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按: 这是很久前写的,拿来凑点字数.

作者原按:

我已身为中国人40年，感觉和感情错综复杂，伟大的中国人和丑陋的中国人都有体会。时时有的一个感叹是生为当代大陆的中国人，不是在中国最为强大的时代，而是中国在从物质贫乏的低谷中奋起直追的年头，我们的人生和国家情感别无选择。但在这别无选择之中，我时时也在希望能看到超脱出这别无选择之外的境界，时时在内省中国人这个概念，内省自己这个中国人。

人生过半，以此文承前40年为中国人的苦乐，启下半生做中国人的希望。

正文：

我是一个所谓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大陆中国人，在文革中度过童年，在改革开放中度过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是正宗正统的中国大陆教育：我的祖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人民勤劳、历史悠久、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参加的组织是红小兵、少先队、共青团；誓词是（先）忠于党，（然后）忠于祖国，（最后）忠于人民。在我至青年时代前的自小的心目中，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即是世界，世界围绕中国，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最革命的国家，是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国家。在此之上，生长在北京的我还有几分伟大首都给我带来的骄傲。

改革开放后，外界的信息逐渐进入我的视野，在媒体上我看到了中国之外的世界。但我所“看”的眼光是批评式的，是区分香花与毒草、区分精华与苍蝇式的“理性”眼光，也就是我所受的教育灌输给我的眼光。这些眼光的基本点是以我为主、中国正宗为主，我强烈的批判和蔑视那些认为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崇洋媚外的人，并且不理解那些声称殖民地历史能给中国带来进步的洋奴主义者，.因为在我眼里他们至少也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不应浅薄如此。但直至80年代中期，我仍从未真正见过中国之外的任何外界，没读过中国之外发行的任何书籍（英语文学作品除外），没听过中国之外的任何广播或电视（娱乐除外），也从未能真正比较过我的祖国和世界的其他部分，也从未怀疑过我们的强大、尊严与领导地位以及给我这样信念的制度。我的心目中只有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和对其他不革命的人民的不理解，尽管隐约灵魂深处，我不时有不同的一闪念。

在我二十多岁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来到了深圳一游。即使是在80年代中后期，深圳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眼里仍是一个特殊的、冒险家的地区，凡能有办法的还不会希望分配工作去那里，主动去那里的还被人称为有闯劲儿的人。在深圳的几天，我经历了每个从内地来的人的激动，看着当地快节奏和以金钱为主导的行为方式，让每个人的原始欲望都受到了激发，无论是想赚钱还是想买街上的色情杂志，在深圳都不可思议地理所当然。然而潜意识中最吸引我的却是与深圳一界之隔的另一个世界，香港。

在深港边界的一座四层楼的楼顶上，我看着远处公路上集装箱货车繁忙来往。这些货车都是来自香港的，它们的身上带着异类的颜色和味道。不知为什么，车厢上杂乱的五颜六色并没有使我感到反感，反而感到一种莫名的激动，激动是因为我与另一个世界如此地接近。不远处山丘上长长的铁丝网将两个世界隔将开来，隐隐约约中透着神秘。那边就是香港，我对自己说，那边有不少我们没有的家用电器，但没有文化、没有信仰，百姓生活困苦、制度腐朽不公。但很快，更近距离的，我的与外界的第一次接触就发生在中英街上，刻骨铭心。

那时的中英街是一条在中港间的小街，一边是香港小商铺，一边是深圳小商铺，小街为界。内地人看到的许多新奇的小电子产品等据说都来自于这里，来过深圳的人回家跟亲友们炫耀的故事也常常是关于中英街，这个夏天我来到了中英街。

亲眼所见的中英街并不象想象中的那么庄重或宏大，我看到大陆这边的商铺里商品并不太多，工作人员也并不积极的样子。而街那边的香港小贩们则在大声招徕着大陆的同胞们。在街中，有几个穿着灰制服的大陆管理人员在不断的驱赶着往来的人群，把他们不断地从香港的铺子中往大陆铺子中赶。很快，我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街另一端的香港，我象一个带着很多疑问的人在答案面前一样，用眼睛贪婪地抓取着每一点细节：那边的一个香港老年人的衣服竟然也是花花绿绿的，两个懒洋洋的香港警察竟然别着对讲机，那边的臭水沟与大陆的没甚不同，但边上的一溜房子上竟然每个都装了空调…….。

正当我的注意力完全被香港所吸引时，突然有人在我的背后猛的推搡着我，伴随着驱赶的喊声。在我还没有完全清醒之前，我已经被推搡到了大陆的半街。穿着灰制服的人继续着他们的推搡和喝斥，震惊之后的我突然为这种我从未经历过的粗暴不文明所激怒，我挣脱着同伴的阻拦要去与他们讲理，我的北京人的逻辑无法理解从政策到执行的任何方面他们可以这样践踏规则和礼貌。

当我正在同伴与灰制服之间拉扯之际，我突然看到了小街那边一个香港小贩的目光。多年过去，我无法再确切记得那目光是明亮的还是浑浊的，是锐利的还是平淡的。但在那一刻，我分明在那目光中读出了嘲笑、同情、蔑视、无谓、司空见惯……，种种种种我无法接受的内容，这目光与我自小长大所接受的所有目光都不同，不是伟大、神圣，也不是富饶、优秀，更不是革命、领导，而恰恰是与这些完全相反的。我的所有的信仰、价值观、人生观仿佛在这夏日一刻陡然颠倒过来。因为维护着这些信仰、价值观、人生观的基础仿佛在这一刻坍塌了，仿佛晴空惊雷一般，有个声音在对我说：也许我们不是最…….。

接下来的几天，我仿佛在恶梦中度过一般。那个声音如恶魔般地不断地诱惑着我，告诉着我我的祖国并不是最强大富裕的，我们也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和领袖。而我20多年人生建立起来的信念在顽固地抗争，不愿承认其实早已觉察而不愿承认的事实。最终，斗争归于平静，事件冲击下的我终于不得不睁开眼睛面对丑恶的现实。现实并不新奇，只是窗户纸在雷声中被捅破了。

当别人不解今天北朝鲜人民的“顽固”与“愚昧”时，我作为曾经走过同样道路的中国人却完全知道那种睁开眼睛的过程的艰难和面对现实的痛苦。当世界走向更多联合和富裕时，愿世界上所有的人民终都能以真实的眼光面对真实的世界。

深圳之后的几年间，我才前所未有地开始想读书，我想知道天文地理、我想共语前贤先圣，我想学习经济文化、我想了解美国日本，我关心时事政治，我参加社会讨论。如那时千百万“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年轻人一样，我想知道为什么现代科技没有在中国起源，为什么我们落后，我们有没有机会。几乎对所有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来说，中国的强大复兴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唯一的人生目标。

在当时出国成风的时候，我逆反地认为毛泽东没有出国才是他伟大的原因，阿富汗最终掌权的人不是苏美支持的而是在本土打游击的。我喜欢的一句话是：一只猪出国回来还是一只猪。我嘲笑那些考托福的人象抢冬储白菜一样瞎跟风。我坚信自己要努力工作，从最底层做起，中国需要了解自己的人走出自己的路，天降大任的时候一定会到来。我的这种自我激励方式与当时社会主流提倡的集体主义并不符合，但我自以为是地认为我的自我奋斗与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才是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的最大融合。

我兴致勃勃地做着我80年代的新一辈，走在自我事业的路上，还参加着当时流行的全民经商倒买倒卖，每天骑着破自行车在路上时都是我最高兴的时候，看着周边的景色，我热爱这片土地，我对它充满信心，我为自己与众不同的选择感到骄傲。除了偶尔对面走过来的洋人让我猜不透他们的年龄思想财富而觉得有点别扭外，我总体说来自我感觉良好。然而，六四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校园中的我经历了六四的全过程，从北大三角地的第一张大字报开始，到最后的与党保持一致的登记表态。我在天安门广场与人讨论过什么叫民主，我看到过长安街上的血泊，我的双腿曾在枪口前发抖，我的脸颊还记得刺刀掠过的寒风。对于六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最终历史也将有历史的评价，我不在此谬论。六四对我的影响最大的并不仅仅是那前因后果、那枪声和其中的斗争。在北京长大的我，对政治的理解显然要比我那些外地的同学们更深些，研究生的年纪也比那些事件主力的大学生更成熟。在事件的全过程中，我更多地尝试以冷静的目光去审视，对人道的麻木更让我对那些生命的凋谢没有太大的以为然，而真正使那时的我震撼的场面发生在事件后表态登记的过程中。在表态登记的过程中，我目睹了让自己无法相信的人的脸面变化，那些在几天前还慷慨激昂的同学们，一夜间就变成了党的忠实信徒。那些曾对共产党咬牙切齿者，转眼间侃侃而谈他们的思想认识，其高度其深度让我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其诚恳让我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感到可笑，我感到愤怒，我象面对皇帝新衣般地怀疑自己所有的理智、信仰和道德。但当我发言时，我感到喉头发干、声音颤抖。我感到恐惧，一种巨大的恐惧深深地扼住了我的喉咙，我用自己都无法识别的声音机械地说着不知源于何处的内容，但一定同样忠诚同样深刻。我希望自己做得轻松，做得自然，但看着周围人的表情，我看出这是一个与轻松自然无关的场面，他们的严肃是针对我的还是源于他们自己的恐惧，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和我的同学们在恐惧中别无选择地要演过这一幕，我相信他们一定和我一样记得那一幕，那一幕一定同样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无论是向哪个方向。

在此后的年代中，我从各种历史记载中越来越多地读到了我的那种感觉。那同样的感觉曾发生在延安整风，发生在庐山会议，发生在文革我父母身上，并且还发生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它的名字叫红色恐怖。如同每一时代都有为真理付出生命的人一样，我的同学中也有个别的不愿象我们这样妥协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他们和他们的精神的敬仰，随着我自己年龄阅历的增长，在越来越增加，因为我越来越懂得他们的举动不仅仅是年轻冲动，而是对真理的真正的信仰，更需要无与伦比的勇气，而这信仰和勇气我都可悲地缺乏。

当时所读的一哲学书中，有一中国哲学界前辈问他的正研究西方哲学的弟子，西方哲学的根本是什么？弟子答不上来。师曰：人。我只是因为觉得有趣而记下了这段教诲，而其真正的含义我要在很多年后才能领会。

六四结束时的恐怖给我的最终感觉是：绝望。在绝望中，我终于选择了出国。

我的中国梦无法在北京找到答案，于是我选择了出国。年轻、幼稚、单纯的绝望中，为了给我人生信心的祖国，我希望能在另一个社会中找到我们未来的答案。通过了解世界的另一边，我希望找到中国人生存的理由。六四的经历使我对非民主制度有了最初步的切身的体会，但远远不是深刻和理性的。在后来的民主社会中的经历才使我有机会比较这两类制度的不同，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更优越的制度。

抵美伊始，就陷入了当时正风尚的声讨中共的浪潮之中。在北京亲身经历了六四的我并不认同另一种对六四一边倒的描述，更何况其中还有诸多声讨者的自身利益于其中，刚离开中国的我对这样功利的行为还无法宽容，我所接受的传统的教育和道德观使我无法容忍在外人面前揭家丑的行为和那些以此作为博得同情的人。在与民运人士争辩中，我被斥为保皇派。尽管他们的辩论中也有事实在其中，但中国是在异国的我唯一的精神支柱，心中的尊严已所剩无几的我无法再后退。

好在政治毕竟不是留学生活的主要内容，读书治学才是要紧的事情。我相信许多留学生都有同样的经历，我们如同一块在另一架机器里已经成型的产品，重新在西方教育体制下，经过各种烧砸压锻，最终由新机器（体系）的另一端生产出与原来面目全非的产品。在这样压力处理下，我在国内大学研究生院7年的教育被打得粉碎，我不得不重新认识并学习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重新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坚持真理，从头学习坚持信仰并尊重坚持信仰的人。

没有人是天生聪明或愚昧的，没有人生来就有信仰的，环境改变人，智慧和信仰是环境所给予的。随着科学治学观点的重新确立，随之被打碎的是我的狭隘的中国中心观。美国的教育和生活使我的眼光逐渐放开，心态逐渐放开，对不同的观点、体制逐渐宽容，并且在宽松的心态中逐渐了解别人的优势和长处。除了专业知识外，生活点滴使我们的文化观念也在耳濡目染中得到潜移默化的改变，尽管许多内容也是多年之后才真正理解清晰。我想，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留学生走过的共同心理历程。我们另一个共同的心理情结就是我们祖国。在美国六年间，我与中国的所有接触都仅源于人民日报海外版而已，那时还没有INTERNET，也没有足够的积蓄象现在的留学生一样经常回国。距离产生美，远离故国思乡更切。我始终坚信，用一句套话来说，我的事业在中国。

有个美国同学问我，你怎样看待美国。我告诉他，我以两种身份看待美国，一个中国人或一个世界公民。在一个世界公民看来，美国是全人类的一个大实验。几百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带着一个同样的信念，在一个平等自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双手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尽管美国这个制度还不是最完美的制度，但毫无疑问是一个领先的制度，是一个成功的实验。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我为其感到骄傲，为亲历其中感到幸运。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羡慕美国的同时，我感到心痛，为什么我的国家不能有同样好的东西，为什么我的家人不能享受同样的有钱的自由和没人管的自由。我告诉我的美国同学，我读完书后就要回中国去，那里有我的所有梦想。真诚的激动万分的美国同学告诉我，当我说这番话时他看到我的眼睛里有火焰在燃烧。

我在美国的所有准备都是为了回家的一刻，读完书我回到北京。当时的时尚语句是：中国不缺优秀科学家，而缺企业家。于是我理所当然的梦想是：做个成功的中国企业家。

转眼间，十年过去。

十年里，我从敲门找工作开始，到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其间起起落落。我从一个无产阶级学生变成了一个中产阶层，我对财富和私有权利的看法产生了变化。

十年里，我的儿女在美国出生，我的生活重心和价值观在为人父之后发生变化。

十年里，中国经济以年平均近9%的速度在发展，我亲眼目睹了我所居住城市的翻天覆地。

十年里，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更一步的激化，我越来越体会到中国社会深层的体制问题。

十年里，我在中美两边的生活、经商使我更深切地感觉到两种不同文化对于人权人道主义的不同理解和由此带来的对民主的不同理解。

回首十年，我不想述说我自己的经商历程，因为在中国商人中，我的经历平淡无奇。无外乎初入商场时，读书人学做商人，别人要喝酒就喝酒，别人要桑拿就桑拿，然后别人要钱就给钱，领导要被捧就吹捧，只为凑和活下去。而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时，你会意识到你的问题不再是商场中的，而是官场中的了。你受到的种种限制不是源于商场，而是源于体制。前些年低位高速的发展越来越进入瓶颈。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当你遵纪守法时，你根本无法生存，因为现行商业法规根本不合理。无论是行业管制还是税收政策，无论市场机制还是金融制度，体制中的种种问题不仅阻碍了你的发展，而且为你体制中的国有企业竞争对手所充分利用。官商们可以利用国有资产与你不公平竞争，尽管这些所谓国有企业名义上是纳税人的，而且从来不向国家缴利分红，他们甚至可以打着保护国有资产的名义动用专政工具打击商业竞争对手。我自己多次被他们牵扯进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反贪局……，没有一次这些机构站在过毫无过错的我的这边。这些以官商为代表的对法制的破坏滥用导致所有人都不把法制放在眼里，结果是合法经商死路一条。这一点每个商人都知道，执法者也心知肚明，大家在含糊中凑和着。但如果你想利用体制，则意味着你要涉入商业之外的政治领域，一个双刃剑式的选择，中国所谓的成功企业家身上一半是商人一半是政客。今天的非法可能就是明天的合法，而今天的改革探索却又可能是明天你政治对手秋后算帐的利器。在这样的世道中，你想做个清白商人，根本没有可能，你只能尽各种手段而求生存，你的任何选择都是“原罪”的，最终的结果也必然是“宿命”的。我曾理所当然地以为我们一些违心违“法”的行为只是小节，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小节，是我们个人“成长”的炼狱过程。直到有一天我问自己：我是当初想成为的人吗？答案是否定的，我在日日远离我当初的梦想。我不想只把这种变化归为面对现实的成熟过程，因为成熟不是堕落。我们是在堕落，无奈地，为了生存而堕落，跟着整个社会在堕落。

在每天的生活中，从小区的开发商、物业公司，到出门上路的交警，到工商局、税务局和各个政府机关，到业务相关的客户，到路上互不谦让的车辆，每个你接触的人都在一种紧张的斗争状态中。每天中的每个人都在尽量的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利用这些势力范围为自己牟利，人们的心态中始终充满着防止被别人占便宜的警觉和寻找别人便宜的机智。当你开车或行走在北京的街头时，你会感觉到这个城市和每一个人的浮燥、不满和愤怒。他们的姿态是随时准备向任何人表明他们的强悍和霸道。当你停车主动让行人先过时，行人回顾你的眼光中很少有赞赏和感激，更多的是不解甚至胜利的姿态。在高尔夫俱乐部里，你要晃着膀子直直向对方走去决不让路才能获得“尊重”，因为这里对球童叫骂声越高是通常表示你越有权势，尽管如今在俱乐部里的最低学历都是在本科以上，尽管叫骂并不代表权势。作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个体，你每天要表现你的霸道你的恶，但这都是表面上的伪装，因为事实上你每天在挣扎着，被别人拿捏着、挤压着，歧视着，对自己的权利你绝没信心。如果在路上对方过错把你的车撞了你绝没把握一定能胜诉，因为他也许认识交警，也许他认识法官，也许…….，也许为了安定团结局面的政治需要，不能按照法律判决…….。这是每个当今大陆中国人碰到任何事时本能的潜意识，几千年来的中国人压根儿没相信过我们头上有青天。这种拿捏、挤压、歧视是我在国外生活多年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让我每天体会到被人捏在手里的，是在我自己的国家里。然而我从来不认为每天拿捏蹂躏别人的人都是坏人，因为他们同时也每天在被其他人拿捏蹂躏着，这是体制使然，任何一个处在体制中同样位置的人都会做出同样的事情。于是我要问我的国家怎么了？这个社会怎么了？当每个人的本能的行为方式变为这样时，当这个社会和它的文化已经使人民凡事都往恶处想往低俗做时，当这个社会的基本机制和人民的行为方式已经不再抑恶扬善而是相反时，这个社会必定在走向没落。

一个回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的留学生最后不得不离去时曾感叹：机翼下是我深爱着的祖国，但此刻我却无法再继续留下，因为这片土地已经腐烂了，烂到了每一个角落。

然而这些城里人的麻烦还远远不是中国社会的最大痛苦。当频繁的矿难使中国人在世界上脸面丢尽时，在那些矿业县里闹事的竟是那些因为安全检查而被禁止下矿的民工们。城里人在不解他们为什么不把性命当回事时，却不知道不下矿同样是一家老小要饿死。中国古语中“苛政猛于虎”的情形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变为了“世道险于矿难”

那个泣血上书朱总理的乡干部，对着心中神圣的权威和信仰哭诉着当今农民的凄苦和基层官僚的凶恶，却不知横征暴敛的始作俑者是谁，是谁给了那些鱼肉百姓的恶吏们权利和借口。

我知道我的人民不是坏人，我知道我的祖国仍旧美丽富饶，但我的国家被绑架了，被一个腐朽的制度给绑架了。这是一个我们都知道的答案。每个讨论中国问题的人都在说，中国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民主制度的缺失是中国走向未来的最大障碍，这一障碍不仅阻碍着中国的发展，而且正在把中国一步步地拖向深渊。

这不是秘密，是包括中国政府和中共领导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但又是一个所有人无能为力的事实。我的一位朋友是美国名校法律系的毕业生，因祖上与中共的“老朋友”关系，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邀参加中国诸多法律的起草。他告诉我第一次到北京见到胡耀邦，胡耀邦对他们说，我们的体制给我们带来的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果，但也使我们陷入了今天的困境。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请你们各位专家来告诉我们，怎么拆。我的朋友听后大为震惊，因为他没有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能说出这样的话，他从中听出了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明智，也听出了其中的无奈。胡耀邦对中国改革的贡献不仅在于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更在于清醒地知道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很不幸，胡耀邦也最终没能完成在政治体制上破旧立新的愿望，并且最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左倾政治体制的受害者。

因为太难了，因为民主的源头是人道主义精神，不理解人道主义精神，就不会真正理解民主。而人道主义这个文明的标志在中国文化中根本没有任何传承。不仅在中国文化中，在整个东方文化中，人和人欲是得不到承认的。生命和社会的最高境界不是生命本身，而是在生命之上的所谓道、禅、义等等，而人和人的欲望是要被克服、被超越的，以达到在“人”之上的那些境界。传统文化中人道主义精神的缺失使中国社会的基本信念始终是非人的，人们对生命麻木、漠视，并直接导致了东方社会民主精神的缺乏。因为不承认个体的人权，就谈不上个体间人权的互相承认和协商，就谈不上民主。我们对生命的漠视、刻薄直接反映在我们缺乏对别人的尊重，并且常常别有用心地利用人之上的所谓理想与境界压制他人的权利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或政治集团将这些非人道的所谓“境界”冠以包括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等等名称，用于自己的统治和政治斗争以维护本身政治利益。无论专家学者们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怎样搜罗片言支语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充满人道精神的文化，无论统治者怎么在文字上强调百姓的重要，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就没有人道主义的渊源，中国历史至今也还不曾有过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权。

作为生长于中国传统文化加共产主义的大陆中国人，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对敌人要无情，对家人要大义灭亲。我们的教育中鲜有什么生命的美好和人权人道，我们从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因为能为革命献出生命是我们的最高理想。我们更不会珍惜别人的生命，无论是敌人的还是战友的，因为我们的关注点始终是生命结束后的辉煌与升华，人和生命只是为达到更伟大目的的阶梯和手段。于是共产主义教育下的我们被称为“吃狼奶长大的”，我们也习惯于以狼的逻辑来解释世界。人民日报海外版曾有这样一篇文章，有个留学生父母到美探亲，去一超市购物时不慎碰翻身旁货架。惊慌之际，工作人员来到面前，竟然先问你们没受伤吧？确认他们安全后，收拾地面破碎，再无二话。二老回家向儿子感叹美国真好，而对美国本质更了解的儿子笑告：才不是关心你们安全呢，因为在他们商店里受伤他们要吃官司的。二老释然：我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哪有这么样的好事。 以我在美国生活多年的经历知道这种解释多么离谱，那个工作人员的关心是由衷的，因为那是他们每天都在遵循的方式，是他们从小到大所知道的唯一应该的方式，是渗入血液的人道主义，决不仅是为了怕吃官司，不仅是为了做表面文章。

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西方人那么怕死、那么在乎人命，而西方人也同样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这么漠视生命。一次在水关长城公社的露台上，我的一个朋友和几个老外关于毛泽东争论起来。我的朋友认为外国人不懂中国国情，不知道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作用，毛泽东时代的苦难和生命代价不能抹杀毛的历史功绩。而对此一个英国人说了这样一席话：我不管毛曾经做过多少好事，曾经有过什么历史作用，或多么有个人魅力，但任何一个人如果因为他的独裁使两千万人丧失生命，不管他有什么理由，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他都是一个恶魔，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恶魔。眼望水关的山野，我心感惭愧，惭愧我们作为中国人对于自己人民的生命竟然没有一个外族人重视。当几个大陆小留学生在加拿大酒吧被害时，中国人的网上充满了各种对这些孩子的诋毁，猜他们是国内大款的孩子，他们小小年纪不读书去酒吧被害活该。也许他们的父母确是贪官污吏，孩子们确实不该去酒吧。但是难道这些孩子就罪当该死吗？就应让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吗？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多些同情少些诅咒吗？诅咒他们的人难道就没有家人儿女吗？难道我们大陆中国人真是“吃狼奶长大的”？

中国的民主化不仅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还要在我们的文化中增加人道主义的内容，因为人道主义与民主体制相辅相成，没有人道主义精神就不会有民主制度，只有人道主义精神才能孕育民主思想。源于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度，是受西方哲学的人道思想滋养而成长起来的。西方现代哲学的精髓就是对人的承认，对人的生命的尊严、个体的利益的承认。在这个精神之上建立的当代最伟大的制度就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当美国开国奠基者们理所当然地把对个体利益的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最根本信仰写入宪法中时，他们上承了西方文明千百年的精神积累，下启人类历史的民主篇章。民主其实并不是什么阳春白雪的东西，民主就是大家对个体利益的承认与保护，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中国农民也许永远说不出民主的定义，但他们绝对懂得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拥护保护自己利益的代表，他们有足够的智慧挑选自己的代表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也有足够的智慧懂得保护别人的利益和保护自己利益间的平衡。当每个个体都能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并且能互相妥协时，就形成了民主的最基本机制。当伊拉克百分之七十的资格选民穿着节日的正装冒着枪林弹雨去投票选举时，谁敢质疑他们的勇气，谁敢说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当愚民者们不断以人民素质来作为阻止民主的理由时，他们不仅低估了人民的智慧，他们还对民主的基本出发点：个体利益的承认与平衡，完全无知，他们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狼性的而不是人道主义精神。

纵观亚洲各国的民主改革，特别是在有封建传统的国家中，都是通过强权支持下的民主革命，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尽如此，今天伊拉克也在外来强权下进行着民主改革。你可以说美国在伊拉克的作为是利益驱动，但如果仅仅是利益驱动，美国怎敢在一个到处受到抵抗的国家让她的人民决定自己的政权。试问有多少唯自身利益的强权愿这样做，有多少非民主的强权敢这样做。伊拉克的大选体现着一个民主强权对民主的信心对人民的信心，因为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必然方向。在中国邓小平很早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等，但到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旧在原地踏步。六四事件和邓小平的故去也许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政治体制民主化的最好时机，失去了在开明强人支持下进行民主改革的一次机会。今天，当面临更严峻社会矛盾和社会动荡时，通过官僚体制而不是乱世业绩进入权利顶峰的当前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与胡耀邦当年同样的无奈，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同样近一个世纪的共产主义左倾体制和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今天要改变这些将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无私，面对更大的风险和挑战，但民主才是中国真正富强的唯一道路。

我已做了半辈子的中国人。在这半辈子里，都是别人告诉我什么是中国人的标准，我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合格的中国人。我为这些做中国人的标准和要求骄傲过、绝望过、烦恼过。但我现在越来越对这些标准和要求有了怀疑和不屑。在我曾接受的教育中，中国人一词代表着忠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此外的中国人是游子，是等待着我们拯救和回归的同胞。在此中国人血统、中国大陆居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共产党追随者是四位一体的，凡是不支持后两者的，在我们眼里就是不爱国的，是忘了祖宗的，是不中国人的。生长在海外的华人有权享受统战的宽松标准而无论如何都能被称为华人，而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中国人这个名称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义和压力，你必须效忠党国才能被肯定为爱国爱民族的。直到我有机会看到了比中国更大的世界，见到了比大陆中国人更中国传统的世界各地的中国人，见到了不同体制中的中国人，我才理解那四位一体多么荒谬。事实是，尽管我生来是中国人，生长在中国大陆，国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却从来没有过选举自己政府的权力，我的政府官员不是我的公仆而是我的父母官；我没有权利对国事发表意见，或者说有名义上的权力却从来没有人听；我可以参政，但我或我的团体决无资格执政。而在我没有任何异议机会的情况下，一个政治团体宣称自己最先进并且代表了我的所有利益来执政。我的国家被一个我并无选择的政府和党所统治着，这是不是可以称为强奸民意，这是不是可以称为窃国。而我必须效忠这样的政府和这样的党，才能称自己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中国人的定义不应该是这样的。

十年间，当我每每在北京街头为生存而奔波时，回美国住几天始终是远远超过度几天假的意义。到美国，不仅意味着我可以和家人团聚，不仅意味着我可远离工作，不仅意味着我可以呼吸更干净的空气，更意味着我在路上碰到一个陌生人迎面走来时，我们相互打着招呼谦让而过时，我感到尊严。当我的儿女降生时，我为他们选择了美国作为他们的出生地。美国不是我的国家，但她承认个人的权力，维护个人的尊严。我选择这样一个制度作为我儿女的国家，这是一个父亲的选择，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再经历我的人生，不要再把效忠党国压在肩上才能声称他们是中国人。他们将生长在一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他们将被称为美国人，同时又被称为中国人。.作为美国人，他们将为他们的国家而自豪，他们不必效忠党国而能选举自己的政府和选择自己的政党，他们可以大声地说他们喜欢或不喜欢某个政府或政党，而不用担心受到受到打击。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所产生的行为将被认为是正当合理的，他们还会尊重别人的利益和选择。但他们同时仍将是中国人，他们仍将黑头发黄皮肤唱着龙的歌谣，但他们将是比他们父辈更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中国人，将是比他们父辈更宽容更广阔的中国人，他们将是属于世界的中国人，也是比他们父辈更自信更骄傲的中国人。

毫无疑问，我还将以我的中国人身份度过我的下一个四十几年，我仍将为中国和中国人感到骄傲和烦恼。我身上流淌着中国人的血脉，传承着中国的文化，无论我能怎么不时地在中国之外逃避一下中国的现实，无论我怎么为中国感到失落或痛苦，我却注定是她的孩子，她注定是我生活里最重要的。四十年里甘苦起落都是中国教给我的人生，老友相聚时最怀念的也永远是文革儿童时代的贫困和青少年时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波澜壮阔，穿着拖鞋裤衩在北京街头大排档吃卤煮火烧喝啤酒还是我最本色的享受。但除了回首之外，我还希望在下半生中不再被动，而是能有选择地做我的中国人。我希望我的有生之年中能重新学习更多的人道主义精神，能真正地尊重别人并被别人尊重。我希望有朝一日能选举我自己的政府，真正地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我更希望我的儿女们不仅能作为美国人而骄傲，他们也能为他们的种族而骄傲，能作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而且也能为他们父亲的祖国感到骄傲。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