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见两位埃及的学者在丹麦的一个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Language and Semiotic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 and Power: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Umberto Eco's Thought。中文标题：建构政治含义和权力中的语言和符号学：乌伯托.艾柯思想的哲学研究。

这篇论文在2025年6月发表。我最近才看见。这篇论文里引用了我写的一本书（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State）里的观点。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这篇论文。我的直觉是，作者的论文标题在发表前做了改动。原来的标题一定是：建构政治含义和权力中的符号学。作者在论文发表前临时加上了“语言”两个字。作者看见了我的书，所以，加上语言的概念。这证明了我30多年前的预见。从研究社会的角度看，语言是大树的树干，而符号只是树叶。要建立社会学理论，研究语言是主流，研究符号是支流。如果单单研究符号，没有问题。如果研究符号和社会的关系，那不是最佳视角。研究语言是最佳视角。

30多年前，我读过艾柯的书。那个时候，我也在研究符号学。我试图进行符号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的研究。后来，我放弃了符号学的研究，原因就是，符号学和政治学交叉研究没有多少价值，或者没有足够价值。后来，我转向语言哲学和政治学交叉学科研究。这个研究有前途。现在两位埃及学者研究艾柯的理论原以为是个很好的课题，然后突然看见我的理论问世，立刻加上语言的概念。

研究语言和政治学的交叉难度极大，但是，研究符号学跟政治学的交叉难度较小。但是，这样研究符号意义不大。所以，两位埃及学者的研究再次证明我当年的预见。所以，他们看见我的研究，立刻就改动论文的主题。

研究语言跟政治学的交叉的难度在于前人没有在这个领域里进行过成功的探索。前人走了很多路，没有成功。后人再走老路，很可能也不会成功。不过，前人怎样研究，我们后人不知道。例如，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研究过语言形塑社会的课题。他没有成功。我不说他失败，但是，他没有成功。斯密只在经济学上成功了。美国学术界看见我的理论以后，将斯密以前研究的东西又重新找出来再次进行研究，因为我的理论证明当年斯密还是有远见的。只是他没有创立有关的理论而已。美国人看见我的研究，感叹万分。所以，将我的书跟斯密的书对照研究，看看斯密当年至少取得了多少成果。我对斯密的研究一无所知。斯密成功的研究为后人所知，但是，不成功的研究就不被人提起。所以，我们后人不知道。

但是，语言哲学跟政治哲学交叉的难度极大。前人没有做过多少铺垫，没有多少知识储备。完全需要本人一切从头开始。但是，我最后还是自己开发了大量知识，还创立大量的概念。而且本人的研究概念清晰。不像以往哲学家写的东西晦涩难懂。我写的东西一点都不晦涩。但是，清楚，逻辑严密，有完整的和完美的理论架构。内容独特，全新。中国文革时期有一句流行的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本人的理论横扫西方一切政治哲学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我就是一个创造了一个新的国家起源理论的人。我能证明西方哲学家的国家起源理论没有一个是对的。

具体而言，过去的人将语言视为形成社会的辅助手段。马克思干脆将语言视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黑格尔说，语言是实践的意识。马克思又重复了黑格尔的话。人们认为暴力、权力或物质生产是形成社会的基础。我的理论认为，语言才是形成社会的基础。物质生产、管理社会的权力和政府还有人的思想都是语言通讯产生的结果。语言不仅是通讯手段，而且是社会建构的基础。以前学术界讨论的国家形成的各种要素或组成部分都是语言通讯所需要的媒介。例如，统治者就是国家形成的媒介；政治思想是国家形成的媒介；市场也是国家形成的媒介等。

本人的研究的学术价值比艾柯的研究的学术价值大十倍也不止。比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创立的社会契约论的价值还大。西方人的政治哲学的顶点就是社会契约论。后来的康德也继承了契约论。20世纪的约翰.罗尔斯也继承契约论。我的研究百分之百超越契约论。契约论只是想象和逻辑推理。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我的推理比他们全面，而且现实生活中存在。契约论只研究国家是怎样成形的，但没有研究部落是怎样解体的。或者说，他们研究文明社会是怎样建立秩序的，但是，却没有研究原始社会的秩序是怎样消失的或崩溃的。

本人的理论一定是一个划时代的成就。只是我没有那样的知名度，所以，学术界研究艾柯的理论，不直接研究我的理论。但是，只要有人提到我的书，我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