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偶尔又听了一次王菲的《我和我的祖国》，有点不好意思的说，每次看这个视频，我还是很感动，虽然我自认为不是粉红。视频的链接在这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q10sTtvjlU。

听完了我也在想，在我们内心中，应该还是有一些细微和真实的东西，让你能够和歌声、场景产生共鸣，他们是普通人，和每个人一样，有共同的欢乐忧愁。虽然我们经常觉得在威权国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容易被利用，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可能民族的东西依然是已经早已进入血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而且也许很难分清，在这种情绪中，哪些是民族的，哪些是人内心深处，人性中本来具有的品质，对安全、关爱、认可、奉献的追求。这些应该可以超越国家和民族。因为这些人，他们首先是人，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标签。不同的国家和人种之间，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也许我们应该少用国家、名族、政治体制、左右派去划线，而真正回到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需要和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上。更多的交流和合作，而不是对立和否定。

大学时代看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一二十年的海外生活，特别是近年的观察，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后现代的3.0，但是新教伦理却早已被丢失了。所以，抛开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和贫富差距带来的压力不说，单纯从个人而言，极端个人主义思潮泛滥、大量的人缺乏自立和责任意识，是当今西方社会系统性失调，缺乏共识，阶层对立矛盾几乎无法妥协背后的重要原因，这次大选呈现的分裂就是极好的证明。当然，如果呼吁回到一种宗教情结的生活，可能不会被欢迎和接受，估计没有人这么天真地认为会轻易取得成功。但是除此之外，又怎么能够凝聚人心，克制内心欲望的过度要求和自我放纵，而且是全社会合理化的放纵呢？

在中国，由于对强大和富裕的渴求，在国家和民间共同推动下，紧密结合之后成了近乎宗教狂热般的民族主义信仰。中国人具有的这种民族主义情节，或者东亚特色的集体主义，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国人民的新教伦理。虽然看似矛盾的组合，但很有可能恰恰是这种信仰有效地克制了资本主义原生带来的过度物化和商业化，而让当今中国始终能够处于一种平衡之中。

因为，集体主义的重点，就是要求个人的自立、克制、妥协服从和奉献，还有牺牲。这很像新教中对教徒的要求。有时候，这是很不人性化，很不政治正确的。但是，小我的牺牲的确是有其意义的。即使在西方，战争年月的宣传和任何国家没有两样。所以，可能的真正差别还是在于是否有危机感上面。可以说，二战、越战、冷战，美国人是有危机感的。肯尼迪总统处理古巴导弹危机和以登月为契机号召开发新的边疆，提升了美国的危机感和使命感，有效的凝聚了国家。但随着前苏联倒掉，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之后，这种危机感完全丧失了，很难说这可能就是整个社会气氛和政治倾向大幅度左移的重要因素：过度膨胀和自我感觉良好。

而且，高科技、互联网巨头和金融霸权，给了西方一种仍然在巅峰的虚幻感觉，因此舆论导向仍然还是非常乐观和傲慢的。但是，这种只有少数人受益、大部分人帮到数钱的财富分配机制早就显现出败象，大量中产下滑、物价房价上涨用这种虚幻感是解释不了，也无法说服自己的。长期难以持续，越来越频繁的金融危机就是一次次的潮水退去，只是大家仍然无视海滩上都是没穿泳裤的人们。 

而反过来，在《义勇军进行曲》中的“最危险”的民族却一直在大步前进。无论是内心的焦虑感、或者长期的匮乏贫穷中成长的几代人，还是由于当局的宣传（因为政权自身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特别是几千年的生存挑战和严酷自然环境，强敌环伺的地理位置，还有近代落后的刺激，加上当前财富地位的高度不平等，这些所有的因素都导致所有人的危机感一直都很强。 这两年战狼显示了不少的霸气，其实恰恰还是反映了国人内心的不自信和脆弱，所以国人还远远没有到真正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社会生活的确个人的压力很大，这也是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希望孩子在西方生活的原因。但换过角度想，也许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福报浅薄，唯有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才能生存，舒舒服服就意味着衰败和死亡。因此，可以预见天朝在很长一段时间仍然会保持相当的平衡，继续outperform 西方列强。

还有人认为理工人才的缺失是美国衰落的原因，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天朝大量理工人才也是危机感和自强心理的产物。感觉好的社会，主要是出产文科生和文艺青年。有人经常大骂美国文科生泛滥，虽然偏激，也许不无道理。

西方人并非不可凝聚，前面说过，二战和冷战，西方的动员能力一点都不差。但是，西方的体制和现在生活心理惯性是舒舒服服太久了。可以想象，在整个社会被第二个珍珠港狠狠打脸以前，大概率还是会在在左倾路上疯狂地一路向西。为了让这些极左政客和很多巨婴们裹挟的社会回到common sense ，国家和民众要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可能很难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