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个小时抵达昆明后，那个陪伴我走了最后一周的旅伴将返回香港，她有着黑亮的长发、修长的手指，并和我一样喜欢Leonardo Cohen的低沉嗓音。这段朦胧的恋情尚未展开，就要宣布结束。

我们的暧昧情绪，一直被包裹在没完没了的细雨中，整个记忆像是永远晾不干的衬衫，可以轻易的挤出的水来。我们在潮湿中参观远征军的墓园；坐在和顺镇的安静得有点发出霉味的图书馆里翻阅老报纸；一边在路边摊上吃米线，一边看着雨水从屋檐下淌下；在用火山石铺就的田间道路上散步，黑色火山石和浅绿色的稻田的和谐搭配像是出自安藤忠雄之手；我们还在著名的温泉大滚锅旁洗脚，品尝用地热煮熟的鸡蛋和花生，这里也是徐霞客那惊人的旅程的最后一站；我们也在潮湿中，熟悉彼此的皮肤和嘴唇……

她会和我讲起阳明山的温泉，台大的杜鹃花，还有杨德昌的电影和爱情。她来自台北，28岁了，毕业于政治大学，母亲是外省人，外公是1940年代上海的一位知名记者，父亲是土生的台湾人，家族历史足以追溯到清代中叶。这是她在中国的第一次旅行。“在去法国读书前”，她在刚认识我时说，“我要知道中国到底什么样子的。”她的台湾腔一听可知，她把三声的“法”，读成了四声。她总是恨不得把每个字音都发得字正腔圆，一句话的陈述中听不出轻重缓急。在北京人看来，这费力而滑稽。不过，很明显台湾腔比容易吞音的北京话更有力量，这归功于老一代的罗大佑、蔡琴，和年轻一代的吴宗宪、蔡康永与大小S……将近三十年里，是2200万人口的台湾和600万人口的香港，为13亿中国人提供了大众娱乐、时尚指南，他们填写的歌词、影视台词甚至成为两代中国青年的人生哲学，我们昨天相信“平平淡淡才是真”，今天就是“爱拼才会赢”。一个月前，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那个滑稽的景象：那群青年明明来自四川与山东，却操一口台湾腔，他们称中国是“大陆”，而普通话则是“国语”。这真绝妙的讽刺，蒋介石的遗产正在台北被清算，“反攻大陆”已成历史笑谈，但是台湾的流行文化却占据了年轻一代大陆人的头脑和内心，蒋介石用枪炮间谍未成功的，周杰伦却经由他的饶舌歌曲做到了。

她曾想坐着火车穿越中国，去倾听普通人的谈话、争吵，呼吸同样的空气，但立刻就被朋友的劝说终止了——火车上的秩序太混乱了，拥挤得甚至上不了厕所。

我猜她对中国大陆的感情，就像是来自特里尼达的奈保尔对于印度的感受。他们都生活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对于那辽阔、复杂的大陆有着强烈的渴望和好奇，他们和这片大陆既紧紧相联，有着难以逾越的隔阂。

不要说来自台北的她，生活在北京的我，不也觉得自己就像是这块土地上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的变化太剧烈了、太迅速了，整个国家就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大树，她忘记了自己从何处生长而出。一路上，我看到了革命、战争、政治运动、经济发展，如何将这个国家变得面目全非，抹平了所有的地域差异，摧毁了既有的社会结构，解构了原有的人际关系……以至于我经常觉得，来自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美国的海外华人，看起来更符合中国人的定义，余光中式的情怀反而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当方文山开始将唐诗宋词的意境置于流行音乐中时，它因为新鲜而风靡了整个中国。

在黑夜的长途汽车上，她侧躺在靠窗的铺位上，和我距离不到一米。她一直安静地盯着窗外，不知道她在那黑黢黢的夜色里发现了什么，偶尔，她的手会穿过这一米的距离，来寻找我的手，一言不发，她的手中轻轻地滑过我的手背，延伸到我的小臂。我继续翻阅手上的这本《大国之魂》，是作家邓贤对于1940年代的远征军的记录，一些段落让我过目难忘：

“每逢阴雨天气或者没有空袭警报的日子里，重庆的街道上挤满各种各样黄皮肤的人群。他们好像洪水塞满河道一样浩浩荡荡在城市和乡村流动，永无尽头。他们中大多是衣衫褴褛的苦力和被战争夺取土地的农民，还有许多失业者和流落街头的学生，这些人的住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小棚子，用一两根木头支撑着，屋外流淌着令人作呕的污水和垃圾。我进过几处这样的房子，房子里没有床，主人和孩子在地上吃饭睡觉，但是他们照样活着！上帝，中国人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啊！他们似乎只需要一片菜叶或者一口水就能活下去并且成群的繁衍后代。”

这是当时出使中国的美国将军史迪威给他的上司马歇尔的信中所写道的，它在黑夜里让我难以入眠，想起了两个月前所看的纪录片《南京》，几十万拥挤在南京的中国人根本无力保护自己，他们中最幸运的保住了生命，只是因为得到了那十几个来自欧洲和美国白人的帮助。20世纪的中国历史（或许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刻皆如此）充满了这种悲剧性时刻，个人根本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被动的接受所有安排。与此同时，他们发展自己的应对之道，他们对于环境的恶劣保持着惊人的容忍和麻木，对一切机会充满敏感，迷恋看得见的物质，对于死亡保持着一种无知的坦然……我们依靠的不是个人的成长，而是一个生生不熄的群体，用源源不断的新生命来取代对每个人过分强烈的消耗。在一个家庭中，一个人生命似乎在四十岁就停滞了，他要把希望全部压注给下一代了；在对抗日本人的战争中，成群成群的营养不良的少年充当了炮灰，他们甚至没有接受过像样的军事训练，没有足够的子弹；在1990年代东南沿海的那些工厂里，从内地到来的青年男女，他们把18—25岁这人生最黄金时刻交给了高强度的工作，一旦超越了一定年龄，他们就自然被更年轻的人取代了，只有很少的人从中获取了未来生活所需要的足够技能与金钱，大部分人则再度回归到旧轨道……

我想把自己的感慨讲给她听，却不知道如何开口。她说我似乎比她年长了整整一代，像是成长在1970、80年代的那一代台湾青年。那是意识觉醒的一代人，一心要探究自己命运的由来，被一种莫名其妙的使命感激励着和压迫着，他们也有着自己明确的敌人，要为自由表达而奋斗。而到了她这一代，没有明确的黑白了，昔日的压迫都消散了，娱乐正在取代所有严肃的精神生活，她们关注自身的感受，要远远超越所谓的台湾命运。台海的紧张局势，在她看来，是政客们的无聊之言，与她的生活没太多关系。对身份认同的纠缠不清，才是令她真正困惑的，她对于政治的、经济的中国没有太多兴趣，甚至充满了某种不信任，却对文化中国一往情深，她相信其中埋藏着她生命的密码。

对于20世纪的历史，我们在历史课本上所接受的教育是截然相反的。我们叫他们白匪，他们则叫我们赤匪，他们推崇胡适，而我们是鲁迅，他们的抗战领导人是蒋介石，我们则是毛泽东……在漫长的岁月里，双方都在试图抹杀对方的功绩与合法性。

但双方都面对着同样的中国传统和现状，记忆与现实。这一路上，我感受到中国的巨大变化，她早已不再是史迪威眼中那个中国，但同样的，我看到了那惊人的惯性并未消退——我不能说今天的中国人获得一直期待的个人尊严。旅途中，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遗忘”，我们遗忘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所有人似乎都在生机勃勃、闹轰轰的生活着，却像是陷入了一场集体无意识，甚至连悲情都丧失了……

我回到北京两个星期了，她早已身在里昂，在信里，她说我是“中国北方的情人”，是杜拉斯拙劣却准确的模仿。我收到她寄来的腾冲的火山石，那个夜晚那些记忆突然涌来，我想起在四十天里经过的那些地方、那些面孔、那些意外的插曲。他们没有使我的头脑更清晰，我也没有寻找到分析中国社会的钥匙，但我感觉到，我对于脚下这片土地的感情更加浓烈了，我期待自己不仅是去分析他们，更重要的是感受他们，心中涌动的那股情怀不比起冷静的逻辑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