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毛泽东的独特思想和个性（下）

5.1.平均主义和供给制及其内在矛盾

摘自李锐文集《庐山会议的由来》

从青年时代开始，毛对平均主义就情有独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将他列入“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 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并且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康有为关于大同世界的设想，毛泽东在他的全部著作 中，无一字评论，其中哪些是应该实现的，哪些只不过是乌托邦的幻想，一概未加评论。这里只是为康有为惋惜：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 “大跃进”时代，毛自认为已找到了这条道路：他执掌国柄，康有为只能想想的事情，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了。当年筹办人民公社的时候，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 曾经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驳杂了。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 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还为《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 钱），“不置长吏皆以祭

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的作法也是欣赏的。看来，除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近世欧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

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都给了晚年毛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

。。。

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人调动起来，共产主义精神 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取消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壮。我在延 安身体不大好，胡宗南一进攻，我和总理、胡乔木、江青等六人住两间窑，身体好了。到西柏坡也是一间小房子。一进北京后，房子一步好一步，我的身体不好，感 冒多了。大跃进以来，身体好了。三天到四天中有一天不睡觉。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李锐，1999D：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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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 的；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 共产主义作风。（李锐，1999D：106）

但是矛盾就在这里，群众们倒是平均，粗野了，领导怎么办？

摘自单世联的《读李锐文集有感》

第二，不平等，延安时代实行供给制，不但干部和战士不一样，就是干部之间也分成几个等级，穿衣吃饭都有差别。而且"这种配给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贪污和浪 费，譬如赠送就相当普遍。主持对外贸易的叶季壮和他的助手们，经常从陕北以外带回许多赠送品，毛泽东所需要的烟、酒、药品、补品等等，是经常供应无缺的。 中央一级的其他干部，也经常可以获得一些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张国焘，1981：401）供给制理论上可以保证差序格局中的平等，在哪个级别就享受 哪个级别的待遇。但谁来供给？谁能保证供给的过程中没有腐败？康生、江青当时就利用权力和供给制搞腐败。康生用公款买许多名贵的菊花，有的一棵就达千余 元；还通过社会部有关系网用公款买洋酒。（师哲，2001：175、475）"江青说她身体不好，要穿皮衣、皮裤，而且必须是宁夏出产的滩羊羔皮。当时， 宁夏是马鸿逵的天下，如到宁夏买东西都动用了保安处的外勤。她要吃阿胶，通过关系到山东买了，经过香港、重庆的办事处才运到延安。......抗战胜利 后，江青两次到重庆。第二次去重庆，不知她买了些什么东西，竟花了几百万法币，要在中央特会科返销。"（师哲，1995：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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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使在1958年之后，毛也并未"粗野"。49年以后，他喜欢去的地方如杭州、长沙、上海、武汉、广州，都是富贵温柔之乡，著名的西湖刘庄，更是他 经常下榻之所。1962年春节过后，李新等人应吴玉章之邀到西湖游览。"当时困难时期尚未完全过去，到处能见到‘民有菜色'，而我们这些沾边特权的人，却 能优哉游哉地尽情游览。名义上按规定付帐，实际上还是高档免费。而我们却安之若素，视为当然，可见享受特权者要打破特权实非易事。如果说‘浮夸风'、‘共 产风'是由于领导人头脑发热而受了欺骗，那么这些在困难期间修建起来的高级楼堂馆所，领导人亲自住在里面，能说什么也不知道？一方面三令五申反对修建楼堂 馆所，一面舒舒服服地住着高级馆所，不但未受罚，反而升了官，这便是楼堂馆所以屡禁不止的真正原因。"（李新：1998：102）

5.2理论联系实际

摘自李锐《毛泽东早年的道路》

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活动的时候，就正是这样出色地开始进行了这种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方法，他随 时随地联系着当前革命的实践，对周围的具体的社会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这就是用他自己后来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判断客 观情况和考察、集中革命实践经验，以求得工作方法和方针。”从他早期革命活动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实践家的身份超过理论家的身份；他总是用自己的行动来 证实自己的设想，用革命的实践来证实革命的理论，即“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从而使两者不断发展，永远前进。他在每个工作阶段中， 都站在最前面最重要的岗位上，埋头工作，不事喧哗，接触实际最多，联系群众最广，对革命操心最切，思虑最深，既丝毫没有陈独秀这类人的书呆子的习气，又丝 毫没有王明之流的纨袴子弟的习气。因此，从创造党起，即成为我党最卓绝的代表。

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建国前的２８年，历尽艰辛、曲折，毛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从早年起，他的革命实践家的品质就高于理论家的品质。长期

的战争环境、经典著作译本的贫乏（他不能直接阅读外文）等原因，使他不能像马克思列宁一样，在理论上深下功夫。他一生的兴趣，似乎主要也在实践方面。

5.3 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

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

可以说，全国解放以后，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逐渐同两个概念联在一起，一是资产阶级，一是“右倾”。

５０年代曾频繁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斗争，如对电影《武训传》，对陶行知、胡适、梁漱溟、马寅初，对《红楼梦研究》，对“胡风集团”的批判等等。

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对知识分子政策一度出现转机。

为了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以适应工农业更快发展的需要，１９５６年１月，党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

但是没有过多久，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再次恶化：

。。。

许多群众创造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之时，毛泽东似乎越来越鄙薄知识和知识分子了。他曾多次讲到这一类的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专家往往是落后 的、没有学问的、无创造性的；对科学技术要信又不信，要打破对科学技术的神秘观念，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等等。他常借古喻今，以贬低知识和读书人。如 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 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一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毛泽东一生都关心农民和关注农民问题。他只讲过一句“严重的问题 是教育农民”。

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

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而是发扬平均主义、唯上命是从的品质。他对农民的革命性总是估计过高。一直鼓励知识分子甚至工人、干 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认为这种“劳动化”，才有助于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改造世界观。他对知识及其载体知识分子，都 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认为知识分子不劳动化，思想感情就不能同工农打成一片，遇事就不能站稳立场。

“大跃进”初期，他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革”中更是让知识青年统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

5.4国学崇拜

摘自李锐文集《“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进北京后，根据他对中国古籍的广泛需要，特地买了一部《四部备要》，并陆续添置了其他一些古书。１９５２年买了一部大字本的《二十四史》。《四部备要》于 古籍收得较全，恐怕绝大部分他都读过了。除此之外，他还阅读或者浏览了大量包括诗词曲赋和小说的中国古典文学和各类杂书，包括《智囊》、《笑林广记》之 类。中国史书他读得最多，４０００万字的《二十四史》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据毛岸青、邵华回忆：“直到１９７５年已经病魔缠身，写字手都 颤抖了，还在许多册上亲手写下了：‘１９７５·８再阅，‘１９７５·９再阅’的记载。”）外国的文学名著只读过《茶花女》等数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也很少 看。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得更少。１９５８年１月南宁会议后，回到北京，一个夜晚笔者奉召去到他的住所。宽大的木床上，有半边堆满了线装 书，主人则靠坐在另半边。房中有一边墙被书架遮住，全是古籍。秦城忆旧时曾有七绝记此印象，头两句是“一墙古籍半床书，谈笑风生榻上居。”这不能不使他的 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良的影响。一方面，自幼年到青年到老年，长期执着地浸沉在国学的嗜好与熏陶之中；而另一方面，时代则要求国家必须迅速摆脱 长期文化经济落后的局面，国家必须以发展生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心任务，国家必须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种逆向的主客观情势，即大量不得清除的封建 落后的思想与先进的社会主义之间（何况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都还没有彻底搞清楚），确有难以调和难以并存的矛盾；长期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道路和不断 的政治（反右）运动，又反而掩盖了这种矛盾。实际上在广大群众和社会生活中，封建思想传统比资产阶级思想传统要广泛深厚得多。因此，这种逆向情势，恐怕也 是促成“大跃进”和“文

化大革命”的一个原因。否则，“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不会求助于“土法上马”，砍树木“大炼钢铁”；不会向《张鲁传》、《大同书》求教，“吃饭不 要钱”，办公共食堂，向共产主义“穷过渡”。后来也不会“深挖洞、广积粮”，搞大三线。至于“文革”十年动乱中的“破四旧”、“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早 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直到批林批孔，儒法斗争，赞许秦始皇的暴政，吹捧吕后……那更不是什么矛盾的不可调 和，而是将封建主义、帝王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

5.5 心理改造

值得强调的是，毛一直对于斯大林的枪毙肉体消灭的方式嗤之以鼻。他坚持的是从内心改造中国人，改造反动派，并美名为“帮助，抢救”。在这个过程中，采用劳 动改造、刑罚和各种各样的对人进行人格折辱和摧毁，迫使对方从心理上彻底投降，然后从当众检讨，以达到控制舆论和惊吓他人的效果。这个方式最早从延安整风 开始使用，最后在文革中达到顶峰。

5.6阶级斗争

摘自李锐文集《座谈会的讲话》   

主观造出所谓积极平衡与消极平衡，把留有缺口的平衡说成是积极的平衡，以为缺口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大鼓干劲。于是，一时放弃了计划工作中的综合平衡。

在８０年代以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多次大起大落，都同这种人为地破坏平衡规律有密切关系，都同处理发展速度、各种比例关系（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生产、 基建与生活等）中没有保持好平衡有密切关系。商品经济的不平衡，靠价值规律（市场）来调节，计划经济也不能违反这个规律。

在破与立和乱与治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从而引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一说。不仅 用这种思想指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也以此指导”大跃进“这样的经济活动。而且，不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乃至生活各方面，统统持这种观 点。总之，一切都处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斗则进，不斗则退“

可以说，毛泽东是“民族大我”与“个体小我”的有机结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郑谦认为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斯大林否认矛盾的存在的片面性，但又走上 了另一个极端，老强调斗争性，忽视同一性，以致最后把斗争绝对化为否认同一性的斗争性。从“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直到“文革”时“八亿人口，不 斗行吗？”把矛盾等同于对立，对立又等同于斗争，形成一种具有完备形态的斗争哲学。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这些形而上学哲学思维，确使毛泽东特别重视社会各个方面的不断变动、不断革命和不断斗争，使得整个社会经常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中。

过去老百姓常说，“共产党吃不得几天饱饭，又要折腾了。”就是这个意思。

5.7越穷越光荣

摘自李锐文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毛泽东晚年还有“穷则革命富则修”这样一个相关联的思想。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之后与人谈话时曾说：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而一旦富了，就一定会

发生问题。他这种想法，不仅同观察西方革命渺茫有关，还鉴于当年东欧波匈等国农业合作化难以发展。可是，这个关于“穷”与“富”的论断，岂不完全陷入了一 种悖论么？革命的目的在发展生产力，变穷致富；然而，富了又走向修正主义！那么，革命又到底为了什么呢？又如何自圆其说？总不能说为革命而革命吧。这一论 断同马克思主义可说毫不相

干。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目的在不断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以满足人们在这两方面不断增长的要求。他们认为资本

主义社会化生产愈发展，生产力愈强大，社会主义因素便愈多，向社会主义变革的条件便愈成熟。毛晚年自以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实在“穷”与“富”这个相关联的判断上，同

样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5.7群众运动

摘自互联网：

诚然，“文革”毛泽东的确触及了官僚之既得利益，可是却未触及更根本的与专制密切相关之官僚体制，他与官僚体制仍“打断骨头连着筋”。专制与官僚体制二者 互为依仗。专制下的官僚体制有六大特征：机械（思想僵化，墨守陈规，决策权及执行中的灵活性掌握在上司手里，下属不得越雷池半步）、等级（论资排辈，讲究 尊贵顺序，官大一级压死人）、虚伪（权力道德化，满嘴上仁义道德，一肚子自私自利）、低效（人浮于事，办事拖拉，敷衍塞责，推诿扯皮）、黑暗（制造与利用 信息不对称，欺上瞒下，鱼肉百姓，自成一统）、腐败（在既定的前述条件下，内部图升迁勾心斗角，对外起贪心以权谋私且官官相护）。其一并形成的官场环境造 就之小人与“套中人”，为专制所依倚，离不开其所提供的惬意服务；反过来又是小人倚仗专制而生存，“套中人”则安于专制之下。具有自由、民主精神之大写 的、有独立人格者，在这种官僚体制中受到排挤，难有立足之地及升迁之机，会感到窒息、沉闷，久而久之难以忍受，以至愤怒、反抗。专制的官僚体制下被淘汰的 正是君子、精英。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毛泽东，他对官僚体制有着一种天然的厌恶感，自然想改变这种情形，遗憾的是他只能是出于私心杂念或认识水平的局限，不是 从制度机制上着眼着手，却幻想在专制、集权下，用人治的、不定期的、不规则的运动来代替法治的、定期的、规则的选举，对官僚进行整治教育与洗牌。但毛泽东 对了一半又错了一半:他认为真刀实枪的群众运动胜于演戏作秀的投票选举，即使“七、八年再来一次”隐含着定期制度化的含义，这种群众运动也不可能规范化， 难操作，易失控，效用随意性，结果不能不是一场大胆、悲壮的试错，其价值便仅在于是为后人否定了一条政治歧道。

毛的群众运动的最大矛盾是他号召打碎官僚机构，而恰恰他是这个官僚机构的最大头子，他的所有权力号召力来自于这个官僚机构；他号召群众“怀疑一切”，但是 唯独不能怀疑自己，怀疑自己就是反革命；他号召群众“无法无天”，但是任何敢于挑战中央文革的思想或者行动都被批斗镇压。

一句话，他已经把自己当成圣人和神，当成中国人民的唯一大脑。所谓群众运动，就是割掉大家的脑子，解除全体中国人的独立思考，独立性格，放弃个人生活，成为一个个被操纵下的木偶而已。

5.8造反有理，无法无天和儒法之争

摘自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评法批儒”虽锋芒别有所向，却认真提出以儒法斗争为线索，来了解和分析全部中国历史，而且大树特树“崇法贬儒”的观点。这虽未必就 给了人们以打开中国历史奥秘的钥匙，却给了人们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的钥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毛曾从法家学说中，锻炼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本 领。有人可能会认为，毛自己不但承认而且标榜自己“无法无天”的精神，因此而认为毛算不得一个真正的法家。但是，毛之所以主张“无法无天”，甚至事实上做 到了“砸烂公检法”，却决不是不要人们遵从他制定的法，而只是不让自己受法的束缚，如他所说“不要让法律捆住自己的手脚”。

毛泽东一生强调“造反”和“斗争”，老而愈坚，明确反对过“行仁政”和“下罪己诏”。革命胜利前夕，还把历来被儒家尊为圣人的伯夷、叔齐称作“反对人民解 放战争”的开小差逃跑分子。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甚至大批特批刘少奇的“黑修养”（此文在延安时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这固然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 关，但“造反有理”、“阶级斗争”无所不在的思想，实难同“敬天法祖”、“仁民爱物”、“道中庸”、“致中和”为主旨的儒家教条相调和。事实上，从属文到 谈话，毛虽然惯于引举儒家成语，却从不引用代表儒家典型思想的语言。

从本性上看，终其一生老而弥坚的“造反”、“斗争”性格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他是反传统的，对于统治中国二千年的儒学，应当说是没有好感的。早在五四运动 时期，他对所谓“中体西用”的思想便给予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是一种“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认为要在中国进行革命，要 打破政治上的强权，也必须打破思想上的强权。《湘江评论》上他的文章中还说过：“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 由，郁郁做两千年的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在后来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他也一再提出反对以孔学为中心的儒学。每当要打破陈规，破除旧的秩序时，在 思想领域内总是把孔学作为靶子的。因孔学核心是维护既成秩序。汉儒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曾多次受到他的抨击。他也不止一次在讲话中调侃孔子，甚 至把孔子的书同他所蔑视的蒋介石的书相提并论，认为读一些这种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东西，可以从反面教育人们懂得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文化大革命”期间 “批林批孔”时，他赠诗给郭沫若（批孔批郭）：“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再如，毛晚年多次谈到秦始皇，谈到焚书坑儒。“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是从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角度赞扬秦始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惜 赞扬这位古代暴君的。但是，他又笼统地以此同无产阶级专政相比，认为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甚至说，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

①这就容易混淆无产阶级专政与秦始皇专政的根本区３　４６

①见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第２８页，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别；也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命题：“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

①见《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０日。一个大公社；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东西调不出来，要点强迫命令，等等。

摘自单世联文章：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 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李 锐，1999C：332）

暴力只是"秦始皇"的含义之一。毛对秦始皇还有另一种理解，这就是陈云在北戴河会上传达的："特别是他（指毛──引按）提的，现在没有纪律，纪律像豆腐一 样，这不行，要马克思加秦始皇。"原来秦始皇就是纪律，与之相对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靠惩罚，靠惩罚办事就犯错误。"（李锐，1999D：125—136）

纪律永远需要，因此中国人也就难以摆脱秦始皇的暴政。

在"超过马克思"的1958年，"马克思加秦始皇"的重心其实是秦始皇，目的是要建立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以暴力和恐怖实施社会改造。追溯起来，这并不是 创新。斯大林在谈到肃反成绩时，也一再提到过16世纪伊凡雷帝的恐怖统治，他不只把伊凡雷帝当作他政治上模仿的人物，还把自己看作是血腥清洗的权谋的方面 超过师父的学生。

5.9 出尔反尔

摘自单世联： 《读李锐文集有感》

毛的秘书田家英、李锐都发现"主公"有出尔反尔的习惯，这主要不是"私德"问题。毛一惯对组织化、制度化的东西反感，尽管他是这个组织长期领袖，但组织化 毕竟对喜欢浪漫奇想的毛个人有所约束。49年后，党已是控制整个中国社会的执政党，其领导方式自然趋向程序化、制度化。毛的办法是在会上不作直接反对，会 后周游各地，通过写信、批示、讲话等散布不满意见，先造成声势，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修改、推翻此前会议决定。

有时，出尔反尔是因为主张有变。1939年底，毛向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建议排演曹禺的《日出》以丰富文化生活，1940年元旦演出后，胡乔木又支持演出了 《雷雨》、《钦差大臣》等剧目。但1942年的文艺座谈会上，这一切都被指责为"脱离群众"、"关门提高"、"顽强表现小资产阶级情感"错误行为。（艾克 恩，1992）1942年，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一文是毛亲笔润色修改的，但1958年又钦定它为"大毒草"加以"再批判"。1953年成立 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按照毛下达的以15年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指示，针对急躁冒进的现状，邓子恢一上任就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这一切都得到毛的同意。但当 年11月4日，毛却批评邓"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合作社"。根据毛的指示召开的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加快了合作化的步子，建社过程中充满强制命令，农民怨 声载道，邓不得不在1954年夏研究、指导如何巩固合作社的问题，毛又批评他对社会主义不热心。1954年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提出要在1955年春耕前把 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过快过猛的结果是引起农民新的不安。1955年3月，毛同意放慢速度，慢得连邓也料想不到，毛还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 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4月下旬，毛外出视察，沿途听到柯庆施等人的报喜声，回就后即向邓提出"不要重犯 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邓没有认错，毛即在1955年7月底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邓是"小脚女人"，"要用大炮轰"，并剥夺了邓及农 村工作部的部分权力，10月初的七届六中全会就以批邓的"右倾保守"为主题。大跃进之后的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表扬邓说："农 村工作部后头犯的错误，是谭震林同志他们有份，他没有份。你们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人家现在正确了。""农村工作部找谁呀，还是邓老。他有许多意 见是正确的。"但1962年7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又认为他支持包产到户是反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10月5日中央下令撤销农村工作部，理 由是农村工作部"没有干过一件好事"。（《邓子恢传》编写组，1996：450—570）

有时，出尔反尔的"尔"本来就不想实行。1959年4月，毛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说："我从来就说，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要观察，有待证明。"（李 锐，1999D：457）但彭德怀一批评就是说"反党"。这说明他并不允许任何对总路线的"观察"和"证明"。庐山会议结束前，毛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 历及其他》中热情洋溢地说："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 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但下了庐山，彭黄张周没有一个获得过温暖和春天，不但"老是留 在冬天过日子"，而且除黄以外都在充满政治的严冬死去。张闻天曾多次写信要求见毛、要求分配工作，但毛从未搭理。（程中原，993：683—685）

有时，出尔反尔的"尔"是唯心地承认过的。1956年9月党的八大确认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被表达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 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对此，毛是同意的。但"八大结束后的第三 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少奇说：八大关于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回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主席八大前和会议 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的中心仍然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王光美，2000）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 会"着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毛也在这个会上作了检讨。但他并不真心认错，仍然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对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自我批评不满。只是当时大 势所趋，毛只好隐而不发。1962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就大讲阶级斗争，从此直通"文革"。毛善于为历史人物翻案，秦始皇、 曹操、朱元璋这些过去不受好评的人物，都受到他的喜爱，因为他自己就善于翻案。

有时，出尔反尔是要维护自己的一贯正确。1950年陶铸奉命到广西加大剿匪力度，半年后陶向毛报告："广西剿匪45万，杀了4万，其中三分之一可杀可不 杀。"毛批："广西应该杀。"（杨立，1997：111）但此后不久，被陶铸赶出广西的莫文骅在京见到毛。"毛主席问：‘你们一共杀了多少人？'我回答 说：‘没有精确数字，大约共杀了ＸＸ万吧。'毛主席又问：‘为什么杀那么多人？'我答道：‘不是有人说过杀人少，七擒七纵，宽大无边么？后来有人下令连队 有杀人权，可以先斩后奏。'毛主席听了‘唔'了一声，没再说什么。"（莫文骅，1996：648）把可杀可不杀的人杀掉，不符合经常宣传的"大部不抓一个 不杀"的政策，所以不宜在事后公开肯定。

有时，出尔反尔有时是形势变化使然。1955年批胡风时，毛承袭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认为"在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 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毛泽东，1996A：165）斯大林问题刚一暴露，毛赞成苏共对斯大林阶级尖锐论的批 评，论

十大关系》中说："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薄一波，1997：506）鉴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已 经完成，毛不止一次地讲，无产阶级专政只剩下百分之十的职能了，就是那百分之十，也主要是用于对外。他认为斯大林到处捉人杀人搞阶级斗争，是认识没有跟上 形势的发展，不相信群众，所以天天恐慌。毛为此发动了57年的整风，要群众向党提意见；他自己准备辞掉主席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准备后事"了。但 仅仅一个多月后，国际（波匈事件）国内（知识分子提意见）的事态一有变化，他就以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彭德怀的意见和60年代刘少奇等人的调整，更使毛 相信其权威受到挑战，在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同时，他一转认为苏联变修的原因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分子没有搞掉。所以他要进行无产阶级 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强化斯大林社会主义愈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思想。

5.10 "崇拜我好一点"--个人崇拜

毛从来是投自己一票的人，他多次说过"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庐山会议上也说："如要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一票。" （李锐，1999A：381）"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李锐，1999C：212）其实，无论在毛与谁之间选 择，他总是自己的拥护者。他需要个人崇拜，并直接制造了对自己的崇拜：

一位在宣传部门工作的同志，在一个口号中去掉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字样，毛泽东当时发了大脾气，说你这个人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删掉群众提出的口号，这个因而被打成假党员、特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锐，1999B：73）

是不是"群众"提出的？毛一生都把自己的想法说成是"群众"的愿望，以人民的代表自居。但至少在49年后，他除了接受群众的欢呼外，并不愿意接受群众的意见，尊重群众的利益。而"群众"欢呼的口号，也是他自己加上的：

1950年中央宣传部起草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在后面加了一个"毛主席万岁！"（李锐，1999B：71）

5.11毛的军事思想

摘自维基百科：

毛澤東十大軍事原則是毛泽东提出的一套军事斗争原则。1947年12月25日，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在名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位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报告中首次提出。这十个原则是：

• 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和強大之敵。

• 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後取大城市。

• 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

• 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給敵人殲滅性的打擊。力求避免打那種得不償失的、或得失相當的消耗戰

• 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

• 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的作風。

• 力求在邉又袣灉鐢橙恕Ｍ瑫r，注重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和城市。

• 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和城市，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備、而環境又許可加以奪取的據點和城市，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守備強固的據點和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後奪取之。

• 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

• 善於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和整訓部隊。休整的時間，一般地不要過長，盡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的時間。

对毛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成就我关注很少，因此没有太多的体会，简单谈谈几点看法

1.有人认为上述40%的思想来自粟裕，我认为有这个可能。

2.长征时期，毛的游击战的军事天赋得到充分展示和证明。

3.没有证据证明毛擅长大兵团作战，解放战争的大兵团作战，最厉害的还是林彪，粟裕，彭德怀。

4毛战略能力有高超的地方，如辽沈战役打锦州；也有失误的地方，比如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及要求粟裕在解放战争中期还要渡江南下打游击战。但是毛的赌性很强，他正确的时候往往是豪赌赢了的时候。

5.毛的政治策略手段很厉害，这大大增强了打仗的成功。孙子兵法推崇“上兵伐谋”，从谋略取胜胜于刀兵。前文提到李锐的访谈，毛在革命战争年代最高明的地方是寻找各界的矛盾缝隙为我所用，同时争取社会各界形成对敌统一战线。

5.12 毛和朱元璋的惊人相似

毛泽东还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法家治国和农民战争打天下的种种影响。他历来欣赏秦始皇、刘邦、朱元璋，却不谈汉文帝、李世民。自认“坑儒”比秦始皇 还多。直到临终时，还念念不忘汉高祖的遗嘱：“安刘氏者勃也”。到了晚年，常用中国的古书来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深挖洞”来自明初朱升给朱元璋提的建议。

因此，在此对毛和朱元璋做一个简单比较，可以发现有很多相似性：

以下来自百度知道：

1.均不是最先的起义革命者。毛之前有孙中山陈独秀等，朱之前有郭子兴刘福通韩林儿等。

2.指定的继承人都被推翻。朱允文华国锋没几年就下台了。

3.死后都褒贬不一，褒贬各半。有很多人恨他们，史家也各有各自的说法。

4.当权后都死命将革命起义中的同事手下整倒。

5.消灭相权，朱取消了丞相，毛将所有第二号人物弄倒。

6.为强化皇权，解决统治阶极内部矛盾，朱元璋借胡惟庸案、蓝玉案大肆诛戮功臣。

为强化个人权力，解决统治阶极内部矛盾，毛泽东借彭德怀案、刘少奇案大肆诛戮功臣。

至正十五年三月，郭子兴病逝，其子郭天叙代领其众，时韩林儿出诏封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朱元璋慨然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 人耶！」遂不受。但念林儿势盛力强，可利用以成帝业，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九月，郭天叙、张天佑二人皆战死，于是郭子兴部将尽归太祖。此时为公元1355 年，至其死亡1398年共当权43年。

1368年推翻前一政权，基本统一全国。当全国领袖30年。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至其死亡，当权41年。1949年推翻前一政权，基本统一全国。当全国领袖27年。

年份都比较相近。

7.朱元璋推翻的前一政权继续存在，毛泽东也是一样。并且造成了困扰。

由于北元回归大漠后保有相当强的军事力量，对明朝北部形成极大威胁。

中华民国继续缩在台湾，对全国完全统一造成了障碍。

8.朱元璋与毛泽东都自信代表人民利益。网友说法如下：

“朱元璋虽然杀贪官狠到了极点，但他相信自己是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人民是拥护自己的，所以他不仅不怕人民上访，而且严令各级地方政府对上访者保护。毛泽东 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把一切政治上的反对派上访的路子堵死了，谁因政治上的不同意见上访只能是自投罗网。其次，人民公社化之后，人民大众确实缺少行动 自由，一般不到生产队去劳动需要请假，想上访也不太方便。但是，像文化大革命中鼓励大串联，让红卫兵免费乘车进京，与朱元璋的法律保护上访很相似。这表 明，以当时中国人民的认识水平，毛泽东是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毛泽东至少在那一段时间里是自信确实代表着人民大众。如果毛泽东认为人民不拥护自己，就绝 对不敢这么做。”中国笔迹学家韩进的文章。

9.“清代史学家赵翼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在史书

上，朱元璋则是以农民革命领袖、彻底专制者和平民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老老人类的新新玻壳”博客上的话。这种说法用在毛泽东身上也感觉惊人的合适。

10.毛泽东对朱元璋的评价很高：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两人太相似了，毛就有了知己之感。

11.“朱元璋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懂得如何用人,但他骨子里还是有一种出身草莽的自卑,所以他对贤臣既爱(爱其才)又恨(怕终有一日不为所用,危害明朝的万世江山),加上其疑心猜忌很重,导致其晚年频频对开国功臣开刀。”毛泽东也是类似的人物。

“两个人的人生,性格有很多相似之处,连做事也是.上山下乡对应的明初强制的人口迁移,严厉甚至可以说是严酷的为官制度等等很多，都对一个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难怪老人家这么欣赏，原来真的是有如此之多的相似。”“那些花儿”的文章

12.朱元璋反孟，毛泽东反孔孟。

我再加一条：

13.朱元璋为后市子孙规定了父死子继，各行各业的必须要按照明初的社会分工下去，朱元璋认为他已经为千秋万代的朱家王朝做了最好的规划，以后只需要照作就行了。而毛的文化大革命也希望形成一种全社会反走资派的方法，希望以后的中国政治，“三五年就要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