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二附院的往事1
1976-1980的旧事。 一 我读大学前在南昌江西医学二附院外科手术室任工友近5年，属于正式国营全职职工 。1970-1980年代，在中国医院里的工友，就是清洁杂工，无技术含量，工作辛苦。我至今仍记得，尤其值通宵大夜班，接急诊时，老试电铃巨响，我心跳加速，甚至出现早搏。国人的传统观念，工友是不被人正眼看的，我感觉非常苦闷。工友薪资待遇属于普工级别，月薪封顶35.5元，无望涨薪。我平生弱点，就在一个“怕”字。过去年轻时怕领导，怕入团入党，所以我无法从工友转去办公室当职员。 如今，我移民加拿大快23年。在老年护理行业工作过17年，在北美医院，称工友为【house keeping 】。然而，加拿大人对职业的看法与中国迥然不同。12年前，我在多伦多地铁遇见一位南美哥伦比亚来的老移民，他在多伦大学医院手术室工作，时薪28加元，相当于政府公务员，收入算中产阶层，福利待遇优厚，就那个时候标准，年薪比一般本科生高，在职的不愿退休，想申请工作的也难以入行，因没空位。在加拿大，若是大学所学专业不热，毕业等于失业，尤其是文科。我不知道现在国内医院工友月薪怎样？ 二 二附院手术室麻醉科在，血库，放射科都在一栋二层小洋楼里。我的工作是三班倒，记得每周有二个早上，天还没亮，血库门口挤满了附近农村来的妇女，非常喧嚣，甚至哭闹，夹杂着工作人员对她们吆喝声，因为她们之中，有人卖血不止在一处，手臂皮肤上还可以清楚见到没有愈合消失的旧针孔。她们纠缠着，哭求卖血，为了补贴一家生计。我在中学群里有这个回忆，遭遇质疑，因为住在大院的同学不信。我说，我的母亲也在自己工作的医院卖过血。我那一代的工友，还有我上辈的工友也卖血，有人成习惯，以至于 不放血就浑身难受。 我常去血库为手术台上的病人取血。技术员胡先生，九江人，嗓子大，笑我不会打扮，他说，他年轻时，下班后梳个大包头，皮鞋擦煞煞亮，骑辆跑车去街上兜风看电影。应该是玩笑？因为胡的太太，也是一个嗓门大的老太婆，在二附院守自行车棚，为了二分钱的停车费经常在与那些无赖吵架。胡先生会对我说心里话，“xxx三字经，为了养一大家，我自己卖的血可以用二个木桶挑一担。 然后沉默着抽烟。 三 每天下午快下班时，放射科会议室大桌子成了乒乓球台。我常与何主任打球，应该是臭对臭，我们俩水平实在太差，是孩子刚学的样子，动作滑稽。何主任是广东人，个头矮小，对我挺和善的。改革开放后去了深圳。 放射科大柜子里存放着老旧X光片，各式各样，一沓一沓，巨多。1978年初，我的中学同学潘生在永修县知情点锻炼，潘的父母都是大学高知。当然潘迫切希望考上大学，但是，他是知青点下乡青年队长，无法脱身回南昌复习功课。我去X光室拿了一张前臂骨折的旧X光片，并撕了张空白诊断单。另外，我又从石膏房拿石膏绷带，将潘同学的左前臂打上石膏，应该可以说是以假乱真。潘同学非常机灵，去到知青点大队以及公社向管事的人，亮出显示骨折的X光片，诊断书，所有人都惊讶，深信他伤得不轻，立即批准他回南昌修养，潘就此可以在家安心复习高考，他也在1978年念上了大学。 对于上面我所行的，在那个年代只能算是“歪门邪道”，大家彼此彼此，因为国营工厂工人，或公司职员都会来医院找熟人开病假条，大锅饭虽然养懒汉，但人是生来爱享受，泡病假，天下都以样，美国加拿大也不例外。实际情况是，医院内部职工反而很难开到病假条，因位休病假者的上司会直接向院领导抱怨，医生会受到多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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