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我對魯迅的印象，大多還是在小時候形成的。現在很少讀中文書，包括魯迅，除了他的一些散文。

我喜歡魯迅的散文，優美、精煉，寓意深遠。也喜歡他的小說，“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阿Q，人血饅頭等），隨着年齡增長，越是對中國社會了解多了，越能理解魯迅的痛心疾首；祥林嫂、閏土等的故事，則讓人無比惆悵，對循環反覆的底層民眾的命運唏噓不已。魯迅的作品，愛憎分明。對愚昧憎，對苦難的同胞深懷同情。他又是一個桀驁不馴的人，不對強權低頭。無人能夠知道如果他活到49年後的命運會如何。但在他生前，無愧是社會與政治黑暗之猛烈抨擊者。

小時候還讀過魯迅根據上古傳說改編的神話故事如“補天”、“奔月”等，也許不懂其中深意，但當年仍讀得津津有味。魯迅的雜文名氣很大但我讀得不多。我對中文寫作的雜文、議論文存有些許偏見，感覺情緒化的多，文字表達往往也比較誇張。這裡不是指魯老爺子，而是泛泛而談。

近些時在萬維看到很多有關魯迅的爭論，不論是批魯還是為其辯護，越看越困惑。我對魯迅沒有專門研究，其著作讀得也非常有限。不過無論批也好，護也罷，感覺總不太像自己曾經熟讀的作品的作者。昨天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篇轉帖文章“我對魯迅的一些感受（附胡適）/梁惠王”（見下），儘管對文中某些議論包括措辭不盡贊同，但忽然發現這才是我心目中的魯迅。 - 啟明 2015.9.24.】

轉帖：我對魯迅的一些感受（附胡適）

梁惠王

早晨又重溫幾篇魯迅的文章，感覺魯迅乃是一個純粹的人道主義者，他下意識同情那些受苦的人，至於會不會因此赤化，不在他的考慮之內。他不是冷血的政客，不會計較諸多利害。他實在是個有赤子之心的人，當然也有點世故。他恨鐵不成鋼，卻還懂得適可而止，知道最大限度地保護自己。

魯迅讚揚日本人做事認真，“詆毀”中國人連搬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很少看見五毛罵他漢奸，倒是見很多公知罵他顛覆中華傳統。這個國家，真是無可救藥。

胡適對馮友蘭厭惡，對魯迅則寬容，說魯迅是“我們的人”。可惜很多公知不明，還把魯迅和胡適作為對立面，捧胡抑魯。胡適和魯迅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對於文化傳統的態度，他們都看出中國黑暗文化傳統對人格的戕害。

有人說魯迅的問題，就是沒留學過歐美。我不這麼認為。一個人形成何種見識，和性格有關。馮友蘭留學過歐美，卻滿腦子帝王意識；傅斯年留學過歐美，卻滿腦子叢林思想。魯迅的悲天憫人，對弱小者本能的同情愛護，很多留學歐美的人皆未夢見。

魯迅說，寫文章的人總不會去描繪大便和蛆。其實大便和蛆也是值得描繪的，至少可以給後人警醒，遠離大便和蛆。

崇拜屠夫大概是原始人與生俱來的天性，在野蠻社會中，最能殺人的那位，肯定被目為英雄。日漸文明後才逐漸擺脫那種思維。魯迅也曾為此痛苦，中國人的思維恰恰還處在原始時代。

魯迅還沒有想到中國人的壞，壞得比他所想的“我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還徹底。那麼多中國人移民，躲在文明國家，卻從故紙堆里找尋章摘句歌頌中國的。他絕沒想到。

有個朋友週遊全球，曾對我說：“多出去看看，你就明白魯迅為什麼那麼着急，中國的人，心智落後一百年不止。”我說：“我不出去都知道魯迅為啥那麼着急，悟性好，沒辦法。”在中國，有些右派也大罵魯迅，不承認中國愚昧，要麼是裝傻意有所求，要麼是真傻無可救藥。

魯迅曾感慨，日本人辦事真是認真：“東北事起，上海有許多抗日團體，有一種團體就有一種徽章。這種徽章，如被日軍發現死是很難免的。然而中國青年的記性確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團，一團十人，每人有一個徽章，可是並不一定抗日，不過把它放在袋裡。但被捉去後這就是死的證據。還有學生軍們，以前是天天練操，不久就無形中不練了，只有軍裝的照片存在，並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卻了。然而一被日軍查出時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為不平，以為日人太殘酷。其實這完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日本則不然。他們不像中國這樣只是作戲似的。日本人一看見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為他們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當然要認為是勁敵。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我從中看出了魯迅對中國人的悲憫，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凡事只是做做樣子；有人卻看出了魯迅漢奸，對中國人被抓說風涼話。人和人的大腦結構，實在大相徑庭。

看西方的史書，可以看到他們兩千年來一直沒中斷思考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包括中世紀），人權問題；看中國的古書（除了少部分純粹文學性、工具性的書），全是講“牧民之道”，看得再多，也得不到一點現代政治的知識。所以，魯迅勸人不看或者少看中國書，是很明白的，因為腦殘就是這樣鑄成。

古文閱讀感很好，這大約是白話文所不及的。我回憶中學語文課本，幾乎唯一有閱讀感的白話文是魯迅，“我在年少時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卻了”，只覺口舌生香，想一氣讀下去。

早晨迷迷糊糊尋讀了幾篇魯迅的文章，感覺自己比魯迅要直接一點，真誠一點。魯迅還是有些世故。他的某些觀點在嘴邊呼之欲出，但絕不出。因為他知道，有些真話，在這個可怕的國家，愚昧的人群中，還是不能說的。

美的文學作品，藝術作品，和美的女人一樣，最本質的特徵是潔淨。所以我不大愛看中國的農民小說，不潔淨。魯迅的文章最好，就好在潔淨。好論文也潔淨。一切的美都因為潔淨。

現在仿佛又是魯迅所處的民國時代，一些偽遺老遺少聚在一起，天天舉着儒學傳統文化的大旗吆喝，想占山為王。可笑的是，大部分估計連古書都沒讀過幾本。我有幾個一向尊敬佩服的學者，他們在古代經典方面功力精湛，但據我的親身交往以及道聽途說，他們之中沒有一個發這種神經病。想想魯迅對《學衡》派諸君的挖苦，時光又在倒轉，越是半桶水不到，越喜歡渾水摸魚。

重讀魯迅的文章。我感覺，那些恨魯迅的，看不到魯迅的單純，看到的只是他們不單純的心中那個偏狹的自己。

李慈銘寫《越縵堂筆記》，魯迅說其多偽，下筆之初，已經決定出版的，讀來很不舒服。而胡適卻對之推崇備至，且效法之。從此事可見胡、魯性情的不同，胡適多少追求點偽，這符合人情；魯迅卻極意求真，難怪讓很多人不舒服。我個人雖然覺得胡適不錯，但又極愛魯迅，大概既討厭虛偽，又對真誠的偽也能容忍。

魯迅對文章的審美早已經被章太炎固定了，簡約而詩意，還有內在的古樸，一輩子也沒掙脫（當然也沒必要掙脫）。他好可憐，雖然他對晚年章太炎只有暗笑。

魯迅說：“說話說到有人厭惡，比起毫無動靜來，也是一種幸福。”說得多好啊，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有人那麼討厭魯迅。

我認為的白話文最好的標準是：簡約而又充滿詩意。點檢白話文興起以來的作家，只有魯迅達到了。其他人就算一流的，也比他差一大截。簡約而充滿詩意的作品才耐讀。

1930年9月，胡適致信給一個叫夏蘊蘭的人，說，你不願學英語，但我勸你學，因為這是一條打開眼界以求知的生路。”故紙堆里翻筋斗，乃是死路，不是少年人應該走的“。這和魯迅的勸青年不讀或者少讀中國書，何其相似乃爾。胡適和魯迅，真是中國現代文化的雙子星座。

《胡適年譜》一書，眉目清晰地勾勒了胡適一生的活動與思想。我愈發感覺胡適和魯迅真是同道，他們都認為，中國真正的惟一的敵人，不是帝國主義，不是封建主義，不是軍閥，而是愚昧。愚昧！

蔣廷黻曾見魯迅和一群孩子玩一門青銅玩具炮，魯迅說它可能是唐代設計的，但他買時價格很低，因為他不信那是古董。蔣問為何。魯說：“如果我一定說是唐代的古物，別人就一定說他不是；如果我一開始說它可能不是，就不會引起爭論了。”魯似乎是個與世無爭的人，誰知竟成了一個文學政治紛爭中的重要人物。

重讀魯迅的《採薇》，倍覺悲涼，伯夷、叔齊兩人並非被統治者殺死，而是被那些愚蠢殘忍的普通民眾殺死的。“不食周粟”有什麼道理，可牲畜圈裡的牲畜就認同這套邏輯，哪個奪了天下，一根草就都該歸它。它的眼光本也照顧不到這麼遠，然而自有牲畜幫它監視。兩千年來，牲畜們都自告奮勇戴上街道的紅袖章。

剛讀到魯迅的文章：“我認識一個醫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擊，有一回，自解自嘆道:要得稱讚，最好是殺人，你把拿破崙和隋那(Edward Jenner，1749－1823)去比比看... ...”，寫的也是中國人對殺人英雄的崇拜，這幾句又極簡約，文字搖曳生姿。

所以很多人說，看不起魯迅，後期只會寫雜文。如果把雜文寫成時評，那魯迅確實沒什麼了不起。但魯迅的雜文卻不僅是時評，他深挖時事的最深層根源，輔以最精湛的文筆，他的雜文因此不朽。

魯迅的小說，最喜歡的是《孤獨者》，可以看出中國人每一滴體液中深藏的卑俗和低賤，以及卑俗和低賤中愚蠢的得意。浸透着魯迅的痛苦和絕望，令人窒息的深刻，無人能及。這是真正的思想者小說。單純的描摹世像百態的小說，寫得再生動，也無法與之比肩。

魯迅扯着喉嚨吶喊，喚醒了鐵屋子裡睡着的人。但結局恐怕只能令他大跌眼鏡：一小部分人確實四處尋找工具，要砸碎鐵屋，但很快被其他人按住捆了起來，當精神病處理；剩下更多的人忙碌着修補完鐵屋子後，又罵罵咧咧地睡着了。領導環繞鐵屋子轉了一圈，拖着一小撮精神病，滿意離開。

沒有魯迅那樣深邃的思想，就無法理解魯迅的痛苦；沒有魯迅那因深邃的思想帶來的絕望，就無法理解魯迅的睚眥必報和一個都不寬恕；謾罵魯迅刻薄的人，是思想的可憐蟲；開口閉口寬容的人，他和魯迅有精神隔閡和性格隔閡。寬容很重要，但用在魯迅的文章語境，是驢唇不對馬嘴。

魯迅是中國白話文學史上最最偉大的作家，他天才的語感，深邃的思想，敏銳的觸覺，癲狂的神經質，讓他成為中國白話文學史上的唯一。什麼沈從文、張愛玲都只能瞠乎其後，

看胡適的言論，我總感覺他是一個欲言又止的周作人。特有周之心，無周之膽耳。

1930年七月，梁漱溟致信胡適，對胡適提出質問：“大家公認中國的第一大仇敵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其次是國內封建軍閥。您卻認為不是，而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這有什麼道理。”從此可知至少在1930年，梁漱溟是腦殘。胡適回答說：“什麼都歸結於帝國主義，張獻忠洪秀全又歸咎於誰？鴉片固由外國引進，為何世界上長進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滿天滿地的罌粟，難道都是帝國主義強迫我們種的？帝國主義扣關門，為何日本藉此一躍而起惡，成為世界強國？”語氣沉痛，可惜舉國若聾。

胡適曾在日記中說：“張其昀和錢穆從未出過國門，馮友蘭雖曾出國門，跟沒出一樣，實無所見。這些人的見解都很反動，擁護集權的態度也很明顯。”其巨眼灼灼，馮友蘭後來奴顏婢膝，錢穆腐朽憃愚，皆為其所中。（來源/新浪微博，文/@梁惠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