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分層次。首先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利用已經產生的理論研究和分析問題。另一個層次是創造理論。創造理論可以說是基礎性的研究。這個研究的層次高於利用現成理論分析和解決問題的學術研究。這是因為理論可以幫助人們思維，理論可以長期使用，可以幫助人們解決很多問題。總之，理論可以提高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一個從事學術研究的人沒能創造理論，他就最終什麼都不是。創造理論的學術研究也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將前人的理論收集起來加以整理，給予綜合性的評論，然後形成一個理論體系。這可以稱為“集大成”。這是最低層次的理論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在批判前人的理論的過程中創立自己的理論。可以稱為“不破不立”。第三個層次是發現一個前人從未進入的新領域，並在這個領域內創造一套理論。這類學術研究可稱為“平地起高樓”。第三個層次的研究最有價值, 也最難。本人覺得，象黑格爾的有些研究屬於第一個層次的研究。如他的《美學講演錄》。哈耶克的研究屬於第二個層次的研究。如他的代表作《通向奴役之路》。馬克思的經濟學領域內的部分研究也屬於第二個層次的研究。霍布斯、赫爾德等人的研究屬於第三個層次的研究。馬克思的國家理論也屬於第三個層次的研究。康德的研究和休謨的一些研究也屬於第三個層次的研究。如果人們不能在哲學領域創造理論，社會科學的發展就會遇到很大阻力。一個例子就是美國政治學的發展一直步履維艱。很多業內人士都看見這個問題。例如，1987年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埃基‧本德森寫了一篇長文，題目是《美國政治學的興衰》。他說，自從南北戰爭後美國人去德國學習國家學說（國家與法）以後，到了1880年代，美國政治學轉而接受英國政治學的傳統，到了1960年代行為主義的興起而令美國政治學達到其高潮後，逐步衰落。本人認為，雖然在今天美國的大學開設那麼多的政治學系或政府系，招收了很多學生，美國政治學其實沒有興旺發達過。關鍵的問題是，美國的學者沒有創立有廣闊遠景的和大思路清晰的政治理論。政治理論是政治學的脊梁。象哈羅德‧拉斯韋爾、戴維‧伊斯頓、羅伯特‧達爾和西奧多‧洛威等人力圖創建的政治理論都不能成為劃時代的政治理論。由於政治哲學沒有起色，政治理論無法得到長足的進步。雖然比較政治、國際關係領域有所發展，有些領域還有一點令人欣慰的創新，由於沒有強有力的理論支撐，政治學的發展沒有後勁。現在，在美國的任何一所大學的政治學系學政治學專業，所講授的政治學理論都不是完整的。通常是根據政治哲學家個人的理論分別講解。要麼就是講解憲法和政治制度。或者講政治思想史。據本人所知，美國的哲學和社會科學界對此非常着急，可是，沒有理論創新也是無可奈何。以前，學界有人鼓吹列奧‧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但是，將他的書拿來讀一讀，可以立刻發現，他自己的原創作品，根本讀不下去。就是說，沒有太多實質內容。他的最有成就的一本書就是與另一位教授合編的《政治哲學史》。但那是歷史上的政治哲學家的主要著作的介紹和評論而已。不是自己的原創作品。現在，有人熱議以賽亞‧柏林的自由主義哲學。提出批評的人也很多。連中國的一些學者都毫不客氣地批評他。羅爾斯的《正義論》被認為是政治哲學著作中的一部經典，但是本人認為這本書獲得的評價遠遠高於其實質的學術水平。有不少學者對他的作品提出批評。有人發現，這本書裡前後明顯矛盾，互相否定。結果，羅爾斯只得不斷地修改這本書，以修補漏洞。據說，這本書被修改過19次，再版了19次。

美國的政治學者放棄了歐洲18和19世紀學者重理論研究的傳統。在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下，美國的學者偏向於用現成的理論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他們多研究一些實際問題，為政府等部門提供決策參考。或者為政黨政治服務。例如，行為主義研究的一個重點就是對選民的投票行為進行研究。於是，提出一些選舉策略方面的理論。固然，對於民主制度的鞏固和完善有一定裨益，但是，這類研究畢竟類似於中國的政策研究。理論研究沒有跟上，以至於政治學的發展失去長遠的動力。原因也就是美國的政治學偏重於最低一個層次的研究。過去，歐洲人很重視理論研究。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也跟美國人學，結果，也沒有多少理論創新。例如，德國的政治學就非常類似於美國的政治學。德國的各個大學的政治學系的教研也分為四大塊，即政治理論、德國政治、比較政治和國際關係。和美國的政治學的結構類似。歷史上的國家學說的研究的布局已經基本消失。結果，現在，也沒有多少理論創新。因此，只有重新強化理論層次的研究，社會科學才能有長足進步。

與經濟學領域的許多進步相比，政治學領域的發展遜色。如果收集一下美國各個大學的政治學系或哲學系的教師的背景資料，包括他們出版的書籍，就可以看出，他們集中於細節的研究，就是進入非常專門化的領域。例如，在政治學領域，一些教授研究移民問題。研究理論的人在研究18世紀的歐洲政治哲學等。就是說，研究對象的外延太小，這樣很難創立理論體系。如果要創立理論體系，就必須研究外延大的課題。如果不能建立一個理論體系，創造理論就很難。有些學者據說也創造理論，但那是在一個很狹窄的領域內提出一些看法。由於不能導致理論創新的總體進步，影響力就非常有限。而真正的理論研究要求能建立理論體系。就美國的政治學的基本導向而言，研究民主的理論一直是美國政治學的重點。但是，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美國的哲學家們和政治學家們卻沒有多大進步。例如，實行民主就要舉行選舉，選舉是有的政黨獲得多數選票，有的獲得少數選票。多數的意見取勝。少數的意見被否決。那麼，多數人的意見是否等於人民的意見？如果說民主就是人民的同意，那麼少數人的意見是否是人民的意見的一部分？歷史上，西方的哲學家們一直遇到這個問題。沒有令人信服的解釋。霍布斯這位極富想象力的英國哲學家在他的著作《利維坦》中說，當多數票遇到少數票時，多數票與少數票互相抵消，剩下的就是人民的意見。這個說法無法讓人接受。本人相信霍布斯自己也不滿意這樣的解釋。他只是搪塞了這個問題。美國的立國之父之一的詹姆斯麥迪遜在美國的立國政治文獻《聯邦黨人文集》中，也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在民主制度中，少數人的意見總是被否決。後來，法國的思想家托克維爾也提醒人們多數的暴政的危險。托克維爾沒有追究這個問題。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一些政治理論家和哲學家試圖解決這個問題。沒有人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觀點。最後，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按下停止鍵，稱在這個問題上無解。就是說，大家不要再議這個問題了。再議也白費力氣。其實，如果認真研究這個問題，就會發現，美國的民主還有專制的一面，就是多數對少數的專橫。多數人享有民主權利，少數人則沒有。本人認為，人類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換言之，就是人類有能力令人信服地證明多數人的意見就是人民的意見。但是，美國的政治學家和哲學家缺少了一種精神。也就是說，本人說的那個課題是民主理論中的一個關鍵部分。但是，美國的學者們卻停頓下來。相反，人們在研究一些枝節的問題。因此，判斷美國的政治學還難以在短期內改變步履維艱的狀態。

換言之，之所以遇到那個問題而無法逾越是沒有理論創新。至於如何進行理論創新，本人認為，研究者要能提出獨到的見解。獨到的見解是什麼？就是能體現洞察力和想象力的觀點。你必須能夠提出大量的獨到的見解。一兩個獨到的見解還不夠。如果在一個領域內能有大量的獨到見解，這樣的見解之間可能會有因果關係，然後就能推演。反之，如果你的研究無法提出獨到的見解，寫來寫去都是別人已經說過的，理論創新就無從談起。就是說，你的研究中能有前人做夢也想不到的內容才有希望。這個問題當然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