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们

在英文中有个词Mentor， 翻成中文叫导师似乎又窄了些，其实更是前辈领路人的意思。在西方人士的传记中，经常谈及他的Mentor怎样影响了他的人生并且指引他走向成功，这是否是一种西方文化继承中的传统我不得而知，但记忆中，我和我周边的这代中国人似乎很少有类似的经历和幸运能得到前辈Mentor 细致的指导，每个人更多的是个人奋斗的经历。

       但每当我读到别人谈及他的Mentor 时，我仍会不由自主地追索对我人生产生过影响的人，虽然他们不能被称为Mentor。其中，我的一些老师们毫无疑问对我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也许，没有这些老师，我内在的因素也能导致今天的自己，但我仍相信这些老师们在那许多的瞬间为我打开了一扇扇心灵之门。

       我的受教育过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直到我大学毕业，中国的教育体制也没能从文革的毁灭中缓过来，而教育体制的现代化则是从五四至今还没完成的一项使命。但相比我更年长的人们，我好歹正经度过了小学、中学、大学。此后，国内研究生3年，国外博士5年半。回头看时，在每一个阶段我都碰上过误人子弟的庸师，也遇到过让我豁然开朗的启蒙者。对于庸师，我没有抱怨，因为大多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而对于那些为少年无知而轻狂的我打开心门的老师们，我永存感激。

       我的第一个模糊记忆中的老师是北京幼儿园里一个上海老师，因为只有她能听懂在南方家庭长大的我的话。没有特别的事情能说得上重要，但她是第一个给了我一种依靠感的老师。我还记得曾在午睡时向她要求去外边玩这样在现在看来都颇为过分的事情，显然当时我对这个老师是有相当的信任感的，这种信任感在我整个人生回忆中并不多见。在我的记忆中，这个老师是最模糊的，而我几乎已经记不起来。是为了理解我女儿这个年纪的思维才使我去回忆自己的幼儿园，我才从记忆中找回了这个老师的影子。有趣的是，三十多年后我女儿又在北京同一个幼儿园吃同一种果酱包喝同一种酱油扁豆粥，只是当年的“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变为了“天上星星亮晶晶，好象你的大眼睛”，背颂毛主席语录改为了蒙氏教育。

       我小学的第一个班主任王老师在我记忆中似乎一直是白头发的，三十年后我带着女儿在大院里碰见王老师时，她好象还是当年那个样子。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我和邻居同学大春闹矛盾时，王老师把我们叫到办公室，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翻到其中一页，好象是斗私批修或者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类的。我认为我当时完全明白了毛主席的话，并且自此与大春休战，虽然实际心态并不是认为大春对了，而是因为我听毛主席的话不跟他吵了。我很难了解和想象当年这些老师们用毛主席语录教育我们时的实际严肃性，也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我们这些一年级的小豆包儿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我仍记得大春在全班大会上揭发我抽烟，其实当我们一起抽干瓜秧时他一点都没有表现出要叛变的苗头。而我为了立功，当即揭发另一位胖姑娘教我的一个顺口溜“得了得了包子得了快来吃”。后果是胖姑娘大我们几岁的哥哥几天后在我屁股上踢了两脚。然而所有这些事情（包括抽烟）都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后果，甚至我父母都好象不知道，显然老师们没有完全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对待。我已经记不得太多王老师的故事，但我每次见到她时，我都希望她能为我这样一个学生感到欣慰，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成就，而是因为我没有学坏，仍然记得老师。

我在小学入学时“面试”我的老师是我后来的图画课老师，我记得她问的我一系列家里的事我都没答上来，以至于这成了回家后的笑柄。但她问的一句话我回答了：你喜欢画画吗？回答是：喜欢。绝对是胡说八道，那时我连笔都没握过，更谈不上颜色了。这也在其后的画画课上被清晰验证。但不幸的是面试时那个老师的笑容在图画课上变的完全狰狞了，我至今仍能感到她对我们这些涂鸦者的威压，这让我对画画课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以至于这辈子至今对写写画画都不感兴趣，也许曾有过一点的写画天份在未萌芽时就被完全扼杀在北京这个小学里了。

在小学最有政治意义的事情是参加红小兵，我头两批都没能加入，而隔壁的大春第二批加入了，我非常郁闷。每周二下午是红小兵活动，其余同学回家。没有了红小兵的队伍少了不少人，我排到了第二名。此后我一直在想我前面的如果下次能够入队，我就可以每周二排第一了。可是没等到那天，我却在毫无进步要求时被吸收入了红小兵，而且在二年级时成为了中队长，真不知道组织上是怎么想的。我还记得一天在放学后，红小兵中队长我帮老师做完了黑板报后脚上踩弹簧般地兴冲冲回家，路上左顾右盼着别人，不断官儿迷地畅想着光明前途，当然最远没超过大队长。

我稍有记忆的老师是到了南方上小学三年级以后的事了，那时我父母因公离开北京工作。与我后来回到北京后遇见的老师相比，南方的老师总体是清秀文雅类型的。我小学毕业前的班主任好象又是个老太太，对我宠爱有加，因为从北京来的我以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成了学校的尖子学生，尽管没有当大队长（主要是几个班级之间的平衡斗争），但俨然是学校顶尖的学生，成绩也是全校前矛，再也不用为排队排第几这样的小成绩操心了，真没想到。小学毕业时，虽然成绩突出，因为我是外地学生根据规定不能上当地的重点中学而只能去就近的普通学校，为此我的老师们到处去为我奔走，我记得那时我的班主任每天都来我们家，直到我最终如愿上了重点中学。我不知道现在的老师门还会不会这样做。

南方小学里印象最深的是几位年轻的女老师，其中一个是刚从师范毕业的，每天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香喷喷的，走在她边上就觉得特温暖，那个老师对我来说也特别好，总带我参加许多课外活动。我那个年纪和年代还没到情窦初开，只是觉得这个老师好，搁到现在也许是属于“暗恋”一类，至今我仍记得但无法形容那种温暖感和吸引力。

但进了中学后，我成绩一落千丈，前面两年完全成了次等生，成绩单上最低出现过39分，60分也是家常便饭。39分来自英语，英语老师是位潇洒不拘的男老师，衬衫上经常少两个扣子，据说水平很高，在我们班上就培养过全市和全省的英语冠军，但显然教我这样的学生有点兴趣缺缺，勉为其难。

班主任姓姚，教语文。为人非常严厉，家里有个残疾的女儿，平时里面色如铁，对我非常严格，甚至超过其他的学生，今天回过头看是他对我的一种关照。在我本身的印象中他应该是个正面形象，后来听人说他有乱搞男女关系之嫌，并且对我们班上的女孩子摸摸拍拍，于是形象曾变得狰狞起来。但长大后想也许更多是南方小城市的人嚼舌头一类的发挥。姚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我的字。他的板书工整，四平八稳，扁大的样子，后来我才懂这叫颜体。但甭管怎样，这颜体风格让我的字自此“躺”了下来，惨不忍睹。我与姚老师的一次搏奕应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斗智斗勇的胜利，至今记忆犹新。我在课间休息时因为个矮够不着把班级的报纸给撕坏了，没当回事放了回去，上课时姚以此为损坏公物的例子要求肇事者坦白。在当时他暴风骤雨般的怒斥下，我软弱的神经一次次错失了坦白从宽的机会，以至于到最后更不能坦白。姚说我已经知道是谁做的，现在坦白还可不咎，请这个同学自己珍惜机会。此刻我进行了我人生的第一次Calculation：如果他真的已经知道，以他一贯的脾气早把我揪出来了，哪会如此好心。结论是他在诈乎，结果是我赢了。如果有朝一日再见到老师应是一桩笑谈。

中学大跌落的转折来自我的新英语老师，我始终记得她的第一课，几乎也是我人生转折的瞬间，是一个孩子长大自觉的瞬间。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不知为何我记忆中的中年以上女老师都是白发苍苍的）花了大半堂课把重点放在后进生的身上，告诉他们她会帮助他们学好英语，只要他们努力，一定能学好。这样的话对当时39分压力下的我如春雨之宝贵，使我猛然知道我可以得到帮助，努力就有希望。这样的转折在我此后人生中发生多次，多次在绝望之中重新看到希望，一次次之后，建立了足够的自信也罢，相信了天无绝人之路也罢，再不绝望。这个老师只教了我两个月，我们就又换了英语老师。但在这两个月中，我按照她的要求完成功课，步步为营地去努力，此后也继续为之。初中快毕业时，我考了八十多分，与其他同学轻松的九十几分相比差了太多，但我仍记得自己的骄傲。

把我领入知识的乐趣的是我的数学老师，就自然科学而言，我从未（至今如此，虽然学至自然科学博士）对自然界的奥秘感过兴趣，也从未为寻找新的发现而激动，我对自然科学的乐趣更多的是来自于当用几种不同方法解开一道数学题时那种豁然开朗的兴奋，而这来自于我的中学特级教师胡老师。我仍记得在傍晚我们几个同学有几道题解不开时遣其中一人趴在教室窗台上看胡老师有没有从办公室走出来，如果出来就叫住他帮我们。我至今仍记得我那时的快乐，因为那是我第一次通过努力获得成功的经历，那是一种成就感、参与感、认可感的混合，那种感觉在那个容易自卑的年代和年龄是一种幸运。我仍记得晚霞中胡老师那种南方中年男人的谨慎身影，我相信那时的他一定也是快乐的。

让我明白老师也是人的是一位年轻的政治老师，我们放学后走过他办公室时是听到屋里传来邓丽君的“蔷薇蔷薇处处开”，是刚从学生那里收缴来的录音带。然后的班主任是位刚从部队退下来的，在单杠上翻飞让我们这些小男孩儿们佩服得很。可惜，在随后的全校歌咏比赛中，非让我们把歌词中“爱的波浪”改为“可爱的波浪”，于是在学生眼中暴露出了弱点。

第一次给我以文学鼓励的是我的高一语文老师。我已不记得他姓什么了，只记得长得黑黑的，戴眼镜，不修边幅。有一次作文课，好象是改写鲁迅的一篇什么小说，我鬼使神差地胡写了一通，按照自己的想法发挥了些大概鲁迅都没想象过的故事。老师竟然那它当范文给全班读了，我当然莫大荣幸。事后他还单独鼓励我了几句，我也没当回事儿。

       高一下学期我转学回北京。北方的学生人高马大，我们学校又是以军队和机关大院的子弟为主，师生关系非常奇特，师生间的距离比别的学校要近很多。老师的态度在我看来很婆婆妈妈，而学生对老师竟然常以大人的口气品头论足。那时北京的教材都是全国翻印做高考辅导用的，我的老师中有写这些教材的大腕老师，也有每天盯着我们的苦口婆心型的，其中有第一位为我打开文学之门的语文老师孙老师。孙老师当时应该也有近50岁了，非常文雅庄重。偶然一次在写家庭作业时，我没有按照她课上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来写（上课没听讲），又是自己胡编了一通。第二天上课前，孙老师来到我座位处问我：这些是你自己写的吗？答是。孙老师说：超水平啊！自此，我再也没有按照什么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过作业，而是全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写。孙老师从来没有因为我没有按她课上教的写而责怪我，反而多次将我的作业作为范文，并且偶尔还和我探讨两句文学问题。她的鼓励和少年的多愁善感让我进入了一个文学的梦幻世界，由此培养了那时我对诗词、散文和杂文的兴趣。我对孙老师的尊重更来自于其他方面。我听说她丈夫因公残废，家里生活困难。但孙老师在课上有一次谈到政治信仰时，很严肃地对我们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跟着共产党，至今不悔。言语间的正直和坚定我至今难忘。

       在我的素质修养上我永远感激我以上两位语文老师，试想如果他们简单地要求我重复他们的教学大纲，我也许不会对文学产生兴趣，也许永远不会体会到后来文学给我带来的乐趣和思考。

       我在国内大学和研究生院受教育的过程则充分反映了当时高校教育体制的薄弱，当时高考恢复不久，高校教育体制百废待兴。当时的设施条件、师资条件和教育方法简陋到几近于无。今天当我回忆我的大学时代和研究生时代时，我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也没有什么老师让我觉得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对自己度过七年时光的高校也没有任何感情可言。我大学四年是在灌输和抵抗中度过的，凭着小聪明勉强拿到学位，勉强考上硕士生，四年里的记忆完全是厌学和熬日子的过程。而研究生三年则是自娱自乐的三年，凭着小聪明用一点点的努力就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下混了个硕士学位，其实在学术上是一脑子的浆糊，这三年的长进是自己把自己关在小屋里读了三年自己想读的书，跟老师毫无关系。那个年龄应当是人生知识的黄金年代，但我的教育记忆竟然是一片空白，仅有的也是相当负面的内容，甚是悲哀。二十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的教育科研体制的中坚主力已都是与我同辈的师友们，而今天的学术腐败、造假成风的问题越来越多，实皆有劣根可溯，更是悲哀。

       我受到的真正的高等教育和遇到好的老师是在美国，是我到了美国大学之后的日子。我对在美国的学校充满感情，在那里的每天都成为了我日后美好的记忆。然而在当时的日子却是度日如年，因为我要颠覆性地打碎在中国形成的伪科学观，建立新的科学理念，并且填补我空空如也的脑子里的科学知识空白。这是一个痛苦的涅磐的过程，但也是我开始真正掌握科学并从中得到乐趣的过程，这过程使我仿佛回到了初中解数学题的快乐中。使我获得这种新生的是这些美国老师们，他们所遵循的科学方法和教育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和人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我的授课老师Dr. A和论文导师Dr. S。    

       A教授是系里出了名的严师，学生们都非常怕她，因为她的严厉。而从我与她打交道的过程中却很快发现她虽然严厉，但很Fair。她问问题的速度非常快，一个连一个，这给被提问者很大的压力。但如果你明白了她要问的是什么，往往在你的回答才开头一句时，她就打断你，然后开始提下一个问题，因为她知道你已经清楚了她的问题并有了正确的思路和答案。她的考试通常都是开卷的，只要你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你要的答案，你就去找吧。从她的教学方法中我体会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让学生获得知识而不是为难学生。我曾在考试后拿着考卷去找她告诉她我为什么这样回答而不是她的标准答案，她听了我的逻辑后极痛快地把原来扣除的分数加还给我。仔细想来我的逻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一定的牵强，但她仍然是鼓励我的独立思考。而对照我在中国高校的老师们对我的教育方法，则绝对是扼杀了我最具想象力的年龄。在我在美国第二年的时候，正是思想转型的艰难时刻。学业上百般不得要领，又与英文水平的低下搅在一起，考试、研究都碰上许多的问题，压抑得不行。有一次A教授在走廊里碰到我，告诉我她认为我是她学生中最努力的一个，因为我从不放弃。“I really admire you.” 尽管其中也有美国人的礼貌恭维，但这样的话仍给了我极大的鼓励，这岂不就是为师者能让他们的学生永远记住他们原因吗。

       我的论文导师S教授与A教授的风格相反，她总是温文尔雅，说话轻声慢气，充满了小资情调，为人也非常内向保守，我猜她的人生经历可能比我这个中国学生更简单些。所有研究生对导师的态度都是爱恨交加，我也不例外。但今天回头看，正是因为那些来自导师的压力，才使我们这些毛胚材料能改变天然原形而成为有良好科学素质的成品。我至今对那些当年不得不阅读我的论文和作业的美国老师们感到抱歉，因为我的破烂英文加上自以为是的中国逻辑一定让那些教授们摸不到头脑。其中受害最深的是我的论文导师，我还记得那几百页纸上满篇红红的批注，老太太戴着眼镜不知改了多少遍，今天我敢于对别人的科研论文评头论足也是基于自己惨痛的过去。记得有一次她实在看不懂我的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于是把我叫去让我解释。由于英文水平有限，我只好把长长的一段意思变成好几句短短简单大白话。S教授听完后用她慢慢轻轻的的声音对我说：Good, why didn’t you just write so. 于是在这一刻，我才开始理解到科学原来是很简单的事情，用简单的语言把一些事实陈述出来就好。这一瞬间也颠覆了我在中国所学的科学，从此我在科学问题上不再装深沉而是求简单。简单的逻辑和简单的表述是剥夺貌似高深的伪科学的利器，也是考验一个科学家是否真正懂得了他的研究的不二标准。在美国所接受的科研教育也使我不再以找不到想要的事实而感到失败，而以陈述事实为科学的使命，因为合理的科研体制尊重一切知识的探索，而并不是要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结果甚至政治目的。

       在我能带着本领域专家的自信踏入答辩厅时，当我回答完A教授、S教授和其他教授们的提问时，当我被宣布博士论文答辩通过时，我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开始了我的商场历程。回首共二十多年的学生生活，之大不幸在遇到的庸师过多，之大幸在遇明师开启知识之门。

成文于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