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武漢病毒?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是一次由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徵冠狀病毒2(SARS-CoV-2)所引發的全球大流行疫情。疫情最初在2019年12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北省武漢市被發現,隨後在2020年初迅速擴散至全球多國,逐漸變成一場全球性大瘟疫,被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歐·古特瑞斯形容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面臨的最嚴峻危機。截至2020年12月3日,全球已有191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報告逾6,417.4萬名確診病例,其中逾148萬人因而死亡。 在2020年11月26日的德國二台“蘭茨”節目中,科庫勒(Alexander
Kekulé)曾表示,病毒“當然是來自中國,是從中國輸入到了意大利,在那裡發生了變異”。12月1日,再次以視頻方式出現在德國電視二台以主持人蘭茨(Markus
Lanz)命名的談話節目中,哈勒大學醫院病毒學家科庫勒首先笑說:“真正令人驚訝的是,中國人顯然也看’蘭茨’這個節目,而且覺得有意思。” 科庫勒隨後說:“我覺得,我們應該考慮,這對於與中國接下來的合作意味着什麼。因為我們要找到病毒從哪裡來,源頭在中國的哪裡,這很重要。我記得,中國直到今天還沒有允許世衛組織派出團隊調查全球瘟疫的源頭。” 主持人蘭茨隨後在節目中展示了中國國家電視台引述科庫勒的片段,——以及沒有引述的片段,並說“這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蘭茨播放的中國國家媒體的新聞片段中說道:“有德國病毒學家表示,目前全球99.5%的新冠病例都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北部的一種毒株變體。從根本上說,疫情並非源自武漢。” 這則中國國家媒體的新聞片段之後播放了科庫勒11月26日在“蘭茨”節目中發言的一部分。科庫勒說:“我們今天以很高的可能性知道,它(指意大利北部的病毒變體)比最初武漢的病毒感染性更強。現在在世界各地確認的病毒是在意大利傳播開來的病毒。基本上可以說,那裡是全球疫情的開始,而不是武漢。” 中國國家媒體的這則新聞接着繼續播報說:“此前有研究顯示,2019年9月到2020年3月進行肺癌篩查時採集的近千名意大利人血液樣本中,超過11%發現新冠病毒抗體,其中約23例陽性結果可追溯到去年9月,表明病毒早在去年夏天就在意大利存在。” 主持人蘭茨在播放完這個片段後說,中國國家媒體暗示的說法是:早在去年9月就從意大利開始了,而不再提中國。 科庫勒對此回應說:“的確有這樣的數據,即意大利人發現,在過去的血液樣本中,可能在去年9月底就能首次測出新冠病毒抗體。類似的還有對意大利大城市廢水的調查。巴黎(去年)12月在保留樣本中也發現了該病毒。但結論卻不同。我們病毒學家說,很明確,該病毒在中國湖北省——很可能在武漢南部——傳播已經很長時間,而該病毒在引起人們注意之前已經在個案中傳播到世界,——直到武漢的那個海鮮市場發生了大規模的爆發。” 中國的宣傳機器正在努力打造新冠疫情並非出自中國的印象。而德國一位病毒學家的一段被掐頭去尾的表述,恰恰為這一宣傳攻勢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彈藥。 《世界報》記者柯敬德(Maximilian
Kalkhof)以《德國病毒學家成了中國的宣傳工具》為題,報道了這次電視訪談在中國成為新聞熱點的經過。文章寫道:毫無疑問,這位病毒學家是想通過電視訪談節目普及關於新冠疫情的知識。但他卻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成了中國宣傳機器中的重要角色。電視訪談節目播出兩天后,黨的宣傳機構就轉述了他的觀點,不過,他的觀點已被掐頭去尾斷章取義。官方電視台CGTN寫道:'德國著名病毒學家表示,新冠病毒並非來自武漢。'而科庫勒在電視節目中的深入闡述,則完全沒有被提及。 中國宣傳機器藉助德國病毒學家之口散布虛假信息,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幾個月以來,北京一直試圖撇清同新冠疫情的干係。今年三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未提供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發布了有關美軍將病毒帶入中國的陰謀論。 新冠疫情爆發一年後,中國已基本了控制了局面。雖然偶爾仍會出現地方性的少量病例,但至少在北京的話語系統裡,這些病例都是由境外輸入的。前不久,《環球時報》就報道稱,德國進口的豬肘令天津一家冷庫的工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世界報》文章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努力打造這樣一幅畫面:新冠病毒並非出自中國,而是來自歐洲。這種病毒在武漢被發現之前,已經存在於世界其他地區。官媒《中國日報》副主編甚至發布推文稱:"武漢是境外輸入病毒和種族主義妖魔化的犧牲品",作為證據,他發布了科庫勒電視訪談節目的鏈接。《世界報》接着寫道: 幾個月以來,世界衛生組織一直在等待中國方面為其代表團發放入境許可。代表團的目的是調查疫情源頭。病毒何時變異傳染給人類,目前仍不得而知。有鑑於此,世界衛生組織代表團的丹麥籍成員安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上周曾表示,他希望能夠拜訪武漢野生動物市場最先被感染的患者。今年二月就曾前往中國的世衛組織第一支代表團,則未能獲准前往武漢這家野生動物市場。 武漢文件:數字偏低和流感高峰中國政府一直否認有關武漢疫情在初期被掩蓋的指責,堅稱對情況的處理“透明、及時、果斷”。但是,無論是當時官方媒體的報道,還是李文亮醫生的遭遇,證明並非如此。 美國有線電視網CNN12月1日發布獨家報道,披露一份湖北疾控中心流出的內部文件內容。報道稱,該文件雖然不能證明有人故意企圖對調查數據作假,但它顯示,當局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和向公眾公布的結果之間存在差距。 例如,湖北官方公布的2月10日全省新增確診和疑似病例為3911例,而該內部文件記錄的為5918例,其中包含1772例臨床診斷病例,顯然未被計入公布的總數。3月7日官方公布的新增病例為83例,而文件中則記錄了115例,文件中確診以及疑似病例數與公布數據一致,但有32例檢測呈陽性者(即中國醫學界曾有爭議的所謂無症狀感染者)未被計入公布的總數。 此外2月17日的新增死亡人數,官方公布為93人,而文件顯示為196人,比前者高出一倍。以上數據的差異,一定程度上與衛生系統的統計方法、確診標準屢次發生變化有關。但同時可以看到,在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當局最終公布的數字,可能是“取其最低值”。 報道稱,這份長度117頁的內部文件還顯示,在武漢疫情初期,醫療資源緊缺、排隊檢測、等候結果時間過長,預警系統不暢和官僚機制阻礙了疫情得到迅速控制。 此外文件數據顯示,在2019年12月,湖北多地出現了流感大爆發,12月第一周流感病例為上一年同期的20倍。最嚴重的是宜昌、咸寧和武漢。這一現象與新冠肺炎的流行之間是否有關聯,尚無法根據現有資料做出判斷。為此,外界還需了解更多有關湖北去年流感高峰的信息。 (部分內容參考了德國世界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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