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下跪才能站起来 歌唱祖国：台籍委员“两会”演讲引热议 https://www.dw.com/zh/%E6%AD%8C%E5%94%B1%E7%A5%96%E5%9B%BD%E5%8F%B0%E7%B1%8D%E5%A7%94%E5%91%98%E4%B8%A4%E4%BC%9A%E6%BC%94%E8%AE%B2%E5%BC%95%E7%83%AD%E8%AE%AE/a-47894330 凌友诗还说：“我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起伏跌宕存着无限的悲悯与理解，觉得无论个人有什么见解与得失，没有比国家的生存自主和团结统一再重要的了。我也分外感激中国共产党和在大陆的同胞，筚路蓝缕，让国家从满目疮痍中
' 站起来 ' 到 ' 富起来 '，从 ' 富起来 ' 再到 ' 强起来 '。” 懂得下跪才能站起来 下跪虽然不太好看，但不要小看下跪的力量。也许下跪的力量正源于“不太好看”。所以，下跪，有时很美。为什么我说“下跪，有时很美”，因为，下跪，有时是很丑陋的，至少是不应该的。 布兰特(Willy
Brandt，1913-1992)是人间伟人，当之无愧。布兰特在六十年代就致力于粉碎冷战结构的工作，他清楚地了解到，冷战结构乃是美国所创造的结构，而真正受害者则是德意志人民。因此，在他当选西德总理后，即致力于和东德及苏联和解。他在波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跪下，就这么一跪，举世震惊。在那种时代的气氛下，他付出的惨痛代价是，他被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责骂为“德奸”。由于他是西德的总理，他夹着西德日益壮大的经济势力，不断地采取“东进政策”，以追求两个德国的统一的最终目标。因为他是西德的总理，美国对他无可奈何，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他由于自己的秘书被办成了“间谍罪”，而被迫下台。不过，布兰特的作为却有了更多的收获，他自己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下跪是内心一种期待的流露，很难说对还是不对。若你是带着负罪之心，期待下跪的对方给以原谅，这种下跪是忏悔、是认错，这种下跪就有力量，就很美。若你的下跪是期待对方努力做得更好，是期待对方认错，这种下跪似乎没有力量，不美！我们更不应该向金钱、物质、欲望“下跪”。下跪是灵魂的忏悔，不是灵魂的下跪。 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我们应该学会忏悔。忏悔不是单纯一个认罪与不认罪的问题，更不是简单的“谁是凶手”或“谁是肇事者”，这样一些具体的责任问题，而是，透过忏悔，看到实实在在的灵魂对话。忏悔，不是简单的善和恶的斗争；忏悔，实际上搭起“悔”和“改”的桥梁：悔过去的罪，改未来的生。 在一个息息相关的社会里，面对八九坦克，我们的灵魂是否安宁？如果我们不能安宁，那就说明我们是有责任的；如果我们心安理得，那就说明我们的良知毁灭了。 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自己的人生，同样每个人都有权利面对自己肉体的死亡。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条生命都必须得到体恤。
不懂下跪，就不懂忏悔，就不会强大
忏悔当然是事后的，但它不是着重于当时那么做的后果，而是着重于动机，着重于对自己人性的恶劣本性的自我批判。忏悔不是要把自己的过失补救回来，而是要对自己的人性的有限性加以鞭挞。忏悔对罪恶的原因加以反思，它比一般的后悔深刻得多。忏悔不是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不是要改恶从善，忏悔就是不认为自己可以重新做个好人，人性的劣根性、有限性是不可改变的，但你愿意为自己的有限性承担责任。这种有限性肯定是会导致罪恶的，要承认这一点，要看清这是人性的本质结构。人性本恶，康德称为人性中的根本恶。人的有限性就是人的根本恶，一切恶都是从人的有限性生出来的。根本恶是不可能通过忏悔摆脱掉的，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忏悔而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把握自己的自欺结构，从而成为一个有深刻的自我意识的人。这样一个具有忏悔精神的人，即使他做了伟大的事业，他也不会盛气凌人，也不会自封为圣人。他知道自己的有限性，就会更加宽容地、更加人性化地去对待他人。 人在行动中总是有一种自欺，比如凌友诗。忏悔不能消除这种自欺。但是它能在人的行动中、创作过程中、行为过程中揭示一个永恒的真相，就是人总是有犯错误的可能性，但它又总还保留继续接近真理的可能性。 一个具有忏悔精神的人或者民族，当然并不能避免犯错误，但它不会老是重复犯过的错误，就会站立起来强大起来。 我们只有凭借对自己的忏悔，才能使自己的精神层次有所提升。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对“我是谁？”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反思性的回答。 凌友诗忘记了“我是谁？” 我是谁？如果没有达到反身自问，那么我就还不是我，或者说我就还没有自我。而假如有一天，我把这个“谁”追问到了，我们对这个“谁”加以定义、加以规定，这个对自我到底是谁的追问过程，也就是忏悔的过程，自我追问就是自我忏悔。 一个无穷无尽的追问就是一种忏悔精神，它永远不能够完成。通过这样一种忏悔，人的自欺的过程就变成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寻找真我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这个过程永远不会有最终的结果，但它可以使人变得日益深刻，使人变得日益真诚。 人性本善，凡是恶，都是受到外来的影响或污染，这是中国文化设定的一个前提。但是这样的一个前提是未经反思的。小孩子怎么不会说假话？小孩子当然会说假话，大人如果纵容这种假话，他长大了就更不知道什么是假话了。奥古斯丁原来不是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后，他对自己的一生，包括他的儿童时代，都进行了忏悔。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最有震撼力的恐怕还是他在《忏悔录》里所举的一个例子：他年轻的时候和朋友们在街上玩，看到附近的梨树上挂满了梨，就趁深夜把树上的果子都摇了下来。当时只觉得好玩，现在想来觉得很奇怪，他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偷梨呢？我并不是想吃梨，最后还拿去喂了猪，我到底是为什么？他反复想这个问题。最后想到了，因为这勾当是不许可的，人生来有一种作恶的愉快！人干坏事就有一种愉快，这是从小就有的，没有人教他。你要是说他有什么私心，他的确没有什么私心啊！他又不是想吃那个梨子，他又不是想占什么便宜。但是呢，他有一种作恶的愉快，在作恶中显示出他的能耐。小孩子嘛，他的生命力需要寻找发泄的渠道，如果能让他发挥最大的效果，哪怕是最大的破坏力，他也会感到很愉快，并且感到自己很伟大。 自己感到自己强大，不一定是真正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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