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3.24空难的回望与追问

  这几天，德国媒体最密集的报道，莫过于3月24日德国之翼的空难事件。

  一架载着144名乘客、6名机组成员的A320客机，3月24日上午10.01时从西班牙巴塞罗那飞往德国杜塞尔多夫，中途在法国东南山区坠毁，机上150人无一生还。其中，有16名文理中学的学生及两名带队老师。这次空难，成为德国航空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事发后的第二天，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西班牙首相拉霍伊三国首脑齐聚客机失事地，与参加搜救的工作人员在临时指挥中心会面。与此同时，从找到的黑匣子中，专家判定，此次空难非机械事故，而是28岁的副驾驶员Andreas Lubitz蓄意所为。消息一出，世人震惊。

  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从方方面面追踪报道与副驾驶员有关的一切。据报道，因为患有忧郁症及情绪不稳定，副驾驶员Lubitz曾有半年时间中断了培训。此次空难，极有可能与副驾驶员的忧郁症有关。而德国发行量最大、以八卦见长的《图片报》甚至挖出副驾驶员的前女友，通过她之口，人们了解到，副驾驶员Lubitz不光患有忧郁症，而且还有极强的“建功立业”心理。这位年轻的副驾驶员曾说：“有一天我将做一些事来改变整个行业，让人们记住我的名字并永远保留在记忆中。”然而让人无论如何料想不到的是，这位副驾驶员会用这种极端方式来“改变整个行业”，达到“名扬天下”的目的，让世界记住他。

  连日来，在杜塞尔多夫机场候机大厅，人们辟出一块地方，点上蜡烛，献上鲜花，在留言簿上签名，寄托对死者的哀思。而我，从没像这次这样，感觉空难离得如此之近。因为，杜塞多夫机场是我每次回国或度假出发的地方。

更让我关注的是，此次空难事件引发的对人性、教育、制度以及忧郁症的讨论及追问。

  从媒体曝光的副驾驶员生活的小镇及他与父母居住的小屋看，小镇祥和温馨，副驾驶员的家外观整洁漂亮。可是，这样祥和、温馨、漂亮的地方，却滋养了如此内心冷酷的人。人们不禁从人性方面追问：什么样的人才能从始至终呼吸平稳地操纵着飞机，冷静地杀死自己并拉上149条无辜而鲜活的生命作为陪葬？这需要怎样的极端和冷酷？人性真是太复杂。或许，通过这次空难，可以从更深处分析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重性，探讨一下，冷酷和邪恶是内心凭空产生的吗？

  纳粹时代，德国有过更专业的杀人，而且是集体行为。二战后，德国在忏悔反思中，一直致力于人权与人道主义的教育。这次空难事件，虽属极个别，还是引发了人们对教育的追问：教育（不只是学校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了善良，没有了对生命的尊重，那么，教育是不是失败的？年轻的副驾驶员Lubitz为什么会有这样极端扭曲的“建功立业”观？二战后的德国教育，一直注重团队精神，淡化个人突出及个人英雄主义。在这样的环境教育中，仍然涌现出不少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有人说，德国人的骄傲是隐藏在骨子里的，德国人“出人头地”的方式是以个人业余爱好来展示的。这话似乎不假。只要是积极健康的建功立业，一切无可厚非。但如果把名扬天下的“建功立业”观建立在杀人或拉人陪葬上，确实是件令人胆寒的事情。

  患有忧郁症的人都有情绪不稳定及自杀倾向。近年来，因患忧郁症而自杀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名人。例如前德国杰出的足球守门员罗伯特.恩科（Robert Enke）。在大多数人严厉谴责副驾驶员冷酷的同时，也有好心人从善意的角度揣测，事发那一刻，副驾驶员很可能带着幻想症，误以为自己是在拯救机上的人免于某种他幻想中的敌人攻击，并不是对人怀有怨恨之心。也有人认为，应该宽容看待忧郁症病患者，因为真正的忧郁症病人会丧失自控能力，犯病时病人本身无法把控，外人无法从正常的心理角度去分析评论。忧郁症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引发人们的追问：究竟是什么诱发忧郁症？为什么在物质生活优裕的今天，患忧郁症的人会越来越多？

  德国对飞行员的选拔极其严格，有一套完整的身体与心理测试标准。副驾驶员Lubitz能进入飞行员培训行列，说明他具有较好的身体与心理素质。然而，在培训过程中，发现他情绪不稳定的特征并中断半年培训之后，仍然让他上机成为副驾驶员，这暴露了航空公司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心理疾病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患忧郁症的人会突然产生自杀念头，并非事前有周密计划。而且，一旦产生自杀念头，便会“只顾一点，不及其余”，不会顾及自杀的后果及影响。按理，只有心理健康的人才有资格从事为公众服务的工作，已确认或怀疑有心理疾病的人应该远离有可能危害公众利益或生命的工作位置。人们有必要从制度方面追问：为什么在发现飞行员患有情绪不稳定病症之后，还让其上飞机操控？把这么多乘客的性命交付在一个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手上，是负责任的行为吗？

  有关此次空难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事实将会抽茧剥丝般逐渐呈现在大众面前。但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永远不要遇到这样的精神失常者。哪怕一次，就彻底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