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女作家徐徐主编的《我们这样上中学》一书2011年10月已由吉林出版集团出版。该书已在全国各大书店开始出售。

       这本书是由34位在德国出生、长大的华人第二代孩子及部分家长所写。全书共25万字。分为四个部分：1.在德国的精彩课堂  2.异彩纷呈的课外生活  3. 中德教育大不同   4.海爸海妈的观点。

   该书试图通过孩子及家长的眼光和对比，全面、客观、立体地表现德国教育的特点特征，是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我小女儿的短文《雷昂的身世》以及我的一篇后续文章也被选入该本书中。现发出来，与大家分享。

雷昂的身世

 胡显(13岁）

 (作者简介：胡显，女，1998年1月出生于德国。小学毕业时，拿着大满贯“1分”的成绩单去中学报名，中学校长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说：这中学三十年来，还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成绩单！之后，那所小学对所有中国学生都特别欢迎，特别友好。因为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都认为：中国孩子很勤奋很聪明。喜欢小动物、弹钢琴，喜欢跳芭蕾舞。最喜欢看书。)

 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姐姐带着一个可爱的小婴儿到家里来。这是一个金头发、蓝眼睛、顽皮的孩子。他的身世很特别——他妈妈生他的时候才十七岁，而他没有爸爸，因为他妈妈不知道他爸爸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雷昂的妈妈叫安娜,她是姐姐的同班同学，也是姐姐的朋友。当雷昂——这就是婴儿的名字——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妈妈还是一个学生。安娜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就得到政府的帮助:社会救济，儿童金，还有母亲补助，都是为了帮助婴儿的成长。为了雷昂，安娜在怀孕的第八个月和生孩子一年以后，就休学在家。

 在德国，像这种事情，不是唯一的。还有不少才十四岁的女孩子就怀孕生孩子。这种情况虽然在德国被接受，但不被赞赏。 

姐姐帮安娜捐了款，还送了我小时候的玩具和衣服。

虽然妈妈也帮助了雷昂和安娜，但她觉得这样的事情很丢脸，教育我和姐姐千万不能像安娜这样。 

引导、启发的结果

 刘瑛依旧(胡显的妈妈)

 为这篇短短400多字的作文，我们家吵翻了天：小女儿跟我争论，大女儿跟我争论，小女儿跟大女儿争论，最后，我们三人搅在一起争论——三个女人一台戏呀！

本来，这只是中文学校布置的一篇作文。为让孩子能够从容地选题、作文，老师给出了两个星期的足够时间，并要求，必须让孩子独立完成，家长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孩子头上，更不能左右孩子作文。

直到交作文的最后一天，女儿拿出了上述写好的超短作文。我要求小女儿增加字数，并引导她：安娜是怎样一位姑娘？她是怎么有孩子的？她为什么不知道雷昂爸爸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这些小女儿都清楚：安娜是个文静漂亮的女孩，一直学习优异，行为良好。十六岁那年，就因为一次到迪斯科去蹦迪，喝了陌生人给的莫名饮料，兴奋异常。从迪斯科出来后，跟着一位自称是柏林来的陌生男子在外过夜，结果怀了雷昂。当时她自己并不知道，直到怀孕第五个月才发觉。产前检查孩子很健康。按德国有关规定，没有特殊原因，原则上不能做引产。安娜决定休学在家，生下雷昂。

可小女儿不愿写这些。她说：我写的是“雷昂的身世”，而不是“安娜的故事”。再说，这些事是安娜的隐私，没有经过安娜的同意，我不能随便写她。

我想也对，孩子懂得尊重他人隐私，这应该肯定。于是，我转而从另一个方面进一步引导她：知道安娜怀孕的事后，安娜妈妈有什么反应？她是怎么做的？学校是什么态度？姐姐和安娜的同学是怎么做的？我们家对这事又是怎么做、怎么看的？

我的意图很明显：引导孩子写出德国母亲、德国学校、德国同学、德国社会对这事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这一切与中国截然不同。

不过，小女儿当时还小，不太清楚这里面的事。我告诉她：在中国，一个未成年的在校女学生未婚先孕，在所有人眼里，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她不仅得不到社会福利制度的种种保护，而且，还会面临着中断学业、身败名裂，更会遭致各种歧视和流言蜚语。母亲能做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帮女儿尽快把孩子做掉，再想方设法掩盖事实，消除影响。而在德国，情况完全不一样。安娜妈妈没有灰头土脸、鬼鬼祟祟地逼着女儿去堕胎，反而光明正大地支持女儿把孩子生下来，并理直气壮地到政府有关部门为安娜申请种种福利保护。安娜所在的学校知道情况后，没有开除安娜，而是同意保留其学籍，允许她在1-3年之后，再回到学校重新完成中学学业。安娜的同学们呢？他们不仅没有因此歧视她、躲避她、看不起她，反而更加热心地帮助她。安娜挺着大肚子，在学校愉快地度过了这段怀孕时光。姐姐（我大女儿）作为安娜的好朋友，义不容辞地为安娜做了许多事情，到最后，还热心地当上了雷昂的干妈。

我还告诉了小女儿另一件事：当得知安娜妈妈支持安娜生下孩子的决定之后，我曾非常震惊——这跟中国妈妈太不一样了！为此，我专门到安娜家，跟安娜妈妈就这件事交换过看法。安娜妈妈在大学所学专业是社会学。她反对堕胎，不光因为她是天主教徒，更因为她站在社会学角度，从更高的层次、以宏观的眼光坚定地认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值得呵护、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了。她似乎并不对女儿将来的生计和前途担忧。安娜妈妈这副泰然处之、遇惊不变的态度和对事件的社会学眼光以及处理方式，都曾经让我感慨良多。

对于这些中外比较，小女儿没什么感受。毕竟她在德国出生，才十三岁。她感兴趣的是另一件事：“姐姐当过雷昂的干妈？” 之前，她还压根儿不知道这事儿呢！姐妹俩相差十一岁。妹妹一贯崇拜姐姐，有什么话都愿意对姐姐说。她拿起电话，打给姐姐，去求证这件事。没想到，这个节外生枝的电话，引发了我们家的轩然大波。

 姐姐在电话里对妹妹叽里呱啦说了一大通，态度鲜明地强烈反对把这件事写成作文。她认为，这是安娜的隐私，她不愿让别人拿着当故事去说。放下电话后，小女儿以不容商议的口吻对我说：姐姐不同意写安娜的事情。我得尊重她的意愿。这篇作文得重写。并且她还跟我这当妈的争论，她认为，我这样不尊重别人的意愿和隐私，太不文明、太没有修养了！

“尊重他人”的观念已深深根植在孩子的心中，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说服孩子，更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孩子头上。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回过头去，先做通大女儿的思想工作。只有得到她的首肯，才有可能让这篇作文面世。

大女儿的反对态度比小女儿要激烈得多。她情绪激动、竹筒倒豆般地说了很多积郁在心中多年的怨气——都是她青春叛逆期想对我说而最终没能说出口的话。我这才突然明白，当年，由这件事所引起的我与她之间的矛盾冲突，并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彻底淡忘。对她来说，这一页并没有彻底翻过去。

安娜曾是女儿最好的朋友，经常到我们家来。在我眼里，安娜是个懂规矩、明事理、头脑清醒的姑娘。女儿跟别人在一起，我会不放心，跟安娜在一起，任何时候我都放心。因而，当得知安娜怀孕消息的一霎那，我的感觉可以毫不夸张地用“晴天响雷”来形容，怎么偏偏是这个让我最放心的人，做出了让人最不放心的事？在此之前，我跟大女儿没什么矛盾冲突。虽然有时她对我说的话左耳进右耳出，但总体还是个听话理智的孩子。

安妮怀孕事件出现伊始，大女儿的反应和种种表现，曾让我这个当妈的感到欣慰和自豪：她没有带着势利的眼光疏远安娜，而是更加热心真诚地帮助安娜，关照安娜。她牵头组织大家为安娜捐款，带头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帮助安娜完成各种笔记，轮流帮安娜背沉重的书包。问题出现在后来，雷昂出生后，安娜没有继续住在父母家中，而是带着孩子搬出去另立门户。一个17岁的年轻姑娘，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正处在贪睡的年龄段，却要每晚起来好几次，照顾闹夜的小婴儿。脱离了学校和同学，整天手忙脚乱地在奶瓶、尿片中穷应付，那份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大女儿这时成了安娜的最佳倾诉对象。每天放学一到家，安娜的电话随后就到。电话一打就是一小时，甚至几小时。不但如此，安娜还三天两头请大女儿去她那儿陪伴她。有时，还把雷昂放到我们家，让我替她照看孩子，她自己则和同伴们逛街购物，外出郊游。

    这种事情偶尔为之，当然可以。问题是，这一切慢慢变成一种常态，开始严重影响和干扰到大女儿的作息和学习。 一天半夜，安娜在雷昂无休止的啼哭中情绪失常，打来电话，向大女儿哭诉。大女儿推醒睡梦中的我，请我开车立刻送她到安娜那儿去。我断然拒绝。因为，第二天大女儿还有考试。再说，碰到这种问题，安娜应该向她妈妈求助，而不是向毫无育儿经验、同是孩子的大女儿哭诉。

   “你三更半夜到她那儿去，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我问。

   “她现在孤立无援，非常孤独。需要别人陪伴。”大女儿说。

   “那也应该是她妈妈陪伴她，而不是你。再说，你明天还有考试。”我说。

可大女儿不听。坚持要做她刚才在电话中已经承诺的事：马上到安娜那儿去陪伴她。见我不肯开车送她，她干脆自己到车库拿出自行车，独自一人骑着车走了。而我因为担心女儿的安全，只好气急败坏又极不情愿地开车尾随过去。那一个晚上，全家都被折腾得没睡安稳。可想而知，第二天女儿在睡眠严重不足的状态下，那考试成绩能好到哪儿去？

我开始阻拦女儿跟安娜的这种交往，旗帜鲜明地向女儿说明我的观点：女人的每个年龄段，都有特定的任务和使命。女人在其一生中，要担当不同的角色。对于16、7岁的在校女孩来说，她的角色主要是学生，学生的任务就是要搞好自己的学习，让自己健康成长。以后，女孩也要为人妻为人母，也要养育孩子。但这一切，都是在将来，而不是现在。安娜的问题，在于她过早地做了不该做的事，过早地扮演了自己不能胜任的角色。她的生活是错位的。我们应该帮她，但不能把自己的生活也卷进去。安娜母亲是安娜的监护人。她既然支持女儿生下孩子，就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把麻烦推给别人，而应该更多地担负起对女儿的责任，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女儿。

正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女儿与我的冲突就此开始。麻烦的是，在这种冲突之外，我们之间还有另一种让人更伤脑筋的冲突：安娜的意外怀孕，给我敲响了警钟，让我对迪斯科如临大敌。我明确禁止大女儿涉足迪斯科。可问题是，在德国，迪斯科允许18岁以上成年人进入。有些迪斯科得到准许，甚至让十六岁的青少年进入。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孩子，都特别希望证明自己已长大成人。迪斯科就成了他们证明自己的一个重要方式。就像中了邪似的，16、7岁的孩子都偏偏把周末聚会啦、生日庆祝啦，一股脑儿地搬到了迪斯科。

 由于我的禁令，导致大女儿不能参加同学们的这种聚会。人缘关系一向不错的她，逐渐显得不合群，还居然成了个别调皮男生的嘲笑对象，他们戏称她是“小儿科”。对女儿来说，怎么能容忍这种戏称？怎么能忍受被人孤立？每一次聚会都会引发我们之间的冲突。在这一点上，我毫不让步，表现得比“虎妈”还要强悍十倍百倍。对女儿的感情伤害在所难免。

 现在，大女儿已长大成人。对于是非已有自己的辨别；对人与事也有自己的评判。倒出了心里的一大堆不满之后，最终，她还是同意妹妹把这段故事写出来，毕竟，她认同当年我对她灌输的观点。

 事实上，孩子在这种简单和真实中，反过来引导启发了我，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课：在孩子面前，父母总喜欢以教育者自居。而作为父母，真正懂得并做到“尊重他人”了吗？

徐徐点评：当初，胡显同学的稿子一上来，按照编辑的惯有思维，就是想让她把这个社会问题深入下去，写出一篇出色的文章来。结果没想到，这事引发了一桩家庭“战争”。而且，文章重心由“未婚妈妈”这个社会问题转向了“两代争辩”的教育问题。

其实，这文章里面的深意，家长都已经写得很清楚。这样一个形式，很独特。我们出版这么一本“移二代”的书，目的并不是要呈现“漂亮作文”，而是要展示德国孩子的原生态的思想状态和教育状态。

家庭争辩，是教育模式里的重要一部分。谁说只能家长教育孩子？在家庭争辩里，父母照样可以是“受教育”的一方。只是，能放下家长的脸面来反省自己的中国家长，实在不多。幸好这位家长树立了一个榜样。

哎，都什么时代了，当家长也要当得酷一点儿，自己不读书不上进但又以权威自居，这样的父母，最老土了......孩子其实是最讲理的，若连孩子都不愿与自己争辩，如此让自家孩子纠结和无语的家长，真的是完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