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首發於《美國華人》公號，2018.10.7.】 大法官提名紛爭後面的罪魁禍首是誰？ 鬧哄哄、一地雞毛的大法官提名紛爭終於塵埃落地了。這件事鬧成這樣，首當其衝的罪魁禍首是參議院議長、共和黨人米奇·麥康納爾（Mitch McConnell）。 2016年春，保守派大法官安東尼·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突然去世，奧巴馬總統按慣例，依法提名聯邦法官麥瑞克·加蘭德（Merrick Garland）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職位。儘管加蘭德法官聲譽卓著，而且政治立場溫和居中，但麥康納爾利用參議院共和黨多數優勢，全力封殺加蘭德提名，不給他任何聽證機會，甚至不許共和黨參議員與加蘭德見面。麥康納爾的理由是2016年是總統大選年，現任總統不宜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應該等到大選結束後由新當選總統提名，這樣才能體現“選民意志”。但是，麥康納爾故意忽視奧巴馬同樣是選民選舉出來的總統，同樣代表選民意志，而且奧巴馬當時還有大約一年的任期。麥康納爾的做法，實際上就是在總統法官任命權上，一手遮天把總統合法任期由四年減為三年，這才是真正的違反選民意志，破壞憲法，也反映了他和共和黨人的虛偽。除了川普因素外，這件事也是促使我對共和黨改變態度，不再支持該黨的主要原因之一。 共和黨對加蘭德法官的行為，自然激起民主黨人的憤怒。當川普上台後，提名另一聯邦法官尼爾·戈薩奇（Neil Gorsuch）擔任大法官，民主黨參議員全力反對。麥康納爾於是動用所謂“核選項”(nuclear option)，即廢除參議院確認大法官職位需要60票“超級多數”(super majority)的規則和慣例，只需簡單多數，即51票以上就通過了對戈薩奇的任命。因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是終身制，而且權力極大，甚至可以否定總統簽署的法律，以往參議院堅持“超級多數”規定是有道理的。“超級多數”可以迫使兩方合作，而且在提名上也可以儘量避免極左或極右候選人。廢除“超級多數”，使得總統和參議院多數派幾乎可以為所欲為，提名和通過極端保守派大法官人選。少數派（在此為參議院民主黨——儘管他們實際上代表着美國人口的大多數）利益與意見得不到尊重與保護，只能更加激烈、毫不妥協地反對執政黨。可以想見，未來一旦民主黨掌握權力，會如何對付共和黨。如此一來，美國民主政治的基礎就會受到削弱。 有人會說，是民主黨參議院2013年在司法任命上首先採用“核選項”的。但民主黨當年僅限於聯邦地方法庭和上訴法庭，並不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確認。最高法院被稱為“The Highest Court of the Land”，對國會法案，總統法令之合法性及所有法律糾紛、案件擁有最終裁決權和話語權(The Last Word)，其重要性、權力和影響力是聯邦地方法庭以及九大巡迴上訴法庭不可比的。自2016年阻擾加蘭德提名確認以來， 麥康納爾的一套套把戲，都只顧共和黨自身利益，造成保守派與自由派進一步尖銳對立，長期來看，對美國政治制度危害極大。以歷史眼光看，說他是未來的美國歷史罪人也不為過。 對於卡瓦諾，個人看法他不適合於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撇開性侵指控，以及他對墮胎、醫保法案等的看法不談，他缺乏必要的司法和個人涵養，個人克制能力，這就是”Judicial temperance”—司法節制，而且黨派意識極強，很難讓人相信他的公正性(impartiality)，他的這些弱點在上周五性侵聽證會上表露無疑。有人可能辯護說他為了自己的聲譽而情緒激動可以理解。不錯，但他是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對這一職位的要求不同於常人，也不同於大多數政客，在重大時刻缺乏自我克制能力不僅讓人失望，更讓人懷疑他是否能夠不偏不倚，秉公執法。 哈佛大學憲法學教授勞倫斯·特賴布（Laurence Tribe）最近發表了一篇很有影響的文章。他認為，卡瓦諾在聽證會上指責福特教授對他的指控是民主黨人、自由派，以及”外界左翼反對派群體”(outside left-wing opposition groups)的陰謀，甚至是克林頓夫婦對他當年參與審查克林頓-萊溫斯基事件的報復（revenge），這樣就把上述群體和個人徹底劃到了自己的對立面。於是在未來涉及上述群體的司法案件中，形成法官與上述群體間的”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卡瓦諾還說，“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意思是事物輪迴，一報還一報。儘管卡瓦諾意指民主黨人對他的所謂“報復”，但根據他的情緒、整個紛爭的語境和氛圍，很難相信未來他會對民主黨人和自由派團體公正無私。 根據美國法律道德準則和規範，當法官在案件中有“利益衝突”嫌疑時，必須“避嫌”，主動退出對相關案件的審理。由於自由派(liberals)，以及”左翼反對派群體”是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包括例如維護婦女權益的團體、美國計劃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一家在美國甚至全球提供生殖保健的非營利組織）、美國支持墮胎權組織（Naral Pro-Choice America），甚至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等眾多組織，這就意味着卡瓦諾未來在很多案件中需要避嫌，從而影響最高法院的正常運作。已退休的前大法官約翰·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也同意特賴布教授的觀點，認為最高法院不應該有“半職大法官”(part-time Justice)。史蒂文斯罕見發表對大法官提名的看法，基於上述理由，特別是缺乏“司法節制”及公正品德，認為卡瓦諾不適合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而如果卡瓦諾採取不避嫌呢？勢必引起人們對案件審理公正性的懷疑，進而動搖人們對最高法院中立和獨立性的信心。 堅固的大廈就是這樣被瓦解的！ 啟明 201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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