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國名命名病毒帶來很多問題

與新冠病毒起源相關的說法，過去一年多來存在許多爭議。

將Sars-CoV-2命名為新冠病毒已經不再有什麼爭議，但是命名其各種變異就沒有那麼簡單了。儘管可以將“印度變種”，“南非變種”或者“巴西變種”稱為 B.1.617, B.1.351 或者P.1變種病毒，但除了病毒專業圈人士之外，對其他人來說，這類學術名稱就很難區分了。幾個月前出現的 B.1.1.7變異病毒，在德國通常被稱為“英國變種”，而在英國本土這種病毒則被稱為“肯特變種”。顯然，英國人並不願意將整個國家的名聲同這個變異病毒聯繫在一起，因此寧願犧牲肯特郡的聲望，畢竟首例變異病毒就是在肯特郡被發現的。

社會學家Elizabeth Stokoe做了一個小實驗。她在搜索引擎中輸入“印度”一詞，立即就會自動跳出“變種”兩個字。而輸入“英國”或“肯特”時，搜索引擎自動推出的字彙建議則同新冠無關，儘管“英國變種”也曾席捲全球。這一試驗結果顯示，“印度”和“病毒變種”兩個詞彙已經被密切聯繫到了一起。

英國科學家 Oliver Pybus甚至擔心，地名命名所造成的烙印化甚至會阻礙防疫的進展。他對《自然》雜誌表示: “ 我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有關國家不及時通報新發現的變種病毒。而地名命名方式恰恰會造成這種現象。”

世界衛生組織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並展開了變異病毒命名問題的討論，不過，迄今為止，尚未取得任何實質性突破。班貝格大學心理學家 Claus-Christian Carbon則呼籲徹底改變使用國名地名的做法：“

必須停止使用地名命名某種疾病的做法，從而杜絕同地名相關的聯想。”他主張使用學術名稱或者編號，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價值判斷或者沒有根據的聯想。

《衛報》報道稱，一些科研小組已經開始以鳥類的名稱或各類綽號來命名新冠病毒的變種，比如“鵜鶘”或者“道格”。不過，這種命名法能夠被各界所接受，還真是很值得懷疑。

諾丁漢大學的社會及語言學家Brigitte Nerlich也表示，將變種病毒貼上國家標籤是個很有問題的做法。她說：“這類用國家冠名的做法很容易激發排外思想。”羅浮堡大學社會學家 Elizabeth Stokoe認為，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以“中國病毒”稱呼新冠病毒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自從他使用了這個叫法之後，有證據顯示，疫情期間仇恨犯罪的數量變得越來越多。”

在媒體23日報導武漢病毒研究所人員2019年11月身體不適就醫後，美國政府人員透露，情報單位正在審查相關報告，中國外交部則堅稱該研究所職員至今仍未有人感染新冠病毒。

根據路透社報導，美國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美國情報機構正在審查關於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在2019年11月因身體不適就醫的相關報告，他們表示，目前仍然沒有證據表明新冠病毒源自該實驗室。

熟悉美國情報報告的消息人士說，在前總統特朗普執政期間流傳的一份仍未對外公開的美國情報報告稱，三名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在2019年11月出現很嚴重的病症，以至於他們必須到醫院接受治療。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說，目前仍不清楚這些研究人員是否住院，或者他們的症狀是什麼。三名研究人員就醫後的一個多月，新冠病毒首先出現在武漢，然後傳播到世界各地。

白宮新聞秘書莎琪 (Jen Psaki) 同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們沒有足夠的信息來得出關於新冠病毒起源的結論。我們需要數據。我們需要一個獨立的調查。而這正是我們一直在呼籲的。”

有關武漢病毒研究所人員2019年11月就醫的相關訊息是23日由《華爾街日報》率先披露。對於相關訊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4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出面駁斥，表示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今年3月已做過相關解釋，強調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漢病毒研究所未接觸過2019新型冠狀病毒，迄今為止，該所職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型冠狀病毒“零感染”。

他說：“今年1月，中國—世衛組織聯合專家組考察了湖北省疾控中心丶武漢市疾控中心丶武漢病毒研究所等機構，經過在中國的實地走訪和深入了解，專家組一致認為，關於中國實驗室事件引發病毒這種假說是極為不可能的。”

趙立堅呼籲美國相關部門儘快澄清，給世界各國一個滿意的交代。他說：“我們希望有關各方都能像中方一樣，採取科學合作態度，同世衛組織開展溯源合作，為人類早日戰勝疫情丶更好應對未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作出積極貢獻。”

(德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