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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红雪是古龙笔下一个身世不明，内热外冷的杀手。跛一只脚，一柄黑漆漆的刀即使在做爱时也永不离手。他从小被灌输了复仇的使命，十七年间，每天的生活就是千百次地练习拔刀。你走进一间房，只见刀光一闪，一只断臂掉落在你面前。拾起来一看，觉得似曾相识，才猛然醒悟自己的手臂已经被人手起刀落。
这个拔刀的人一定就是傅红雪。
在武侠的世界，仇恨最深、出手最快的杀人者莫过于他了。如果安排一次关公战秦琼的时空错位，让洪七公与傅红雪相遇，我大抵相信九指神丐的降龙十八掌连出手的机会都欠奉，只一刀，便会被傅红雪重创。因为有一样内功老叫花没练过，那就是仇恨。又因为谁说过，比爱更持久的力量是仇恨。但傅红雪的悲剧在于，当他在“走不完天涯路，杀不尽仇人头”的夜歌中来到了关东万马堂，最终发现事实的真相，并不是“仇人”没有杀他的父亲，而是他自己根本不是当年被杀者的儿子。他的与生俱来的仇恨忽然落空，一切的恩怨原来与他无关。十七年来反复的拔刀，像西西弗斯艰难地将巨石推至山巅，却又跌回起点。
傅红雪还有勇气将那无根的仇恨重来一遍吗？仇恨是一种原罪，那个将他养大的女人告诉他：你一出生，雪就是红的。傅红雪的一生都摆脱不了这种原罪，即便仇恨的起点出自于误会和谎言，但仇恨的力量由此开始自我繁殖，起点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仇人就是仇人，想象中的仇人和真正的仇人已经没有了区别；复仇也成了复仇本身，最终只有仇人的死，才能让巨石落回起点，停止又一轮的周而复始。
在一切关于寻仇和复仇的记述里，傅红雪的故事以及余华早年的《鲜血梅花》，是最令我动心的。因为这几个篇章都暗示了仇恨的荒谬和无根。余华的小说中，复仇者像等待戈多一样寻找着杀父仇人，却阴差阳错，几番与仇人失之交臂。当复仇者最终得知仇人的死讯时，他已将一生的光阴虚掷在复仇的路上。如果命运如此无常，因果如此繁复，那么复仇这件事本身唯一的结局，其实是将复仇者自己拉入永劫不归的深渊。
死在努尔哈赤刀下的叶赫那拉部的首领也该含笑九泉了，因为两百多年后一个流着相同血液的小名叫“玉兰”的女人，实现了他那句“叶赫那拉将战斗到最后一个女人” 的誓言，将爱新觉罗王朝翻了个底掉。玉兰是否知道两个部落间祖上结的梁子，已经无法考证，不过仇毕竟是报了，而且干净利索。不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结了千年的梁子，却一直在肉弹和炸弹间纠缠不休。伊斯兰世界的无数年轻人，就像是一出生就被告之“雪是红的”的傅红雪，他们每天反复的练习拔刀，真正的敌人和想象中的敌人在冤冤相报的轮回中已经融为一炉。在\"文明的冲突\"的理解模式里，犹太人和西方，看上去就是他们的不折不扣的杀父仇人。然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伊斯兰的仇人，是，或者只是，“西方”吗？二战后纷纷独立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坐收东西方冷战中左右逢源的红利，可有谁拿出过象样的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的成就？相反，二战后最大的一次热战就是持续十年，空前惨烈的两伊战争，最赤裸裸的侵略就是伊拉克并吞了“自己的兄弟”科威特，最频繁的暗杀对象就是中东地区所有主张和平的领导人。中东的问题，只是西方人带来的问题吗？为什么百业凋蔽的巴勒斯坦，她的人民的领导人却坐得起超豪华的奔驰轿车？为什么国际组织的人道援助，却私下成了对“肉弹”们的经济补贴？那些电视录像中信誓旦旦，整弹待发的傅红雪们，无异于当年日本的神风队员，在向天皇效忠的口号声中，撞向，且慢，不是美国的战舰，而是和他们一样无辜的平民。
然而，也有仇人分外分明的例子。前不久看了一部印度电影，片名就叫“The Terrorist” 。在一个被作者有意模糊政治背景的充满民族冲突的地区，一个叫Malli的少女，亲眼看到自己的全家被“官军” 杀害，而后投身“组织” ，从事暴力抵抗。后来因为Malli的苦大仇深和在三十二次”行动“中杀死三十六个人的可信记录，争取到一个到“白区” 对一个VIP 进行自杀式暗杀的机会。可是，得知自己已怀孕的Malli在最后时刻终于没有拉响身上的炸弹。
拉还是不拉，这是一个问题。
我感兴趣的是，出发前那个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Malli，为什么最后选择了临阵退却。要说清楚，需要来点插叙。下手前，Malli被“组织” 安排在当地一个小农场居住。在Malli的印象里，主人是一个极乐观开朗的老农，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知，原来他的妻子七年前就得了怪病，成了一个植物人；他唯一的儿子是摄影记者，战地采访中误踩地雷而身亡。老农对他说，从前有两粒种子，一个悲观，一个乐观。悲观的种子说，这土地太贫瘠，空气太污浊，除非把地重新犁过，否则我绝不在这里生长。最后终被鸟儿啄了去；乐观的种子什么也不说，慢慢地让自己的根扎进土地。土地越贫瘠，它的根就越深。最后有一天，这粒种子终于破土而出，向大地和天空尽情施展自己的枝蔓。
在我看来，Malli的退却，绝不是因为胆小，否则她当年不会挥刀进入乱军阵中杀敌；因为那腹中的婴儿？似乎也不是。因为如果Malli还是那粒悲观的种子，她就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掉这个小生命，去成全她“拯救无数别的小生命” 的伟大事业。对一个悲观者来说，在一个贫瘠的土地上，一个新的种子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看来，改变这次死亡之旅的，恰恰是行程本身。Malli生平第一次从那片充满仇恨的土地进入到那个她所仇恨的世界，但通过与其他人的接触使她认识到，她的“仇人” 也是普通人，正常人，跟她一样有爱有恨，有得到有失去。与老农的接触使她彻底置疑了那个伟大事业的意义。病妻丧子的他，每天都在餐桌上那个固定的位置为他在隔壁昏睡的妻子放好餐具，每天都在儿子的遗像前说几个以前说给他听的笑话。这粒乐观的种子慢慢在Malli内心充满仇恨的土地上扎根，直到她选择保留那个小生命，那个属于她的种子，一粒不再悲观的种子，一粒充满希望的种子，一粒执意扎根的种子。
这粒种子不仅在Malli的腹中扎根，而且也在近代人类文明中扎下了根。在过去那个崇尚暴力的漆黑时代，被压迫被剥夺者除了仿效压迫剥夺他们的人，除了在暴力与恶果中不断循环之外，看不到任何其他的解决之途。即使是天才的哲学家如卢梭，也只能为弱者指示冤冤相报的唯一道路。人们既饱受暴力之苦，也陶醉于暴力带来的复仇快感。老百姓曰：有仇不报非君子。孔子的逻辑是：如果对你不好的人你以德报之，那么对你好的人你又以什么去报之呢？这个逻辑有点现代经济学预期学派的味道，如果对你好和对你不好的效果都一样，为什么还要对你好？
然而，一个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印度人却打断了这个仇恨和暴力的正反馈链条。他就是圣雄甘地。这个被丘吉尔称为“半裸体的游方僧” 所首倡的非暴力主义，使一个手无寸铁的民族能够战胜残暴的殖民统治，一个“死一般沉寂的印度” ，让一个日不落的世界帝国为之瑟瑟发抖。非暴力主义绝不意味着妥协与怯懦。甘地说：“我的非暴力是非常积极的力量。它不容纳怯懦甚至优柔寡断。暴力的人有希望变成非暴力。懦夫却不然。”而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进一步实践了甘地的非暴力哲学。当美国黑人再也忍受不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屈辱命运，仇恨和愤怒即将像火山一样爆发时，金站在他的黑人同胞面前，反对一切以暴力来获取民权与和平的形式。无数次，金教导人们说：我们不是白人的三K党。用恐怖主义来谋求和平，无异于是“以油灭火”。他带领黑人群众赤手空拳同全副武装的军警和平对抗，在白人的石块和辱骂声中前进。尽管这土地依然贫瘠，空气依然污浊，尽管他和甘地一样，最终死在枪弹的暴力之下，但在东方却屹立起一个民族自决的国度，在大西洋两岸通过了正式结束美国黑人被歧视地位的民权法案和英国的反种族歧视法。金这个来自美国南方的普通牧师，同华盛顿，林肯一道，为新大陆的人民所景仰。
这个非暴力的种子，同样也在强权者的土地上扎根。二十多年之后，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尽管存在国际压力，但白人仍然可以通过血腥的高压继续他们的少数统治。但白人总统德克勒克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上任后逐步取消了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政策，释放了主张暴力抵抗的黑人领袖曼德拉，并与之一道，不流血地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过渡，在非洲之角缔造出了一个民主自由开放平等的新南非。
殷红的雪地上，那粒绿色的种子掉落到地上，并且开花结果。虽然远未枝繁叶茂，但她带来的却是生命的灵光和春的生机。从此，受压迫的弱者不能再肯定地说：他们除了暴力之外，绝对没有其他的选择。铸剑为犁，才能来者可追。
谨以此文，献给那个她，那个在她怀中慢慢死去的他，以及那个正在孕育的它；献给所有已爆和未爆的肉弹们，所有还未举起和已经落下的屠刀，献给所有已死和未亡的兄弟姐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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