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旧文）

    我的《城南旧事》 ，写不下去了。

    电视上，两位著名的电影评论家Margaret 和 David 在侃着即将于下周开始放映的《巴尔扎克和小裁缝》。画面里展现的是秀美旖旎的南国风光，以及二男一女的青春年少。在文革的精神废墟里，他们偶然间得到的一本巴尔扎克的书，在年轻人的心中投射出第一缕人性的曙光。M问D，据我说知，那是一段艰难和痛苦的岁月，为什么导演把它拍得这样美？D回答说，我想时间能消融一切。多年之后你再回头看的话，你往往把它浪漫化。但是只要你仔细看，你会看到另一个世界。

    这话我同意一半，另外保留的一半给我自己，因为当我在关于小城的回忆里寻踪觅迹的时候，展现给我的总是一抹幸福的亮色，甚至大杂院里的合纵连横和战略折冲，现在想来都是莞尔一笑。但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这种对于回忆的记忆是多么得没有意义。

    我是谁？除了我自己之外，还能代表谁呢？在我的内心，我总是感谢上帝对我的格外的眷顾，因为我有一个从小就教我知书达礼的姥姥，一个能赚钱的爸爸，一个对我体贴爱护的妈妈，一个健康快乐的家庭，一个让我也能赚钱的良好的教育，以及一个刚刚走上正轨的事业。我想得到和，都得到了；我想拥有的，都拥有了。

    “我”是一系列幸运的偶然的集合。

    我并不知道我如此幸运，直到有一天，坐在出租车上的我经过一片工地，可能正值午饭时间，我看到很多个民工或蹲或坐在地上，手里捧着饭碗在吃东西。就在这一瞥里，我看到其中就有不少看上去是我的同龄人。就在这一瞥里，我忽然意识到，我和他们之间隔着一堵墙，我在墙这边，他们在墙那边，而这一切一切的差别，仅仅取决于当年投胎时的偶然。我投在了墙这边，他们投在了墙那边。

    我一直没有勇气去问他们一个月到底挣多少钱，因为我怕晚上睡不着觉。但是后来终究还是没有睡着觉，那是看贾樟柯的《站台》。男主人公的那个善良、木讷的表弟要去村里的小煤窑上工，他让他帮着看看进窑前矿主要大家签的一个生死文书“有没有问题”，因为他不识字。那上面写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如有不测，矿主补贴事主每家***元”。读罢，他平静地接过那张纸，汇入排队的人群中等待签字画押。下一个镜头，他从小山上跑下来，追上了要离去的表哥，从口袋里拿出五块钱，让他转交给在城里中学读书的妹妹，他说她要好好读书，千万不要回来。接着的一个远景里，那个瘦小的身影默默地消失在山口。每当看到这一段，我总要装着去往杯子里加点热水，因为我不想让老婆看到我的眼泪，因为据说流泪的男人没有出息。

    跟他比起来，我算个什么东西呢？我的“幸福”算个什么东西呢？即使我哭得我手脚发麻，他的痛，我真得能感同身受吗？文字在这里是如此的苍白和空虚，我知道我永远无法复制别人内心深处的痛。可那是跟我一样的人啊，就因为生在墙的那一边，不知多少个比我聪明，比我更有天份的人，在岁月的冲刷下，最终却是目不识丁。他们吃着猪一样的食物，说着粗俗的语言，开着下流的玩笑。我西装革履地端坐在写字楼里，他们则在紧邻的工地上卖苦卖力，他们的姐妹则在街拐角的发廊里卖肉卖身！

    这是怎样的一堵墙！它比欧洲那道柏林墙更高，更广。它无处不在，你无可遁形。不信？孙志刚们就倒在这堵墙下。他以为他来到了墙这边，其实他一直就在墙那边。

    有人说PhD就是Permanent Head Damage，用在我身上正好。我还没有拿到PhD，却已经得了这个PHD。中国有句骂人的话叫“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我看我脑子真的进水了，水得还不轻，目前已经是一片汪洋泽国了。我多么希望这水能冲绝那道墙，人们可以不必为越过它而冒死去开卡车，挖地道，造潜水艇，坐热气球！我多么希望亲口对游过来的第一个人说，你自由了，这里是人的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