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上午去墓地参加量医生的安息葬礼。他已经在乐园安息主怀，在世享年九十四岁。量医生是香港移民，过去职业为家庭医生，工作至八十岁才退休来多伦多与子女团聚。

大概五年前某个礼拜天，我在国语堂听道，一位长者进来坐在我旁边。他笑着说，他是粤语堂的，有时候会来国语堂。量的性格开朗大方（open)，不是那种很私隐（private)的人，他的外貌非常儒雅，谈吐谦和。

我曾经很吃惊，量的普通话顺畅，一般年長香港移民说囯语似挤牙膏一样。后来我知道量1950年代中期毕业于广州中山医学院，分配在西南医学院外科，大约反右后去了香港，那个年代，香港承认中山医学院学历和资格，所以他可以在港行医。

疫情前，量医生邀请我参加他九十岁生日聚会，教会里粤语堂的长者几乎全来了，估计有一百一十人，因为量是他们尊敬的义务健康顾问，我是其中最年轻的特例，而且是晚辈，并且我能听懂粤语。我与量成为忘年之交朋友，其一，都是在中国内地医学院毕业，二、量的那一届、还有上几届的中山医校友，有几位分配在南昌，其中有我认识的医生。三、对于过去历次政治运动往事，我们的话题都有涉及，求同存异。量医生曾经自豪地告诉我，他的家族几代人均长寿，我的感觉，他很有信心活到百岁（今天，量的胞兄参加了葬礼）。因为疫情缘故，我与量有三年多没见过面。

我记得量医生提过1950年代的院糸调整，岭南医中山医二学院合并。他还提及，三反五反运动中，某些学生干部思想极左，强烈要求停课，去街道基层参加运动，以至荒废半年学业，本来医学专业学生只是边上课边参加运动。他还说，他的实习带教老师，德国海归，胸外科主任被划成右派后，又在另一场运动中，，，

在回来开车的路上，我想，为什么每次政治运动一来，大家好像干柴被点燃，忽然进入狂热，你整我，我又整你？是信仰的缺失，隐藏在人心的恶魔被释放出来了，还自以为代表所谓的正义，任意妄为？

北美虽然没有大政治狂飙，但职场中也有离奇事情，同样表现为人的原形像脱了链的野兽闯了出来。我在护理院工作十八年，常见到一些同事非常偷懒，得寸进尺占便宜，与种族无关，他们情绪善变，很难合作形。虽然此地各民各族文化宗教信仰多样，且有严格遵行斋月的同事，他们是挂名的信徒（假党员？）巨多，因为那只是一种宗教仪式，无法在职场中体现出活的生命样式。我也不是什么好鸟？因为在基督的光照下，我也是件破烂污秽旧衣。“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无论在社会主义祖国、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加拿大，我都长时间住过，当下，我实在不想定义，是社会主义优越、还是资本主义优越，或者，是集权体制好，还是民主体制好。因为，每种体制中都存在愚笨的人--弱势群体。即使在所谓知识分子阶层当中也有隐形弱势群体，底层劳工阶层的弱势群体就更难以发声？

弱势群体应该是大多数，那什么是强势群体？就是那些有本事的、头脑灵光，投机取巧，巧舌如簧的、胡搅蛮缠的能干人？

量医生曾经对我说，他们那一届同学有几次大型的聚会，几位当年极左学生领袖对他们过去的行为也没有交待和反省，他们无论何时都是母校的名人佳宾。我则以为，政治运动中，也有出生不好的人照样可以入党，他们懂得趋利避害，是能走政治钢丝绳的强人。改革开放后，不再強调政治运动了，新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又出现了公司，机关办公室内部的政治斗争，也是你死我活，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造就了另一类強势高层白领。

我的脑子乱了？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此停笔。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才能跳出政治意识形态纷争的樊笼，我们无法改变社会，但是，我们应该可以至少改变自己，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仰望耶稣，依靠圣灵。总之，吃亏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