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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看《说岳全传》，没有一个男孩子不对岳飞爷爷五体投地。说岳的第一回，说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一日端坐九品莲台，讲说《妙法真经》。听讲的有四大菩萨、八大金刚、五百罗汉、三千偈谛，然后是比丘尼、比丘僧、诸天护法等等。场面之宏大，俨然一个天界的全体代表大会。
书上说，人家如来佛正讲得天花乱坠、宝雨缤纷之际，一位星官唤做女士蝠（充其量科员级）的，一时没有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如来佛的讲法上来，竟然放了一个臭屁，混淆视听。如来佛大慈大悲，并不在意。但有一位护法神祗就不依了。这位神明唤做大鹏金翅明王，眼射金光，见不得半点龌龊。见那女士蝠在如此神圣关头污秽不堪，不觉大怒，展开双翅，落将下来，照着这女士蝠的头上，只一嘴，就啄死了。
这大鹏金翅明王不用说，被佛祖罚下凡尘，便是疾恶如仇精忠报国的岳飞爷爷。可怜的女士蝠也往东土投胎，嫁给了奸贼秦桧为妻。小时候看到这里，特别解气。心想那个贼婆娘，原来就是堂前放屁的家伙。只觉得岳飞爷爷那一啄，啄得光明正大、天经地义。
可怜那时年幼无知，不曾想到自己也要时时放屁、臭不可闻的。成人之后戴上怀疑主义的眼镜，才发现原来人性即是如此，有崇高也有卑微，有伟大也有渺小，有纯洁也有污秽，这些相反相成的因素是同时并存，须臾不可分的。那个岳爷的前身，作为佛祖的贴身保镖、大内侍卫，他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人家在“至高无上”的九品莲台下放一个屁呢？莫非他老人家就不放屁吗？
昆德拉说，媚俗就是对大粪的否定。看得出，“岳飞”也是一个追求绝对的崇高，伟大和纯洁的原教旨主义者，他对屁的否定，某种角度看就是对世俗社会的大粪的否定。在这种原教旨主义者看来，人性中有那么多弱点，因而是不完善的；人性是应该改变的，而且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为此历史上他们还不断地设计和进行一系列消灭大粪，将人性改造成神性的社会实验。但是此种原教旨主义者果真能彻底毁灭一个属于大粪的和肉欲的世界吗？
茨威格在他的名著《异端的权利》中描写过欧洲新教改革时期加尔文治下的日内瓦城。这是一座秩序井然的小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然而它又是一座死城，因为加尔文依靠暴力要求居民清心寡欲，于是没有文学，没有音乐。最终这些凡夫俗子们也清不了心，寡不了欲，一哄而起把他赶出了这座城市。再往后，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也幻想通过断头台的恐怖建立一个道德理想国，而最后一批走上断头台的，就包括革命领袖中那位号称“三杰”之一的罗伯斯庇尔。再再往后，还有那八部没有饮食男女，只有高大全的样板戏。
谬种流传，一至于今。中国人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塔利班的学生们说，天上掉下个奥马尔。由于他拿的是天堂的护照，对世俗人间充满了鄙夷就不足为怪了。掌握了枪杆子的奥马尔，在夺取政权后的中心任务，就是在二十世纪末的阿富汗，建立起一个十七世纪的日内瓦。于是，一切与人的七情六欲相关的活动受到了刻骨仇视：人们不能看电影，不能听音乐(即使是阿富汗的民族音乐)，足球场成了公共刑场，因生活小节与他们声称的宗教仪轨不符的，不是被乱石砸死，就是被抛下悬崖摔死；女人们更惨，不穿红装穿“捂”装，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走起路来活象幽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动物园里的幸存者，便是那一群瘦骨嶙峋的猴子，还有一头脸上被炸开了花的狮子。
阿富汗民族的系统时钟，在奥马尔的绝对精神下被拨回到史前时代。守护了这个民族一千多年的巴米扬大佛，等待她的只是一声炮响。与信行合一的加尔文不同的是，奥马尔及其高官们却过着极度大粪的生活。看看他在坎大哈的奢侈住所，看看他们的女眷在巴基斯坦过着的体面生活和在其它阿拉伯国家受到的良好教育。而支付这些奢侈费用的资金，又主要是贩毒和洗钱的收入。如果说当年加尔文的日内瓦还是一个朴素的理想主义的.org，那么塔利班的阿富汗就是一群流氓CEO们掌控的原教旨主义的.com。
不久前，那只可怜的狮子死在赶来救援的人们的怀里。我希望他不是含恨而死，毕竟在有生之年他看到了这帮流氓的应得下场。否定大粪的人已经被否定了。跟大粪始终划不清界限的人们也排起了长队看电影，电视台也开始了观众点播，孩子们的笑声重新回荡在球场上。然而人性的弱点之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这不，有人又说美国没有给塔利班俘虏们“人道的待遇”。在深刻领会奥马尔同志关于崇高问题的理论后，我倒是建议对他们采取双重标准：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当然，理发师对他们来说也是多余的。每日里粗茶淡饭之外，每人一本古兰经，外加一本奥马尔或拉登语录，足矣。倘若他们落到我的手里，我定会召来那大鹏金翅明王在一旁候着，谁若放屁，定啄不怠。
大粪有大粪的标准，崇高有崇高的待遇。作为一个大粪的原教旨主义者，这就是我对大粪的否定之否定。
以那头狮子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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