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見兩位埃及的學者在丹麥的一個學術雜誌上發表的論文：Language and Semiotic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 and Power: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Umberto Eco's Thought。中文標題：建構政治含義和權力中的語言和符號學：烏伯托.艾柯思想的哲學研究。

這篇論文在2025年6月發表。我最近才看見。這篇論文裡引用了我寫的一本書（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State）里的觀點。我又仔細看了一下這篇論文。我的直覺是，作者的論文標題在發表前做了改動。原來的標題一定是：建構政治含義和權力中的符號學。作者在論文發表前臨時加上了“語言”兩個字。作者看見了我的書，所以，加上語言的概念。這證明了我30多年前的預見。從研究社會的角度看，語言是大樹的樹幹，而符號只是樹葉。要建立社會學理論，研究語言是主流，研究符號是支流。如果單單研究符號，沒有問題。如果研究符號和社會的關係，那不是最佳視角。研究語言是最佳視角。

30多年前，我讀過艾柯的書。那個時候，我也在研究符號學。我試圖進行符號學和政治學的交叉學科的研究。後來，我放棄了符號學的研究，原因就是，符號學和政治學交叉研究沒有多少價值，或者沒有足夠價值。後來，我轉向語言哲學和政治學交叉學科研究。這個研究有前途。現在兩位埃及學者研究艾柯的理論原以為是個很好的課題，然後突然看見我的理論問世，立刻加上語言的概念。

研究語言和政治學的交叉難度極大，但是，研究符號學跟政治學的交叉難度較小。但是，這樣研究符號意義不大。所以，兩位埃及學者的研究再次證明我當年的預見。所以，他們看見我的研究，立刻就改動論文的主題。

研究語言跟政治學的交叉的難度在於前人沒有在這個領域裡進行過成功的探索。前人走了很多路，沒有成功。後人再走老路，很可能也不會成功。不過，前人怎樣研究，我們後人不知道。例如，200多年前，亞當.斯密就研究過語言形塑社會的課題。他沒有成功。我不說他失敗，但是，他沒有成功。斯密只在經濟學上成功了。美國學術界看見我的理論以後，將斯密以前研究的東西又重新找出來再次進行研究，因為我的理論證明當年斯密還是有遠見的。只是他沒有創立有關的理論而已。美國人看見我的研究，感嘆萬分。所以，將我的書跟斯密的書對照研究，看看斯密當年至少取得了多少成果。我對斯密的研究一無所知。斯密成功的研究為後人所知，但是，不成功的研究就不被人提起。所以，我們後人不知道。

但是，語言哲學跟政治哲學交叉的難度極大。前人沒有做過多少鋪墊，沒有多少知識儲備。完全需要本人一切從頭開始。但是，我最後還是自己開發了大量知識，還創立大量的概念。而且本人的研究概念清晰。不像以往哲學家寫的東西晦澀難懂。我寫的東西一點都不晦澀。但是，清楚，邏輯嚴密，有完整的和完美的理論架構。內容獨特，全新。中國文革時期有一句流行的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本人的理論橫掃西方一切政治哲學有關國家形成的理論。我就是一個創造了一個新的國家起源理論的人。我能證明西方哲學家的國家起源理論沒有一個是對的。

具體而言，過去的人將語言視為形成社會的輔助手段。馬克思乾脆將語言視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黑格爾說，語言是實踐的意識。馬克思又重複了黑格爾的話。人們認為暴力、權力或物質生產是形成社會的基礎。我的理論認為，語言才是形成社會的基礎。物質生產、管理社會的權力和政府還有人的思想都是語言通訊產生的結果。語言不僅是通訊手段，而且是社會建構的基礎。以前學術界討論的國家形成的各種要素或組成部分都是語言通訊所需要的媒介。例如，統治者就是國家形成的媒介；政治思想是國家形成的媒介；市場也是國家形成的媒介等。

本人的研究的學術價值比艾柯的研究的學術價值大十倍也不止。比霍布斯、洛克和盧梭創立的社會契約論的價值還大。西方人的政治哲學的頂點就是社會契約論。後來的康德也繼承了契約論。20世紀的約翰.羅爾斯也繼承契約論。我的研究百分之百超越契約論。契約論只是想象和邏輯推理。現實中是不存在的。我的推理比他們全面，而且現實生活中存在。契約論只研究國家是怎樣成形的，但沒有研究部落是怎樣解體的。或者說，他們研究文明社會是怎樣建立秩序的，但是，卻沒有研究原始社會的秩序是怎樣消失的或崩潰的。

本人的理論一定是一個劃時代的成就。只是我沒有那樣的知名度，所以，學術界研究艾柯的理論，不直接研究我的理論。但是，只要有人提到我的書，我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