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誌：延安整風

延安時期，毛澤東為什麼要發起整風運動？（有刪改）

西方朔  2023-04-11（原創 帶刀客 躬行客 2023-02-21 20:00 發表於山東）

全文8000字，有關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延安整風的深度解讀，都在這裡了。（文中“教員”即毛澤東）

                                           一

延安整風前期，我黨的生存環境十分惡劣。

從內部看，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盛行，關於黨的路線問題存在很多分歧，錯誤思想也隱隱有成為主流的趨勢；

從外部看，我黨受到日軍大規模掃蕩和國民黨反共高潮的雙重夾擊，根據地面臨着嚴重的自然災害。

很難想象一個已經成立20年的政黨，日子過得還是這麼慘。

縱觀我黨早期歷史，好像就沒有哪個時期順利過，在這種不順利中，就潛藏着發動延安整風運動的深刻歷史緣由。

如果非要給這種歷史緣由，找一個便於理解的比喻，我認為用“早產兒”來形容再合適不過了。

因為誕生得太早，是一名營養不良、發育遲緩的早產兒。

因而遭受了比常人更多的成長波折，同時也收穫了常人難以習得的堅強意志。

在中國現代工業還在蹣跚學步，發展嚴重滯後的時代，在產業工人人數很少，農民占據大多數的時期，中國共產黨就誕生了。

誕生的原因，不是環境條件成熟了，而是因為蘇聯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

早誕生的好處是可以搶占時機，壞處是要經歷痛苦的折磨，以適應環境。

正如第一代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指出的那樣，“從經濟狀況看，要在當前建立一個共產黨，只能是一種烏托邦，只有在國民運動進一步發展時才能產生共產黨”。

但中共偏偏就誕生了。

剛誕生的黨還沒有做事的能力，最大的優勢，便是有現成的理論體系可以學習，有經驗老到的共產國際代表進行指導，有一個國際性的組織作為後盾。

為了儘快培養壯大中共的力量，在馬林的推動下，國共雙方達成了第一次合作。

一開始，國共雙方對這個合作其實都不太樂意，互相看不上對方，孫先生認為中國的黨團組織，都是一些“自以為是”幹不成事的年輕人。

而陳獨秀等人呢，也看不上國民黨人，嘲諷辛亥革命至今未能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於民主派屢次與封建的舊勢力妥協，革命還未成功，就以偉人自命。

此外，陳獨秀此前還參與了孫先生和陳炯明之間的鬥爭，陳獨秀曾受陳炯明邀請前往廣東，擔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後來孫先生和陳炯明決裂，陳獨秀在廣東發展的黨組織，也被認為是陳派的勢力。

雙方在第一次合作前，就因為各種事結下了梁子，又因為接受了同一個資方的幫助，才能坐在一起合作做事。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我黨的角色有點像是蘇聯風投公司，安插在創業公司中的高管，還是那種沒有股份的高管，其實就連蘇聯自己也沒有拿到控股權。

因為二大時，我黨就通過了決議，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算是全資子公司了。三大的時候，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共同進行和發展國民革命運動。

這個全資子公司，因為自身發育不良，在合資公司里的活動處處受限，很難站穩腳跟，資源大頭都被國民黨拿走了，被拿走的越多，發育就越是不良，就越是難以承擔重任，形成了惡性循環。

結果等到上市前夜，核心領袖人物（孫中山）卻去世了，幾個高層為了爭奪控制權，分成了幾派打得不可開交。

幾個派系還沒有分出勝負，第一件事就是把我黨這個眼中釘肉中刺踢出局，輕輕鬆鬆，毫不費力，一腳就踢的老遠。

很多事情的源頭就在這裡。

                                           二


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

在槍林彈雨中，在叛徒接二連三出現的白色恐怖中，共產黨人懂得了槍桿子裡出政權的道理。

光有成果不行，你還得有保護成果不被竊取的能力，不然就是啥活都幹了，等到分蛋糕的時候，不僅沒有你的份，跑得慢了小命都不保。

通常來說，一個普通的政黨要是遭遇這樣的背刺，基本沒有重來一次的可能性了，將會徹底消失在歷史長河中，連朵浪花都不會留下。

但我黨當時背後有組織，有資方。

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我黨還有重來的機會，還有再來一次的信心。

吃了這麼大一個虧後，重新組織起力量的共產黨人，從鬥爭中學習鬥爭，做事的風格發生了巨大轉變。

從主觀因素來看，這種轉變也是嚴峻環境下的不得已為之。

一個還在發育階段的年輕政黨，剛投入革命工作沒多長時間，就取得了不錯成績，眾人還沒來及高興呢，就遭遇了四一二政變，吃了這麼大的虧，死了這麼多同志。

在殘酷現實的逼迫下，共產黨人對共產國際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對叛徒的防備之心也與日俱增。不管對內還是對外，做起事手段都較為偏激。

當時總結經驗教訓時，共產國際認為出現這麼大的失敗，主要原因是陳獨秀等人是小知識分子出身，不可靠。

此後，在選拔幹部時，便極其重視出身，就連向忠發這樣沒啥能力的人，因為是工人出身，便被推舉為總書記了。

這一時期，很多出身較好的年輕幹部，在黨內的職位都得到了快速提升，陳雲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後來經過實踐檢驗發現，就算出身比較好，立場比較可靠，但沒有能力依然辦不成事，而且不聽話。李立三等人的表現，讓共產國際決定要對中國黨的領導層來一次大換血。

到了六屆四中全會時，在米夫的主持下，以王明為首的留蘇派，也就是所謂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大批進入領導層，開始全面接管我黨在全國各地各方面的領導工作。

像張國燾這樣有過前科的老人，經過留蘇教育洗禮，遞交了投名狀，取得信任後，才能被派回國擔當領導工作。

而像教員這樣堅持正確的主張，就是不願意向王明、博古等人低頭的老人，自然也遭遇了排擠打壓。長征出發時，要不是有人幫忙說話，差點就被留在了根據地打游擊。

一個人最大的優點，往往也是他最大的缺點，這就叫盈虧同源。

得益於共產國際的扶持，年幼的中國黨才有機會成長壯大。

然而甘蔗沒有兩頭甜的道理，既然享受了便利，自然就得付出代價。

只是這個代價，過於沉重了些。

                                           三


秋收起義後，教員帶着殘餘部隊，幾經波折上了井岡山。

教員用真誠換來了袁文才、王佐兄弟倆的信任和支持，帶着部隊順利上了山，還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井岡山是幾省交界處，依山傍險，有群眾基礎，是進行武裝革命的首選之地。

在井岡山上，教員總結了很多干武裝革命的經驗教訓，在隊伍里充滿悲觀主義思想時，教員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鼓舞了士氣，為大家注入了革命信心。

教員站在中國革命的戰略高度，用真實的案例，嚴密的邏輯論證，講明白了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存在的原因，指出了紅軍未來的發展方向，並明確提出：

“只要買辦豪紳階級間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的，則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也將是能夠繼續的。”

敵人內訌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大力發展，當敵人內部矛盾緩和時，我們就要收縮做好遭受殘酷打擊的準備，不要盲動。

只要全國各根據地，按照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思路進行發展，問題都不會大。

然而，此時上面的指導思想已經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由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以及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憤怒，瞿秋白、李立三等人制定了許多脫離中國實際的冒險政策，不做調查、不做分析時局，一股腦的組織城市武裝起義，一門心思的要奪取大城市。

昨天還是悲觀主義，不知何時才能看到希望，今天就是勝利指日可待，全國革命高潮即將來臨。

在情緒的控制下，上層已經看不到實際情況了，也感知不到危險了，一個小小的井岡山算什麼？

要干就干一票大的，上面定下了一個發動湘鄂粵贛四省暴動和打通湘鄂大道的戰略部署。

1928年6月，湖南省委就派了巡視員杜修經去井岡山，給教員下達了率領紅四軍主力，向湘南方向發展的命令。

教員一接到這個命令，就看到了危險，敵強我弱，現在帶着主力下山出擊時機不成熟，一旦出去了，弄不好連家都回不了。

於是就在井岡山召開了擴大會議 ，與眾人詳細分析了利弊，得出了不執行這一命令的共識，隨後教員給省委寫了信，說明情況，要求省委重新討論，要慎重決定。

果不其然，信寫出去不久，湘軍兩個師就對井岡山發起了進攻。為了化解這次危機，朱老總就帶着28、29這兩個主力團下山主動出擊，原本仗打得挺好，結果返回的時候出岔子了。

有軍官把此前省委命令進攻湘南的消息，散播出去了，很多士兵的老家，就在這個方向，大家都吵着鬧着執行這個命令，好順便回家，導致部隊發生譁變了。

最後導致紅四軍兩個主力團損失慘重，擁有重大影響力的王爾琢還犧牲了。敵人聞聽紅軍主力下山了，又重新組織兵力進攻井岡山，造成了井岡山八月失敗。

在這次失敗後，林彪被破格提拔為主力團團長，極大加快了林彪在部隊裡的職位提升速度，讓一位軍事天才得到了上位機遇，這也算是一種意外收穫吧。

4個月後，上面依然堅持既定政策，又給教員等人下命令，讓他帶着主力部隊去攻打贛南。

結果教員帶部隊下山後，龍超清等人借着上面傳下來的有關土匪的“左”傾政策，把袁文才和王佐兄弟倆殺了。

袁文才兄弟倆被殺，直接導致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失敗。

因為向湘南發展的命令，教員帶主力下山，一回頭“家”被偷了。

執行向贛南進攻的命令，教員被逼無奈再次帶主力下山，結果這次一回頭“家”沒了。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起來如此艱難，說失敗就失敗了，死了這麼多人。

關鍵不是被外部弄失敗的，是被自己的政策、偏激的指導思想弄失敗的。

這個代價，不可謂不沉重。

                                           四


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悲劇，在中央蘇區再一次重演。

教員和朱老總在中央蘇區弄的很成功，鼎盛時期，中央蘇區有108個縣，下轄人口超過400萬，算上地方部隊，紅軍總兵力一度達到10萬人。

這樣的大好局面，再一次被“左”傾冒險主義思想破壞了。

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博古等人上台，先是派任弼時、顧作霖、王稼祥組成一個三人團到中央蘇區傳達會議精神。

三人團到了中央蘇區的主要工作，就是召開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也就是贛南會議，按照六屆四中全會的相關決議，對蘇區的各項工作進行多方面的批評和指責。

這次大會的實質，就是在中央蘇區貫徹六屆四中全會關於“左”傾教條主義各項主張，而作為堅持己見的教員，自然也就成了排擠打壓的第一對象。

井岡山時期，那時黨內的風氣還不像四中全會後這麼緊張，上下級之間有啥分歧，也可以毫不顧忌的提出來。

彼時，面對上級的不正確命令，教員的據理力爭還能取得效果。

面對接二連三從上面下來瞎指揮、亂彈琴的巡視員們，教員還能寫《反對本本主義》，來批評指正：

“許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閉着眼睛在那裡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而可以閉着眼睛瞎說一頓的嗎？”

結果在四中全會上，王明、博古等人仗着米夫的撐腰，大搞批鬥。

李立三這批人，自然被批的一無是處體無完膚，而瞿秋白、周恩來這些被扣上了調和主義帽子的老人們，也被弄的威嚴掃地。

此後，留蘇派們就在黨內建立了權威，誰唱反調，就先扣大帽子，隨後給他弄臭孤立起來。

教員自嘲那時期：“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個孤家寡人。我說，有一個菩薩，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裡去，搞得很臭。後來，在長征中間，我們舉行了一次會議，叫遵義會議，我這個臭的菩薩，才開始香了起來。”

那時王明才27歲，而博古更年輕，才24歲。

為啥共產國際弄了這麼多年輕人當領導？

正因為年輕沒經驗，思想簡單，才好控制。米夫找了27歲的王明，而王明去蘇聯前，又找了24歲的博古當自己的代表。

博古這麼年輕就開始在黨內負總責，想想也知道，缺乏基本的實踐經歷，干起工作來自然抓瞎，上面灌輸什麼，就執行什麼。

博古自己沒有什麼軍事經驗，就找了李德這個半吊子來指揮紅軍。

那一時期，軍事上跟國民黨打正規戰、陣地戰，搞短促突擊，跟敵人搞消耗。

政治上呢，主張打倒一切，身份上有任何瑕疵就拒絕合作，拒絕與十九路軍合作，土地革命也把所有的地主和資產階級都看成要嚴厲打擊的敵人。

結果就是，在執行了一段“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後，直接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喪失，紅軍被迫長征，損失慘重。

全國紅軍從30萬人減少到3萬人，黨員從30萬人減少到4萬人，白區的黨組織基本損失殆盡，全國的根據地損失了十分八九，只剩下陝北這一小塊地方。

代價都如此慘重了，卻依舊沉迷不悟。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這些失敗的根源是軍事原因，而不是政治，更不是思想原因。

在張聞天在代表中央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中仍然肯定地說：“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義是正確的。”

偏見這東西是真可怕，一旦形成了就很難自知，就會對各種警示信息視而不見，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聽到自己想聽到的，一條道走到黑，就算撞得頭破血流，也不會懷疑是路走錯了，全歸結於姿勢不對。

對於這一切的根源是思想，教員看得很清楚，卻無力挽回。

現象如：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盲目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

教員多次對這些現象作了嚴厲批評， 指出 “它的結果， 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

卻沒人能聽進去。

                                           五


從黨的創立到延安整風， 中國共產黨在 21 年的革命歷程中， 反覆受到黨內教條主義的侵擾。

一路走來顛沛流離，就像是陷入了一個走不出去的怪圈，剛取得了一些成就，準會來一陣颶風，將一切都摧毀殆盡。

在西安事變中，教員看透了共產國際和蘇聯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隨時拿中共利益作為交換籌碼的心思。

中共的確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可那又如何？

關鍵時刻，不看關係也不看立場，只看誰能解決問題。

老蔣可以幫蘇聯拖住日本，是斯大林眼裡的最佳候選人，就憑這一點，不僅張學良得靠邊站，延安也得靠邊站。為了讓老蔣安心辦事，蘇聯援助各種物資給國民黨，就連紅軍也成了蘇聯的談判籌碼。

此前，紅軍一遇到困難，就想着找共產國際拿援助，就想着自己還有靠山，為了追尋虛無縹緲的軍事援助，走了太多彎路，西路軍的失敗，跟這種依賴外部力量的思想，有直接的關係。

中共創立至今，一直生活在共產國際的陰影之下，的確，共產國際對我們幫助甚多，可也帶給了我們太多傷痛。

是時候斷奶了，是時候開闢一條獨立自主的發展之路了！

在錯誤的道路上，已經走太久了，走太遠了。

1937年，教員已經意識到，要解決黨內的思想問題，首先要解決指導理論的問題，這一時期教員在延安的窯洞裡，苦讀各類哲學著作，整天熬夜寫作，終於寫出了《實踐論》、《矛盾論》這兩篇經典之作。

隨後，教員又在洛川會議上，振臂一呼，提出了“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

這種苦心，誰能懂？

王明定然是不懂的，王明一回國 ，就否定了洛川會議上的大部分決議，眼裡只有統一戰線，沒有獨立自主。

教員當年說：“王明錯誤的關鍵，就是替別人(蘇聯)想的太多，替自己(中國革命)想的太少。”

現在回過頭來看，你才能品出其中真味，品出教員的一番苦心。

如果說西安事變後，教員堅定了走獨立自主道路的決心，堅決斷奶，堅決先實現物質上的獨立。

那皖南事變的發生，就讓教員認識到，無論如何也要實現精神上的斷奶，不論有多少困難，也要把這個事情做一個了斷，否則還要走老路，還要吃第三茬苦。

這個吃盡苦頭的早產兒，終於迎來了蛻變契機。

                                           六


解決問題的關鍵點，就是如何解釋馬克思主義，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

誰念的是真經，誰讀的是假經，勢必要碰一碰的；

勢必要拿到實踐里檢驗一番的。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教員本以為改正思想的時機已經到了，便旗幟鮮明的提出：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結果這種呼籲，並沒有收穫想象中的正面反饋。

猶如泥牛入海，沒引發一點波瀾。

彼時，正是八路軍發展的關鍵期，教員將精力都放在了指導發展上，就先將這個事擱置了。

直到1941年皖南事變的發生，讓教員意識到，這個事耽擱不得，但也急不得，要想徹底扭轉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便要制定計劃，制定步驟，做好各項工作的準備。

這一時期開展整風運動，還有一個關鍵因素，那個時候共產國際更改了領導思路，終於認識到每個國家的革命條件不同，由一個統一的組織來領導各國的革命頗為不現實。

在季米特洛夫的領導下，共產國際開始放權，採取不干預各支部內政的策略。這一策略在1937年左右，就上會討論了，到了1941年的時候，基本貫徹執行了。

這也是為啥王明住院時養病時，偷偷給共產國際打教員的小報告，要求共產國際介入延安內部糾紛，卻一直沒等來消息的主要原因。

可這不等於說，共產國際和蘇聯從此之後，就真的放中共自由了。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這意味着老蔣的身價在蘇聯那裡再一次看漲。

幾個月前，老蔣就是錯判了國際形勢，才弄出了皖南事變，老蔣以為歐洲發生了戰爭，各列強想讓自己拖住日本，就要對自己高看一眼，所以膽氣十足，挑起了摩擦糾紛，要一口把延安吞掉。

結果戲演過頭了，英美不僅沒有慣着老蔣，反而向老蔣發出警告，就連日本人也沒有配合老蔣演戲，中途還對老蔣發起了進攻，弄得蔣委員長里外不是人。

但蘇德戰爭爆發後，就不太一樣了，蘇聯那邊迫切需要中國拖住日本，對老蔣很是依賴，而蘇聯想讓老蔣辦事，自然少不了要從延安身上割肉。

1941年前後，正是延安最困難的時候，可要按照過往的決策思路，自己就算餓死也要把最後一塊饅頭送給蘇聯。

如果延安的領導思想依然是王明的教條主義那一套，延安有沒有可能繼續走井岡山和中央蘇區的老路？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會不會以新的方式出現？

到時難道還要再來一次長征？

可這次是教員領導了，面對蘇聯要求援助的命令，教員就一句話：我們非常想幫助也義不容辭，但眼前確實困難，我們自己能活下來拖住侵華日軍，就是對蘇聯最大的幫助了。

什麼叫未雨綢繆，這就叫未雨綢繆，同樣的錯誤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犯。

雖然教員很努力的在保全中國革命力量，可架不住內部有像王明這樣的精神蘇聯人唱反調。

                                           七


教員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公開批評黨內一些人，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 只把興趣放在脫離實際的空洞的“理論”研究上， 言必稱希臘， “欽差大臣”滿天飛。

“對於理論脫離實際的人， 提議取消他的 ‘理論家’的資格”！

原以這個報告會立馬在黨內引起轟動，結果也是反響平平，宣傳口（張聞天負責）根本沒宣傳這個報告，低調處理了。

教員自己都說，講了話，卻沒人搭理。

王明更是針鋒相對，說什麼，這也聯繫、那也聯繫是“亂聯繫”，並且王明利用職務之便，自己弄了一套黨史出版發表，跟幾十萬新入黨的黨員，以及延安的學生們灌輸錯誤的歷史。

教員這邊痛斥教條主義的危害，王明就唱對台戲：“不要怕說教條，教條就教條...如果一學就怕教條，一條也記不住，哪裡談得到運用？”

從這一句話里，便能看出王明搞事的水平，遠比我們想象的更高。

當時延安的學子們，受王明的影響，以能背誦馬列理論詞句為榮，以為能背誦理論，就是理論家了。

整個學習風氣流於表面，教條主義思想瘋狂蔓延，舊的危機還沒有解決，新的問題就接踵而至。

面對王明的進攻，教員也決定反攻：“這種作風，拿了律己， 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 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 則害了革命……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 革命才會勝利。”

彼時，種種事情都匯聚到一起，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窗口期一起出現了。

如果這個時候解決，一個搞不好，就會出現大問題，內部一亂，立馬就會失敗，軍隊和根據地就會被國民黨軍和侵華日軍吃干抹淨。

可要是搞好了，就能從根子上解決問題。

究竟要不要在這個困難時期，冒着極大風險，去解決最棘手的問題呢？

教員的回答是：必須解決！

“一定要整頓三風，來一個徹底的思想轉變”

“我們所要的是香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臭的馬克思主義；是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

延安整風便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而發起的，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不是只有四渡赤水才能叫力挽狂瀾，教員這一刀既斬當下也斬未來，快准狠。

要是沒有超越時空的戰略眼光和洞察力，領袖身影也不會走進人民心底，風範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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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視點：

延安整風運動的偉大而深遠的意義，是怎麼估計都不過分的。

這篇文章寫得非常好，所以我才想轉發於此。

但是在我看來，個別內容不夠準確恰切，或者有些敏感，所以就進行了些微刪改。

沒有事先徵求作者意見，在此請求作者原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