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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耀基：有大学方有大国
● 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学是李卓敏校长1963年创办的。自立校以来，它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为使命，在香港的教育史上创造了众多奇迹。
英国《金融时报》每年都要做一个调查，全世界大学有2.5万到3万所，香港中文大学排到了前50名。香港中文大学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走进了世界大学前列，这对中国内地高校的发展应该说是很有启发的。
如何遴选校长？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条例，学校的最高治理机构是校董事会。校董会主要是两部分人士构成，部分是大学的教职人员，部分是社会贤达之士，包括一些企业家，因为他们也支持学校。社会贤达完全是义务的。校董事会不管学术，只负责与学校行政有关的重要事务，拥有最后的权力，校长聘任要经过校董事会通过。
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是在全世界遴选的。首先，校董会成立一个遴选小组，包括校董会的董事、两名大学教员，有时还听取学生的一些意见。遴选小组在确定校长的条件后，委托一个国际猎头公司——哈佛找校长也是雇用这家公司——到全世界去找，初步选定十个人。
遴选小组经过讨论，选出七位，专机邀请他们过来作演讲，与师生见面，大家问些问题，看他(她)是不是有校长之才，有没有做校长的胸襟。这个过程要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遴选小组最后确定一个人选报校董事会。校董事会一般都会批准，因为这样遴选出来的人，校董事会要反对很难的。
这和内地完全不一样。内地大学校长还是任命制，是上级部门委派来的，一些大学校长还被任命为行政官员。大学是国家培育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大学管理得好，可以转到别的上面去，这不一定是坏事。问题是，制度必须保证大学校长懂教育，要有一种专业精神。像美国一般是从这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大学去，基本上是在教育系统里。大学校长出身去担任部长的不是没有，比较少。
据了解，内地大学的官僚化倾向比较严重。例如，对于教育部搞的教学评估，大学非常有意见，但似乎没有一个校长敢公开站出来反对，因为他们是上级部门任命的，体制决定了校长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
这是制度造成的不好现象。制度应该有一些限制，使得这类问题不出现。我认为未尝没有一些可以改善的空间，比如说是不是在教育部决定任命之前，要有一些独立的委员会，委员基本上来自不同的大学，让教授也有机会参与。另外就是大学本身的一些委员会，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建议权？
世界是个大学
大学校长全球遴选，说明香港中文大学最突出的特点：国际化。
我们有一个基本前提，大学的知识是世界性的，不只是属于中国的。因此一定要放开眼光，有国际化视野。
大学教什么东西，差不多全世界都相同，只是看谁的水准高。即使是中国文学研究也要有世界的视野。大学的全球性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跟国际接轨，是要跟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和事接轨。不能说西方理论我们都不要承认，可能吗？这是人类共有的东西，杨振宁拿了诺贝尔奖，也是在西方学术领域里发展出来的。
所以，不要小气地说这是美国的、那是英国的，世界是一个大学。西方中古大学原来有一个世界精神，巴黎的教授可以到伦敦去，伦敦的可以到罗马去。
为什么美国不容易没落呢？最重要的是它有很多真正一流的大学。今天美国的大学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而且数量最多，仍然在产生世界级的人才。
美国大学的学生来自全世界，都是最好的学生，而老师又是世界性的。像哈佛大学，有20%多的教授是外来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的大学真正实现了学术是“天下公器”的理想。
需要学术自由
英美对学术自治是非常重视的。香港中文大学虽然是在英国殖民地时期开始成立的，但是一旦成立以后，政府不再干预。是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当然也有，但是不大。
我认为大学要办得好，它天然要求学术自由、学术自主，因为它要做的工作需要更高的自主性，需要更多的自由。我认识的一些校长也不断地在寻求怎么样保障大学的学术自主性和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自由里面的一个类别，特别是做学术研究，必须要突破很多禁区。
大学只是很多社会制度的一种，为什么特别强调自主与自由呢？因为它从事的任务是要传授知识，要创造新的知识，就需要培育活泼的、有思想的人，没有自由的环境怎么培养得出来？像苏联时代、中国“文革”时期，思想禁锢得不得了，后来出现了灾难。
我看到，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国内地的大学统统变成“毒草”了，令人痛心。
中国要发展，哪一样不需要好的知识？知识哪里来？得靠大学来创造。现在是一个知识社会，没有一些真正的知识是难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现在知识主要来源靠什么？是大学。知识生产或者创新的独特性，要求大学要有很高的自主性，同时要有很高的学术自由。
事关中国发展
香港的大学，包括美国的大学，不是说没有缺点。中国内地的大学在大发展中出现一些困难、困境更可以理解，有些是因为发展而出现的问题，有一些是不发展出现的问题。
法国有一位研究组织学的权威米歇尔问我：中国在这段时间发展那么快，它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哪里来的？中国在大发展中变成世界工厂了，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完全靠外国吗？不可能。完全靠“海归派”吗？怎么可能！
严格讲起来，中国内地大学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已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科技管理人才，所以使得中国故事能够写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是很难的。有一些西方人说“现在中国培养的科技人才比美国多几倍”，这话对不对？没有错。但是以后真正要考虑科技人才的创造性，能不能有高度的科学技术修养。
说实在话，中国现在的工业还是比较低层次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现成的最好的大学模式，但是有一些运作得好的制度值得借鉴。
今天已经运行着的大学制度，有很多东西有非常大的共性。我总觉得，大学与整个中国的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从今天大学的情形差不多可以看到30年以后中国整个社会的情形。没有突然一下变化的，这不可能的。不是说中国所有的东西完全靠大学，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靠大学。
正是因为这些，人们对现在的大学批评非常多。比如说大学的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现象，令人痛心疾首。如果这类现象出现多的话，就不能说是害群之马了，这就是某些制度上的欠缺，我们要真正去思考一些问题，要优化制度，去弊存优。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本文系本刊记者马国川采访整理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财经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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