氫彈之父薩哈羅夫與錢學森

薩哈羅夫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維奇·薩哈羅夫（俄語：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а?харов，1921年5月21日－1989年12月14日），蘇聯原子物理學家，聞名於核聚變、宇宙射線、基本粒子和重子產生（Baryogenesis）等領域的研究，並曾主導蘇聯第一枚氫彈的研發，被稱為“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也是人權運動家，反對獨裁專政，是公民自由的擁護者，支持蘇聯進行民主改革。他在197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為了紀念他，歐洲議會把設立的歐洲最高人權獎命名為薩哈羅夫獎。

今年5月21日是薩哈羅夫的百年誕辰。在他的家鄉俄羅斯，對這位曾經的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紀念活動受到嚴格限制；而在西方國家，薩哈羅夫主要因其在人權領域的貢獻而得到緬懷。

位於莫斯科市中心的"薩哈羅夫中心"博物館原本計劃在百年誕辰前夕啟動薩哈羅夫主題攝影展，但是當局卻以"技術原因"為由沒有批准此項展覽。博物館在一份聲明中譴責莫斯科市政當局的"可恥決定"，認為無視"一位最傑出子女之遺產的國家，將會面臨一個可悲的未來"。

專門研究東歐近現代史的德國歷史學家施略格爾(Karl Schlögel)指出，薩哈羅夫並非從一開始就想要當人權鬥士。他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說："薩哈羅夫甚至可能是不情不願地成為了人權人士，這位科學家是因為其正直、忠於原則的品質，才慢慢成長為人權人士的。"

1921年，薩哈羅夫出生於莫斯科。他的父親同樣是物理學家，子承父業的薩哈羅夫也很早展現了物理研究的天賦。二戰後，他取得了博士頭銜，並且加入了高度機密的蘇聯核武器研發計劃。薩哈羅夫在研製氫彈的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961年，蘇聯試爆了人類史上最大破壞力的武器--5000萬噸TNT當量的"沙皇氫彈"，正是基於薩哈羅夫的設計而製造的。

鑑於他在核武研發中的突出貢獻，蘇聯授予了薩哈羅夫"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崇高榮譽。不過，隨着美蘇軍備競賽愈演愈烈，見證了核武器驚人破壞力的薩哈羅夫開始關注自己工作所牽涉的道德倫理問題。60年代起，他積極參與政治，反對核武器擴散。由此，薩哈羅夫慢慢地從蘇聯的英雄轉變為異議人士。

薩哈羅夫不僅僅關注核軍備競賽的倫理問題，還曾簽署反對為斯大林翻案的《25人公開信》，反對蘇聯當局打壓其他異議人士。1968年，他發表了一篇題為"關於進步、和平共處、精神自由的一些想法"的宣言書，指出反彈道導彈是核戰威脅的一個主要因素。文章在蘇聯作為地下出版物流傳，還在境外出版。蘇聯當局自此禁止他繼續參與和軍事有關的研究，並對他施加越來越大的政治壓力。

德國歷史學家施略格爾指出，薩哈羅夫積極利用自己作為知名科學家的聲望，為其他異議人士發聲，還向蘇聯以及外國領導人寫信。1968年，他和同為人權行動主義者的邦納(Yelena Bonner)結婚後，更是越發頻繁地參與人權運動，逐漸成為了蘇聯當局的眼中釘。

1975年，薩哈羅夫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蘇聯當局則禁止他離境前往挪威領獎。蘇聯官方媒體同期則對薩哈羅夫大加鞭撻，他曾經的同事們也競相對其抹黑。1980年，在示威抗議蘇軍入侵阿富汗後，薩哈羅夫更是被捕，隨後被流放到保密行政區高爾基，也就是今天的下諾夫哥羅德。他的社會主義勞動英雄頭銜也被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決議所褫奪。

流放期間，薩哈羅夫受到蘇聯情報機關的嚴密監視。他還數次絕食抗議，卻又遭到強制餵食。一直到1986年，開始實行改革新政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才親自打電話告訴薩哈羅夫結束流放，可以返回莫斯科。

此後，薩哈羅夫積極投身蘇聯的政治改革，逐漸成為了改革派的重要旗手。1989年3月，在蘇聯第一次真正自由的選舉中，薩哈羅夫成功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並參與了新憲法的制訂工作。不過，在同年12月，薩哈羅夫就因心臟病突發而在莫斯科辭世。

在他去世前一年，歐洲議會就將其人權獎命名為"薩哈羅夫獎"，南非反種族歧視運動領袖曼德拉成為了首任獲獎者。2020年度的獎項則授予了白俄羅斯的政治反對派。

在家鄉俄羅斯，薩哈羅夫的聲望經歷了大起大落--生前生後都是如此。俄羅斯歷史學家謝爾巴科娃(Irina Scherbakova)就在近期指出，如今，薩哈羅夫在俄羅斯的歷史書中不再享有顯赫地位。近年來，莫斯科等大城市新建了一系列雕像，紀念槍械專家卡拉什尼科夫、基輔大公聖弗拉基米爾等歷史人物，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尊雕像紀念薩哈羅夫。

薩哈羅夫的名字近期出現在俄羅斯國內的新聞報道中，是因為發生在莫斯科的反對派遊行。集會示威的地點，通常都位於莫斯科市中心的"薩哈羅夫大街"。值得一提的是：當今俄羅斯的反對派旗手人物納瓦爾尼(Alexej Nawalny)現在也被關押在一座勞動營內，也因絕食抗議而遭到強制餵食。

莫斯科卡內基中心的學者科列什尼科夫(Andrej Kolesnikow)指出，對於如今的俄羅斯當局而言，薩哈羅夫的人權理念很可能再次成為了眼中釘。鑑於政府對公民社會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新法案不斷限縮言論與集會自由，"俄羅斯已經部分重歸蘇聯時代"。

德國歷史學家施略格爾部分同意科列什尼科夫的觀點，但他同時也指出，當今的俄羅斯至少還會有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活動，這和當初的蘇聯形成了天壤之別。"而薩哈羅夫本人則擁有不畏強權的形象，在當今這個缺乏榜樣的年代，薩哈羅夫將繼續具有榜樣的力量。"

錢學森

錢學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男，浙江臨安人，生於上海，中國空氣動力學家和系統科學家，工程控制論創始人之一，前美國空軍上校，中國人民解放軍特級文職幹部、一級英雄模範，中國科學院院士暨中國工程院院士。錢學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彈一星”工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為中美兩國的火箭、導彈和航天計劃都做出過重大貢獻，1991年被中國政府授予“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1999年被中國政府評為“兩彈一星元勛”。與錢偉長、錢三強並稱為“三錢”。

錢學森1935年以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公費赴美進修，1936年起師從西奧多·馮·卡門；1945年被派赴德調查納粹德國火箭科技；1955年以朝鮮戰爭空戰中被俘的多名美軍飛行員交換回中國大陸。曾任麻省理工學院及加州理工學院教授，是加州理工噴氣推進實驗室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和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主要創建者之一，長期擔任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此外，錢學森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七、八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位列國家級副職黨和國家領導人。

1935年9月，錢學森等20名庚款留美公費生，從上海搭乘傑克遜總統號輪船，赴美國西雅圖。

1936年，獲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碩士學位後，到加州理工學院求見空氣動力學權威西奧多·馮·卡門教授，徵求進修意見。馮·卡門建議錢學森入加州理工學院研究院進修。同年秋，入加州理工學院研究院，師從馮·卡門。

1938年至1941年間，錢學森和馮·卡門多次合作，發表重要論文《可壓縮流體的邊界層》、《球面殼在外壓下的屈曲》。1939年，獲得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8月，發表重要論文《可壓縮流體的二維亞音速流》闡明壓力修正公式，後被學界稱為錢-卡門公式。

早在1949年5月14日，在香港從事秘密聯絡工作的曹日昌（中共黨員、香港大學教授）給錢學森寫了封信，通過葛庭燧（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美中區負責人）寄給錢學森。曹日昌在信中以“北方工業主管人”的名義邀錢學森回國到東北或華北領導“航空工業”的建立。

1955年，在中美兩國政府長達數月的日內瓦雙邊會談之後，錢學森被美國政府釋放，用以交換在朝鮮戰爭中被俘的11名美國飛行員。9月17日，錢學森登上了美國總統輪船公司（American President Lines）的克利夫蘭總統號（SS Pres. Cleveland，以格羅弗·克利夫蘭命名），當時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雖然並沒有到碼頭上送行，但是他卻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錢學森回國絕不是去種蘋果樹的。”[36]10月8日抵達香港後從九龍車站前往中國深圳，當晚抵達廣州，10月12日至26日在上海停留，於10月28日抵達北京。

從1955年10月到12月，他先後在北京、東北參觀各個科學研究所、高等院校、生產工廠，摸清了中國建立航空工業的基礎。1955年11月25日，錢學森獲得批准訪問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哈軍工第一任院長陳賡大將從北京乘坐飛機前往哈爾濱親自陪同錢學森參觀哈軍工。考察參觀期間，陳賡與錢學森關於中國能不能研製導彈，發生了一段對話

“          陳賡問：錢先生，你看我們中國人能不能搞導彈？

錢學森不假思索地答道：有什麼不能的？外國人能造出來的，我們中國人同樣能造出來。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不成？

陳賡豪氣頓生：錢先生，我要的就是您的這句話！    ”

1956年元旦下午三點，錢學森給解放軍高級將領講課時在黑板上寫下“火箭軍”三字，並預言導彈戰將是未來戰爭必定出現的場景，他同時建議中央軍委組建一支專門的導彈部隊。

1956年2月16日，錢學森受周恩來、陳毅接見，周恩來委託他起草一份導彈研製方案，在場的還有國家科委副主任范長江、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張稼夫、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劉傑。1956年2月17日，錢學森完成了周恩來交辦的任務，起草了《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以下簡稱《意見書》）並提交給周恩來。2月22日，周恩來將《意見書》送毛澤東審閱並致信說明：“這是我要錢學森寫的意見，準備在今晚談原子能時一談。”2月28日，周恩來又將《意見書》批給中央軍委秘書長、國防部副部長黃克誠及中央軍委各委員。《意見書》很快投入實施，實際上成為中國導彈研製工程的指導方案及技術文件。

1957年2月18日周恩來總理簽署的任命書，任命錢學森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

錢學森在1958年大躍進時，自己不是農業家，也並沒有認真具體去試驗，自己也沒有百分之百地種出畝產萬斤，而是在假設，在《中國青年報》將他在一次“科學與人文”座談會上的講話與在《知識就是力量》雜誌發表的《農業中的力學問題——畝產萬斤不是問題》的文章整理成《糧食畝產會有多少？》發表，文章中表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假設植物光合作用30%的效率可以達到，並假設植物中的1/5能轉換為可吃的糧食，認為只要必需的水利、肥料、勞力等等條件能滿足，那麼糧食產量的不斷提高是沒有問題的，甚至可達到“2000斤的20多倍”。有人認為，這些論述為放衛星提供了“科學論證”，並影響了最高決策。李銳《反思大躍進》曾記載田家英問毛澤東：“你也不是沒當過農民，你應當知道畝產萬斤是不可能的。”毛澤東說：“這是我看了大科學家錢學森的文章，才相信的。”錢學森後來辯解稱他所提出的產量數字明確指“計算的單位面積年產量，無論糧食或是木材都是理想的極限量。要接近這個指標，必須解決一系列問題。

錢學森在1993年給友人的一封信中進一步辯解，“如百分之百地用空氣中的CO2和從根吸取的水合成碳水化合物，則每畝地每年有190-320噸。光合作用的能量效率可達50%，而糧粒只占全部產物的1/3，故理想最高年畝產是32-53噸。說畝產萬斤，才5噸，遠遠小於理想數。”並認為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力量是能夠實現的。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初，各種特異功能、靈異事件、氣功在民間以及政界、科學界都有很大影響力。1980年6月，錢學森在《自然雜誌》明確表示支持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他說，“人體特異功能太不尋常了，恐怕能接受的人是少數。更大範圍的是氣功，能治病，人家容易接受。雖然特異功能可能一時還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氣功可以。”為此，他與反對特異功能和氣功的于光遠等人發生激烈爭論。

1982年4月20日，鑑於“耳朵認字”等事件持續發酵，中宣部向全國各宣傳系統發出對特異功能“不宣傳、不介紹、不批評”的“三不政策”通知。同年5月5日，錢學森給時任中宣部副部長郁文寫信說，“我以黨性擔保：人體特異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騙人的，但那不是人體特異功能。”

1983年錢學森首創“人體科學”的概念，並籌建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而在1986年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召開的座談會上，錢學森說：“我國有十億人口，如果一百個當中有一個人練功，就是一千萬，每百個練功的人有一個人去教，就需要十萬個氣功師，把這十萬個氣功師提高提高，這就是一件大事。”他認為氣功可以提高健康水平，又可以提高智力，而且可以調動人的先天潛能。1990年，錢學森在中國人體科學學會首屆理事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稿中提出“人體科學”研究要重視臨床醫學、西醫、中西醫結合、民間醫學、心理治療、氣功、特異功能等七個方面。

據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回憶，他在中央發文號召反對偽科學後，才於1995年以《“超人”張寶勝敗走麥城》一文發表《科技文萃》上，而文中提到的關於人體特異功能的實驗在1988年5月就已經做出。而他之所以不在當時發表這篇文章，就是因為不想得罪錢學森，讓他難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