色也是象征着低贱的行业。比如元明两代,乐人、妓女必须着绿服、青服、绿头巾,而《元典章》更是规定规定,娼妓之家长和亲属男子须裹青头巾。由此,“青头巾”就与娼妓的男性亲属有了联系,后来扩大为指妻子有不贞行为的男人。由于青、绿二色比较接近又同属贱色,而现在人们也不带头巾改戴帽子,于是又逐渐演变成了“绿帽子”。
  

    “绿帽子”的由来大约是从元朝开始的。当时的蒙古是没有娼妓的,化外之人,想要就要,大草原上的男女只要愿意,马上就会天当被子地当床。等到挥军南下进了中原,就很是看不惯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原人开设的妓院了。于是元朝统治者规定妓女着紫衫,在妓院里做工的男人戴绿头巾,以示与正常人的区别。延续至今,就诞生了中国男人最怕的一顶帽子:绿帽子。

 

(来源于“国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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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着怎样的 “言论自由”神话 2010-08-24 08:28:43

    一直以来,美国标榜和神话自己的“言论自由”,他也被捧上“言论自由”的神坛。

 美国雅施瓦大学历史系教授艾伦·施雷克在《美国的学术自由谎言》中揭穿了美国“言论自由”的神话,将美国请下了“言论自由”的神坛。

    施雷克在《美国的学术自由谎言》中描述了二战以来美国发生的政治迫害和压制学术自由的状况。

 20世纪40—50年代,以反共著称的麦卡锡主义的政治压迫,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治压迫时期。大约一百多个教授因为与美国共产党有联系、拒绝揭发他人或拒绝以某种方式证明自己不再同情左翼人士,而被解雇或被政府列入黑名单。尽管美国的高等教育从麦卡锡主义吸取了一定的教训,后来也没有再出现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公然的政治压迫。但是,今天美国的高等教育和学术自由所面临的状况甚至比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压迫更加严重。

    60年代,政治气氛发生了变化,50年代的审查制度一去不返。民权运动使政治活动重新回到校园,反对越战的抗议和教育改革的倡议开始在校园风行。教授和学生们都希望能够在课程中讨论相关社会和政治问题。同时,学校的管理人员也希望通过修改课程、创建一些新的项目以适应妇女与少数族群不断进入校园和教师群体的新局面。这些改革确实使美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但改革也导致了一些颇受争议的遗留问题,如美国教职员工群体的分裂。一些教授认为,学生激进的破坏性行为严重影响到学术自由;一些教授虽然支持学生的要求,但反对其策略。很多机构吸纳了越来越多有色人种员工和学生,反对者认为这一举措是在平等主义压力下对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削弱。围绕这样的争论,教师群体再一次分裂。

    当时高校争论如此激烈,其势头甚至延伸到了学术领域之外。通过媒体对几所著名高校爆炸性事件的煽风点火,普通的市民也开始对高等教育持怀疑态度。他们不仅关注高校中法规和秩序的坍塌,还非常厌恶学生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反对。类似于里根的保守政治家正好利用了人们对于混乱局势和非传统生活方式的敌对态度。在随后的反击中,学术圈失去了它的光环,人们普遍认为学院和大学成为一个充斥着长发激进分子与精英教授的“颠覆的天堂”。

    70—80年代,一些保守派商人、慈善家利用学术界面临问题的时机,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起一场公共关系运动,目的就是抵消激进教授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宣称这些激进教授正在破坏或削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他们为右翼的学术人士提供资金支持,并且建立智囊团,为政策制定者和媒体提供专业知识,而在此之前,这些都是由高校学术人员提供的。保守派的这些活动,尽管花了很长时间,但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学术领域关于公共政策的演讲和讨论明显地转向右翼。

    在这种文化战争中,保守派攻击学术界在60年代中期及其之后采取的改革,认为高校在60年代中期后逐渐抛弃了传统标准,增加了新的、多文化的要求,这些要求并不符合美国的政治要求,即在政治上没有正确性

    由于受到右翼资金的支持,很多教授和联邦政府的官员大肆攻击6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产生的后果,认为其破坏了传统的学术标准。保守派还反对文学领域类似于解构的理论,反对修正主义历史派,认为其强调种族、阶级、性别,没有对美国的生活方式给予足够赞美,对国家不利。

    同时,学术圈早已面临的财政危机加剧了这一形势。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政府注入大学的公共资金已经开始枯竭,各个州的政治家也开始削减其开支。作为经费减少的回应,学校往往提高学费。不难理解,沉重的高等教育负担很难不使美国普通市民对大学产生愤怒情绪。非常不幸的是,由于这种文化战争,人们对高校产生了非常混乱的概念,他们不认为这种现状是由于州和联邦政府资助减少,而认为是由于高校老师的挥霍。在学术研究内部,由于受到财政约束,优先权就会重新排序。为了吸引学生,获得更高收入,高校管理人员就对知名教授进行投资,建立豪华的娱乐场所。他们还通过寻求企业资金,为学术研究提供资金。企业控制了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就会受到质疑。这些政策实施后,最可怜的人群就是位置不很稳定的教职员工。这些教师占整个教职员工的2/3,他们任何时候都可能被解雇。这样的话,他们就不能依赖传统的学术自由保护机制来保护自己。

    9·11”事件之后,几乎没有什么教授被解雇,麦卡锡主义并没有回来。然而由于反恐战争的影响,学术自由却受到了攻击,联邦政府开始干涉人们的研究工作。相比麦卡锡主义,有些事情本质是一样的,比如排除异己。麦卡锡主义时期,政府禁止持不同政见者进入国家。如今,类似的障碍也出现了,有些非常知名的学者被禁止进入美国。更具有破坏性的,就是美国越来越严格的签证程序。尤其是大约25个伊斯兰国家的留学生,在签证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麻烦,进入美国后也要遵守非常繁琐的审查程序,而且被禁止从事某些领域的研究工作。本国国民也面临着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措施,不仅学术研究出版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而且有些教授会因为不小心破坏了官方的规定而被关进监狱。

    同时,对于言论的限制也回来了。20世纪50年代,禁止共产主义和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进行演讲,今天受到限制的主要是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学者。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被解雇的人,在数量上与麦卡锡时代不太一样,但同样令人感到非常烦恼。与其他对学术自由进行侵犯的情况一样,在有争议的领域进行研究,或者从事不受欢迎的研究课题,如研究共产主义经常会受到侵犯。即使解雇事件不是很多,但当前的政治气氛,使得那些不受美国政府欢迎的人,都容易成为被剥夺教职的对象。

     9·11”事件后,整个学术界都在受到这种攻击。作为早期文化战争的升级和强化,他们的目的就是削弱学术活动的特殊性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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